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常有两人并称的情况，如太平天国的洪杨（洪秀全、杨秀清），戊戌变法的康梁（康有为、梁启超）， 辛亥革命的孙黄（孙中山、黄兴）。两个人中，总有一个是主要的，另一个也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两人相互补充而又相互依存，共同把事业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内，虽然没有“毛周”这样并称的提法，但两人间的关系正是这样。毛泽东当然起着主导作用。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而正如陈云所说，毛泽东最离不开的人是周恩来，这也是事实。

尼克松说，毛泽东是拿大主意决定大事的人，周恩来是负责执行的。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讲得太绝对了。毛泽东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对具体执行不过问；相反，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问题，他总是抓得很紧很细，一直抓到底。而周恩来也绝不是一个只能起执行作用的人，他同样是一个战略家，有着重大决策的能力。毛泽东的重大决策，很多是周恩来共同参与的，而且在执行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许多新的或没料想到的问题，需要果断地作出决策。这两者是不可截然分开的。

讲到共同参与决策，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解放战争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时，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周恩来是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每天作战情况的电报总是先送到周恩来那里。他对双方的战争态势、兵力部署、部队特点、战斗力强弱等都了如指掌。有什么情况，他在仔细弄清并核对、在地图上标明、准备意见后，向毛泽东报告，两人商议并决定对策。重大的带战略性的指示电报就由毛泽东动手起草，次要一些的由周恩来起草。由于都是用军委名义发的，两人商议时又没有别人在场，究竟商议时哪些意见是谁提出来的，恐怕已无法弄清楚了。

至于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在外交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科学技术工作等方面决策中的独特贡献，更是尽人皆知。

在长时期的实际经历中，周恩来感到毛泽东总是比他看得更远、想得更深，因此对毛泽东十分崇敬，努力照毛泽东的意见去做。这也可以说是“实践检验”的结果吧！

尽管如此，毛周两人的看法还会有不一致的时候，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主要是两次：一次是“大跃进”运动，一次是“文化大革命”。

“大跃进”运动是从毛泽东批判周恩来、陈云提出的“反冒进”开始的。1956年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后，周恩来领导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他发现经济建设上出现提出过高指标、忽视综合平衡、产生很大财政赤字的冒进势头，便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对群众的积极性不能泼冷水，但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这年11月10日，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报告时又说：“1953年小冒了一下，今年就大冒了一下。”“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

毛泽东对“反冒进”十分不满。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地批评“反冒进”说：“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他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2月18日，他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50米远。”这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都在大会上作了检讨。

有人问过我：周恩来的检讨是违心的，还是不违心的？我说：我的感受是两者都有。人的思想是复杂的，有时还会充满矛盾，遇到自己还没有把握的新问题时尤其是这样。他有想不通的地方，因为当时确实发生了冒进，这是事实，他作为当家的更有强烈的感受。据当时在他身边工作的范若愚说，他写检讨时，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可见他内心一定很复杂。但很难说他完全是违心的。他亲笔写的检讨中第一句话就是：主席总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过多从战术上考虑问题。我看这话还是发自内心的，至少是努力去想通问题。以往，许多事都是毛泽东想得更远、看得更准。这时，“大跃进”运动刚刚开始，它的后果还没有经过实践检验，谁都不能完全看得准。尽管当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把群众的热情充分发挥出来，也许真能创造出谁都没有预料到的奇迹来。这是我对他这个检讨的理解。

再谈“文化大革命”，这是更加复杂的问题。

对“文化大革命”，周恩来可以说并无思想准备，是被动卷入的。此前不久，他刚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忙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中间发生邢台大地震，以后着重投入北方八省抗旱工作。批判《海瑞罢官》这件事，事前根本没有让他知道。派工作组后那些日子，他又出国了一段时间。最初，他参与并不多。

应该承认，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个过程。最初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也有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对立的现象，需要放手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加以纠正的时候，他是赞同的。只是在方法上，什么人都打倒，搞过火斗争，他不赞成；还有，这时他讲得很多的是“抓革命，促生产”，生怕在这方面出问题。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造成的灾难性恶果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越来越忧虑，力图加以限制和避免。但当时他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这不是个人问题。国家的外交、经济工作等如何运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灾难如何力求减轻以致挽回？对党和国家怀有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这一切而任意行动？

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说一些违心的话，做一些违心的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样的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话背后，是一种怎样的心情！这种韧性的战斗，岂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这是真正了解他的人所说的话！

我在一所大学作报告时，有人递了个条子问：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是软骨头？我回答了一句比较重的话：不能用小市民的市侩心理去忖度一个对国家民族肩负着沉重责任的政治家所思考和权衡的内心世界！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不是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正确，都无可非议。这里用得着毛泽东评价孙中山所说的一段话：“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周恩来逝世时，举国上下那种发自肺腑的巨大悲痛，已经回答了上面所说的问题。

（摘自《党的文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