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 锐

本文不是对《大地之子》全面的探讨与评价，甚至也不能说是对小放创作四平八稳的公允而科学的批评。 如果这种片面的批评，能给予诗人某些启迪，本文的写作目的即告达到。

一、从平行比较中发现的同调

新时期文学，基本上是在两条相背离的轨道上行驶。当小说热衷于在中华民族古老的黄土地里挖掘民族文化之根的时候，诗歌却越来越缩小它的适应范围，将其根须扎进青年知识阶层那一叶飘零有足引发秋之悲绪的多愁善感的心灵深处，培植出含羞草般的神经质的诗。 一首诗就是一个小世界，一个诗人就是一个小宇宙。 但是从这小世界小宇宙流中，我们还是可以辨认出八十年代青年知识阶层的面孔。

这是对新时期诗歌发展趋势的总的把握与评估。 当然也有例外，也有不谐和音。 在一片自怨自艾的卡拉ok 中，也有一两声沉重的渔鼓和铿锵的铜钹，这就是刘小放的诗。

说来奇怪，小放诗歌创作的兴奋点不与同时代人取同步，却似乎与小说界贾平凹们的寻根文学取同调。 当陕西的贾平凹怀着恨与爱、喜与哀这极其复杂的感情，用他那近乎白描的笔法和锤炼得炉火纯青的中国白话小说，中国杂文学语言以及关中土语，来描写商州父老时，河北的刘小放正在抱着与贾平凹同样的情感，用他看似质朴无华，实则融入民歌与中国古典诗歌之深髓的冼练语言，为他沧州的兄弟姐妹们塑造一座群体雕像。

看起来奇怪，实则并不奇怪，贾平凹小说和刘小放诗歌的不谋而合，有着并非复杂的内在原因。 所谓内在原因，并不排除同时代文坛创作思潮的相互影响。 但是在笔者看来，这种不谋而合，主要在于作家主体有着相似的经历，相近的思想与追求。小放和平凹都是五六十年代生长在农村的人。七十年代，他们又先后离开古老的黄土地，离开养育了他们的肌体思想与情感的河流土地，“跨过父亲开挖的沟壑/越过祖父轧出的车辙/展开黑夜打起我远行的包裹”，（“大地之子”）挣扎进城市的知识阶层。 他们由四顾皆绿色的田野装进四望徒壁的创作室，但其血脉却与故乡的河流流淌在一起，其思想其精神无时不与生养他们的土地纠结在一起：“那荆条墩挖不断的根须是我/那大榆树扭结的疙瘩是我/那地埂上沉默的马莲是我”（“大地之子”）。 他们的世界观，他们观察世界的取视角度，他们喜怒哀乐的触发机制，他们的思维方式，也许早在乡间的茅草屋中就已定型了。 所以，他们的身体虽然远离乡间，而其乡间的情感和思想以及思维方式，却形成一种无法克服无法摆脱的惯力，带动他们的创作朝前奔。 事实上，刘小放和贾平凹们的创作激情定点于故土，定点于乡间，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农民之子自觉与非自觉的情感、思想与思维惯性。限于篇幅，这里姑且不谈贾平凹。刘小放在《大地之子》的后记中，就声明，他在故土沧州的生活“酿造了我后来的诗，酿造了这本《大地之子》”。 而离开乡土的失落感和城市生活的某些不如意，如：赶上了机关里评职称/在国家出版社出了两本诗集/抵不上一纸大学文凭等等，似乎又是诗人情感惯性，思想惯性以及思维惯性的加速度，使他们更加渴望回归粗朴然而却亲人的乡间生活，更加耽溺于过去生活的温馨的回忆。

刘小放和贾平凹们，是那种“文化革命”前的农村知识青年。 这一代农村知识青年，对土地大都具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把建设和改造故乡视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离开了土地，但正是离开土地这一人生经历，使他们于责任感和使命感之外又加上了负债感。 他们对土地的描写对故乡亲人生活的反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三种交织在一起的思想情感。

正是以上这诸多因素，使刘小放也学是自觉也许是非自觉地走到寻根文学的阵营中来。

二、类于宗教的恋土感母情结

《大地之子》的中心主题，是对土地和农民的礼赞。 这是“大地之子”“融着我生命的真诚和热力，敬献给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敬献给爱我的和我爱的亲人”（“大地之子·后记”）的辉煌的颂歌。

在《大地之子》中，有一首长不过十五行的短诗“母亲的呼唤”。 此诗虽然未让读者取得令人满意的情感体验就草草收束，但母亲那遥远而关切的呼唤，据我看来，却像一条潜行地底的脉流，无时不闪现在诗集中：“太阳引我去登一座神山/星星领我去开一片圣土/我在遥远迷惘的路途上/只有您亲切地呼唤我”（“白发娘为我打开了柴门”），这是故土的呼唤，它就像一条用情感拧结的丝线，牵动着诗人这个早已飘荡在城市上空的风筝，使他回过头来，用温馨的回忆和充满感激的礼赞，眷恋地回应母亲土地的呼唤。 这种礼赞，是出自诗人心腑的情感的需要和补偿，不同于旧的颂歌是来自外界的政治旨意。 如果说有上帝旨意存在的话，那么这个上帝就是那些生于斯地，老于斯土，用他们祖辈相因的韧性和耐力拖着华夏之船艰难前行的农民们。

《大地之子》这部诗集，几乎所有的诗，都饱含着诗人对土地和乡亲们的神情。 诸如“高粱叶，哗啦啦”、“那一方水土”、“九月”、“娘娘河”、“地母呵”这一类的诗，都可称得上是纯粹的颂歌体。 在这些诗里，沧州这块土地，具有史诗般的苍凉，同时又充满孕育了人类以及万类生机的壮旺的生命力。 诗人对土地与农民的礼赞完全是出于一种对于生命之源的深深的感激。 诗人毫不掩饰自己对土地对农民的一种近乎宗教迷狂的崇仰和膜拜，他经称土地为“圣土”为“地母”，并且让“母亲与菩萨同坐在莲花之上”（“地母呵”）。 他甚至把自己与土地渲染为圣母与圣婴的关系， 充满宗教的神异色彩：“在那神圣的太阳的照耀里/我如金色的婴儿通体透亮/在那温暖的大地的怀抱里/我才郁郁葱葱活泼壮旺/噢嗬嗬云霞里闪射出一只小鸟/那时我灵魂颤栗的歌唱”（“地母呵”）。

这种类似婴儿依恋母亲的亲子之情和近于信徒崇拜偶像的宗教情感， 应该说完完全全是中国农民的处世态度和情感，是几千年的农业经济培植而成的典型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 我国早在六千多年前，就开始有狩猎和采集经济过渡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社会。 自此之后，农业一直是民族经济的核心。 对于农民来说，土地和生产经验，是其主要的生存条件。由于土地和生产经验的世代相袭，由于农民对土地和生产经验的依赖，自然会导致农民对土地和祖宗的崇仰和膜拜，并由此而衍生出知恩必报的思想。 因此，中国人要供奉祖宗，把逝去的长辈作为神灵。 中国人有自己的神仙谱系，诸如山神庙、龙王庙、土地庙，至今仍矗立在南北土地之上。这就是《大地之子》中类于宗教的恋土感母情结的渊源所自。但是，小放毕竟不是纯粹的旧式农民，他是土地的新生儿，是农民中少数来到外面闯荡世界的知识分子。 在他哗哗流淌的古老的农民血液中，已经输入了现当代中西方文化的血脉。 这一后天汇入的新鲜血液，开阔了他的视野，激活了他的思想，使他在古朴的感性经验中，又增加了现代文明的睿智。他诗中出现的对于土地和农民的宗教情感，一半是出于天然，一半是出于有意；一半来自老祖宗的感性经验，一半来自现代理性的思考。他张张扬扬地将热恋故土的情感激化为宗教的情感，就是要把土地和农民放在信仰的灵首来供奉。 诗人这样为之，除了出于农民之子对土地对父辈的天然感激和崇仰之情外，似乎还有诗人对土地与我们民族的血缘关系的深沉思索：“流经了千万里的水/淤积了千万年的土/孕育了我古老的姓氏古老的家族”（“那一方水土”）。“世世代代的庄稼汉/组成一个地下的根系/用血肉浸透了这块土地”（“墓茔—村庄”）。 “在我填写的人生履历上/你如同那闪亮的星座呵/是我心中的绿地/我的灵魂之根”（“村名”）。 在这些诗里，诗人显然把我们这一代人的根，我们民族的根，都系在农村古老的土地上了。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从“墓茔—村庄”等诗看，在诗人的心目中，农民不仅是土地的主人，而且是我们民族的主体。因此，在“村之魂”中，诗人送给一个普通庄稼汉以国家元首的葬礼。 千百年来，无论是天变玄黄，地换沧桑，农民都始终是中华民族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主要生产者。 正是农民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耕嫁渔猎，使中华民族得以生息繁衍。 即使在现代工业文明的今天，农业也仍然是负载民族经济的主要支柱。 诗人把土地视为民族之根，农民视为民族的主体，我以为是每一个下厨房上厕所的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作家批评家们都可以认同的。 因为这是无法否认的最基本的史实和事实。 如果我们把小放对土地的礼赞，仅仅视为一种旧式农民的感激之情，而没有看到诗人对土地及农民的理性思考，我以为那是把我们自己的浅薄推给诗人了。

三、史的沉重与苍凉

对于土地和农民，小放如果只有一份儿子般的依恋和感激之情的话，我们将其比作为寻根派的贾平凹们，就有点强拉硬扯，不伦不类。 在我看来，寻根作家的根本特点是有一种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 他们的作品在地域性的民风、世态的描写中，往往昭示出某一地域乃至我们民族世人们的思想取向、情感定势和文化心理结构。 小放是诗人。 诗人和小说家把握世界的方式虽然都是形象，但是若细致划分二者的思维特点的话，诗人和小说家似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诗人不可能像寻根派的小说家那样，在民俗世情的多层面描写和系列人物形象塑造中展示民族性。诗人的拿手好戏在于诗的形象的穿透力和涵蕴力。他可以以历史和文化的目光穿透社会生活，使诗的形象具有沉重的历史感，传递出古老的文化底蕴。 正因为这样，小放和寻根派的小说家虽并骋骐骥于殊途，但在他们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上却殊途同归。

小放描写沧州大地，多不做皮相的表面的展示，往往把现实与历史融为一体，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中，做纵向的史的上溯与延伸，“饱蘸几千年的星月/耕耘着一卷深褐色的史册”（“犁”）。 因此，从小放描写现实的诗中，我们常常会从芦根上读到“土匪血”，从深草里读到“烈马骨”（“大草洼”），从幽沉的沧州大平原里听到“梁红玉的击鼓之声”（“高粱叶，哗啦啦”）。 而从老祖父青铜烟锅闪灭的烟火中，我们也会随着诗人一同走进老人闯关东、走西口的回忆。这种史的上溯与切入，事实上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它把今天的沧州农村生活放在了一个古老、悠远、苍凉的历史背景之上，从而揭示出这种生活古老深邃的文化底蕴。

不过，《大地之子》中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内容，还是诗人对沧州父老的性格既充满骄傲又不乏痛苦的省识。 这部分内容最具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

在沧州农民性格中， 诗人引为自豪并一再表现的是男人们强悍刚毅的性格：“在那吞食野菜草籽的年代/父亲终于倒在了地头/他躺在用汗水泡过的野地里/再也没有起来/他的扁担/还挺挺地插在泥土里/竖起他死不甘心的筋骨”（“铁血色的扁担”）。 父亲的强悍形象，可说是沧州农民的缩影。 在《大地之子》中，“马贼之死”这首诗比较特别。诗人把一打家劫舍的马贼之死渲染得轰轰烈烈，似乎采取了一种单纯的文化认同的态度而舍弃了道德评价。诗人这样写的目的是在传达沧州人活做硬汉，死做壮鬼的生存观念。 而在“当你甩起红缨子长鞭”和“林冲夜奔”两诗中，诗人在揭示沧州人同一生存观念时，就采取了文化认同与道德评价相统一的态度。看起来，在揭示沧州人的性格时，诗人首先想到的是其性格，其次才是对这种性格的道德的情感的判断。 而这正是出于一种文化意识和历史意识。

对男人强调其强悍，对女人则强调其坚忍和母性的伟大仁慈以及自我牺牲精神。《大地之子》诗集里一再出现的母亲形象， 就集中体现了以上性格：“那用自己织的粗布/缠过的小脚/跋涉在泥泞的岁月里……忍受着命运的折磨/她面对菩萨， 默不作声……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呵/她用苦水淘洗那颗苦过的心/把口粮全部省给丈夫、儿子/自己却悄悄地闭上了眼睛”（“一颗忍受煎熬的心”）。 诗人所表现的母亲吃苦耐劳，甘于牺牲的性格，正是农村妇女乃至中国母性的伟大不朽之处。但是，诗人在表现中国母性的这种性格时，却颤栗着心灵、充满痛苦。 这种痛苦，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国妇女命运的同情，也来自对其性格本身弱点的反思。 因此，在“新姑娘”这首诗中，他就塑造了一个“刚强”的姑娘，让她反抗命运，携所爱之人离家出走， 并最终堂堂正正地返回村庄，“举起她的孩子/象举起一面胜利的旗帜/在头顶上飘扬”。新姑娘的出走，反映出古老的乡村文化所面临的新文化挑战，以及农民性格在新文化浸入下的蜕变。 不过，新姑娘被迫出走的这一事件本身说明，外祖母传授给母亲的有形的“女儿经”，在八十年代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无形的“女儿经”却仍然盘踞在乡村大地，并成为母亲雕造女儿性格的文化之根。这说明，时代变了，而塑造农民性格的人文环境还需要长期的改造。新姑娘性格的蜕变本来应发生在三十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中，然而这种蜕变恰恰不是发生在三十年代而却在八十年代，这就足以说明农村文化的古老及其稳定性，也足以说明农民性格的传承性和封闭特征。所以当我们今天还要喋喋不休地议论应是三十年代的古老话题时，从我们自身的心情的沉重不安，可以想见那对家乡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诗人心情的沉重与不宁了。

正是出于同样的沉重心理，诗人剖示了农民性格中存在的某些劣根性和农村文化的落后性。 “斗牌的娘儿们”里，今日妇女与旧日财主家女人嗜好的重叠，“回声”中，今天的乡干部厚葬四十年前用一张破席卷出去的父母尸骨，与受了皇封，领了钦差的旧时代官吏的思想行为的如出一辙，是明鲜的历史的重复与轮回现象。 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历史的“回声”，揭示了农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不平衡。 随着时代的前进，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农民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农民的思想，农民的精神世界，在某些方面还停留在旧的时代。正因为这样，富裕的物质生活，使农村的一些妇女自然而然地走上了旧日财主家女人走过的道路； 而有了一点权力的乡干部也要象旧时代的官吏们一样做上了光宗耀祖的美梦。从这里，我们可以认识到农村新文化建设与旧文化改造的艰巨性和迫切性。从这些诗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历史意识和文化意识给诗人带来的理性批判精神。

四、创作心理定势的完成与完善

长期以来，诗歌界对古人“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说法似乎存在着某种误解，以为“行万里路”就是乘车坐船登山涉水一路旅游将去，一路上又像收割机一样加工出许许多多的大作来。故有些诗人今日有漠北之行，明日有江南之篇，诗笔纵横捭阖于大江上下黄河内外天地四合之间。 似小放这等咬定乡间不放松的诗人，老实说是越来越少了。

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讲的是开阔作家的两个视野：知识的视野和生活的视野。 知识之多寡、生活视野之开阔与否，的确直接影响到作家是大家子气还是小家子气，影响到作品品味的高低。就诗人来说，“行万里路”时，也实实在在会有见景生情，天机既启，诗上眉头的创作情形。 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虽多有贫血儿，但也有足胎足月的优生子。 我说以上话的目的，不是反对诗人去旅游产诗，更无反对诗人开阔视野的动机，我只是强调：诗人的淘金之地，还是他熟悉的生活，尤其是那些浸透诗人和他亲人血泪和汗水的生活。 诗人也许后来离开了这样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孕育成诗人观察世界的取视角度，诗人喜怒哀乐的触发机制，诗人的思维方式，将永远成为诗人的创作心理定势。这种心理定势，是使诗人成为诗坛“这一个”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这种心理定势也许会成为诗人创作的栅栏、桎梏，因此，诗人们的热门话题就是突破就是创新。不过，说归说，做归做，如果不是作家的生活命运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打破创作心理定势，突破谈何容易。因此，聪明的作家，不是离开他熟悉的生活，丢掉创作优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而是完善和加强其创作心理定势，从他熟悉的生活中打出一眼更深的井来。无可怀疑，正是小放咬定沧州不放松的创作精神，成就了诗人，使其成为河北诗坛少数几个有矢志如一的创作追求，有鲜明的一以贯之的创作个性诗人之一。 就此而言，小放说“谢谢，大地！ 谢谢，生活！ ”是发自深心的肺腑之言。 而我们也应该说：“小放不愧是属于大地的诗人”。 （“大地之子·后记”）

感谢之余，赞叹之余，也有一点不满足。 改革开放尤其是商品经济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冲击是千百年来未见的。 改革开放中，农村固有文化与商品经济带来的新的文化的冲突与溶合，农民性格同时向优性和劣性两个极点发展的性格大断裂，诸如此类等等，在小放诗中还未有充分而切近的反映。而这些，在贾平凹们的寻根小说中已经有相当深入的反映了。 所以作为小放的读者， 我们希望他能多留意这样的生活，并且多向诗坛的邻院小说界投向一瞥。目的不是让小放打破创作心理定势，超越自我；而是完善创作心理定势，加强自我。 因为据笔者的观点，自我似乎是无法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