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波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一切艺术形式都遵循着一个从俗变雅的普遍规律，因为艺术源自民间，源自世俗的生活与劳动，但是，随着艺术的发展进步，最终都登上了大雅之堂。诗歌的发展也是如此。诗歌的雅化在各个时代都出现过，但最典型、最突出地体现在宋诗与清诗特别是清诗中。诗歌的雅化有着不同的的表现和原因：

一 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和不俗

雅的反面是俗，雅即是不俗，宋人最早明确提出了“不俗”的理念。黄庭坚在《书嵇叔夜诗与侄榎》中说：“余尝为诸子弟言：士生于世，可以百为，惟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或问不俗之状。余曰：难言也，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士之处世，或出或处，或刚或柔，未易以一切尽其蕴，然率以是观之。”黄庭坚所言既是要求诗人不俗，也是要求诗歌不俗；既是对人品的要求，也是对诗品的要求。他要求诗品与人品相统一，高雅的人写高雅的诗。

宋代社会理学兴盛，士人们普遍崇尚道德理性，重视人格修养，注重立身行事、出处大节。同时也认为文学是作者人格的表现，常常以人格比附诗文风格，将诗品作为人品的体现，乃至根据诗文来评论作者人品。一些诗文创作内容不甚符合某些道德规范的作家因此而受到贬斥，即如前人李白，由于其诗歌中表现出豪放不拘的个性，也不免遭人讥讽。反之，由于宋人崇尚品节高尚的作家，陶渊明、杜甫因此而成为诗坛学习的典范。陶渊明的高洁品质使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杜甫被尊为“诗圣”，一时间诗坛趋之若鹜，至有“千家注杜”，相比之下李白则鲜有注家，显得格外冷清。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对道德精神的强调之故。

清代诗坛继承了这一传统。清初思想家认为明末士人的不矜品行是导致社会风气腐化并最终导致国家倾颓的原因之一，于是，清代从开国起即十分重视士人的操守、气节和道德担当。对人品的重视自然也反映到诗歌评论与创作上。清代诗人特别是宗宋诗人在作人与作诗的各方面，像宋人一样，往往重视人品，提倡道德精神，弘扬气节。清代的重要宗宋诗人中极少有放浪形骸和品行卑污之人。宗宋诗人认为诗品与人品应该相统一，诗歌创作要表现高尚的人品气节。

较为典型的如道咸宋诗运动。何绍基是宋诗运动的理论代表。其《使黔草自序》云：“顾其用力之要何在乎？曰：‘不俗’二字尽之矣。非必庸恶陋劣之甚也。同流合污，胸无是非，或逐时好，或傍古人，是之谓俗。直起直落，独来独往，有感则通，见义则赴，是谓‘不俗’……前哲戒俗之言多矣，莫善于涪翁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欲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斯旨。”由此可见，何绍基十分推崇并继承了黄庭坚的“不俗”论。所谓不俗，即要求大节不可夺，品德高尚，独立特行。这是何绍基对于诗歌创作的美学追求的艺术原则，也是对诗人人品的要求。他要求诗人必须做到诗品与人品相统一，既要具有高尚的人格，又要在创作上不落凡俗。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屏弃“一切豪诞语、牢骚语、绮艳语、疵贬语”，以体现为人与为诗均“不俗”的要求。

总之，重视人品与气节，强调诗品与人品的统一和不俗,雅人做雅诗，导致诗歌的雅化。这一诗学思想源远流长，但是，它最突出地体现在清代与宋代，究其原因，在宋代因为理学盛行而使然，在清代，起初最直接的原因是有惩于晚明士人的教训之故，但同样也与理学不无关系。

二 表现文人生活与人文内容

宋诗和唐诗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唐诗较多地描写了客观世界和自然景物，而宋诗开始较多地表现人文内容，因而文人生活也成为了诗歌的重要题材。原因是唐人身处国势强大之时，往往充盈着一种渴望从戎报国、建功立业的冲动，他们的诗歌更多地关注社会与自然，充满着山河名川、黄沙大漠或者风云月露等客观世界景物的描写。宋代则不然。宋代的文人有着对于他们来说历史上最好的生存环境，文人栖身的理想场所就在他们的书斋，就是他们的风雅艺文与学术活动。因此，宋诗开始前所未有地表现文人生活、人文内容，以此形成了宋诗的一个重要特色。

清诗在表现人文内容、文人生活方面完全继承了宋诗传统，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清代社会的人文气息十分浓厚。清代是学术文化与艺术事业最繁盛的时期之一。清代的历朝皇帝大都以高雅自命，悉心向学，尤其是康熙、乾隆皇帝，钻研学术文化孜孜不倦，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读书、写作、题咏，祖孙二人的诗文创作都是数量惊人。乾隆皇帝的诗歌达到三万多首，更是亘古未有。其文化水平与学力甚至远远超过一般文人学者。他们还大兴文化建设，投入大量人力与巨额资金，旷日持久地修撰《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所有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清代社会的文化事业，使得清代社会的人文气息格外浓郁，使得清代人生活的人文内涵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丰富。全社会敬重读书人，崇尚文化事业，很多商人在发迹之后也赞助文化事业，或者吟风弄月，附庸风雅。建书院、办书塾、修藏书楼、赞助文人笔会雅集，成为许多有钱人的选择。至于文人自身，更是把相互诗酒酬唱、题诗题画、谈艺论文以及品鉴文物古董，作为一种体现自身品位与价值的高雅生活。当然，除了这种生活本身具有的魅力之外，清代文人还有一种不得不如此的无奈，那就是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迫使他们没有宋代文人那样崇高的人生目标和政治理想。宋代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文人士子普遍以道统的担当为己任，心忧天下，乃至敢于以道统为武器，批评国家政治，指点江山。他们的人生理想往往在于兼济天下，救世济民。风雅的文人生活只是其休闲或者不得已“独善其身”时的选择，并不是他们的首选或者主要兴趣。清代文人就没有这样的幸运了。最高统治者绝不允许他们以道统与治统相抗衡，否则予以打击。清代文人绝不能像宋代文人那样期待承担道义并在政治上大展身手。他们即使身处庙堂之上也只能唯唯诺诺，如履薄冰，全无独立思考能力，全无对现实政治与历史文化的批判精神。当众多的文人士子失去了修齐治平、兼济天下的希望的时候，他们的兴趣与价值就集中到了自身日常的诗酒酬唱、题诗题画、谈艺论文以及品鉴文物古董等风雅生活之中了。所以他们的诗歌创作甚多文人生活的描写，体现出浓烈的人文旨趣。

三 重视读书与学殖，以学为诗，标榜学人之诗

宋代诗人群体在整体上文化水平要高于以往各时代诗人，也比前人更加重视读书与学养。他们不仅认为，读书与积累学问是学习诗歌创作的必要前提与手段，而且他们也认为读书学习是修身养性的必要功夫，文人学士不仅需要有诗文才能，而且必须具备较好的道德涵养，具备高洁的胸襟品节，必须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所以，宋代文人重视读书，重视学殖。这一点不能不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由此形成了宋诗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以学为诗。他们不仅平时以学问相矜，在诗歌创作中也是时不时地找机会一逞才学，主要表现为多用典，人称掉书袋、“獭祭鱼”，常为人所诟病。

宋诗的这一特点完全为清代诗人所接受。因为清代与宋代一样学术文化气氛极为浓厚，社会崇尚学术。因此，诗人群体的学养普遍较高，有不少著名的诗人本身就是学者，诗坛也重视学养。严羽曾经批评江西派诗人以学为诗，影响所及，元明两代诗人们往往以其所说的“诗有别材，非关书也”云云论诗。进入清代之后，众多诗人和诗论家们对严羽之说进行了辩驳，反复申明读书与学殖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清代人认为学殖是诗人进行诗歌创作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和前提，深厚的学殖可以扩大诗人的胸襟和眼界，还可以为诗人提供取之不尽的诗材。因此，他们前所未有地高调张扬学问对于诗歌的意义。清初最早提倡宋诗的诗人之一黄宗羲论诗强调经史为本。其《诗历题辞》云：“然后知诗非学之而致，盖多读书则诗不期工而自工。若学诗以求其工，则必不可得。读经史百家，则虽不见一诗而诗在其中。”浙派代表诗人厉鹗论诗重学养，尝云：“诗至少陵止矣，而其得力处，乃在读万卷书，且读而能破致之。”“故有读书而不能诗，未有能诗而不读书。”肌理派代表人物翁方纲总结宋人的成功经验在于其读书多，他赞叹“宋人精诣，全在刻抉入里，而皆从读书学古中来，所以不蹈袭唐人也”。同光体理论家陈衍更是明确提出了“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的命题。在创作上，清代的学人之诗往往都喜爱用典故，而且用僻典，多以考据为诗，其表现则是在诗歌中谈论考据问题，也就是把考据当成诗歌题材、内容。

由上可见，由于学术文化氛围的浓厚，清代诗坛接受宋代诗人的以学为诗理念，进而以学人之诗为标榜，以学术内容为诗材，创作出极为雅化的诗歌。

四 语言的因难见巧和生新艰涩

诗歌原本是满足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而产生，思想情感是其核心，语言文字只是包装思想情感的物质外壳，艺术技巧也只是抒情言志的手段。所以，早期的诗歌语言和艺术技巧往往都是朴实的，即是后来诗歌极大进步了，人们也还倡言“但见性情，不睹文字”之说，强调思想内容的本体价值。尽管如此，诗歌的技巧仍在不断进步，终于，艺术技巧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从而趋于唯美、雅化。

诗歌语言与艺术技巧的雅化在南北朝已经十分明显，到宋代又出现了一次飞跃。但人们对宋诗艺术技巧的雅化争议颇多。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批评宋诗“以文字为诗”，这里包括了雕琢文字、使用冷僻字、拗律等内容。这是宋诗的一个新质和重要特点。宋人学习杜甫在用字措词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特别是韩愈在文字上的因难见巧的方法，运用僻字、奇字、典故、险韵、拗折句式等等，使诗歌一改唐诗的熟滑，变而生新、涩硬，在语言上体现出了因难见巧、生涩硬拗的总体风格，呈现出一种陌生化和崭新的面目。这个特点为清代宗宋诗人所接受。

清代宗宋诗人自觉地追求语言的奇奥生新：一是使用生僻字眼、典故，以奇字、虚字掇葺成诗。他们喜欢在诗中使用一些古籍中存在而平时不多见的事物、器物名词。有一些本来在现实生活中是寻常的事物，但是清代诗人们偏偏使用一些偏僻的古汉语词汇来表达，令人感到懵然难懂。还有一种情况是，本来有通行的文字，但使用其罕见的异体字、假借字，结果使人难以辨认或者不易理解，以求得诗歌语言的生新感和陌生化效果。二是句法生新，就是打破诗歌语言的固有节奏，使用一些在节奏上有悖常规的特殊句式，以造成语言的生涩。有的诗句则故意破坏正常的语法关系，造成语言的拗折，或者使用散文句式等等，努力翻新求奇，由此导致诗歌的硬拗晦涩。

因难见巧和生涩硬拗是宋诗、清诗一个较为突出的艺术特点。之所以如此，宋人是为了在唐诗之外找到诗歌发展的新路径，清代宗宋诗歌主要是针对明代以来的宗唐诗歌的滑熟、俗滥，而寻求陌生化。它们主要是艺术技巧翻新求奇和不断提高的结果，但是它们对读者的知识储备和艺术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距离“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原初本真越来越远，可谓大大雅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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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钞自序[A].余洲草堂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黄宗羲.诗历题辞[A].黄梨洲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厉鹗.绿杉野屋集序[A].樊榭山房文集[M].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4]翁方纲.石洲诗话[M].清诗话续编(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