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洲

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

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相比之下，清朝的教育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

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任何时候都要有清晰的国家战略

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第一位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伐朝鲜；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清朝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

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

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两点致命问题。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

每个中国人都麻木而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以及在场中国人的麻木表情。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

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

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

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

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1894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的改进不足以战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最终甲午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十几年后，清朝被推翻。

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二十一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结束后10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思想上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主权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灾难。

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

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

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摘自《甲午殇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