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成林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雅俗之辨是上世纪以来文学研究领域一个热门的话题。诚然，文学有雅俗之分，然而雅俗的分野是什么，人们往往难于作出明晰的回答。结合郑振铎给“俗文学”所下定义以及对其特质的归纳，具体到辞赋而言，似乎可以作如下界定：凡是讲述故事、以娱乐消遣为用、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可以归为俗赋；而关切现实、抒写怀抱并局限于士大夫文人间惺惺相惜的作品，可以归为雅赋。说清了这一点，才便于讨论辞赋的雅化。

一 早期辞赋的俗文学胎息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可能最为艰深难读的“一代之文学”，辞赋在今天多数人看来，无疑是典型的雅文学。其实，从诞生之初，辞赋就有从母体里带来的俗文学胎息。现今能见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出现在荀子和宋玉笔下，请看二人的作品：

爰有大物，非丝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为天下明。生者以寿，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军以强；粹而王，驳而伯，无一焉而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

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欤？简然易知而致有理者欤？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者欤？性不得则若禽兽，性得之则甚雅似者欤？匹夫隆之则为圣人，诸侯隆之则一四海者欤？致明而约，甚顺而体，请归之礼。——礼。

这是荀子《赋篇》中的《礼》。两人设问对答，一人列举事物的特征，问另一人(王)这是什么，被问者并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先也罗列此物的特征，然后再说出它的名称——礼。这就是古之所谓“隐语”，今天叫“谜语”。而隐语和赋又是如何关联上的呢？我们知道，谜语分谜面和谜底，谜面要从性状功用等角度充分描述出事物的特征，而“赋”作为文学范畴，不论表现手法还是文体，都是从“铺陈”的意义上生发而来的。谜面的多方描写即铺陈也即“赋”。 朱光潜先生在《诗论·诗与谐隐》中说，“赋就是隐语的化身”。谜语是游戏性、娱乐性的，《赋篇》自然为游戏娱乐产物，自然是俗文学。

宋玉的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登徒子好色赋》。作品以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说宋玉好色，宋玉进行反驳为主要故事情节，宋玉说，“惑阳城，迷下蔡”的“东家之子”“登墙窥臣三年”而他不为心动，登徒子之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丑陋、邋遢，登徒子“悦之，使有五子”。这篇赋情节夸张生动，充满智慧和戏谑，与今天我们常见的一些相声小品如出一辙。这样的作品自然也是属于俗文学范畴的。

宋玉的身份地位，我们今天难以确考了，但是大体可以断定，他是楚王的文学侍从。汉代朝廷同样充斥这类文学侍弄之臣，如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王褒、扬雄等。《汉书·枚皋传》谓枚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王褒传》载“太子体不安，若忽忽喜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太子宫虞侍太子”。可见，宫廷赋家的地位和俳优类似。冯沅君《古优解》从扬雄、枚皋等人推论，“汉代赋家大都是倡优一类人物”。而他们作品的风格又如何呢？今天尚存的汉赋，大多雍容典雅，是典型的文人雅文学，与《登徒子好色赋》之类大相径庭。然而，这很可能不是汉赋当时的全貌。

《枚皋传》中明确写到他“为赋颂，好嫚戏”，“ 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枚皋的赋已经亡佚在历史的长河里，我们无法复睹，但从同时代其他赋家的作品中，尚能窥见那些“骫骳”、“嫚戏”，如扬雄《逐贫赋》。《逐贫赋》采用寓言体，主人斥贫，贫自辩解，主人最终“余乃避席，辞谢不直”，“长与汝居，终无厌极”，其体戏谑滑稽，如扬子斥贫一段中：

舍汝远窜，昆仑之颠。尔复我随，翰飞戾天。舍尔登山，岩穴隐藏。尔复我随，陟彼高冈。舍尔入海，泛彼柏舟。尔复我随，载沉载浮。我行尔动，我静尔休。岂无他人，从我何求？

将贫穷人格化，赋中主人公上天入地、百般逃避却无法摆脱他的纠缠，笔法滑稽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枚皋的作品，也许正与《逐贫赋》有异曲同工之妙。亡佚的汉赋作品中，这种诙谐之作有多少呢？我们不得而知了。

1993年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村西汉墓出土的《神乌傅(赋)》也是俗赋一个典型的例子。《神乌赋》大致内容是雌、雄二乌阳春三月筑巢而遇盗鸟偷窃，雌乌与盗鸟搏斗受伤，将死，雄乌欲殉情俱死，雌乌晓以大义，然后自尽，盗乌反得完好。《尹湾汉墓简牍初探》云：“新出土的《神乌傅(赋)》，是一篇亡佚两千多年的基本完整的西汉赋。其风格跟以往传世的大量属于上层文人学士的汉赋有异，无论从题材、内容和写作技巧来看，都接近于民间文学。”上世纪初出土的敦煌文献中有不少风格与此类似的赋，说明民间俗赋一直流衍不息。

《登徒子好色赋》《逐贫赋》《神乌赋》等作品，内容有较强的故事性，手法较为诙谐戏谑，语言较为浅近平易，写作目的为娱人娱己，这正符合俗文学的一般特征。

二 向经世文学转化

一般来说，文学样式都产生于民间，然后为文人借用、改造，完成“雅化”。辞赋也是如此，它由民间俗文学发源后，渐渐为文人借用，在借用中渐渐被改造。这一过程的具体情形，已经无法一一还原再现，但是，细索赋史，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片鳞只爪。

现今可考第一个将辞赋由娱乐游戏俗文学引入抒情言志雅文学的作家是贾谊。贾谊被贬长沙，过汨罗而作《吊屈原赋》，后有鵩入舍，作《鵩鸟赋》。这两篇赋在赋史上具有开创意义。首先，与以往作品讲故事、戏谑调笑不同，这两个作品的内容是抒情咏怀。《吊屈原赋》既有对屈原的怀念、哀悯和鸣不平，又有对世道混乱、黑白颠倒的抨击，还有对自己遭遇不公的愤懑，情感丰富，内容饱满，与游戏文字大相径庭。《鵩鸟赋》因鵩鸟入舍，以为不祥，借老、庄“齐死生，等祸福”的达观人生态度来求得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议论说理色彩浓郁。其次，这两篇作品语言整齐精炼，含蓄蕴藉，与游戏文字的浅近平易甚至滑稽夸饰形成鲜明对比。赋中还使用了不少典故，如《吊屈原赋》中“谓随、夷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铦”，《鵩鸟赋》中“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这就更加重了作品的文人化趣味。

贾谊两赋，拓宽了辞赋的表现领域，开创了辞赋用来抒情咏怀的传统，也确立了文人雅赋的基本范式。这之后，文人雅赋勃兴，作品数不胜数，发源于民间俗文学的辞赋，自此流衍出雅的一脉。

汉赋的代表性作品是汉大赋。细加玩索，不难看出汉大赋雅俗兼备的文体特征。从题材来说，《子虚赋》《上林赋》《甘泉赋》《羽猎赋》等作品，内容不外乎描写天子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祭祀之隆。这些内容既有讲故事的意味，又展现壮阔画面、宏伟图景，可以让皇帝们一睹为快。皇帝们阅读这些作品，就像我们今天看电影大片，足以尽视听之娱。因此这些作品在功用上是娱乐性的，与《登徒子好色赋》等无异，故它们当归于俗文学。然而汉大赋大多有扬雄所谓的“曲终奏雅”，它们在满足皇帝贵人娱乐之需的同时，又不忘告诫讽谏，希望君王戒奢以俭、爱惜民力，尽管是“劝百讽一”，但毕竟在“乐”的同时寓了“教”，作品放射出一定的政教色彩，这又彰显出雅文学的特征了。其实汉赋之前，宋玉作品已有这种特征(如《钓赋》)。娱乐的主体加上讽谏的尾巴，正是辞赋由游戏文字向经世文字转变的证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扬雄的《长杨赋》。从题材来说，它依然是游猎赋，但是，它的写法、命意与以往的游猎赋迥异，它不再是铺陈天子苑囿之大、田猎之盛，而是历数成帝先祖的丰功伟烈：高祖为民请命，文帝节俭守成，武帝解除边患，以此来讽谕成帝要戒奢靡、惜民力，保民而王。游猎的旧框架，借古讽今的新命意，旧瓶装新酒，《长杨赋》可谓从游戏文字中彻底脱身而出了。

三 实用主义文学思潮的推动

受儒家思想影响，汉代的文艺思潮整体来说是崇尚实用的。这种思潮自然会推动辞赋由游戏文字向经世文字、由俗文学向雅文学的转变。

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其时尚未深入人心，所以司马相如论赋时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一论述是对辞赋创作从具体方法到作家修养的认识。照此方法，辞赋只会沿着唯美的方向发展，与它能否成为经世文字并无关涉。随着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人们对辞赋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汉书·王褒传》中有汉宣帝对辞赋的看法，他说“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穀，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者以此虞说(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看得出，宣帝是将辞赋与倡优博弈相提并论的，但是作为人君，岂能沉迷“低级趣味”？所以他只能为玩赏的对象“正名”，说辞赋有古诗之义，有仁义风谕、多闻之用。帝王的这种称道，也许会为辞赋作家指明作赋的命意方向，让辞赋从玩赏向致用靠拢。

这种否定娱乐肯定致用的辞赋观，在扬雄身上得到继承和发展。扬雄早年追慕司马相如，创作中多有模仿，但是后来他意识到辞赋的讽谏功能有限，“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讽，帝反缥缥然有凌云之志”，认为辞赋的的讽谏实际是“不免于劝”，于是“辍不复为”。如前所述，扬雄的辞赋，讽喻色彩的浓郁是汉赋中突出的，相对于宣帝多少有点口是心非的肯定，扬雄对辞赋的讽谏功能可以说是衷心追求的。

将辞赋讽谕功能说发展到极致的是班固。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他集中阐述了自己的赋学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他将辞赋与古诗并论，强调它的美刺比兴功能。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他肯定荀子、屈原等人“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两都赋序》中，他更明确指出辞赋应该“抒下情而通讽谕”“宣上德而尽忠孝”，应是“雅颂之亚”。至此，至少在理论上，辞赋已完全被导引入汉代重政教的儒家文艺思想体系内。尽管并不是所有辞赋创作都以此为准绳，后世仍有娱乐消遣为用的俗赋，但是关切社会、抒写怀抱成为主流，赋之“雅”从而得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