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

在80年代的先锋诗歌地理图景中，紧邻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地区的东北三省以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属地性格造就了一批先锋诗人。豪放、粗犷、奔突、狂野的东北大地和白山黑水在这一时期闪现出少有的诗歌亮光。当然作为运动而言这一过程是短暂的，比如郭力家和邵春光等人的“特种兵”基本上在执行了两三个“任务”之后即宣告解体——“拣来各军兵种所有番号对对付付/缝上我这件浑身呲牙咧嘴的破衣裳/拒绝加入正规部队/是我的本性”。多年之后，只有那些在喧嚣与孤寂中坚持写作的人存留了下来。而对于张洪波这样一个从1977年即开始诗歌写作的人而言，要对其作品进行综合性的评价显然有着不小的难度。这不仅在于其写作文本数量的巨大而且还在于他诗歌写作的变化，例如从最初的“森林诗”、“油田诗”、“童话诗”到后来难以厘定的复杂性状貌。与此同时这种阅读和评论的难度不仅在于大量的评论家关于张洪波的文章（比如收入到《张洪波诗歌作品评论集》中的几十篇文章），而且还在于张洪波是一个有着“自我阐释”能力的诗人。他的很多散文性文字和创作谈中都涉及到诗歌创作的特殊经验、独特见地和深刻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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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知青年代，还是关东以及华北平原时期，张洪波一直有着热烈执着而冷静自省的诗心。张洪波是一个本色诗人，诚如他自己所说的“要有自己的血色和气色”。这正源自他被众多评论家所引用的那句话，“我以诗人、旁观者、受难者三重角色出现。我努力地从悲剧的核心处提炼出一个个几乎无法用辞藻渲染的意象，以表达我对崇高的苦难的挚情。”（《世纪名家品荐经典大系·诗歌卷》张洪波写给读者的一段话）热烈使得他的诗歌与伪饰和虚假无缘，他的诗歌一直有着烈火一样的燃烧以及纯真透明的心地。这也是著名老诗人牛汉非常看重张洪波诗歌品质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今年张洪波在给笔者的信中所自道的那样——“我追随牛汉老师多年，不写虚假的东西，写自己觉得有力量的，但诗真是长跑，不能信手拈来。”与此同时，冷静和自省甚至疑问又使得他成为“旁观者”。正如诗人自己所说——“热烈而理性的言谈”（多云）。这一适度的观察角度使得他对精神的风暴中心以及动荡地带有着深入而冷静的观察与发现。借用张洪波一部诗集的名字《生命的状态》，他几十年的诗歌写作正是不折不扣地凸显了一个诗人本真的生命状态。

谈论张洪波，很多评论者容易把他与文化地理学联系起来。实际上个体与地理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并不是投影一样的直接和显豁。而说到东北三省人们自然会想到茫茫的林海雪原、白山黑水间粗野、豪壮的关东汉子和高大、丰满、泼辣、直爽的东北女人。而更多的时候“东北文学”似乎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地理版图中处于并不出众的位置，甚至更多的时候静寂无声。当年由萧红的《生死场》，时在动乱的上海闸北的鲁迅已经看见了五年之前甚至更早的冰天雪地里的北方以及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然而鲁迅所说的萧红《生死场》中女性作者的“明丽”和“新鲜”可能是想表明女性写作与男性的不同。萧红在《生死场》中以非常细腻和个性化的女性视角呈现出了东北大地上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特点。在萧红笔下，夏日北方的田野、蔬菜和庄稼象征了这片土地的生机和反抗，烈日的榆树下啃食树皮的山羊、“绿色的甜味的世界”的高粱、柳树、杨树以及菜圃上的大白菜、圆白菜、卷心菜、西红柿、辣椒、倭瓜、黄瓜、青萝卜、白萝卜和胡萝卜都一起带有东北黑土地的泥土气息。东北特殊的地理环境，空旷大地上稀落的村落和人群，异常寒冷的空间使得生长在这里的人们更渴望温暖和交流，更希望在大声说话和热气腾腾的酒桌上来驱逐寒冷和寂寞。张洪波的写作的确也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北方”的性格。但是这远远不是张洪波诗歌写作的整体风貌。还是从他“独旅”一般的诗歌历程开始！当他被置于东北以及华北文化的背景之下，他的诗人形象就被看成了朴实、直接、真诚、粗砺、大胆。而这确实是张洪波诗歌精神质地的一部分，正如诗人所抒写的“扎进骨髓的北风／东北性格／让你肺腑都凉透了／让你的嘴说不出撒谎的话／把你彻底冻干净”（北风的东北）。但是这一略显固化刻板的“诗人形象”又确实不同程度遮蔽了张洪波诗歌的复杂性以及另一些侧面。实际上，张洪波的诗歌还有着相当敏感、敏锐、细腻、含蓄、平静、隐忍和悲悯的另一面。这种冷热兼具、内敛与张扬相融的话语方式使得张洪波的诗歌状貌更具有容留和旷达的空间视域。没有“根性”和“精神出处”的写作是可疑的。这必然还会牵扯到诗人的身份问题。显然，张洪波是一个具有“根性”和“精神出处”的诗人。他的很多诗歌看起来很温暖，但是又掩藏着无尽的灰烬和寒冷。没有对脚下的土地和草木万物尤其是内心渊薮的生命体验诗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的。当下所谓的“新乡土诗”写作正在成泛滥难挡之势，但是必须提醒的是这种面目模糊、辨识度丧失的写作是可疑的。在此，我想举张洪波的诗“旺盛的庄稼”（另外具有代表性的有“玉米们不再大声地歌唱”、“睡在干草垛旁的人”）为例，以对那些降低写作难度又自以为真理在握的写作们以有力地提请。“我们果然在庄稼的根部／看到了正在被土地融化的灰烬／那是在什么时候／什么东西／被什么烧毁的呢？/后来才知道／那就是这些庄稼们上一代的骨灰呀／它们被烧毁／但它们没有离开土地”。庄稼的旺盛态势与根部的灰烬之间，死亡与成长之间，歌唱与沉默之间形成了多种复杂的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并不仅仅是来自于语言和修辞自身，而是来自于多年的乡土经验以及深入探究和观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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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张洪波诗歌中的“悲悯”与“敬畏”。这对于一个粗壮的北方男人而言确实有些难解，当然也就更为难得。尤其是这种悲悯情怀一直在他的诗歌中延续，这不仅来自于他个人的性格，而且还在于他对弱小、卑微的动物（尤其是动物在张洪波诗歌中出现的频率极高）、植物、事物乃至地理的发现式的观察与体悟。这些动植物以及自然物象经过诗人情感和知性的提升之后具有了温度和命运感。这在我看来至关重要。比如“北方秋天的燕子”、“老母猪及其子女”、“玉米们不再大声地歌唱”等诗就以悲悯还原了真实而残酷性的没有诗意可言的存在。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祛魅性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使然，“它们开始逃离/黑压压的一大群／好像一大片灾难//北方没有燕子了／燕子在北方并没留下小学课文中那样的美丽”。普鲁斯特曾经说过“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但是，在我看来这种陌生化的“外语的语言”又不单是神秘的祈祷与幽暗的内心景观以及语言自身的生成，而应该是既来自于我们熟知的现实同时又予以适度的提升、变形和过滤。“熟悉的陌生”和震惊感是诗歌写作中最有难度的一种。就此，我们可以读读他的诗，“在月光下打开一层层的玉米叶子／真是让人大吃一惊——／它们是什么时候长好了一身的牙齿／一身的牙齿呀／它们在那里静静地等着什么//玉米们不再大声地歌唱／它们用了一年的时间/长硬了自己的牙齿／然后就那样默默地咬紧牙关／等待着离开大地的最后一天//谁也没有料到玉米已经长了那么多的牙／如果想一想／所有的玉米都开始用自己的牙齿在大地上咀嚼／那将是多么让人震惊啊！”（玉米们不再大声地歌唱）。多么震惊的场景——来自于我们如此熟悉而陌生的“现实”和“乡土”。这对于大体有着乡土经验的阅读者来说其独特感受已经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了。那巨大的沉默是否让你感受到某种窒息的力量。就乡村物象的生命感和命运感而言，似乎只有莫言笔下如血的“红高粱”可以与之相称。张洪波的诗歌大多都是来自于实实在在的身边之物，来自于粗砺坎坷的脚下的土地。与此同时，身边之物和土地等“现实性景观”又在诗歌中转换成了“精神的现实”和“语言的现实”。所以，在“陌生”与“熟悉”之间诗人达成了一种有效和合理性的平衡。而反之如果偏向任何一个方面都会使得诗歌出现伦理学和美学双重层面的畸形与不足。

说到张洪波的诗歌，我注意到他同样存在着城市化的现代性进程中的焦虑与不安。随着城市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不可思议的速度，张洪波的一部分诗歌不自觉地转向了面目难以厘清和揣测的城市空间，或者是以城市作为精神性的背景参照。而像“城市的声音杀过来了”这样的诗作更能够感受到诗人内心强行撕裂的痛彻与惊悸。当年顾城关于北京有一组极其诡异和分裂的诗“鬼进城”，这是极其准确的城市寓言。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城市更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它使人使人处于迷茫、疲倦而不自知的境地。在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诗人生活在大大小小的雾霾笼罩的城市、城镇和城乡结合部。但是多少年来成熟的“城市诗歌”仍然阙如。对于当代中国诗人而言，城市、广场、街道、厂区、农村、城乡结合部、“高尚”社区、私人会馆无不体现了空间以及建筑等的伦理功能。城市背景下的诗歌写作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插科打诨或者声色犬马，另一个则是走向逃避、自我沉溺甚至愤怒的批判。而以“城里的麻雀和向下的麻雀”（写于1994年）、“都市企鹅”、“雨是一点一滴的城市的中心”、“主题啤酒”、“和一匹乡下的马站在一起”、“闪电飞翔”、“大雪封住了高速公路”（而“玻璃大厦”、“城市的铭文”、“城门”、“一群苍鹭在北京”等则主要以批判性和伦理化的视角切入城市）等为代表的相关诗作则有效避免了以上的两个极端，“乡下的平房太多／城里的楼房太多／乡下太宁静／城里太热闹……//乡下的麻雀一直想到城里来／城里的麻雀却一直想到乡下去//城里的麻雀和乡下的麻雀在郊区见了一面／后来就谁也不提进城还是下乡的事了”。一体化的城市化时代已经到来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很难区分城市和城镇以及被修正和拆除的乡村之间的区别了。也许在诗人看来我们不期然间都成了“祖国的陌生人”。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境遇都是多向度的，任何工具理性也都是一把双刃剑。包括城市在内，对此生发的批判和赞美都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能够将二者融合起来予以更高层次思考的诗人并不多。张洪波就是其中代表性的一个，比如《高速公路》这首诗：“从这个村到那个村去／不能再任意地走了／要在公路桥那唯一的洞子／钻进去再钻出来//高速公路从平原穿过／把原来很近的村子隔远了／又把原来很远的村子拉近了／人们的心情／就因为这条公路／一会儿远一会儿近的”。这个时代一直在强调所谓的强硬的钢铁法则，但是有时候那些缓慢的、陈旧的、柔软的力量更值得被我们重新审视，“软的遮蔽了硬的/近的挡住了远的／慢的截断了快的//大雪飘着 道路停着／白覆盖了黑”（大雪封住了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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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经验”体现在诗歌中就是诗人不由自主地被时间驱使着去寻找、追溯、回忆、追挽。张洪波也不例外，比如“往日的蜡烛”，“孤独者的力量／无法拟声拟形／在它的色彩里度过了许多日子／却没有想到它给予我们的是什么／如今它消逝了／我们却想到了许多闪烁的东西”。何止是作为 “已逝之物”、“过时之物”的蜡烛！一切曾经的器物、场景都成了白日梦一样的记忆了，比如“炉火前的遐想”、“马灯”、“老屋”、“旧址”、“旧草帽”、“生锈的柴刀”、“旺盛的庄稼”、“旱河”、“旧品收购者说”、“在旧家具市场”、“想起那一年冬天的玉米饼”等。这些如今已经被“前进”的时代“弃之不用”的“无用性”的“旧事物”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梵高画笔下那个布满泥泞、破损的、疲倦的农鞋。正如海德格尔所说“从鞋具磨损的内部那黑洞洞的敞口中，凝聚着劳动步履的艰辛。这硬梆梆、沉甸甸的破旧农鞋里，聚积着那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垅上的步履的坚韧和滞缓。鞋皮上粘着湿润而肥沃的泥土，暮色降临，这双农鞋在田野小径上躅躅独行。在这鞋具里，回响着大地无声的召唤，显示着大地对成熟谷物的宁静的馈赠，表征着大地在冬闲的荒芜田野里朦胧的冬眠，这器具浸透着对面包的稳靠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那战胜了贫困的无言的喜悦，隐含着分娩阵痛时的哆嗦，死亡逼近时的颤栗。这器具其属于大地，它在农妇的世界里得到保存，正是由于这种归属关系，器具本身才得以出现而自持，保持着原样。”而优秀甚至重要的诗人就是要在这些具有象征性、历史性以及现实感的“无用性”的“器物”面前保持长久的注目并聚拢起往日的光阴和生命历程。诗人的责任就是让一切在这些“陈旧”的物件那里得以被延宕和继续存在。诗人就是要在那些细小和脆弱的、卑微的事物那里寻找整整一个时代的深层机制。而这在前现代性的乡土全面遭受斩草除根的语境之下还不能不具有现实感和时代性层面的另一种“追挽”和浩叹。

晚近时期张洪波的是更为内敛而富有知性的力量，视点也往往是内视点。这既是写作经验的水到渠成，也是时间所形成的生命状态使然。当个人化的记忆与历史想象力缠绕在一起，诗歌就不能不是沉重的。当诗人将视线抬高并返回到过往，家族的命运就成为着实无法释怀的芒刺。在“一九六八年下半年某日”这首诗中文革与人性以及血缘之间的巨大冲撞构成了那一时代成长过来的诗人最难以忘记的 “教育”或“训导”。而历史和当下之间有时候又难被截然硬性地分离开来，“挥之不去的记忆还在刺骨／我不知该怎样与那个年代划清界限”。张洪波的很多诗作就是同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往返的，二者是相互打开、彼此印证的。诗歌写作有时候还不得不与“非诗”的场域发生诸多关系——甚至是难以回避的纠葛和龃龉。正如罗兰·巴特所言历史陈述就其本质而言可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还不如说是想象力的产物。这提醒我们历史具有被不断想象和书写的修辞性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必定要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之下被不断“改写”和“重写”，比如“同志街”这首诗——“这条马路的名字／显得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追求／每一次走在这条马路上／都要四处寻找同志／直到今天上午/我还在坚持着自己的寻找”。换句话说这就是现实的历史化和历史的现实化。这不仅与历史有关，更与特殊的“当代性”有关，而且还不能不与历史的重演与循环有关。这就要求诗人要具备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比如组诗“朝鲜旅什”以及“巴图鲁：豪迈的歌”等诗。我曾多次强调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是一种在时代和写作中并非解决问题而是扩大、加深问题的手段，是自觉延宕真实指认的极限悖谬，是到达历史真实、个人真实和虚构真实的有力和有效的途径。这种想象力显然是将历史个人化、还原化和真实化，不断用真实的巨流冲刷惯性知识虚幻的尘埃或宏大历史叙事虚假的色彩，还原出与生命、生存更为直接的历史记忆与生命体验。显然，多年的游历和见闻又不断拓宽了诗人的眼界。张洪波的诗歌确实有如万花筒般的摄入能力，各种事物、景观似乎皆可入诗。这实际上也对诗人写作提出了难度，如何能够写出一首首区别度的诗就显得尤为重要。难得的是几十年来张洪波一直在用“心”写作，这已经很多其他诗人无法做到了的。

读完张洪波的诗歌我一直处于冷暖交替的阅读感受之中。他的诗歌既有着“知识成人”般的深度，也有着“赤子”一样的坦诚和热度。综而言之，这是一个附身向下对事物的“根部”予以耐心和细心观察和发现的写作者。无论是由一个场景和事物生发的哲思，还是经验与想象并存的情感抒发，其间都有着浓浓的化不开的热情在有力地支撑。他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火焰，也让我们目睹了冰冷的灰烬。更重要的是诗人让我们看到了事物之间隐秘的关联性场域。诗人要做的既是要“相信未来”般的拒绝虚无，又要在浮华和伪饰的背后直指人心渊薮。所以，张洪波的诗歌让我们感受到的即使是面对着一团灰烬，他也会让我们看到那永远都不能扑灭的火焰。

霍俊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任职于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特聘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 《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红色末班车》、《一个人的和声》、《变动、修辞与想象：中国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批评家的诗》、《无能的右手》、《隔窗取火》等。《中国新诗百年大典》分卷主编，主编《诗坛的引渡者》、《2011中国年度诗选》、《新诗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