陈颖

10月26日，气温骤降至12℃，似乎一夜间冬天就要来了。

李大娘在儿子工作的上海市住了一年多了，这一天，她回到了老家济源市邵原镇杏树洼。回来，是因为那里的吴侬软语她听不懂，富丽繁华的大都市也住得不习惯。然而，回到老家，她更是失望：偌大的村子已是空空如也，想找个聊天的人，都要走上几里山路。

杏树洼村距市区65公里，地处西部山区，和山西省接壤，散落各处的住户已是深山不见人。村主任左光明说，村子前后绵延36平方公里，共112户540口人，如今在村里生活的仅有60余人，一半以上都是像李大娘一样的老弱病残。

据资料显示，不仅在山区，就是平原、丘陵地带，像这样的“空心村”在中国也比比皆是，且每天都以20个左右的速度在逐步“萎缩”着。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曾经的“微雨重卉新，一雷惊蛰始”的春耕图已不再，“稻花香里说丰年”的秋收场景已不复，年轻人渐行渐远，取而代之的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孩子和老人。

10年、20年之后，当这些老人已垂垂老矣，谁又将接替他们成为农业的后继者？千种焦虑，万般愁绪，归结为一句话：“未来，谁来种地？”

李大娘身体好的时候，种着家里的3亩多地，儿子已在上海定居，他的老伴李大爷到市区打工，可李大娘自去年得了中风后，生活不能自理，老伴只能在家里一边照顾她，一边照料田地，农闲时便到村子的养鸡场找些零活，每天有100元左右的收入。

他家是杏树洼村为数不多的还未将土地流转的几户人家之一。其余人家的耕地800多亩、坡地400余亩已经全部流转给了郑州的一家源通科技公司。公司在荒坡上种植了杜仲等药材树，并建起了养鸡场，也就是李大爷打工的地方。

据邵原镇有关负责人介绍，邵原镇1.1万户，4万人口，外出务工流出率达41%，耕地总面积3.7万亩。目前，全镇共流转土地2.2万亩，占全镇总耕地面积的60%，主要用于发展薄皮核桃、烟草、制种、蔬菜、冬凌草等特色农业。剩余的地块由于地处山区，水源匮乏，土地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大多是农民自己种。

距中心城区较近的承留镇是虎岭产业集聚区所在地，从业人员达到5.2万人。该镇党委书记高东风说：“承留镇人口由3年前的不足2万迅速集聚到5万多，与农村确权制度密不可分。西部山区3个镇的很多农民，把确权后的土地流转出去，放心地进城务工经商，承包地有流转费，务工有工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都活了，两头挣。”

作为河南唯一的全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及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试点市的济源市，大力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探索构建新型农村经营体系。确权颁证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参与土地流转，土地向种植大户集中，各种龙头企业、农业公司、农民合作社、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也涌现出来。目前，济源市农村土地流转率达83.9%，而河南省流转率是34.8%（截至今年6月），全国的流转率是26%（截至2013年年底）。

不可否认，济源市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走得比较快，效果也比较好。然而，就我国农村的发展实际来看，解决“未来谁来种地”问题，依然需要留在农村的有经验、有能力的农民家庭来承担。

从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的实践来看，家庭经营仍是最普遍的农业经营形式。因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是空间分散，且必须对自然环境的微小变化及时做出反应，这使得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较高。农户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利益是高度一致的，不需要进行精确的劳动计量和监督。较之其他经营方式，家庭经营在农业中具有更好的适应性，不仅能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能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家庭经营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不存在生产力水平提高以后改变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问题，家庭经营现在是、将来依然是我国农业最基本的经营形式。

为全面了解河南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省地方经济社会调查队在全省40个县（市、区），对600个农户的土地流转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规模逐渐扩大。600个农户中2010年参与土地流转的有97户，流转面积477.8亩；2014年达到379户，流转面积1993.5亩。其中70.7%流转给了土地经营大户，流转给一般农户的占29.3%。

此次问卷调查，发现当前部分地方土地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流转土地“非粮”化日益加重。一般农户流转土地的“非粮”比例已经高达40%，而土地经营大户的“非粮”比例更是从2010年的43.7%快速上升至目前的60%。二是政府组织在土地流转中服务缺失。被调查农户中只有41.3%的农户反映当地乡或村建有土地流转服务组织。三是强制流转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不签流转合同的现象还大量存在。目前，还有37.2%土地流转农户没有签订正规合同。五是“非粮”大户的趋利行为不断抬升土地流转费。调查农户中近1/4的流转费已经达到或超过2013年规模种粮亩均净收益1000元的水平，其后果将进一步加重流转土地的“非粮”甚至“非农”化。

对此，中农办主任陈锡文也表示：“现在没有多少人是愿意到农村租了土地继续种粮的，很多土地被转租之后‘非粮化、‘非农化的现象必须要被遏制。”对此，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小映表示，农村土地流转不能跑偏，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尤其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防止一些工商企业资本以投资农业的名义圈占土地、进行土地投机。对工商企业进入农业尤其是受让土地要做一些管制，因为农业本身经营效益比较低，公司进入农业并大规模承租、受让土地，要考虑到底会给农业带来什么？

对于公司经营农业尤其是受让土地，政府要进行必要的许可管制。哪些行业、哪些产业可以进入？哪些要限制进入？进入农业的公司需要哪些资质、是否必须有经营农业的经验？能否受让土地？对这些都要进行必要的政策规范。有一些领域，比如设施农业、农业科研实验和养殖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高技术投入，这些投入是农民干不了的，政府可以引导公司进入这些领域。对于粮食生产，应当更多地培育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专业合作社，让留在农村的有经验、有能力的农民家庭由“小农”发展成为家庭农场或种植大户，进行规模化粮食生产。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防止土地“非农非粮化”，有利于国家粮食安全。

很显然，土地流转并不是万能的办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韩俊也认为，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谁来种地”问题比较突出，许多地方已经具备了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条件，但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和集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不能脱离实际，片面追求超大规模经营，盲目崇拜国外的大规模农场，要充分认识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他说，据估计，我国目前从事粮食生产的劳动力在1.5亿人左右。这就是说，全国粮食生产实现规模化经营，尚需转移1亿左右的农业富余劳动力。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农村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必然是一个不平衡的、渐进的长期过程。因此，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既要积极鼓励，也不能拔苗助长；既要避免土地撂荒和经营规模过于碎小，又要防止土地过度集中，人为“垒大户”。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在大城市周围形成大片的贫民窟，就是因为农民失去了土地，只能单向流入城市，即使没有就业机会也无法再返回农村，结果造成了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由此来看，我国未来一个时期家庭经营仍是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农业经营形式。“未来，谁来种地？”在济源市副市长孔庆贺看来，所谓无人种地的担忧是相对传统农业来说的，随着农村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农业发展方式的切实转变，一定会有专业的职业农民的出现，比如家庭农场、种田大户的增多，势必会带动农业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也认为，加快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培养千千万万的职业农民。

目前，我国的农村教育以“智识教育”为主，主要对象也是学龄阶段的农村青少年，教学内容以升大学为目的，而最终能够考上大学的在河南等农业大省不足20%。当前的农村教育，无论在目标、体系建设还是内容设计上，都存在强烈“离农化”倾向。从教学内容来看，“象牙塔中办学”的农村基础教育使得农村学生缺乏对农村的认同感，更不熟悉农业的基本知识；从教学形式来看，“就教育而教育”的封闭办学模式使得农村教育难以承担农村社区文化中心的重担。

为此，有专家提出，要针对16岁以下的农村青少年引入“双元制”教育理念，改革现有的农村义务教育模式和内容，纠正“离农化”倾向。可以在“智识教育”的课程之外，增设劳动技能课程，适当安排适应当地需要的劳动技能和技术教育。培育学生的职业兴趣，使得技能课程教育能够更好地贴近农村生产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使学生在结束义务教育之后能够有充分的准备选择未来的职业生涯，为其将来进一步的职业培训打下基础。此外，应在课程设置上，适当增加乡土教材尤其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自编乡土教材，使得学生加深对农村、对家乡的热爱和了解。在教育目标定位上，培养一批立志农村经济发展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