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

刑乱国，用重典，是明太祖朱元璋具有代表性的符号。他为了整顿社会秩序，立纲陈纪，不惜使用严刑峻法，虽然明朝初年的社会秩序因此而迅速走上正轨，但他也因此而受到批评。然而，朱元璋并非只依靠刑罚，相反，他特别重视教化，强调风俗道德的建设和社会风气的整治。他说：“治道必先于教化，民俗之善恶，即教化之得失也。”如果不把教化这个根本抓住，致使“风凌俗替”，“民不知趋善，流俗为恶，国家于长治久安，不可得也”。如果民间的风俗败坏了，老百姓都不知道向善，社会流行着坏的风气，国家想要长治久安，是不可能的。

朱元璋把教化民众放在第一位

朱元璋认为，爱养百姓，教化是第一位的。他在《御制大诰》中说：“君之养民，五教五刑焉。”什么是五教？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即我们说的社会秩序、社会道德。朱元璋认为，如果五教得以推行，社会秩序就可建立了，社会就安定了。反之，若百姓不遵守五教，就会出现恃强凌弱，以众欺寡的局面，鳏寡孤独、笃废残疾的人，就没人照管了。出现这种情况，就要用五刑加以惩治。法律伸张了，那些奸恶顽劣之徒才会收敛，鳏寡孤独、笃废残疾的人才会得到照顾，这样，不论是贫弱者还是富有者，都能够各安其业，没人再敢破坏秩序，这就是爱护百姓的根本道理。教与刑并用，是为了养民而应尽的责任，但必须先以五教安民，对于不循五教的，才施之以五刑。通过五教五刑，朱元璋想要建立一个长幼有序、尊老爱幼、亲善和睦的社会。在五教中，孝是第一位的。儒家理念标榜天下一家，以亲情维系大家庭的秩序，孝悌就是纲。朱元璋提倡孝悌，不仅出于理念，也是出于至情。这个被一些人视为“暴君”的人也时常有真情流露。

更重要的是，朱元璋能够推己及人，为百官提供行孝的条件，让孝道风行天下。他下令，“群臣有亲老者，可以弃官归乡奉亲”。当时，有个叫陈兴的人，在元朝时当过镇抚，朱元璋想给他安排个官位。他听到朱元璋关于还乡奉亲指示，就说家有老母在嵩州，年八十余，请求归养。朱元璋立即批准，并赐给他白金、衣帽，送其还乡。陈兴辞行时，朱元璋对侍臣说：“孝悌之性，天下皆同。陈兴虽武夫，闻朕言即怆然思归。朕始不知其有老母，若知之，肯令其远违耶？人寿不过百岁，今其母年已八十余，万一不得相见，兴有无穷之痛。兴归，母子相见，其乐宜何如？”将心比心，朱元璋的做法，是很能感化人的。

还有一件事，太平府（今安徽当涂）有两兄弟闹纠纷，互相攻讦，到官府告状。刑部尚书请求朱元璋将其治罪。但是，朱元璋并不是简单地给予处罚就了事，而是细察下情，借此弘扬教化。他说：“兄弟骨肉至亲，岂有告讦之理？此一时愚昧，或因货利，或私妻子，争长竟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尝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兄弟之间因为一些小事发生纠纷，甚至情绪过激，是可能的，当冷静下来，事情就可能得到解决。果然，第二天，刑部的官员来禀告说，这两个兄弟哀求改过了。朱元璋说：“此彼之真情发现也。俱释之。”朱元璋相信兄弟的真情，不用刑法去整治，而是用鼓励的方法，待其善心复萌，令其自改。他认为这样做，足以养成淳厚的民风。

朱元璋如何在乡村推行教化

朱元璋把宣传教育作为推行教化的主要手段，一直深入到乡野村里。朱元璋多次下令，在全国实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是西周以来就有的一种礼仪，历代也有提倡，但大多没有认真实行。朱元璋把它作为实行教化、建立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定时聚会，“习礼读律”，是乡饮酒礼的主要内容。

条式规定，京师以至于天下府州县，每年正月十五，十月初一，在各地学校实行乡饮酒礼。乡饮酒礼由社会基层的里长或者粮长主持。聚会中，按照年龄大小排列，叫做序齿。让最年长的坐在上座，依次就位。聚会中，要总结评比这一年本地居民的表现，庄稼种好了没有？对父母是否孝敬？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如果有过错，当场提出批评惩罚。惩罚的方式也很简单，根据过错轻重，不许喝酒，或者站着喝酒不给座位，错误严重的不能列席。朱元璋说，推行乡饮酒礼，其目的是使得“家识廉耻，人知礼让”，从而达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的目标，“宴安而不乱，和乐而不流”的境界。

朱元璋还下令颁布了一篇教民榜文，其中有这么几句“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是一个钦定的百姓公约，概括了百姓要遵循的基本道德规范。为推行教化，费尽了心思，特别是他把教化推行到最基层，用简单易懂、易于实行的方式，让百姓普遍接受教育。

朱元璋推行教化的最大特点，是“感人以心”，用劝导、感化的手段推行教化。朱元璋把天下比作一家，鼓励以亲情维系社会关系。朱元璋肯定法律的作用，但是他还说：“威人以法者，不若感人以心。敦信义而励廉耻，此化民之本也。”用法律压制人，不如用心感动人，培养信义。砥砺廉耻，是改变民俗的根本。“读律，固可禁民为非，若谓欲使民无犯，要当深求其本也。”让百姓读律令，固然可以禁止他们违法乱纪，但是让他们不犯法，最重要的还是从根本做起。这个根本就是感化他们，培养他们的信义，激励他们的廉耻。

明朝如何表彰善行

为推行教化，明朝还采取了奖励、表彰的办法，要求各地官府对本地的孝行节义行为及时申报，经过核实，给予旌表：“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核”，上奏皇帝批准，下令旌表。这类旌表为的是推行教化，所以只针对基层百姓，而不是给有身份的人锦上添花；“止许布衣编民、委巷妇女得以名闻。其有官职及科目出身者，俱不与焉”。有官府身份的，有科举功名的不在其列。对于孝行节义事迹突出的，由国家建立祠堂，予以崇奖祭祀，一般的也要树立牌坊。巍峨的祠堂，高大的牌坊，树在乡里，很是荣耀，百姓因而知所进止，即使在边远的地方，民间也都能够以孝行节义相砥砺。明朝要求各地方都设立申明亭和旌善亭，规定当地军队和官府，要把孝子节妇的具体事迹写在旌善亭内，广为宣传，供大家学习。

（摘自《人民论坛》）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