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一：亚当·斯密对政府作用的阐述今天是否适用

林毅夫：我们知道，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新产业不断涌现，就像维迎讲的，两百年前亚当·斯密的时代，产品只有十的2次方，不到3次方，现在是十的7次方、8次方。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讨论的。

维迎谈企业家精神，我认为企业家精神也非常重要。但是企业家怎么出现？除了他天生的对市场发现的敏感度以及风险判断外，还需要什么？

所以我要补充一下，维迎对企业家精神的重视，我是承认的。然后企业研发新产品，同时政府给予充分的自由和产权保护，我也承认。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识，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

张维迎：亚当·斯密研究的是两百多年前，工业革命发生之前，这没错。但是科学并不总是在进步的，我不认为今天的思想一定比上个世纪先进。为什么呢？因为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差。

我们看美国，在产业革命时候，大量新产品的出现，没有什么国家支持，我们看英国，包括科学的出现，很多没有什么国家支持；然后我们看很多基础的研究，美国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

如果我们研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国，所有事情都离不开国家，但不能证明没有国家参与这个就不会有，反而没有国家参与，我们有可能更好。政府要做的最重要的是，创造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论战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林毅夫：谈到政府和企业家，大家说我强调政府的作用，这是一个误解。现在我一直强调的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有效的市场当然是靠竞争、靠企业家。但因为现在大家不讲有为的政府，所以好像说我强调政府。其实我两个方面都看，因为有效的市场要竞争和企业家的精神。

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必须要政府，因为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也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必须改善人力资本，也必须改善金融和法治，这些都不是单个企业家可以做的，需要很多企业家做，需要协调。或者协调很难，必须政府供给。我所看到的少数几个成功的经济体，都是政府跟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

张维迎：首先，我认为发现比较优势，利用比较优势，恰恰是企业家最擅长的。而我们国家恰恰是政府经常乱点鸳鸯谱。如果论比较优势，政府和市场相比，市场更擅长解决比较优势。没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还能持续存在的，只有那些政府管理的企业才能做到。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用“发展阶段”说事，认为中国目前所处在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很多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是不是就应该更多的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有一定道理。但是为什么现在不具备条件？是因为我们消灭了这些条件。

论战三：政府干预能不能更有效

张维迎：很多经济学家经常把保护市场当做一种提高效率的工具，其实，市场并不是一个效率工具，认为市场有效率就支持，没有效率就反对。市场实际是一种基本的人的权利的保障。我们只有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就是自由、人权、财产权，市场经济才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我们过去总是说理想的状况就是市场出问题了，政府就能解决问题。毅夫认为我们应该研究政府怎么做得更好，但有大量的理论和事实证明，政府怎么做都不可能做得更好。

谈到思想，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科学家只是一人之见，而且经常带有自己狭隘的、领域的偏见。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公平、公开的争论，然后让每个人去思考问题，任何情况下政府都不应该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加某一种思想，这也是我一直反对的。

林毅夫：首先来讲，中国过去35年我们必须承认政府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绝大多数正确，不可能连续35年每年9.8%的增长，也不可能是现在唯一的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我们应该认为95%以上都是正确的，可能有5%的改进空间，这个我们必须承认。第二点谈中国模式并不是说固定不变化，也必须要不断改革。包括美国、英国也必须要不断改革。

（摘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