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当很多国家为流动性不足发愁的时候，中国到处一掷千金，一副“不差钱”的富阔样子，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当中国统治世界》由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后，立即在英美读书界成为畅销奇书。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是只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即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

崛起后的中国将走向何方？这一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资深外交家、中国前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什么叫准备？富强的实力放在那里，真正缺乏的是文明的准备。

“富强的崛起”看的是一国的综合实力，是其商业、工业和科技在全球的挑战与垄断能力，而“文明的崛起”则是另外的指标：世界一流的大学、影响全球的哲学或宗教，以及全球交往中的语言优势。

以此衡量当今中国的现状，“文明的崛起”与“富强的崛起”是多么不成比例。中国已经有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国外学汉语的学生也越来越多。但到今天为止，孔子学院所传授的，只是作为工具性的语言，是语言学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而真正的孔子——中国文明的内在义理——不要说外国学生，连中国教师都不甚了了。语言被抽离了其价值的精神灵魂，仅仅成为鹦鹉学舌的空洞形式。中国政府立志建立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为此设立了“211工程”，向清华、北大等近一百所大学投入巨资，但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困境相仿，中国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投入太少，而是体制改革的滞后。投入之后所获得的产出，不是学术与科技的创新，而是所谓的学术GDP指标：SCI和SSCI期刊的发表量。有国外媒体如此评论：世界上有两种科学家，一种是科学家，还有一种是中国科学家。科学家的研究或为科学求知，或为市场赢利，但中国科学家既无求知乐趣，也无意为社会增加财富，而仅仅为发表而发表，论文越多，晋升越快，从国家那里获得的资源也就越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乃是看能否吸引全球一流的学生前来求学，但中国的学生精英到目前为止依然是净流出，教育上的“精英逆差”与经济上的“贸易顺差”形成刺目的对比。更严重的是，中国教育的制度环境与办学自主性长期得不到改进，一流的投入，二流的产出，三流的体制，日益成为中国大学发展中无法突破的瓶颈。

中国的崛起终究要从富强走向文明，然而我们要问的是：中国将走向何种文明？是与西方对着干的封闭式文明，还是与西方视野交融的开放式文明？中国当然不会是西方文明笨拙的追随者，而应该在普世文明的规范之内走自己的道路。

（摘自《中国，何以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