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峰

民族国家现代性视阈下的一九五○年代中国文学

李晓峰

“新中国”是既不同于包括中华民国在内的“旧中国”，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的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具有现代性的“新中国”的“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新中国”是一个真正拥有完全主权(领土、领空、人口、文化、语言)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从而实现了中华民族自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始的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梦想；二、“新中国”是一个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三、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终结果，“新中国”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从而必然地选择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现代文学一方面不能不是民族国家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是替民族国家生产意识形态的重要基地”一样，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被命名为“当代文学”的“新中国”文学，拓展了延安文学方向，重组了“五四”新文学资源，整合了各类文学话语，重估了中外文化、文学遗产，建构了与“新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全新的中国文学话语和评价体系。各民族作家对“新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和成长历史进行了全面呼应。但是，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和对革命现代性的过分强调，无论对作为文学主潮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现代性的纠结与错置等复杂形态，还是非主流的少数民族作家对现代民族国家历史的追忆，抑或对多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重述，要么为“革命历史”所遮蔽，要么被分置于革命历史、革命现实、少数民族文学等彼此独立的不同语境，从而影响了人们对一九五○年代中国文学现代性价值的客观评价和全面认识。

一、革命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现代性的纠结与错置

革命历史叙事代表了一九五○年代的文学走向，最重要的作品大都产生于这个年代。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开列的十六部长篇和若干短篇小说的名单仅仅是后来被称为“红色经典”的“经典”部分。事实上，革命历史叙事所生产的作品远不止这些。

洪子诚认为：“现代中国的‘历史’，指的大致是‘革命历史’；而‘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黄子平认为，革命历史小说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陈思和认为，革命历史叙事的特征“是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为线索，用艺术形式来再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普及与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知识和基本观念”，可以说，诸如此类的站在革命历史现代性的立场上对革命历史叙事的成功和不足的挖掘，已经相当充分并达成某种共识。

但是，一旦我们将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纳入自一八四○年以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建构、成长的曲折、复杂、艰难的历史进程，就会发现问题似乎并不像既往的认识那么简单。因为，革命历史叙事所指涉的革命历史，一方面从属于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这种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的世界性政治运动，从本质上说也是世界性的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归宿的民族主义浪潮的一部分，它对世界政治格局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成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另一方面，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恰恰又是中国自一八四○年以来，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最终成为实现中华民族现代民族国家诉求的重要推力。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对革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及二者之间关系的辨析和认识。

历史、客观地看，革命现代性与民族国家的现代性是不能并置的从属与包容的关系，即：革命现代性是民族国家现代性的重要手段。民族国家现代性的诉求，可以通过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其他革命来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式本来就具有多样性。例如中华民国以及国民革命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模式和实践。更明确地说，只有以实现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诉求而进行的革命，才是具有现代性的革命，一旦脱离了现代民族国家诉求这一现代性母体，革命现代性的合法性就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和作为手段的革命本身的现代性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现代性。如果革命现代性抢镜出位，置于民族国家现代性之上，或者与民族国家现代性并置，不仅民族国家的现代性受到遮蔽，革命现代性的合法性目的也将受到质疑。

作为一九五○年代中国文学主潮的革命历史叙事，由于过分专注于“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因此，革命现代性脱离了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母体，或与其并置，或与其错置乃至僭越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

以《青春之歌》为例。这部小说一直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何成长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成长小说”，这固然不错。但是，小说中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和“抗日救亡”这旨在促成人物“在历史中成长”的现代性动力长久以来被其革命性所淹没。

例如，小说所选取的叙事起点和终点恰好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和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开始。这一时间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成长历史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使“誓死不当亡国奴”的“救亡”为主题的民族主义思潮空前高涨，当时中国政府采取的消极的“不抵抗”政策，对这一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此，《青春之歌》有非常真实的描写：

“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反对划分国际共管的中立区！反对投降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反对政府压迫民众抗日运动！全国被压迫民众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外面车厢的地上，突然爆发了一阵洪钟样的喊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表面上，这里并置了两种矛盾，一是中华民族与民族敌人之间的民族矛盾。二是由于政府不抵抗而引发的民众与国民党的矛盾。在历史语境中，后者的矛盾是位于次要地位的。因为，无论抵抗不抵抗，民族国家“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超越了国内所有矛盾而上升为中国最主要的危机。这种处境和危机与晚清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具有相同的性质。不同的是，晚清的民族主义者们认为中国处于被动挨打的根本原因是现代民族国家的缺席，而一九三○年代的革命者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思考的则是谁来领导这个国家实现民族解放，这种选择规约了国家的现代性方向。正如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

卢嘉川看看对他流露着无限期望的一屋子青年，也向林道静那儿望了一眼，就用低沉的声音轻轻地说：“你们想找出路么？对，咱们大家都在找出路——整个中国也都在找出路。那么，出路在哪儿？我想出路就在反抗，出路就在斗争，出路也就在把咱们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知识分子能有什么出路？今天，我们首先就要求得中华民族的解放，然后才有我们个人的出路和解放……”

在这里，革命的现代性已经融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诉求之中，中国的“出路”、“中华民族的解放”不仅将小说中的青年学生们，而且在事实上也将整个中国革命导入了现代性的轨道并赋予了革命暴力合法性的权力。

但遗憾的是，在一九五○年代，《青春之歌》的作者与同时代的主流革命作家一样，他们的思想意识不可能超越革命意识形态以及革命本身而上升到民族国家现代性的高度，因此，小说也不可能按照这样的方向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历史建构的宏大叙事。只能降低高度，以国民党的“不抵抗”为契机，为中共领导的革命提供合法依据。这样，本来处于首要地位的民族矛盾和国家危机让位于国共两党的政治矛盾。正如卢嘉川在演讲中所言：“千百万群众请了三个月的愿，可是你们依旧是一个‘不抵抗’！所以我们才来示威。向谁示威吗？向压迫中华民族的日本帝国主义示威！向出卖中华民族利益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示威！”“中华民族到了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却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共匪’。几百万中国军队不去打日本，却更加凶残地‘围剿’红军，屠杀共产党和爱国青年。……但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军已经粉碎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这种“合理”的转向在林道静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为了完成对林道静的革命启蒙，卢嘉川给林道静的虽然“仅仅是四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写成的一般社会科学的书籍”，却在短短的五天当中对林道静的一生“起了巨大的作用”，“她看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从这里，她看见了真理的光芒和她个人所应走的道路；从这里，她明白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原因，明白了她妈因为什么而死去。……于是，她常常感受的那种绝望的看不见光明的悲观情绪突然消逝了；于是，在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无疑，这种激情，已经不再是“亡国灭种”的“救亡”激情，而是无产阶级意识的觉醒。于是，“救亡”这一重大主题开始退场并隐身于台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成长”这一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隆重出场。于是，小说的叙事完全转向林道静如何在接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超越“五四”的个性解放，改造个人英雄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罗曼蒂克”，逐步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知识分子的成长历史。

如前所述，如果不将革命历史纳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史，革命的现代性和合法性会大打折扣。《青春之歌》的缺失恰恰就在这里：阶级解放淡化甚至取代了民族解放、阶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淡化甚至取代了民族矛盾(中华民族与“倭寇”)、政治矛盾(国民党与共产党)淡化甚至取代了国家矛盾(中国与日本帝国主义)，这就不能不使具有民族国家整体意义的“抗日救亡”现代性叙事，转向并最终为“革命”叙事所取代，这种“始于救亡止于革命”的革命历史叙事，在无意中将革命叙事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叙事中剥离出来，它所贬损的恰恰是“革命”本身的现代性。

再如，在一九五○年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全民族抗战为文学叙事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源。我们知道，“抗日战争”是主权国家的反侵略战争。反侵略战争与侵略战争，既是人类与反人类的对立，也是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冲突。因此，维护国家主权的正义性和合法性的反侵略战争历史地规定了文学的叙事方向。大凡这一题材的文学叙事，理应在民族解放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层面展开。但是，在革命历史叙事中，对革命历史叙事动机的有意强调，使“抗战理所当然地被赋予了革命的含义，即认为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下，抗战的民族斗争性质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定位所遮蔽。”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没有在革命历史叙事中被“正面”叙事，甚至连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也全面回避，这同样出于只要写了“共同抗日”，就不能不直面正面战场的政治考量。二是，此类“革命历史叙事”的目的，不是再现在这场战争中中华民族付出的巨大牺牲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而是将世界性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范畴，用来突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强调“人民战争”的伟大力量。这就出现了民族国家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的错置以及革命现代性的弱化。因为，革命历史叙事视野下的抗日战争只能尊重历史而局限于中共在场的“敌后”战场，如《铁道游击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战斗的青春》等小说以及电影《地道战》、《地雷战》。这些作品主要叙述敌后“土八路”、“游击队”与鬼子的周旋和“游击”，要么是小股的正规部队“八路军”的“偷袭”、“智取”鬼子炮楼或伏击日伪军小股部队，要么是如何化整为零潜入(脱下军装)民众，与民众一起坚壁清野和各种反“扫荡”，要么是在敌占区的地下政治活动和小规模的武装活动，以此呼应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历史结论”。革命历史视野下抗日战争叙事造成两个未曾预料的后果：一是其叙事模式的戏剧化、游戏化、神魅化，为近年来饱遭诟病的“抗日神剧”提供了叙事样板和资源；二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陆的读者将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误读为抗战的整体和全貌，影响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客观认识。这种情形，也反映出革命历史叙事中历史观存在的问题。

此外，在中国，革命的现代性不仅表现在革命的理论资源和革命路线的设计上，如建立什么样的现代民族国家，还表现在革命力量与革命对象的选择上。晚清民族主义者的启蒙现代性表现在对传统中国的反思和批判，已经部分地涉及传统中国特殊的文明类型和社会秩序对现代民族国家诉求的排斥和抵触。“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更直接地指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指出“乡土中国”固有文明的“吃人”本质和国民性的顽强生命力。但是，应该说，启蒙主义少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在这一点上，中共领导的革命则非常明确。一方面，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自“乡土中国”并以之为革命发源地和根据地；另一方面又祭出“反封建”的大旗，直指中国固有的旧的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如无为政治、礼治秩序、长老统治、乡村伦理、民间规约、血缘地缘等编织起来的“乡土秩序”和宗法制度，以及由此锻造出来的“农民精神”。显然，这些中国特有的“文明”无疑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阻碍。因此，如何改造乡土中国并将其纳入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装置，就成为决定民族独立与解放能否实现的另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一九五○年代的革命历史叙事，在延续延安文学土地革命叙事(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对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颠覆和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对“新农村”图景的想象的同时，革命历史叙事的意识得到加强。但是，一九五○年代与延安文学时期的农村革命历史叙事在面对历史资源时的情形完全不同。前者是在“新中国”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中，所有作家的身份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们既是革命者，又是国家公民；而后者在其所处的时期，仅有革命者的身份，“新中国”对他们而言，还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所以，“新中国”的作家们理应具有国民意识并把这种意识与“新中国”联系起来，进而将农村革命历史与中国民族国家成长历史关联起来，将农村革命视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史的组成部分，从而赋予农村革命以现代性的意义。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九五○年代的农村革命历史叙事所强化和突出的，依然是革命(封建意识和小生产者私有意识浓厚的农民如何成长为具有共产主义世界观的革命农民)现代性而不是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这突出表现在被视为农村革命史诗和中国农民成长小说兼备的《红旗谱》上。

梁斌在谈到《红旗谱》的创作时曾明确指出：“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我想中国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但我们党向来是把农民作为可靠的同盟军的，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农民阶级作为工人阶级最亲密的同盟军的话，也许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是现在的情况。”在谈到小说的主人公朱老忠的性格与革命关系时，特别强调：“作为一个农民的朱老忠，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与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从政治上更加深了。”“这种人心地正义、光明，在旧社会来说，这样的人就容易靠近、奔向党的怀抱。”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小说中因复仇而返乡的朱老忠为什么迟迟举不起他的复仇之剑，因为，个人的复仇是与“阶级”解放相矛盾的，与《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一样，如何将个人复仇上升到阶级仇、民族恨才是正确的革命价值观。

应该说，《红旗谱》所描写的中国农村反映了那个时代乡土中国的全部特质：老驴头听信春兰和江涛在瓜棚“偷情”的谣言而大打出手的乡村伦理道德价值体系、冯兰池家族在锁井镇的绝对权威、贫富贵贱的等级秩序以及对这种秩序的认同的遵守、乡村恶霸与政府的勾结，等等。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中国不能不受到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革命浪潮”的冲击。小说矛盾的起点——四十八亩公产的侵吞与反侵吞，正是以朱、严两家为代表的村民对“公平”、“权利”的维护，这是现代政治意识的觉醒。这种意识属于现代民族国家公民意识的范畴。通过“革命暴力”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建构公平、正义、民主的社会秩序，使每一个朱老巩、朱老忠的权利都得到保证，这本来就是应有的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叙述。因为，“新农村”的秩序建构，必须是国家行为，或者说，只有在现代民族国家的框架内，才能够建立起公平、正义、民主的社会秩序，才不会发生属于公众的“公产”被明目张胆地私分，才不会有私设“割头税”等反秩序行为的出现。但吊诡的是，在面对革命对象“旧中国”(中华民国的“黑暗”和乡土中国腐朽的封建性)的宝贵资源时，“只写阶级斗争”的革命叙事功利让革命现代性抢位出镜，而民族国家现代性退隐淡出，从而改变了《红旗谱》已经展开的关于民族国家转型和建构的现代性叙事方向。那种靠阶级斗争根本无法解决的乡土中国的宗法秩序——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化羁绊和“革命”对象，根本无法出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史也就消失在革命历史的宏大而功利的叙事之中。

从现代性的角度，中共领导的革命，其目的并不在于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成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而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这是革命现代性的价值所在。而对于中国而言，新型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中华民族一个多世纪所经历的数次“亡国灭种”危机中生长出来的现代性诉求。无论是辛亥革命、国民革命，无论是中华民国还是“新中国”，都是现代民族国家诉求的不同实践和选择。革命的现代性必须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这一现代性历史中才能够得以体现。而单纯的革命现代性叙事，只能将革命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历史实践中剥离出来，其结果将泯灭其现代性，并使革命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因此，脱离现代民族国家叙事的一九五○年代革命历史叙事的缺憾如同其成就一样巨大。

二、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追忆

对近代以来的中国而言，“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救亡”以及中华民国成立、“新中国”的建立，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和成长的漫长、艰难和曲折的历史。在一九五○年代，由于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叙事超越民族国家历史叙事成为文学主潮，民族国家历史资源被碎片化镶嵌和掩隐在革命历史叙述之中，包括从现代民族国家视阈下对“新中国”现实图景的现代性文学观照，仅有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等为数不多的作品有所体现。因此，在总体上，从民族国家现代性角度对现代民族国家历史进行文学追忆和反思的作家作品并不多见。在这种情况下，满族作家老舍的《茶馆》便显得弥足珍贵。

一九五六年，老舍为了配合宣传一九五四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创作了话剧《茶馆》。

在本质上，《宪法》是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物，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以及国家性质的重要标志。在《茶馆》的评价史上，一般认为，《茶馆》的创作目的是宣传《宪法》的民主化进程，通过暴露旧社会的黑暗丑恶，赞美新社会的美好；或者认为老舍通过“葬送三个时代”来赞美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如果我们将之投放到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历史进程，便不难看出老舍的良苦用心和《茶馆》在一九五○年代中国文学中的特殊价值。

《茶馆》的时间分别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晚清、袁世凯称帝后的民国、抗战胜利至内战爆发前夕。这三个时间节点在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历史上极为特殊。我们知道，自近现代以来，无论是梁启超、严复还是孙中山，尽管他们在对民族主义的理解以及建构何种现代民族国家上有许多具体分歧，但是，在对外追求民族之独立国家，摆脱列强的欺凌和殖民统治，对内推翻专制统治，建构平等、自由、民主之社会的目标是一致的。而《茶馆》正是再现了这种思潮兴起的历史原因、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中国民族国家转型的推动力量。

《茶馆》中旗人常四爷的“大清国要完”，秦仲义要开个“顶大顶大的厂子，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所表达的都是国家危亡意识和民族主义思想。但是，他们所爱之“国”仍然是晚清封建帝制之“天下中国”，而不是“主权在民”的现代民族国家。常四爷与秦仲义不同的是，秦仲义虽然用“抵制外货”的具体行动来表达自己的爱国思想，但他却认为只有维新“国家才能富强”，因此只能以失败而告终。常四爷则空有爱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

从现代民族国家与国民(公民)的关系角度，二者的悲剧是互为因果的：靠不改变国家体制的“维新”根本解决不了国家的危机，“天下中国”的晚清不可能尊重并赋予常四爷和秦仲义现代民族国家才有的“公民”的权利，当然也不可能认同他们的“公民”义务(爱国、办厂救国)。认同是双向的，当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得不到国家认同的回馈时，常四爷在无所归依的认同焦虑下只能悲怆绝望地呼喊：“我爱大清国，可谁爱我呀”。在这种情况下，常四爷的被抓、秦仲义变卖祖产办实业的救国义举也自然成了个人行为，与国家毫无关涉。另外，从常四爷、秦仲义这些不同身份、不同地位的人的爱国意识和行动中，也可以看出晚清病入膏肓，倾覆之势不可逆转。而如果将之投入到晚清以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为诉求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大的时代背景，我们会发现，既然晚清自己不能主动实现由传统“天下中国”到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那么，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一个对外主权独立，对内民主平等的新的民族国家也就成为中华民族的惟一选择。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晚清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主题就是“重建中国政治秩序，挽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在这个大主题的背后，有一个概念凸现出来：‘民族国家’。必须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民族国家’，中国才有希望。”《茶馆》的真正意图恰恰就在这里。

《茶馆》第二个时间节点是“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军阀进行割据，时时发动内战的时候。”表面上，老舍的用意是揭露封建军阀靠洋人给的枪炮，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连年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是老舍要葬送的第二个时代。但是，剧中李三与王淑芬的一段对话却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

李三：哼！皇上没啦，总算是大改良吧？可是改来改去，袁世凯还是要做皇上。袁世凯死后，天下大乱，今儿个打炮，明儿个关城，改良？哼！我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

王淑芬：别顽固啦，三爷！人家给咱们改了民国，咱能不随着走吗？

李三与王淑芬对话中提到的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和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昭示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和“只知有朝代”的“天下中国”的传统国家观念的巨大历史惯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倒退和由此形成的军阀混战、割据的分裂局面，对倡导“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也是一种反动，对有清一代国家统一的版图是一种分裂。二者实质性地阻滞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也为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实现长久以来对中国的殖民企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从而满足了西方列强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划分中国领土，实现其殖民统治的野心和欲望。所以，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等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加深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程度，使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变得更加艰难。这正是《茶馆》选择“帝国主义指使中国军阀进行割据”这一历史截面的用心所在。

《茶馆》所选择的第三个时间节点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亡国奴”和“亡国灭种”的危机终于解除。二战后，作为主权国家，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得到稳固。中国面临着向更高层次的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新机遇。如果中国借此转型为具有完整主权和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不失为一种现代民族国家的典范性选择。但事实恰恰相反。正如《茶馆》所展现的：国民党不但继续实行独裁统治，而且加重了对美国的依赖。因此，二战后中国殖民化的程度非但没有减轻而是愈发严重。这也正是老舍为什么特意强调“国民党和美国兵在北京横行”的原因。

难能可贵的是，老舍对现代民族国家历史的追忆与想象，还包含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因一句“大清国要完”坐了一年多牢的常四爷，出狱后参加义和团“扶清灭洋”。这个正直的对大清朝有着浓厚感情的爱国“旗人”，从自己现实经历中总结出大清国“该亡”的历史趋势，原因就在于他从这种趋势中看见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朦胧面影。所以，当他被历史裹挟进“新时代”，面对军阀割据、社会动荡时，他依然怀有“什么时候洋人再敢动兵，我姓常的还准备跟他们打打呢”的心志。他说：“我是旗人，旗人也是中国人哪。”可以说，在民国旗人备受歧视的现实处境中，常四爷依然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的民族主义意识是一种民族身份/国籍身份的双重认同。前者是族裔民族主义，后者则具有国家民族主义的意味——他的“中国人”是“旗人”对“五族共和”“中国”的认同。“旗人”与“中国人”的双重认同，以及将“中国人”看成是一个比“旗人”范畴更大、层次更高的民族共同体，也从侧面说明民众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觉醒和进步。

总之，如果将《茶馆》中所选取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与“旗人”、“洋人”、“中国人”、“外国人”以及“亡国奴”、“扶清灭洋”、“救国”、“改良”、“维新”等关键词，投放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便不难看出《茶馆》的可贵价值，即老舍是在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新中国”的高度认同的基点上，在“民主”、“独立”、“民族平等”这些民族国家现代性视角下，指认了反现代性的“封建帝制”、“殖民统治”，追忆了中国由传统民族国家向多民族现代国家转型的艰难历史。因此，《茶馆》与其说“葬送了三个时代”，不如说否定了三种国家形态，并从中挖掘出建构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正能量，这在一九五○年代的中国文学话语中，是极其珍贵的。只是，由于老舍采用的是话剧这一有限度的叙事形式，且采用了“侧面透露法”，并没有像他的《四世同堂》一样正面叙述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加之一九五○年代革命话语评价体系对国家话语的忽略，所以长时间以来，《茶馆》的真正意义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三、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说，“新中国”的缔造历史，就是如何将具有不同历史、文化、语言、习俗，生活在不同地域，文明形态、社会形态、发展水平各异的所有民族纳入国家的框架，创造一个全新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这同样是“新中国”现代性的体现。在一九五○年代的文学中，玛拉沁夫、李乔、乌兰巴干等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叙事，重构的正是这一现代性的历史进程。

一九五七年，玛拉沁夫出版了长篇小说《在茫茫的草原上》。“《在茫茫的草原上》出版后，立即因题材新颖，人物形象生动，草原生活气息浓烈，引起文艺界的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在做上述概括后，分析和介绍道：

小说描写的是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察哈尔草原的斗争生活，表现了这一时期内蒙人民所经历的一场严峻的考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辽阔的蒙古草原处于沸腾、动荡之中，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面临着三种选择，是跟共产党走，还是受国民党的控制，抑或脱离祖国而“独立”？经过一番动荡，在我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下，由内蒙自治联合会具体领导，我国蒙古族人民终于走上了民族解放的光辉道路。小说通过察哈尔草原一支骑兵中队的建立与成长，具体地再现了这段重要的历史生活，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蒙古族的三种选择中，脱离“祖国”的“独立”，“成立蒙古大帝国，就像伟大的圣祖成吉思汗皇朝那样”，正是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家和民族主义运动所追求的目标——建立“一民族一国家”的现代民族国家。在小说中，我们看到，无论是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走，抑或是“独立”，都以蒙古族的“复兴”以及蒙古族根本利益的保障和实现为前提。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在蒙古族内部，从投靠了国民党的贡郭尔以及上层人士齐木德，到普通牧民铁木尔，都是高度一致的。铁木尔说：“我还没有空儿想这么多的事，但是，我是一个蒙古人，蒙古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任人宰杀了。我们要复兴！我只想，在这混乱的年头，为自己的民族出些力，多出些力。……如果以后我感觉你不是好人，不为我们蒙古人办好事的时候，我马上就不跟你合作了——这一点你可千万记住。”齐木德说：“我是蒙古人，我背枪打仗只为了复兴自己的民族，除了这个目的，就是封我元帅也不干。……现在的蒙古人应该独立，复兴自己的民族！”贡郭尔说：“我们是蒙古人，应当为蒙古而生，而死！青色的蒙古一定要复兴，我们要像自己祖先那样，让我们的马蹄震动整个亚细亚……”“我们一群察哈尔青年，发誓：我们永远为自己的民族和人民……”

“蒙古人”、“自己的民族”、“复兴”、“圣祖”、“祖先”所掀起的“民族热”，正是蒙古族在历史转折关头以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为核心的政治诉求。而且，这种诉求还因长期以来受大汉族主义的排斥以及其他政治势力的怂恿而得到加强。这一点，从铁木尔一再警觉和强调的“我们察哈尔人”、“我们蒙古人”，以及评价洪涛“他不是自己人”、“他不是喝察哈尔的水长大的”的自我身份指认中，可以清楚看到。

然而，无论是以铁木尔、斯琴、沙克蒂尔为代表的广大蒙古族底层民众，还是普日布、贡郭尔以及瓦其尔、齐木德、达木汀等民族上层，究竟如何才能实现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究竟哪条路才是真正通向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才能使自己的民族从成吉思汗草原帝国的美好记忆和不知走哪条路的迷惘中挣脱出来，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新天地，都是相当“不明确的”。特别是对于广大普通牧民而言，由于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仅仅表现为民族身份认同和共同文化(历史、祖先、神话)的基本层面，对于国家以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不可能有任何认知和判断。所以他们只能从自己最直接、最直观的感受来进行辨别和选择。正如小说中的铁木尔一样，谁对蒙古人好，就跟谁。这种直观和简单判断，不可避免地造成对真好还是假好的误判。所以，当部队战略转移时，他不能理解，单枪匹马杀回村子，结果被活捉。可以说，“蒙古族复兴”的民族主义诉求，在没有现成的国家样板、模式供效仿、移植的情况下，往往为各种政治力量所利用。例如，小说中的贡郭尔暗中选择了国民党，但他还是利用人们的民族主义感情，用“蒙古族复兴”来掩盖个人的政治目的，并屡屡奏效，甚至连达木汀这样的高层也被蒙蔽。小说中的“两条河流”隐喻着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上的重大分歧，也隐喻着蒙古族两种选择的现实性和可能性。两种力量和一股势力(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较量、纠结、斗争，使蒙古族处于多重选择的矛盾、冲突、困惑和自我否定、更新、选择的痛苦之中。因此，如何将具有各自认同的祖先、历史、文化的不同民族的解放、独立，纳入到“中华民族”的全民族的解放、独立与复兴，具体地说，如何将蒙古族的民族主义诉求统一和提升到中华民族的整体和高度，便成为历史性的难题。《在茫茫的草原上》，经过曲折的探索并付出了巨大牺牲后，蒙古族最终选择了跟随中国共产党，投身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这种历史性的抉择有以下三个原因——

首先，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社会二元对立结构，在小说中启蒙了“穷人要翻身”、“天底下人跟人都应该平等”的现代阶级意识和民主意识，它让贫苦牧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天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穷人，一种是富人，这等于用阶级和民主意识，重组了民族意识。罗宾·科恩曾说：“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唯一正确的意识形式就是阶级意识。但当阶级可能确定是一个强大的集合形式的时候，阶级意识便可能与族裔意识(ethnic consciousness)抗衡，或者战胜族裔意识。”小说中蒙古族普通民众阶级意识的启蒙和觉醒，虽然没有完全战胜蒙古族的“族裔意识”，却使族裔意识退居到第二位，使他们对原来充满敬畏、习惯性地服从的“扎冷”们，萌生出厌恶反抗乃至从他们手中获得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的欲望，从而将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牧民凝聚成一股力量——蒙古族人民，并最终使其与贡郭尔、达木汀、齐木德为代表的民族统治阶层分离。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让蒙古族的民族利益和民众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得到保证、尊重和承认。他们之所以认同了共产党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在于这种现代民族国家能够满足蒙古族“民族复兴”和“独立”的民族主义诉求，从而将“民族热”导向多民族共同体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之中，使其转化为新中国建构的重要力量。

再次，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稳定和团结了那些摇摆不定的民族上层，最大程度地瓦解了敌对势力。

《在茫茫的草原上》称得上是蒙古民族由追求本民族复兴到认同中国共产党全民族解放的革命历史选择，并投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创造之中的现代史诗。而且，在一九五○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在茫茫的草原上》以及后来的修改本《茫茫的草原》也是将革命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性关系处理得最好的一部作品。

在一九五○年代，与《在茫茫的草原上》遥相呼应的还有彝族作家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彝族像星星一样，被天神之手撒落在大小凉山和金沙江沿岸的丛山峻岭中。它的子民在大山怀抱中生息繁衍，世代传承。他们与虎为伴，相信万物有灵。他们被大山阻隔了视线，却渴望像鹰一样在天空翱翔。”然而，彝族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被异族压迫的历史，民族歧视、军事征伐、经济掠夺、文化同化使彝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之间有着深深的隔阂。崇山峻岭保护了彝族，但也阻隔了彝族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各家支之间可能因为各种利益而进行“冤家”暴力争斗，而当彝族受到外族侵犯时，各家支却马上联合起来，大有“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之势。以家支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单位的“各自为治”的社会结构组织形态，成为彝族特有的社会形态。这一结构与其他成熟的社会结构一样，在自我延续中形成了一个各家支内部结构相同、家支各级成员认同的超稳定结构。正如《欢笑的金沙江》中的娃子(奴隶)阿火黑日，虽然他的一切都属于黑彝沙马木札，连能否得到已经彼此相爱的果果，都取决于沙马木札是否把果果赏赐给他，对果果而言也是如此。但他却心甘情愿地等待，并忠心耿耿地为沙马木札做事，以便得到沙马木札的奖赏。人的主体性缺席不仅使他们成为这种制度的殉葬品，同时也成为制度的维护者。当“平等”这一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还未到达彝族之前，阿火黑日并未感到自己是站在沙马木札对立面的被压迫和奴役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的一员。而让他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从沙马木札手中夺取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利——例如自己选择果果的权利，正是革命的任务之一。

所以，丁政委们面对的现实是，凉山获得了军事解放，但并没有获得政治解放，共产党解放了这里的土地，但并没有解放这里的彝族(这里的“解放”显然更主要的是指彝族对共产党建立的新型国家的认同建构)。而哪怕有一个民族没有获得解放，就谈不上真正意义的全民族的解放，假如还有一个民族游离于国家之外，这个国家就谈不上统一。因此，让彝族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娃子(奴隶)们获得解放，获得人的生存与选择的平等权利，并且在权利获得的同时，认同新型的国家制度(这对有着特殊而稳定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彝族尤其艰难)，就不仅仅是彝族自己的事情，而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未竟事业。

需要指出的是，《欢笑的金沙江》中凉山的彝族与《茫茫的草原》中的蒙古族所面对的处境并不相同，前者面对的是已经成立四年的“新中国”，凉山之外的“新中国”的美好图景和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通过电影展示在他们面前；而后者面对的是有着多种选择可能的动荡的草原。因此，《欢笑的金沙江》中的丁政委并不急于人过江，而是先把民族政策送过江。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彝族通过民族政策对“新中国”主动认同后，自觉加入到多民族的国家大家庭。事实正是如此，沙马木札和麿石拉萨两个黑彝家支在了解了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看到“新中国”新面貌，认清“逃难人”的真实面目后，停止“冤家”争斗，主动邀请解放军过江。于是，彝族在主动认同“新中国”的前提下，投入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怀抱。

应该说，一九五○年代的中国文学在总体上重现了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建构、成长的历史进程，但发展并不平衡。在革命历史叙事的文学的主潮中，由于作家们缺少现代民族国家意识，从党性而不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来讲述革命历史，导致革命现代性对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僭越、遮蔽和错置，不仅把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约略化、碎片化，而且削弱了革命现代性应有的价值。这种情形一方面是一九五○年代国家意识形态本身对党性、革命性的过度强调和需要造成的，同时，从更深的层面上，也与“天下中国”所固有的中国文化体系中民族国家观念的缺失这一“集体无意识”有关。对少数民族作家而言，特定的民族身份、社会地位、民族生存经验，使他们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现代性认知明显超越了主流作家。他们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展示表现在，他们更多地关注少数民族如何加入到全民族解放的大潮之中，如何认同中国共产党所设计的现代民族国家，如何将少数民族的革命与中国革命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像主流作家那样单纯地强调革命现代性。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和中国民族国家现代性的增生和成长历程来看，无论是作为国家文学的少数民族文学，还是作为中国文学整体中的重要生产力，少数民族文学都担当起了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成长、嬗变历史讲述的重任，并且弥补了一九五○年代革命历史叙事的不足。尽管这样的作家和作品数量不多，这些作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正确的解读，但并不影响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而无论如何，作为整体意义上的一九五○年代的中国文学，对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历史的观照，是一九五○年代文学现代性价值的核心所在。而从更广阔的时空而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艰难的历史进程和中国各民族为之做出的牺牲，无论作为思想资源、政治资源、历史资源、文化资源，还都有待挖掘和认识。作为文学资源，对这一历史的讲述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自身的现代性一样，仍然是一项“未竟之事业”。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少数民族文学民族主义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3BZW13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同时得到中央高校自主基金项目“少数民族文学与中国文学转型研究”资助〕

(责任编辑 韩春燕)

李晓峰，硕士，大连民族学院中文系教授，研究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史”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