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乾坤

笔者曾用一段时间小心翼翼地涉足了自己不大熟悉的现代文学领域。其间思考较多的，是一百多年来文学观的变化。后来与人联名发表论文《现代文学的自我认同》，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相继出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性”两个论题为个案，考察了相关学术链。本文承接这一线索，对近些年出现的当代文学经典化研究的现象给予定位。

一

读民国时的作品，笔者对现代作家常怀尊敬。血与火的年代可以让时光老人拣选的经典文学不能算多，但那么多人以自己的笔和纸承担了道义与良心，却是无愧的。托尔斯泰和萨特似乎都说过，赤脚于冰天雪地孩子最需要的是靴子而不是文学。虎狼成群而潜心于纯文学反倒不那么文学。同时，我也佩服他们的语言，那是一种古代与现代、汉语与外语兼通的人才能写出的文字。和平逸居的我辈，有理由遗憾和批评却没有资格奚落他们的“急就章”或者那些“不太像文学”的文学。

四十年代，旷日持久的兵荒马乱结束，文学“方面军”具备了“解甲归田”的一切条件，然而惯性一旦形成，穿战袍就成了一种近于无意识的嗜好。权力利用了这个惯性，分不清被动还是主动，总之他们越走越远，回家反倒成了不习惯和不合法。

就像劳碌服役者没有想到追问“我是谁”一样，主流文学不曾想到对这种献身以反省。偶尔的怀疑从来就有，但未成气候。技术意义上文学认同也不能说无，比如流行的教科书中的作家或作品论，后边都有一个“艺术特色分析”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