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汪璐辑录振绮堂藏书名家题跋而成的《藏书题识》一书，其内容有如下特点：一、著录版本特征，考订版本阙谬，评判版本优劣；二、考述书籍流传始末及得书经过；三、详述校勘之粗精；四、著录书林掌故；五、考证史实，类同学术笔记；六、概述书旨，提要内容。《藏书题识》是研究清代目录学发展和振绮堂早期藏书、清代藏书楼史的重要文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振绮堂 汪璐 《藏书题识》 目录学

汪璐（公元1746-1813年），字仲连，号春园，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清代藏书家。其父汪宪（公元1721-1771年），字千陂，号鱼亭，以富藏书闻名，有藏书处为“振绮堂”。汪宪所创的振绮堂藏书楼，是清乾隆年间浙江杭州地区一著名藏书楼。时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诏开四库馆，采访天下遗书，振绮堂与鲍廷博“知不足斋”、吴焯“瓶花斋”、孙宗濂“寿松堂”，汪启淑“飞鸿堂”，各整比所藏，踊跃呈献，获赐《佩文韵府》一部及书数种，可谓当时江南藏书界之一盛事。[1]

汪氏之藏书，多名家题跋，汪璐遂辑录诸家题跋而成《藏书题识》一书。《藏书题识》共五卷，惜今仅存二卷，经、史、子三部，收书仅存一百零一种，集部及补遗不存。

一、汪氏家族与振绮堂藏书

清代的私人藏书事业极为繁盛，其中浙江的私人藏书事业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异常繁荣，可以说是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藏书家与藏书楼遍布江浙各地。究其原因，江浙地区向为鱼米之乡，经济、社会发达，人口稠密，浙江又是我国古代的刻书中心之一，元、明、清时期的刻书事业都非常兴盛，因此客观上就为浙江的私人藏书事业提供了便利的发展条件；而且浙江文教繁荣，学术活动众多，文人雅集，所以藏书事业亦有悠久的历史，许多文人、学士都有藏书的习惯，有的甚至爱书成癖，不求仕进，把藏书作为自己的终生大业，毕生追求只为藏书，他们把藏书作为优良传统继承了下来。

汪氏家族也是一个藏书世家。振绮堂的创立者，汪璐之父汪宪，就性耽蓄书，乐此不倦。振绮堂的第二代传人汪宪长子汪汝瑮，乾隆时开《四库全书》馆，他将振绮堂所藏秘籍，进呈二百一十九种，被著录三十三种，列存目一百二十三种，得赐《佩文韵府》一部，乾隆御题《曲洧旧闻》与《书苑精华》二书。振绮堂第三位主人是璐之子諴（？—1820年），撰有《振绮堂书目》五卷，著录藏书三千三百余种，计六万五千卷。諴子汪远孙（公元1794-1836年），字久也，号小米。振绮堂藏书至其已历四世，没有散佚，实属不易，令人赞叹。汪璐自己除《藏书题识》外，亦工诗文，著有《松声地馆诗存》四卷。[2]生活在江浙这样一种酷爱藏书的社会风气和一个热衷藏书的仕宦家庭之中，汪璐之所以能撰辑出《藏书题识》一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汪氏振绮堂藏书后来散佚于咸丰间之太平天国战乱，计共历四世，凡一百余年。四世继嗣，存世久长，振绮堂在清代浙江藏书家中是很突出的，而汪璐的《藏书题识》作为辑录振绮堂藏书的重要目录题跋著作，无疑便具有了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藏书题识》的编撰和收录情况

汪璐所著之《藏书题识》共五卷，今存二卷，是一部读书题跋记体裁的藏书目录。作者在自序中曾写道：“书籍流传，藉乎刊刻，……第昔人意见所到，常于流览之馀，信笔而书，散漫不復收拾。其议论之卓绝，往往无由传述。即或感慨时事，纪述景光，短幅长篇，皆从卷轴中醖釀而出。后人读之，借资不浅，顾可任其飘零散失已哉，……今人刻书，不能一一辑入，书中手迹，辗转流传，终归灰烬，伤何如之。”[3]（P11）道出了本书的编撰缘由和宗旨。

《藏书题识》按四部分类法，分为经史子集四部（集部已佚）。现存之两卷，卷一录经部，凡七种；史部，凡五十九种；卷二录子部，凡三十五种。共收书跋一百四十余篇，题记图书一百零一种（有若干图书录有数篇题跋）。

《藏书题识》现存收录的图书，从著述时代来看：一、多宋人著述。宋人著作共有三十一种，如龙衮《江南野史》、句延庆《锦里耆旧传》、吕中《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周辉《清波别志》、范成大《吴郡志》、赵明诚《金石录》等。二、多近世和当世人著述。辑录中明确为明人和清人著述的有三十五种，占总数三分之一多。如厉鹗《辽史拾遗》、张世荦《周易原意》、吴颖芳《吹豳录》、万光泰《说文凝锦录》、吴任臣《十国春秋》、万斯同《昆仑源汇考》、钱谦益《绛云楼书目》、钱曾《读书敏求记》、梅文鼎《勿菴历算书目》等。

从版本上看，《藏书题识》收录的图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多抄本。《藏书题识》共计收录各种抄本近五十种，接近总数的一半。其中有许多是影钞宋刻本。如宋李焘《李侍郎经进六朝通鉴博议》、汉蔡邕《独断》、宋周淙《乾道临安志》、宋委心子《古今类事》等。亦有多种稿本，是名家亲笔手写本，很有价值。如元藏书家孙道明抄写的宋徐光溥的《小号录》，清代著名文学家厉鹗的手稿《南宋画院谱》《南宋画院录》，清代学者吴颖芳手写本之《列女传》，清藏书家吴允嘉的手抄本《能改斋漫录》和清周锴手稿《仪礼章句翼四篇仪礼集说七篇仪礼今古文》。又如周锴手抄的清代道教学者张世荦的《周易原意》，“人间传钞，仅见此本，宜珍惜之”[3]（P13-14）。这些手稿和抄本都具有极高的文物收藏价值。也有精抄本，如宋王得臣的《麈史》和宋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并《目录》。除去这些，还有一大部分是振绮堂主汪宪的抄本和振绮堂馆师朱文藻的手抄本，以及当时和前世许多藏书名家的家藏抄本，如清赵氏小山堂的抄本《宋史记》《武林旧事》，吴允嘉的家藏钞本《明列朝实录》，马氏小玲珑山馆的抄本《吹剑录》，正谊斋编集的《宋史笔断》，明赵琦美的家藏钞本《东国史略附百夷传》等。

（二）刻本多为明刻本。从时期上看，多是嘉靖和万历年间刻本，如王充耘的《读书管见》和陶宗仪的《辍耕录》。从出资者来看，有官刻本和家刻本，如南监本的《三国志》和吕胤昌重刻的《夷坚志》。

（三）极少宋元旧椠。《藏书题识》著录的宋元旧刻仅见宋刻抄补的《吴郡志》和宋刻的《宝祐四年登科录》（已失）。

（四）活字印本。《藏书题识》还收录有一部活字印本的《太平御览》一千卷《目录》十卷。

（五）多名家批校本、题跋本。这是振绮堂藏书中最有特色的部分。其中最多的就是馆师朱文藻的批校本，振绮堂的藏书不仅有许多朱文藻的抄本，而且有很多都经过他的整理和批校，成为善本。此外还有很多其他名家的批校本，如赵昱校本《阙史》，沈与文校本《邵氏闻见录》，吴允嘉校本《挥麈前录》《后录》《曲洧旧闻》《西吴里语》，吴焯校本《武林旧事》《读书敏求记》，厉鹗校本《澄怀录》，赵勿药校本《暌车志》等。

至于题跋本，《藏书题识》辑录了数十名家之题跋，其中收录的藏书大都有名家题跋。

三、《藏书题识》的内容特点

《藏书题识》辑录了振绮堂藏书中朱文藻、王三省、丁敬身、吴颖芳、朱彝尊、姚咨、丁希曾、吴焯、赵琦美、陈德、吴允嘉、赵昱、沈与文、龚颐正、毛晋、厉鹗、陈尧道、曹溶、吴玉墀、姚世钰、归有光、吴岫、万作霖、王东、俞洪、张沅、姚首源、赵勿药等诸家题跋，很多藏书还有多人题跋，更是难得。题跋内容丰富，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有很高的价值。具体地说，《藏书题识》题跋的内容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著录版本特征，考订版本阙谬，评判版本优劣。凡作者、卷次、版次、藏印、批校、题识，包括何人、何处刊刻，有何缺漏等，皆有关照。如《吴郡志》朱文藻跋曰：“此书一至十八皆宋刻，十九抄本，二十至二十二宋刻，二十三已下俱抄茂苑韩氏所藏。有‘元览阁书画印。又一部是汲古阁刊本，有毛晋跋。观跋语，则宋本《吴郡志》真当宝如拱璧也。毛氏去今又百数十年，重刻之书已不多观，况宋刻耶？”[3]（P37）

又如《十国春秋》朱文藻曰：“此书康熙十七年回回堂汇贤斋梓行。其书大卒裒集旧文，不加论断。即以南唐而论，纪、传皆取马、陆二书连缀成篇，杂采他书、马注及其大端补入正文。然引用诸书，或有谬误，不能悉加改正。如《徐锴传》载《说文通释》四十卷、《说文系传》四十卷。《通释》即《系传》中标目，楷书只四十卷。《宋史·艺文志》误分为二书，而此处亦仍其讹。盖采辑群书，难于校订，理势然也。此书板已散佚，印本无多，当藏之。卷中间有墨笔著论，是吴石仓手笔，尤可贵也。”[3]（P21）不仅详述了此版本的特征，而且考订了其讹误之处，还指出了它的收藏价值。

（二）考述书籍流传始末及得书经过。如《东国史略附百夷传》赵琦美跋曰：“《东国史略》六卷，不著姓氏。于燕京冯沧洲仲缨斋头见之，因借录一册。其书虽简略，而上下数千年间事历历可指诸掌，至如幽奇理乱之迹亦少概见，可谓东国之良史也。沧洲别有《东国通鉴》三十册，为东明大司马星取去。闻其史更精於此，惜不得睹之。”[3]（P24）又跋曰：“予欲集古今丛史，患遐陬之弗及周知矣。岁庚戌，补考在京师，闲步刑部街，因见此书，遂买之，录一册以随奚囊。盖亦山经水志之一班云。万历三十八年庚戌十一月十有三日，清常道人赵琦美识。”[3]（P24）朱文藻曰：“此书本赵清常家藏钞本。二跋是清常墨迹，有印。其后归于孙庆曾家。《百夷传》有夏原吉后序并诗。”[3]（P24）言明了书籍来历并前代的收藏情况。

（三）详述校勘之粗精。如《西吴里语》吴允嘉首册尾跋云：“丙午花朝日，石仓老人校阅于清溪县官署。时年七十。”次册云：“花朝后一日，石仓又校毕此本。末张之阙，惜未补也。”三册云：“十三日，灯下又毕此本。”四册云：“十四日，又毕此本。时积雨初霁，日射窗棂，老眼为之顿豁。石仓记。”[3]（P44）从这可以看出前人校书之勤。又如《读书敏求记》朱文藻曰：“此书抄本。小山堂从丁泷泓借钞，其后绣谷亭藏本覆校三次，改抹之处，此本未经是正。乾隆丁亥八月一日，主人从瓯亭先生借得，属余重校，三日而毕。向所未经是正及疑讹标识者，悉加改正，凡百余字。是本洵完善矣。”[3]（P53-54）于此可见前人校书之精。

（四）著录书林掌故。如《绛云楼书目》之曹溶题词，洋洋洒洒千余言，直如一篇钱氏绛云楼藏书故事记，不仅详述钱谦益绛云楼藏书的具体来源和总体情况：“尽得刘子威、钱功甫、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古本，书贾闻风奔赴，捆载无虚日。”“区分类聚，栖绛云楼上。大椟七十有三”[3]（P48-49），给后人研究《绛云楼书目》的藏书情况留下了宝贵的参考资料，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绛云书烬的惨痛教训是由于牧斋“一好自矜啬，傲他氏所以不及，片楮不肯借出，尽以单行之本，烬后不复见于人间”[3]（P48-49），然后提出“予深以为鉴，偕同志申借书约，以书不出门为期，第两人各列所欲得，时代先后，卷帙多寡相敌者，彼此各自觅人写之。写毕，各以奉归”[3]（P48-49），意见得到了当时藏书大家昆山徐氏传是楼、四明范氏天一阁、金陵黄氏千顷堂的赞同和响应，“流通而无藏匿之患，法甚便”[3]（P48-49），促进了当时藏书思想和制度的转变与进步，也有利于古籍善本的保存、流通和流传。

（五）考证史实，类同学术笔记。如《武林旧事》吴焯有一跋语曰：“修门，地名也，文山《指南录序》亦有。皋亭山距修门三十里，今《杭郡志》不闻有是名，即卷中白石、茅滩诸名，亦湮没难考矣。明日望月，起再书。”[3]（P41）针对此条，厉鹗墨迹跋云：“修门出处，见宋玉《招魂》辞中李善注：‘郢，城门也。郢盖楚都，宋人遂借为都门之称。若吾杭地名，则无此也。绣谷先生偶误，不可以不辨。乾隆壬戌九月五日，厉鹗记。追思吾友，下世已十年，不禁泫然。”[3]（P42）吴焯跋语考订“修门”乃为杭郡之一地名，厉鹗则订正其误，指出“修门”之本来出处，二人跋语恰如学术笔记一般。

（六）概述书旨，提要内容。如《昆仑河源汇考》朱文藻曰：“此书抄本。万氏惩世儒言昆仑之谬，博采群书，上自《禹贡》《山海经》《水经》《史》《汉》《晋》《唐》诸史，下逮《元史》《河源志》柯九思序、《明祖实录》《一统志》《肃镇志》，悉考而辨之，成书一卷。乾隆辛卯四月，吾友鲍渌饮得抄本一册于书肆，余假归东轩，属友人抄为一册。卷首林佶有叙。是书大指究论昆仑古今远近之殊，专为潘昂霄《河源志》而论，而泛及治河之法，谓观是书可得由源而及其流，不思昆仑之辨明，初无补于河患之治也。特其考据之勤，成一家言而已。此书无刻本，说见《纪元汇考序》中。”[3]（P45）朱氏跋语言明了本书主旨，并特指出其“考据之勤，成一家言”的特点。

（七）抒发读后感想。如《武林旧事》嘉靖重刻本卷末跋曰：“杭郡地卑，益不可以国。宋高宗南播，乐其湖山之秀，物产之美，遂建都焉。传五帝，享国百二十有馀年。虽曰偏安，其制度、礼文犹足以仿佛东京之盛。可恨者，当时之君臣忘君父之仇，而沉酣于湖山之乐，竟使中原不復、九庙为墟数百载之下。读此书者，不能不为之兴叹。书凡六卷，四水潜夫辑，亦不知为谁。其纪武林之事，较他书为备。因命工刊置郡庠，俾博雅者有考焉。武林杭郡名正德戊寅孟夏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奉天宋廷佐题。”[3]（P40-41）抒发了题跋者对南宋统治者的不满情绪。

四、结语

严佐之先生的《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一书谓吴骞、吴寿旸之《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以其与众不同的编纂体例和内容特征，创造了一种题跋记目录体裁的新形式。”[4]（P50）既把它看成是藏书目录的典型，又把它看成是题跋记的典型，并认为它的体例特点有其产生的特殊条件：“第一要有藏主留下大量题跋，第二要有众多名家留下题跋，第三要有编者自己的著录和考订。三者齐备，极不容易。”[4]（P51）《藏书题识》作为同时期产生，而且同为浙江藏书家辑录的浙江藏书名楼藏书的题跋记目录著作，虽不具备以上三个条件，但在汇录保存诸家题跋，有助后人对古书之考订上则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而在清代目录学的发展史上自有其一席之地。

《藏书题识》亦是研究清代藏书楼史、浙江藏书楼史等的重要文献。作为一部私家藏书目录，它首先反映了乾嘉时期汪氏振绮堂早期藏书的情况，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振绮堂藏书及其传承的珍贵资料。它对于后来璐之子諴编撰《振绮堂书目》亦可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由于书中辑录题跋内容的丰富，也为后人的藏书与文献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注释：

[1]顾志兴著：《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182页。

[2]参见：顾志兴著：《浙江藏书家藏书楼》，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181页。及杜泽逊撰：《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7页。

[3][清]汪璐辑：《藏书题识》，[清]傅以礼撰：《华延年室题跋》，[清]李希圣撰：《雁影斋题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4]严佐之著：《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黄文彬 广西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54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