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

7月6日18时左右，中纪委网站公布了对甘肃省巡视的情况，这是中共十八大后中央巡视组第三轮巡视的第一份成绩单。此时，距离第二轮巡视最后一个省向社会公开整改情况只有18天。有评论称，中国的巡视工作正呈现出“接二连三”的紧凑节奏。

此后几天，13个巡视组陆续公布了巡视情况。从已经公布的信息看，相比去年的两轮巡视，这一轮的巡视更加“有料”，料也更“猛”。

“苍蝇式腐败”遍布各层级

从已经发布的信息看，被巡视地区的腐败问题既有广泛覆盖又有重点突出的特点。广泛，主要体现在腐败问题遍布官员各个层级；重点突出，则体现在腐败在某些领域里集中发生。

从官员的层级上看，这一轮巡视既查到了广泛存在于城乡基层的“苍蝇式腐败”，也查到了需交由中纪委、中组部另案处理的“大老虎”。中央第二巡视组对北京的评价是：“在各层级干部中存在腐败现象”。这种“打倒一大片”式的负面表述，在前两轮巡视中还没有出现过。

用“苍蝇式腐败”来描述基层腐败的泛滥，不是第三轮巡视的发明。在去年第一轮巡视中，在对重庆和湖北腐败的描述中，就用上了这个词。

在本轮巡视中，“苍蝇式腐败”问题表现突出的有三个地方：天津、北京和海南。巡视组的相关描述分别用了“不容轻视”“问题凸显”和“形势严峻”的措辞。

这三个地方“苍蝇式腐败”猖獗，源于当地在征地拆迁过程中，官员面临着巨大的利益诱惑。在这方面，贵为京畿之地、寸土寸金的北京，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第三轮巡视中，被巡视组点名有征地拆迁问题的地方有两个，北京就是其中之一。

与前两轮巡视一样，这次在巡视组每一个通报的最后，都会留有一个“尾巴”：“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处理。”

这一意味深长的表述里，暗含着“老虎”的信息。根据腐败案件管辖权的规定，“转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处理的案件，”是指涉及省部级官员的案件。省部级以下官员的案件，则归省纪委和市县纪委管辖。

也就是说，凡有上述表述的被巡视地区，均可能有省部级官员涉案的线索。但最终是否立案，尚需进一步调查。

城建、土地与工程招投标为重灾区

巡视的结果还显示，在有些经济利益巨大的领域，腐败呈现出高发态势。《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对这样的领域进行了梳理，发现无论是第一、第二还是第三轮巡视，腐败频率最高的一个领域，均是城建、土地与工程招投标。

《中国新闻周刊》发现，除了2个专项巡视的单位外，另外11个地方均存在这一领域的腐败。这体现出这一领域对权力的巨大“虹吸效应”——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大小权力都趋之若鹜。

上述11个被查出有此类贪腐的单位，其中有7家在描述中用了“问题突出”“比较严重”“相对集中”的措辞，对甘肃的描述还用上了“损失巨大”。

另外，在11家被巡视单位中，对山东省着墨最多：“有的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工程招标、土地转让问题突出，有的领导干部与企业老板勾结，围标串标。”

在这一描述中，有几个反映这一领域共性的词汇，比如“亲属插手”“领导干部与企业老板勾结”“围标串标”等。结合起来，就能勾勒出这一领域的腐败路线图。

在此前两轮巡视中，这一领域也表现出了对权力极强的“吸引力”。在第一轮10家被巡视单位中，有3家被查出了此类腐败；在第二轮11家被巡视单位中，有5家被查出了此类问题。在所有巡视发现问题的排名中，城建、土地与工程招投标领域均名列榜首。

在这一领域腐败的背后，“一把手”的因素令人关注。按照中国式的权力运行机制，一个领域的权力运用，主要来自于三个人：主管副职、行政一把手和党委一把手。这个领域的利益越大，三人之间的权力分配就会越向后方倾斜。

如果某个事项相关利益大到需要在常委会上进行讨论，其决策权就基本上集中到了“一把手”上。城建、土地与工程招投标，正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在很多地方，它被称为“一把手”工程。

而分析过去的贪腐案件可见，大多数“一把手”腐败案的背后，都有土地的影子。

腐败利益共同体

在第三轮巡视中，能看到很多“一把手”的影子。

巡视的结果显示，“一把手”违法违纪的案件，正在有些地方呈上升趋势。其中表现突出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山东省内，一个是天津市内。前者被指“一把手”案件呈上升趋势，后者被指“一把手”腐败案件多、危害大。

“一把手”腐败的影响，不仅在于其腐败本身，还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一把手”腐败，可能对其领导的整个组织注入一种腐败基因。

一个被腐败渗透的“一把手”，必定不会真心反腐，甚至有可能将反腐异化为一种利益交换。这在现实中的一个最直观体现，就是反腐力度不够。

在第三轮巡视中，有5个被巡视单位被指“执法偏软”，或者“没有形成反腐的高压态势”。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巡视报告中，这种提法分别出现了1次和2次。

反腐不力的原因，除了人手不足、取证困难等技术因素外，利益考量更是个决定性因素。

在反腐尚未成为高压气场、官员之间又沆瀣一气的情况下，反腐就变成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而如果“一把手”有贪腐行为，该单位的反腐工作在价值取向上就成了反对“一把手”，则要面临更大的阻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反腐人员会倾向于选择无所作为，或者将反腐异化为可资变现的资源。今年上半年，中国多位有纪检背景的官员落马，其中的部分原因，是这些本应以反腐为己任的官员，将反腐置换为一种可资交换的资源，将自己变成了腐败的利益共同体。

执法偏软的结果，除了遗留很多腐败问题以外，还给当地营造了一种“有腐不反”的气氛，让腐败得以滋长，并最终形成风气。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也就是说，“一把手”是各地反腐的第一责任人。但“一把手”涉腐，让反腐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第三轮巡视的反馈中，还有一句话出现的频率很高，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不够到位”。据《中国新闻周刊》统计，在13个被巡视单位中，这句话出现了8次。在前两轮巡视中，这句话只在第一轮巡视中出现过1次。

在第三轮巡视中，还有几个问题引人关注：买官卖官、超职数配备和带病提拔。在前两轮巡视中，超职数配备被4次提及，带病提拔被提到了1次，买官卖官则没有明确提及。这几个问题在本轮巡视中出现的频率，比前两轮有大幅度提升：超职数配备被提到了5次，带病提拔被提到了3次，买官卖官、拉票跑要被提到了4次。

山东和河南在这几个问题上表现突出，巡视组对两省的描述非常接近：买官卖官问题突出，跑官要官仍然存在，拉票贿选现象严重。分析人士认为，对这种官场整体上的混乱局势，“一把手”同样逃不了干系。（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