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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土改背景下的“看客”心理

2014-11-24左金玉

山东青年 2014年10期
关键词:比较研究

左金玉

摘要:《赤地之恋》和《第九个寡妇》分别是张爱玲和严歌苓的作品,这二部作品都有对土改运动的描写,她们的作品都是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来描写大事件,以此剖析人性。她们的作品和以往土改作品的不同是他们更注重从个体的生存体验与感悟着手。本文试图研究《赤地之恋》和《第九个寡妇》的原因是前人没有对此做过细致的比较和分析。在对《赤地之恋》的土改运动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更多的从知识分子刘荃的视角来看问题,没有更多的对平民百姓的看客心理进行分析。在《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的形象虽是个值得研究的对象,但本文更多的是借王葡萄的形象来对比和分析像孙少勇这些人物的看客心理。当然,本文通过对《赤地之恋》和《第九个寡妇>中人物看客心理的成因,看客之行为表现进行对比分析,试图借此比较作家与作品成因之间的关联关系.

关键词:土改;看客心理;比较研究;《赤地之恋》与《第九个寡妇》

以往张爱玲的小说更多的是从男女情爱,二性关系等角度来诠释,像《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赤地之恋》的出现让我们对张爱玲的作品眼前一亮。关于《赤地之恋》学界讨论的很多,有的学者是从政治的视域来讨论它,有的学者更多的是从真实性的角度来谈论。也有的学者是从张爱玲小说的整个脉络体系来讨论.有人说张爱玲的独特价值不是写政治而是写日常生活,但是从张爱玲的作品《赤地之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张爱玲不是不谈政治,而是不想以通行的阶级论的方式谈政治,如她自己所说:“一般舆论对于左翼文学有一点常态不满,那就是‘诊断不开方。张爱玲的政治话题总是和生活,和人相关联的。她更多的是以政治做背景来关注人性。

严歌苓的作品主要分为其出国前和出国后二个部分。由于新移民小说的风生水起,严歌苓后期的小说颇为学界关注。《少女小渔》、《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等属于严歌苓出国后的作品,不同于严歌苓出国后的前期作品那样,是以移民为主要描写对象。《第九个寡妇》更多关注的是政治背景下的中原农村的故事。当然,严歌苓作为女性作家,关注女性命运的书写情怀也一直萦绕在其作品中,对扶桑,小渔,王葡萄的人物形象塑造让人印象深刻。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也是以王葡萄这一女性形象看周围的世界,借此对历史这个重要话语做出深刻的思考。

土改叙事中的看客形象

张爱玲和严歌苓的这二部作品都有以土改运动为背景的部分,而土改运动也是本文分析她们作品中看客形象的肥沃土壤。而对于看客形象,严歌苓和张爱玲的小说,虽不像鲁迅的作品中把“看客”成为其主要的书写对象之一,但是她们对小人物看客形象的书写也给其作品增加了亮色,为作品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作出铺垫。

张爱玲和严歌苓笔下的土改运动(揭露社会的阴暗面——看客形象滋生的土壤)

说到张爱玲和严歌苓笔下的土改运动,读者首先要了解土改运动这段历史。土地改革运动是在1946年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四指示,标志着党的土地政策从实行减租减息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转变。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八大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进行土地改革。随着土改运动的展开,有关土改运动的文学作品也相继出现。在同时代的周立波、丁玲等作家的笔下,土改运动代表了阳光的、积极向上的一面,他们的笔下,土改运动革除了农村羁绊千年的陋习,大快人心。然而张爱玲在《赤地之恋》中描述的却是不一样的一个世界,因为没有足够多的地主,土改运动扩大化,像唐占魁这样老实巴交的中农也被批斗成地主,最后惨被枪毙的命运,村里的小混混李向前等,转眼就成了村干部。所有这些情节不禁让读者感到荒谬。在张爱玲的作品当中,这场土地改革运动似乎成了一把杀人的利器,大批的贫苦农民在暴力和恐惧面前成了“中国式”的看客,成了杀人不见血的工具。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也有关于土改方面的叙事,同样对于土改这段历史进行文学叙事,作者也没有对此歌功颂德,而是从小人物小事件出发,来解构历史。和《赤地之恋》不同的是,《第九个寡妇》虽说写的是历史,读者几乎读不到历史的感觉。作者主要从主角王葡萄的女性视角来看世界。葡萄不在的地方,读者便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样的手法像是在一个封闭的蛹里感受外在世界的狰狞,但因葡萄对外界的无知,这种感受更加地隐约而模糊。在文章中,作者笔下的很多小人物形象不得不多次蜕变以求苟活。他们为了生存,为了自身利益所呈现出的丑陋的看客形象与愚昧朴拙的却始终恪守其最朴素准则的女主人公葡萄形成鲜明的对比,突出小人物的劣根性,也让读者对小人物的看客心理进行反思。

《赤地之恋》和《第九个寡妇 》 “看客”心理的相同刻画

空虚无聊、愚昧无知 、“随大流”的“看客”心理

鲁迅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中说过这样一句话“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时常有几个张着嘴看剥羊,仿佛很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他们益处,也不过如此。”鲁迅的这段话向读者很好的诠释了看客心理。“显然,看客心理是指人们面对一个事件时像看一场戏一般,只对事件的内容本身发生兴趣,而对事件的真实人物没有同情的不良心理。”

在《赤地之恋》的文章中,我们看到这些看客形象,他们一窝蜂围观呐喊的行为更多的是无聊的起哄,凑热闹。由于教育的缺失让他们更容易被洗脑。愚昧无知的特性让他们较少的去思考问题和辨别是非。文中,对开展批判唐占魁等斗争对象的斗争大会这一段的描述,张爱玲描写了这样一个看似热闹的场景“小学生打着红绿纸旗子,排着队唱着歌,唱得震耳欲聋”,妇会主任点名道姓的让那些妇女如夏三婶按照他们的要求来做“夏三婶!上劲些呀,大声着点!拳头捏得紧点!”张爱玲把笔墨重点放在妇女和孩子身上,更多的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悲凉感。孩子本身是天真无邪的,他们无法明白成人的政治世界,他们有的只有对大千世界的热情和好奇,可是这种特质却恰恰被土改积极分子利用,他们无辜又无知的被拉入了“看客”的行列。张爱玲关于妇女呐喊的语言描述更让我们感到滑稽。那些妇女们不但围观,而且在斗争大会中一味的符合着孙权贵等人的口号,呐喊助威的行为,无疑使她们成了免费的群众演员。张爱玲通过自己的语言深入的解构了她们的看客心理。从她们内心来说她们不在意谁被批斗,谁被折磨,因为批斗的不是自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一切都无关痛痒。

在《第九个寡妇》土改篇中,我们也不乏找到这种看客心理。“喇叭里面的口号像是生了很大的气,下面跟着喊的人也生起气来,他们不明白自己是怎么了,只是一股怒气在心里越拱越高,他们被周围的理直气壮给震了,也就越来越理智气壮。”斗争大会开始的时候,他们谁也不说话,他们本身是没有什么怒气可言的。看别人——喇叭里面的声音有怒气,他们觉得自己也应该满腹怒气才合情合理,不然就是吃亏了,或者是傻子的行为。当女队长让乡民们举手评定孙怀清的成分问题,有这样一段细节描写“这里有粘粘糊糊举起来,又放下来,看看周围又粘粘糊糊举上去。”从这些动作中,我们能看出这些人是犹豫不决的,他们或许不知道真正意义上的恶霸到底是什么,所以难下定论。或许是因为胆怯怕得罪人的心理在作祟。但是很清楚的一点是他们的行为是从众的,他们往往是愚昧无知,人云亦云,“随大流”如“墙根草”一样的一群人。在后文中一个老乡的话淋漓精致的剖析了他们这些人的心理:“谁知你们解放军要在我们这里住多久。我没旁的意识,我死了没事,万一国军打回来,收拾我儿子......”他们无论是“举”还是“放下”更多的是从自身的利益来考虑,他们以保全自己为首要目的,他们或许并没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对谁是统治者也不感兴趣,由于缺乏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往往会扎推做事,扎推选择,一窝蜂的行为似乎是为自己的无知,胆怯的心理而壮胆。当有发言的人说:“孙怀清当保长,替人找壮丁替身是为了自己的油水。”叫孙怀清买壮丁替身的人家全都吼叫起来:“叫他说,他贪污了俺们多少钱!”对于这群看客的语言描写,严歌苓虽寥寥几笔带过,然而她却通过对刘树根的一大段心理描写,从侧面阐释了这种看客心理存在的缘由,并给孙怀清加上莫须有罪名的人以有力的反击。从刘树根的心理描写中,我们知道孙怀清是好心替他们帮忙,有时他们壮丁钱不够,孙怀清还要陪上老底替他们垫,但是他们最后不但不领情,反而诬陷孙怀清贪污。这点足够体现他们不明是非,不分敌我,只会道听途说,不会加以思考的愚昧无知的看客心理。也正是因为在这种冷漠的人情世道中,文本中的刘树根才会有“做好人是在逞能”的思想。

在《赤地之恋》 和《第九个寡妇》土改篇中,看客心理的不同刻画

冷血无情,贪婪的,自私自利,利益至上的“看客”心理

在《赤地之恋》中,冯天佑本身还算是个有良知的人,他对唐占魁借钱给他买棺材的事是抱有感恩之心的,但是当李向前说:“这一点小恩小惠算得了什幺?你真跟他算起账来,他的地怕不要分一半给你!”“冯天佑听了这话,心里不由得活动起来。”作为同样的贫苦农民,冯天佑对唐占魁家的情况是熟知的,对普通农民的辛苦也是能感同身受的。但是在利益面前,他的内心世界开始“翻滚着”。他对唐占魁的同情心理似乎已经完全被自己的自私心理给打败,他开始盘算着这桩不会赔本的买卖,虽然他知道这桩买卖是建立在损害唐占魁一家人的利益,甚至威胁他们生命的前提下。从他心理活动的转变,我们看到了他人性当中自私,贪婪,冷血的一面完全战胜了他内心中善良的一面。当然冯天佑并不是张爱玲笔下唯一贪婪的,冷血无情,自私自利的看客形象,当李向前说“现在的天下都是穷人的天下,人穷就大三辈,你尽管去跟他闹,他欠你的工钱你去跟他要回来。放心,有政府给你撑腰,”“同冯天佑同来的两个佣工开始嗫嚅着,断断续续的说起话来,说唐占魁少算了工钱给他们”作者通过自己的语言,把农村小民的无赖心理表现的淋漓尽致。在前文中他们有提到唐占魁是不欠他们钱的,“给工钱爽快”。他们一听到有政府可以撑腰,胆子就大了起来,他们觉得他们为所欲为和颠倒是非的行为是被授权的。这种爱占小便宜,大言不惭,厚颜无耻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奴性的嘴脸,也体现了他们冷血无情,贪婪的,自私自利的“看客”心理。同样在《赤地之恋》中,面对挺着个大肚子手无缚鸡之力的韩廷榜妻子,那些积极分子和佃户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同情和怜悯心理,相反他们好似与她有血海深仇似的,残忍的把她像吊猪一样的吊起来,又把那悬空挂下来的左臂和左腿绑在一起。再在那条腿上栓上两只沉重的木桶,在桶里不停的加水。他们无视她的求饶,把她折磨致死。他们之所以做出这么惨无人道的行为只是为了从她的嘴里套出金子,金戒指等的下落。当她被折磨至死后,他们觉得自己没达到目的,太便宜她了,这种漠视生命,麻木不仁,令人发指的行为让读者领略到潜藏在“看客”心理中的冷血的残酷,这种残酷在于通过施虐他人,以寻求刺激,通过刺激获得某种快慰和满足。“妈的,今天干他一个痛快”通过这句话,我们看到了张爱玲笔下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这种以别人之灾祸为己之人生乐事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

如果说张爱玲描述的看客心理是在土改的特定时期,小人物的劣根性被诱发的表现。那么严歌苓笔下的小人物看客形象更多的是借土改之名而肆无忌惮的展现了他们不能示人的一面,而恰恰,作者也都是利用主人公王葡萄的形象揭开了他们丑陋的嘴脸。

1、嫉妒复仇的看客心理

所谓嫉妒就是指看不得别人的“优”,尤其是优于自己,所谓复仇,是因为某种原因而恼恨,因恼恨而要泻愤。在《第九个寡妇中》孙克贤对孙怀清是嫉妒的,孙长清的生意做的风风火火,孙克贤的孩子被觅壮丁的时候,也是孙怀清去应付的。孙克贤对孙怀清有怨气的,王葡萄七岁那年,好色的孙克贤准备用二袋白面来买王葡萄回家当小老婆,但是孙怀清强行买下葡萄。在土改时期,孙怀清被作为恶霸地主而被批斗,孙克贤终于逮到复仇的机会,以泄当年的心头之恨,他在人群中带头喊“枪毙孙怀清,把封建头子孙怀清零剐”“把大恶霸老财主拉出去毙了,给王葡萄报仇!”。作者通过对葡萄的心理描写“每次看到他特烦,他的笑老脏”作者通过王葡萄的心理活动揭示这种借着冠冕堂皇的政策、口号来借机抱负的小人心理。

2、“随波逐流”的看客心理——孙少勇,蔡琥珀

《第九个寡妇》中孙少勇为了追求政治进步,获得组织接纳,公开与恶霸”父亲决裂,并且主动要求枪毙父亲.革命寡妇蔡琥珀对昔日交好的乡亲毫不留情,过于“公事公办”,对于孙少勇欲杀爹,以及蔡琥珀的行为,作者显然是持批判态度的,与常见的“革命叙事”不同,严歌苓笔下的孙少勇虔诚上书要求马上处决父亲不是大义灭亲,也不是出于革命的利益,而是为了保存自己现有的地位和饭碗。他认为在政府马上处死父亲会给她带来双重好处:一是消除政治拖累;二是证明自己的立场坚定与政治清白。严歌苓以王葡萄的视角来看蔡琥珀,孙少勇这些看客,她不理解孙少勇“叫别人把爹的房子、地分分,又把光洋拿出来纷纷,这就叫进步?”她不明白这种进步为什么是泯灭人性的屠杀?从葡萄之眼中,读者看到这群典型的“随波逐流”的看客,他们的人性在与现实的交锋中,软弱无力。他们以积极进步的名义表现出来的却是人性中迎合、巴结、自私的嘴脸。

张爱玲和严歌苓笔下不同的“看客”叙事

夏志清在他的文章中这样提到过张爱玲:“她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同时又是个活泼的讽刺作家。她深深的知道人总是人,一切虚张声势的姿态总归无用。她所记录下来的小人物,不可避免的做些有失高贵的事情,这些小故事读来叫人悲哀,不由得使人对于道德问题加以思索。” 在《赤地之恋》中张爱玲对小人物的看客形象的刻画表现的就是一种苍凉感。而这种苍凉更多的表现在底层小人物之间的内讧和相互残害。说张爱玲是戏台下的小说家,这也是一点不为过的,她的很多作品如《小团圆》、《华丽缘》中就有很多关于戏曲和戏曲角色方面的描述。在《赤地之恋》关于土地改革的章节中,张爱玲把斗争大会的地点巧妙的安置在戏台上,不禁就给人一种荒诞感,在小说中张爱玲笔下的张厉像个虚假,做作的舞台导演,他一边自言自语的说:“发言人还是布置得太少,太少。跳出跳进总是这几个人。”一边又对钱向前说:“你去跟妇会主任说一声,叫她再加一把劲。怎么看不见那些女人出拳头?”而愚昧无知的百姓就成了免费的群众演员,成了所谓的“土改积极分子”的帮凶和扼杀无辜同胞生命的刽子手,而当帮凶的结果没能让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是让他们更沉沦于无知中。张爱玲试图通过自己的语言来批评这种虚无,愚昧。小说中,当斗争对象唐占魁被迫戴着白纸糊的高帽子时,他表现的不是一种滑稽,丑角的姿态,而是“忠厚平坦的脸上有着怨毒的表情”,张爱玲借唐占魁这一人物形象与文本中的看客形象进行对比,表达了自己对愚昧大众的讥讽心理。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的揭发,诉苦都是反复启发,多次演习的结果,很自然的这种理不直气不壮的批斗会只有以闹剧收场,以后为挖浮财而采取的逼供,毒打行为更体现这些看客们缺乏该有的人性。

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通过王葡萄的浑然不分和包容一切的地母形象,与小人物的看客形象进行对比,缓解了土改背景下现实的残酷性,淡化了作品中的讽刺意味。小说里的民间世界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它的藏污纳垢特性首先体现在滋生于民间的邪恶的文化心理,譬如嫉妒、冷漠、仇恨、疯狂,而这种心理也是看客形象的来源。无论是嫉妒复仇的看客心理,还是“随波逐流”的看客心理在作者的笔下,似乎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邪不压正”的观念似乎也是贯穿于整篇文章的底色。作者似乎给予文本一个不错的结局:在风雨的洗绦中,人性中阴暗的一面被过滤掉,留下了阳光的一面。正如陈思和《在自己的书架: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提到“在政治权力的无尽无止的折腾下,一切杂质都被过滤和筛去,民间被翻腾的结果是将自身所蕴藏的纯粹的一面保留下来和光大开去。”通过分析我们能够了解,严歌苓对于历史的关注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不仅关注历史,而且关注以何方式出现的历史。“历史不仅仅是对事件的叙述,而且是对事件中人物关系的叙述,对人物关系的不同倾向性决定了历史叙述所呈现的形象也是不同的。”在《第九个寡妇》土改篇中,作者以特定的历史阶段土改为背景,以王葡萄为中心来进行叙事,以小人物的看客形象来衬托王葡萄的人物形象是其整个叙述主线。

《赤地之恋》和《第九个寡妇》都是作家张爱玲和严歌苓出国后写的作品,她们都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问题。无论是严歌苓还是张爱玲的小说都植入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对于历史的叙述严歌苓和张爱玲都避开了宏大的视角,采取的是民间的视角。张爱玲的《赤地之恋》对小人物看客形象的揭示更多的是一种讽刺的口吻,但是她的讽刺并不是试图劝善惩恶,这或许是她悲剧人生观的体现,她对主人公悲剧性命运的刻画,更多的体现一种悲凉。严歌苓小说《第九个寡妇》的成功,在于其将民族意识融合在自身的性别经验和日常生活经验中,传达出女性作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对人性之思考,在《第九个寡妇》土改篇中,作者通过王葡萄的女性立场,以同情,怜悯的柔肠审视周围的看客形象。

[参考文献]

[1]汤拥华著.《无法到底的苍凉——张爱玲的独创性问题研究》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

[2]严歌苓著.《第九个寡妇》作家出版社,2000年.

[3]张爱玲著.《赤地之恋》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9月.

[4]宋以朗 符立中主编.《张爱玲的文学世界》 新星出版社,2012年.

[5]刘志荣著.《张爱玲.鲁迅.沈从文 中国现代三作家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9月.

[6]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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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土改背景下的“看客”心理

(作者单位:汕头大学文学院,广东 汕头 515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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