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江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五）

张文江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

于古而言，就是历史中以《春秋》得名的春秋时代。于今而言，在我看来，所谓的《春秋》，就是透彻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并寻找其至深的根源

前面已经谈了六经，这里又单挑出《春秋》，实际上是《史记》的直接源头。为什么要插入上大夫壶遂？在《自序》中，司马迁父子的对话，达成两代人之间的沟通，子承父业，家里人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无论如何，还是需要有外人来参与，这样才可以由家而国，因为家毕竟不能自足。壶遂这个人有同情心，他曾经参与改历，是司马迁的朋友，但是不了解他们父子的思想。司马谈、司马迁的私人谈话，现在已经公开，在当时却是秘密的。壶遂没有理解到那个程度，怎样说服其他人也理解自己的思想，这其实就是政治问题。司马迁满腹的心事，要找个人来问一下，才可以借机会把自己的想法倾泻出来。所以设问虽然只是一句，回答却有一大篇，实际上构成了他的自我辩护。

在六经中特别提出了《春秋》，什么是《春秋》？于自然而言，《春秋》就是在春秋之间的季节变化。于古而言，就是历史中以《春秋》得名的春秋时代。于今而言，在我看来，所谓的《春秋》，就是透彻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并寻找其至深的根源。挑出《春秋》是司马迁的特殊处，因为古今有多少人讲六经，大部分都是口头滑过。看一个人理解到什么程度，关键就是看你的特殊处在哪儿。灵光闪动，锐利地一击，司马迁的特殊处就在《春秋》。以后《汉书·艺文志》将《史记》列入《春秋》家，完全符合司马迁的原意。

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董生指的是董仲舒，这段话来自公羊学。“周道衰废”，孔子以地方官员身份来行道，诸侯排挤陷害，大夫施以遏制。在中国这个地方，凡是要做点好事，一定会有人妒忌阻拦。所以做坏事可以打出漂亮的旗号，而做好事却有危险，往往要修隐微术。当然，孔子最后也明白，这个时代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于是就编纂了一部《春秋》，把二百四十二年的是非判断清楚了。历史记载其实跟判断有关系，记载清楚也就是判断清楚，客观的历史必然牵涉到主观的认知。当然，记载者必须消除意、必、固、我（《论语·子罕》），决不可以歪曲事实。“以为天下仪表”，仪表的原义是立木以示人，引申指规则或表率，用现在话来讲就是立法，制订了判断是非的标准。

“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所谓王就是天地人的贯通，《说文解字》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又引孔子曰：“一贯三为王。”然而，在春秋时代天子、诸侯、大夫都各有其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政治全面不对了。《汉书·司马迁传》抄录了这段文章，但是删去了其中三个字，“天子，退”。这三个字绝对不能删，删就成了“贬诸侯”，而不是“贬天子”。对皇帝也必须有所限制，天子不能贬，决不是公羊家革命的意思。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听上去好像在维护专制，过去也是这样理解的。然而，什么是“君君臣臣”？臣当然要像臣，但君也必须像君的样子啊，否则就有可能贬你。那么凭什么“贬天子”，就是天子之上还有更高的宪法，这也就是道统对治统的限制，好比现代社会保留着弹劾乃至罢免总统的程序。所谓“君君”，就是“贬天子”的理论根据。到后来专制独裁垄断了话语权，君可以不君，臣则一定要臣，那就不对了，把双方面的要求变成了单方面。“贬天子”是公羊学的精义，后来给班固删去了，这就是班固不及司马迁的地方。“以达王事”是政治的标准，也就是“春王正月”的大义。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不讲空洞的理论，而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中判断，才能“深切著明”。在古代中国，历史就是哲学，不需要另外的哲学。所谓“六经皆史”，反过来也可以说“六史皆经”，没有缝隙放哲学进去。西方提出来哲学，本义是爱智慧，后来有些人试图把哲学引入历史，产生了相当的副作用。在中国完全看实际的事情，通过对具体事件的判断显示其原则，所积累的

案例就是不成文法。

在六经中，《易》与《春秋》是高级教材，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后来的新经

孔子这句话来自《春秋纬》。汉代有三种文献，一种是经，一种是纬，一种是谶。谶的程度比较低，可以看成政治谣言。纬与经相表里，在汉代被用来辅佐经，有很多可以参考的内容。《四库提要》六《易纬》后叙：“纬者，经之支流，衍及旁义。”为什么特殊地提出《春秋》呢，因为在六经中，《易》与《春秋》是高级教材，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成后来的新经。六经中最厉害的还是《易经》，它至少关乎中华民族的自我期许，激励着这个民族永远自强不息，掌握自己的命运。《易》和《春秋》相互关联，往上走落实到《易》，往下走落实到《春秋》。司马迁落实到《春秋》，他在显的一面。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夏商周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分析人事关系的纲领。“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世界上的事情非常难以判断，《春秋》就是法，“《春秋》以断狱”。“别嫌疑”，《吕氏春秋》所谓“疑似之迹，不可不察”（《慎行论·疑似》）。因为往往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要分辨清楚其中细微的曲折。“明是非”，是为是，非为非，解析明白。“定犹豫”，把含含糊糊的东西确定下来。“善善恶恶”，表彰善而批评恶。“贤贤贱不肖”，抬举好人而贬抑坏人。这就是《春秋》的劝善惩恶。

“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保存文化的多样性。全球化的统一进程，引起种族的灭绝，野生动植物的减少，方言的消失，自从人类文明发展以来没有中断过。全球化的普遍同质国家，单一性增加人类抵御灾难的风险。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

“《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这里还保存着关于五行的古义。在我看来，研究中华学术，不仅要关注汉以后一直到民国，更要关注上出于先秦，这才是可以发扬光大的源头。汉的好处在于去古未远，然而很多内容都减少了，比如说在汉代的经学中，《易》的五行隐没了，只剩下阴阳，《春秋》的“贬天子”隐没了，只剩下“退诸侯，讨大夫”。我以为一个国家的学术，应该是这个国家、民族参与世界竞争的致用学术，而不是酒文化、茶文化之类。如果只是抱残守缺，要应付千变万化的世界，那一定不够。

《易》“长于变”，研究的是变化之道，《易经》的英译是theBook of Changes。《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调整人际关系，行是交往。“《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书》记载先王功业，故长于治理政事。《诗》“记山川谿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由自然界、生物界到人类社会，人类社会的基础就是男人和女人，此外还关系到生物。《论语·阳货》所谓“多识鸟兽虫鱼之名”，不仅仅应该理解为博物学，还应该理解为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关联。“《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感发人，激励人，在人群中起安定和谐的作用。“《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春秋》在司马迁思想中处于核心位置，也就是所谓“务为治”。对于六经，其他人也有独挑《易》的，也有独挑《诗》的，司马迁则独挑《春秋》。

这段话来自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是司马迁讲述六经的根：“六学皆大，而各有所长。《诗》道志，故长于质。《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书》著功，故长于事。《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春秋》正是非，故长于治人。”论六经开始于《诗》，“《诗》道志”就是《诗》言志，语言都是文，要紧的是质，质就是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结束于《春秋》，讲出是非的判断标准，垂范后人。《太史公自序》根本思想是“务为治”，从《春秋》而来，从董仲舒的思想而来。

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

刚才是六经、《春秋》，现在又回到六经。这段话和《滑稽列传》引孔子之语大体相同，《滑稽列传》的总冒“六艺于治一也”，就是这里的“务为治”。

这段话与《滑稽列传》前四句一样，“《易》以道化”，《滑稽列传》是“《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在那里是“《春秋》以义”。从这句话来看，“道化”对应于“神化”，也就是“道”对应于“神”。《易经》观卦连用“神道”二字：“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那神道是什么意思呢？神道不能等同于宗教，“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阴阳不测之谓神”（《系辞上》），前者揭示可知，后者揭示不可知，“神化”和“道化”可以相辅相成。《滑稽列传》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志于道而游于艺，开玩笑中点到关键处，也可以解决世事的纷乱。《文心雕龙》最后一篇《序志》有言：“虽复轻采毛发，深极骨髓。”他只轻轻摘了你一句，虽然是片言只语，这一点点却深极骨髓。

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拨乱反正，把动荡的社会整顿到恢复正常，最切近的途径来自《春秋》。公羊家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历史分为三世，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公羊传》鲁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所见世是亲自遇到的；所闻世是间接遇到的；所传闻世，连间接也没有遇到，是完全听说的。东汉何休把三世发展成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公羊经传解诂》隐公元年），影响了康有为的清末改良运动。“

《诗》道志”就是《诗》言志，语言都是文，要紧的是质，质就是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春秋》写成后只不过几万字，其中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几千要旨。司马迁这样说可能有些夸张，注释家们查下来，《春秋》经文一万八千字，或者一万六千字，公羊经传有四万四千字，都没有完全配得上。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跟自然界有关联，时节教令，不可违反，人类社会的政治，仍然相关于自然。曾经有学者认为庄子把人性看成极恶，不可能通过文教制度的改善来达到理想社会。即使制度改善了，因为人性恶，还是会被利用来达到不良的目的。我理解的庄子没有那么极端，道家思想认为人性不可能全善，但是这不等于说人性恶。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大动乱的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如果把眼界放宽一些，在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世界历史依然如此。在金融风暴中，连少数国家都可能接近崩溃，比如说冰岛、希腊，包括一些富可敌国的大公司。

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

为什么？推求其根源，都是把本丢失了。至于这个本是什么，司马迁没有明确讲出来。我的理解呢，这个本就是天地人之间的联系，就是《周易》“元亨利贞”的元，也就是《春秋》“元年春王正月”的元。

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此语出《易纬通卦验》。《礼记·经解》引《易》曰“差若豪氂，邈以千里”，《汉书·东方朔传》引《易》曰“正其本，万事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与此相近。找到本并加以确认，极难极难，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差一点点就不对。

哲人为什么爱智慧呢，因为智慧归属于神，有时候会透露一点点给你，而哲人必须充分认识自己的无知

我曾经和朋友们讨论过，是哲人研究的学问是哲学呢，还是研究了哲学成为哲人呢。虽然听上去像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我的意思是前者。哲人为什么爱智慧呢，因为智慧归属于神，有时候会透露一点点给你，而哲人必须充分认识自己的无知。人终究是必死的生物，怎样从朽中找出其不朽的成分，这就了不得。哲学的精微之处和炼丹术、炼金术有所相似，真是差一点都不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司马迁从《易经》开始，兜了一圈到《春秋》，再从《春秋》又返回《易经》。一件事情，比如金融风暴的发生，都有非常深的远因。佛教中有这样的说法：“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人总是不见黄河心不死，不到果显出来，怎么肯收手呢。好的人纠正的就是因，永远种一个好的因下去。以后收获不收获，都不是自己所要考虑的。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

司马迁把《春秋》作为领导者的必读书。有国家的人一定要知道这本书，否则前面有人挑拨离间你看不出来，后边有人暗下毒手你不知道。因为人一旦登上高位，感觉会变得迟钝，在下边还可能看得清楚，到了上边得到的信息会走样。作为臣下的必读书也是《春秋》，否则不知道如何贯彻实施原则，遇到变化不知道怎样决断。司马迁给《春秋》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挑拨的人和谋害的人，两种人也可能是一种人。

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

君父如果不懂《春秋》的道理，那么一定会把事情做坏，得不到好的评价。臣子如果不通《春秋》道理，一定会去谋害国王篡位，最后下场很惨。

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其实做坏事的人出发点也不能算坏，想自己当国王或者过上好生活，也是人上出愿望的曲折表现。但是他采取的方法不对，不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所以导致了坏的结果。《春秋》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如镜鉴形，给予了最后的判决。他入木三分地把你写进去，把你的灵魂也写进去。你说我明明动机没这么坏，但是在他的判决下，你无法进行辩护，因为他比你自己还看得清楚。

“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就是《报任安书》的“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反复讲到“空言”、“空文”，用另外的话来讲就是“立言”，这个空文并不空。哈耶克曾经提到，现在最激进的政府官员提出的某一种想法，在过去二三流经济学家书上早就讲过了。所以语言看上去没有作用，但是在多少年以后，还是有其不可思议的力量。

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

这就是孔子所谓的正名，好比制订法律规则，非常严格。他用辞正确，给了一句话，你怎样逃也逃不掉。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礼义之大宗”，亦即上文的“其旨数千”，好比不成文法，而法是成文法。“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又见贾谊《陈政事疏》、《大戴礼记·礼察》。礼与法都是规范、限制、惩罚，礼是软的一面，法是硬的一面。法的作用看得清楚，礼的作用难以知晓。中国古代一直强调礼，法相对弱一点问题不大。有些礼过一段时间不再合理，那么确实应该加以调整。所以对传统文化还是要反思，不要把一些不合理的，违反时代、违反人性的内容再提倡出来。

做坏事的人出发点也不能算坏，想自己当国王或者过上好生活，也是人上出愿望的曲折表现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壶遂说，你讲的这套大道理我承认是对的。不过这些都是古代的事情，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英明正确的领导，情况完全变化了，你再絮絮叨叨地谈这些老掉牙的古代经典，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这一问答涉及如何躲避政治迫害，不能不问，不能不答。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

司马迁的回答，非常有意思。对的对的对的，不对不对不对，结果还是不对。首先是尊重你，你已经讲出来了，我完全理解。如果马上否定，面子下不来。这句话钱钟书《管锥编》中有分析，我的理解是有些像太极拳法，好比“来脉”和“转关”，有一股力量过来，先顺着它走，然后再把这股力量推回去。对的对的对的，让他有个台阶下，把力量卸掉，然后不对不对不对，又推了回去。最后来个总结，还是坚持自己的立场。

下面又是推出六经，司马迁反反复复把六经推出来。六经是中华民族的原初文献，内容丰富深邃。在我看来，《道德经》和《论语》都可以看成研究六经的体会，后来自身也变成了经。作为王家文化，本来是不讲的。老子不得已讲出来，因为不讲就没有了。孔子整理古代文献，无论如何保存了读法。

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伏羲至纯厚”，《易经》为至纯厚的人所作，也应该由至纯厚的人来读。“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诗》《书》礼乐，一代代传下来，从三代到春秋战国。“《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六经结合并统一，互相形成支援意识，而且时代渐行渐近，最后落实到《春秋》。

六经开始于“至纯厚”，从事学问研究，最踏实的还是走“至纯厚”道路

六经开始于“至纯厚”，从事学问研究，最踏实的还是走“至纯厚”道路，摒除世俗的虚名浮利。学问好真的需要有福气，不用功也不行，死用功也不行，有种种机缘巧合，不可思议。“至纯厚”就是首先着眼于自身，你的人真好到一定程度，会有各种机会让你知道的。佛教有所谓“福慧双修”，其实最大的福就是获得慧。人所能做的就是“至纯厚”，这可以修持，永远不够。

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

“获符瑞”指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获白麟。穆清指天，受命于天，受天命清和吉祥之气。《诗经·大雅·烝民》：“吉甫作颂，穆如清风。”受命于天，把德化流布出去，影响深远。“海外殊俗”，指天方异国。海外不同风俗的人，通过“重译”，也就是把a语言译为b语言，再把b语言译为c语言。经过了一重一重的翻译，小语种变成了大语种，最后变成了中文。“款塞”是叩边关之门，非常多的国家要来献礼或求见。多少年来，中国人一直有这种万国来朝的大国梦。

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

这个国家的好，怎么也讲不完。这就是《诗经·小雅》中所谓的《天保》，铁杆的粉丝，完全是衷心歌颂。怎样英明，怎样伟大，处理事物手段如何高超，在下如何大的一盘棋。这是他们发自肺腑的真心话，每一个朝代都有这样的一群人。

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

领导如果有好人不用，那是领导有问题。领导好而下边的人不宣传，那是下边的人有问题。

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我是掌握史官职责的人，如果没有歌颂主上和功臣的丰功伟业，没有保存好祖先记述的资料，那就是我的罪过。这就是所谓的使命感，话中其实是带骨头的。司马迁曾经写过《悲士不遇赋》：“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时悠悠而荡荡，将遂屈而不伸。”“天道微哉，吁嗟阔兮。人理显然，相倾夺兮。”明明他这么好的人，皇帝看不见。其实皇帝一定不会看出来你是好人，老天爷要成全你，要你垂名于后世，两千年以后都有人来读你，在世的时候怎么肯不折磨折磨你啊。

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述故事”是记述过去的事情，保存先贤的前言往行。“整齐其世传”，把一代代的关系理顺。“非所谓作也”，作是一件大事，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司马迁以此上追孔子。“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你把我和《春秋》相比，你错了。这虽然是谦虚，其实也是骄傲，嘴上说自己不能比，但是已经把自己的书和《春秋》放在一起了。

于是论次其文。

于是把《史记》写出来。“论次”就是排比，好的文章是排比出来的。司马迁“非所谓作也”，其实也就是作，这本书开创出了二十四史。司马迁如果不写《史记》，中国后来的历史著述完全两样。

这样说了一通，没有写壶遂听了以后有什么反应，是不是心服口服了呢？其实司马迁就是在说服自己，自己才是真正想听的人。任何事情要找个人来讲讲，其实都是骗人的，最后都是说服自己，给自己一个坚强的理由。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