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朝全

——二○一三年的纪实文学

李朝全

如果从创作手法上划分，文学作品可以分为虚构和非虚构两大文类。我们通常所说的“纪实文学”基本上等同于广义的报告文学，应当属于非虚构文本。但是，反过来，非虚构文本未必就是纪实文学，因为它还可以包括诸如纪实散文、叙事诗、历史著作或其他一些社会科学著作。

纪实文学创作，主要有两个大的指向。一是指向历史，重在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记述；一是指向现实，在描写和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中进行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反思。如果从题材和内容上看，纪实文学创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记事、写人和作史、立传等四大类型，相应地就包括了事件纪实(含灾难纪实、重大工程纪实)、人物纪传和史志史录等。而如果从作品主题上划分，纪实文学大致有这样一些类型：呼应时代、及时反映新近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的现实报告，民生报告、社会问题报告，历史纪实，人物传记等。

一、呼应时代，奏响强音

纪实文学是时代的敏感神经，自从诞生以来始终热衷于对当下社会发展进程和转型期新变化、新气象的反映，热衷于对人们生活中新元素、新事物的表现。当今中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当然是“中国梦”，这也是二○一三年的网络热词。中国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也是每个个体事业成功、人生出彩的梦想。

王宏甲、刘建的《农民——一户中国农民的百年历史》通过描写广东湛江茂德公家族寻常而曲折的奋斗发家历程，折射出中华民族几代人孜孜憧憬、争取并实现的小康梦想。作者寻到天涯海角雷州半岛湛江一隅的足荣村，通过追述茂德公、陈英昌和陈宇陈氏家族三代人的发家史，烛照中国农民身份的演进递变，反映中国历史进步的一道折光。这户普通农民的性情与观念、追求与梦想，映射出的却是中华民族的伟大梦想。在王宏甲看来，新农民是新农村的希望与未来，他以笔下所刻画的这一代又一代不断进步的农民形象提示我们：农民的命运关乎国家的未来，只有农民普遍实现了发家致富的小康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梦想成真。

何建明继续自己对改革开放重大题材的书写。他的长篇纪实《江边中国》通过对江苏张家港市永联村数十年翻天覆地变革进程的书写，通过长江边一个小村庄的变化来揭示中国梦、小康梦是如何在实干得力的改革带头人的引领下，变成现实的过程。他的短篇纪实作品《让大海告诉你》反映辽宁省沿海经济带的改革巨变，《心声》则表现改革在全面趟进深水区之后人们的热切心愿与期待。何建明的创作始终坚持他在国家叙事上的优长，每年都有优秀之作推出。

八九十年代曾以体育纪实文学驰名文坛的老作家李玲修再次发力，与王鼎华合作，推出长篇纪实《乒乓中国梦——走进蔡振华团队》。她试图通过全面记录蔡振华与中国乒乓球紧密关联的生涯，揭示作为乒乓大国和强国的中国运动员如何为了祖国荣誉和人民信托而戮力奋战的真实场景，从极具代表性的体育视角来表现中国梦的实现与辉煌，可读性和感染力均很强，代表着这位老作家数十年心血的凝晶。“七○后”纪实文学作家纪红建的《冠军——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中国梦”》则反映了湘中安化这样一个贫困县如何在体育事业方面孜孜以求，培育出了龚智超等一批全国和世界冠军的故事。

在反映新鲜事物和事件方面，一合、薛景辰《红脸——审计在行动》与蒋巍《审计之剑》都是关于近年来“审计风暴”的形象描述的文本。与当年刻画铁面无私纪委干部典型的姜瑞峰的《黑脸》相呼应，一合与薛景辰合作推出《红脸》这部新作，聚焦国家财政、金融、经济命脉的守护者——审计干部，将他们视为与关公一样忠诚守职的典型，借助大量生动抓人的情节及细节，塑造了一群刚正不阿、秉持法律正义之剑的审计者形象。

傅宁军继《大学生“村官”》之后，推出了《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一书，紧紧围绕“大学生给军队带来了什么，军队改变了大学生什么？”这两大主题，突出表现了大学生从军实际上是一种青春的选择，一种命运的抉择的主旨。换言之，大学生选择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让青春与理想在军营中闪耀光芒。大学生从军实际上是选择一种未来，选择自己的命运。他们已然把从军作为自己寄托理想、奉献青春乃至安身立命的一种事业。大学生入伍往往要做出很多的牺牲和放弃，在入伍以后变得更加有组织性、纪律性。“激情与磨砺，坚韧与荣光”，这是军队给大学生带来的最大的财富。军队确实像一座熔炉，大学生这一大批有志青年在这里经历了一场青春的淬火。他们进来的时候是铁，出去的时候是钢。

陈新的《蛟龙探海》，描述近年来中国深潜工程的巨大进展，为读者了解我国“蛟龙号”及海洋深潜这些尖端科技打开了一扇窗户。蒋巍《中国能源的“秘密武器”——神华集团“煤制油”揭秘》，向读者揭开“煤制油”这一新事物的神秘面纱，并将其作为国家能源发展战略之一给予了热情的赞颂。

对时代先锋或英雄模范等先进人物的刻画与塑造，是纪实文学创作的一种常规内容与主题。此类纪实文学常常因过多地陷入表扬、歌颂的泥淖而被诟病为“表扬稿”、好人好事光荣榜。其实，重在正面歌颂的“颂体报告”如果能在文学性上加强用力，也可以产生感人的力量。在描写沈飞集团原董事长、总经理、我国航母着舰机歼十五总指挥罗阳生平事迹方面，有黄传会的长篇纪实《国家的儿子》、李春雷的短篇纪实《我的中国梦》和周建新《最后的战场——罗阳在“辽宁舰”的日子》等。黄传会通过切实深入的采访，以大量感人的细节刻画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罗阳。李春雷则从中国梦的角度切入，重在揭示罗阳、航母演练与海军实现中国梦之间的关联，用剪影式镜头聚焦罗阳生前身后的闪光时刻。《光明日报》记者王国平为北川县因故英年殉职的副县长兰辉动情地写下了《一枚铺路的石子》，广受好评，并且出版了单行本，彰显了新闻记者在采写纪实文学方面的优长。散文家卞毓方的纪实作品《寻找大师》，记述了自己与海内外众多文化大师级人物的接触交往，刻画了一个个个性鲜明的人物，提出了在这个百业待兴、文化大发展的年代呼唤大师、寻找大师和确认大师的迫切性与重要性。郝敬堂的《芳草地》则以北京朝外社区志愿者作为自己的描写对象，将他们视为都市中可贵的芳草地进行热情的倡扬。

二、民生报告与社会问题纪实

中国纪实文学历来具有关注国计民生、与时代同进步、与人民同歌哭、与国家共呼吸的优良传统。二○一三年的纪实文学，民生报告和社会焦点热点问题纪实，依旧深受读者欢迎和喜爱。

因为水利部、中国作协和南水北调工程办公室等有关部门的组织，也因为作家自觉的社会担当，本年度的“水利报告”显得格外引人注目。陈启文以一己之力，独行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以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海河、辽河、大运河等七大水系作为自己表现的对象，亲临现场踏访，写出了洋洋六十余万字的《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深入梳理七大水系的历史及现状，深刻反思当下中国水枯竭、水污染等水资源危机，对保持经济社会和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严重警示。这是一部立意高远、视野宏阔、体量庞大、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大书。“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秦岭专注于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写出了《水之殇》、《在水一方》，这是他定点深入水利系统生活，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后创作出来的。作者非常真实地写下我们的土地如何干渴，我们的农村如何因缺水而陷入困顿、不堪其累的现实，以此来烘托饮水安全工程的重大意义及其深得民心，自然而然地引出二○○五年以来国家实施农村饮水工程，农民和农村获得了实惠与新生。

裔兆宏的《美丽中国样本》是水利文学的又一个新收获。裔兆宏是近年来创作势头强劲的一位纪实文学作家。他的创作视野相当开阔，在创作选择方面很有主见，并勇于自我突破。二○一二年底推出《中国志愿者》一书后，二○一三年五月出版了《国家情怀》，十月又推出新作《美丽中国样本》。三部长篇纪实文学分别聚焦志愿者群体、援疆工作和南水北调工程。既有对普通人群体的关注与描写，更有对国家行动、国家决策、国家工程的反映和描述。古有大运河，今有南水北调。两项工程皆举世无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大创举。两次开掘南北水路“大通道”，都是为了输送生活资源。《美丽中国样本》正是为这项工程而作的一部民生报告。这是一首民生工程、国家工程的赞歌，也是一曲生态文明的赞歌，饱含着对沿线各地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热情赞美。《国家情怀》则以江苏江阴等市县对口援助新疆霍城县的历史作为作品描写的主题，站在大国战略的角度，生动记述其间涌现的大量感人至深的人和事，注重对伊犁开发建设史，包括新疆建设史的梳理，注意人物和具体事件的经纬交织，有详有略，文字表达形象生动，富有感染力。

“水文学”或者“水利报告”只是生态报告的一个方面。纪实文学作家对生态题材有着孜孜不倦的关注和描写热情。二○一三年还出现了如水利系统作家靳怀堾深入发掘三门峡水利枢纽前世今生历史的《悲壮三门峡》，试图对历史的功过是非进行个人化的评点与反思，能够起到以史为鉴、启人深省的作用。该书出版后在水利行业内部产生了很大反响。丁春的《博斯腾湖源流》关注新疆腹地的河流与生态资源，从历史到现实揭示生态与人的密切关系及保护好脆弱生态系统的紧迫性。

食品安全长期以来都是纪实文学作家关注的热点。惯写小说的山东作家赵德发深入了解了近年来大蒜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之后，提笔创作了自己的长篇纪实处女作《白老虎——中国大蒜行业内幕揭秘》。这是近年来全面回顾和讲述大蒜事件经过、反映大蒜行业实情、刻画与其相关当事人形象的，内容最丰富最生动的一个文学文本。近十年来，大蒜行业的几起几落，大蒜价格过山车式的运行轨迹，让每一位国人都亲身经历并深切感受。大蒜，曾几何时成为全社会热议的焦点话题。并且，由此衍生出诸如“蒜你狠”、“蒜你贱”，以至“豆你玩”、“油他去”、“姜你军”、“苹什么”、“鸽你肉”等诸多网络新词，以及人们对于农副产品价格波动异常的敏感。《白老虎》切中当下社会热点和焦点，试图解开大蒜行业隐秘的内幕，让读者真实地了解到大蒜价格大起大落，大蒜行业大冷大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原因、行业操控原因、幕后推手，以及国家在“三农”政策、商业市场领域管理、调控方面存在的缺陷或问题。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社会问题报告。它通过开掘大蒜一个行业兴衰跌宕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在追问为什么我们的国家，我们生活的时代会出现如此富于戏剧性变化的一幕，追究这些事件背后国人在世道人心方面的问题与缺陷。作家的立意显然不止于猎奇、揭秘，提供给读者一个生动有趣的戏剧性看本，而是要深入反思这个社会、这个时代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世道人心出了什么问题。在作者笔下，大蒜已不仅仅是一种食材，而是白花花的银子，更是一只张开大口的白老虎，能够吞噬人的良知、人的生活，乃至吞没人的生命。吴恒《舌尖上的安全》则对当前食品安全状况一一梳理，对近年来的食品安全事件进行了逐一解剖，颇具现实针对性。顾秀林《转基因战争：中国粮食安全保卫战》反映的则是当下社会大众极其关注的转基因食品话题，能够带给读者更多有益的启示。咏慷的《中国殡葬报告》题材独特，反映了殡葬行业的种种乱象，揭开与百姓生活紧密相关的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自由撰稿人丁燕的《低天空：珠三角女工的痛与爱》和《工厂女孩》，以自身在广东东莞二百天的工厂生活为依凭，再次将读者的眼光拉向南方工业生产流水线，让我们关注那些在生产线上奋斗求生的普通打工妹，通过深切描写这些“八○后”、“九○后”年轻女孩的青春、爱情和梦想的萌发与毁灭，表现她们艰难的却不肯屈服的真实的生存状态，打开底层生活的某些真相，是转型社会的一个最鲜活的报告文本，也是解读工业化进程对人们生活深刻影响的生动读本。王伟举的《转型中国：东莞进行时》则是一份中国城市经济社会转型的调查报告，他不回避东莞在高速发展进程中曾经出现过或存在着的如“性都”、“黄都”这样的恶谥和各种社会问题，不回避这座城市的阴暗面，亦是对当下社会转型的一次解剖麻雀式的分析与反思。深圳作家涂俏多年前曾较早关注深圳“二奶”及“二奶村”现象，二○一三年又创作了《大陆孕妇赴港生子纪实》，揭开赴港生子复杂的利益链及其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生动好读。四川本地作家贺小晴的《艰难重生路——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纪实》反映了二○○八年大地震以后，那些丧子家庭如何从废墟上站起来，重新组建家庭和生儿育女，开始新生活的艰难路程，字里行间闪烁着人性的光辉。

刘广雄、李海啸的《闯海记》是关于我国开发南海历史特别是南海渔业发展历史的弥足珍贵的文本。这部作品主题重大，意义深远，可谓应时而作、顺势而生。作品涉及我国的南海领土主权，真实反映我国渔民在南海上捕鱼、生活之历史与现状，以我国百姓世居南海的生活史实，雄辩地印证了我国对南海拥有无可置疑与争辩的主权。作者从描写解放海南岛起笔，一直写到二○一二年我国成立三沙市，加强对南海主权的管辖。认真梳理我国历朝历代对南海及南海诸岛的行政管辖历史，开掘各具姿彩的海上掌故，尤其是海南省琼海市潭门渔港诸多船长传奇般的海上捕鱼经历，与台风等自然灾难搏斗，与外国士兵、海盗等斗智斗勇的情节等，大都描写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从描写潭门边防派出所的工作辐射开去，扩展到描写这个派出所所联系的那些在海上作业的潭门渔民，再由渔民的生活、故事延伸开去，描述他们在南海闯荡、捕捞、耕耘、发现以及所遭遇的各种灾难或事情，并由此牵连、贯串起我国南海海域种种国际争端，纷纭复杂的外交、军事事件，从而赋予了作品庞杂而丰富的内涵。

在教育、法制等题材方面，王敬东的《“囚犯”的救赎》几乎是首次揭开当前法院审理审判过程中依旧存在着的大量“冤假错案”，采用的是一种“揭秘”、“曝光”式的叙事。通过对那些典型性案例的深入剖析，反思健全法制、依法治国的迫切性。向思宇的《中国代课教师》则为数十万曾经无私奉献自己的一切、如今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代课教师立传代言，为那些为民族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普通人群体鼓与呼，体现出作者可贵的社会责任担当。

三、历史纪实与往事钩沉

历史题材作品在纪实文学中占有很大比例，也是最易受读者欢迎和拥趸的一种题材样式。在当前图书市场、文学作品市场普遍不景气的状况下，历史纪实和人物传记依旧保持着较好的市场反映，这与普通读者渴望了解历史、探秘往事、以史为鉴的阅读心理需求密不可分。所有的历史都指向现实，所有的传记都指向个人和读者。历史纪实和传记作品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文献、史志、认识和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价值。

二○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本年度出现了一批与毛泽东有关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时代报告·中国纪实文学》第十二期发表了余艳的《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通过独家披露的杨开慧当年的日记，考证她与毛泽东的爱情历程，内容真实可信，人物炽热的情感力透纸背，同时也很好地补白了当年的一段史实，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中国作家·纪实》第十二期刊发了军旅作家丁晓平的《毛泽东的乡情世界》和梁衡的《毛泽东怎样写文章》两文，分别从毛泽东与乡亲、亲人们的亲切深情交往及其如何撰写各类文章两个独特的视角，揭示一代伟人深广丰厚的内心世界，令人看到了伟人鲜为人知的生活世界的另一面。江西赣南作家卜谷的《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也是这样一部“应时之作”。卜谷的创作对象和题材基本上是“红军所留下的”——红军长征走了，但红色苏区还在，老红军、红军遗属和红军精神、红色革命传统还在，他尤其注重从普通人的视角切入、从常人关注不足或关注不到的内容及人物入手，开辟出独属于自己的一片广阔的创作天地。《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主人公是一位至今健在、已经一百零二岁的女红军。作者为我们书写了一名最老红军的人生传奇，这样的故事既具抢救历史的价值，也有发人深省、震撼人心的人性的力量和文学的魅力。部队青年女作家马娜同样从一个微小的切口——苏区“奶妈”切入，出版了《滴血的乳汁》一书，描写了那些用自己的乳汁哺育红军后代的平凡女性，揭示敌人的凶残、狠毒与“奶妈”们的温柔、大爱，在硬与软的鲜明对比中，挥洒无私无畏的母性的和人性的光芒。这是一部关于革命历史题材的个性突出的优秀之作。裔兆宏的《历史的选择：张闻天在延安》则是关于延安时期的红色文本，对革命领袖与革命事业的关系的描述真切可信。

在历史题材创作上，作家们特别重视新视角和新思考，赋予自己的作品以鲜明的历史理性色彩。与不少作家的创作转向一样，小说作家薛媛媛写出了长篇纪实《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一书，深入挖掘那段不该被忘却的历史，努力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实，实际上是对共和国橡胶开发史和经济发展史的一段补白。张雅文的《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生动地回顾了香港被英国侵占直至顺利回归一百五十五年的历史，以历史的关节点为线索，连接起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对香港社会存在的五光十色的社会问题客观地进行了反映和思考，重点描述香港驻军、香港社会保障、香港民主廉洁政治、市民生存状况等关键性课题，提出了国家强大与一个地区、每个个人的强大密不可分的关系。徐怀中的《底色》以作者当年的亲历日记来还原一位战地记者眼中的越战历史，在战争和人的关系中张扬人性的光辉，题材独特，广受关注。纪红建的《人民的记忆——华国锋的湖南情缘》则对被遮蔽或妖魔化的历史进行了一次重新书写，从领袖与百姓的关系视角还原一位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人物的真实面目，相信会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陈亚珍的《谁在守约》、杨文学的《叩拜沂蒙》、纪红建的《沿着雷锋的足迹》都有重新审视历史、审视历史人物的意味和价值，亦是对革命传统、高尚精神及人格的一种弘扬与倡导。

除了革命历史题材之外，其他历史题材也备受纪实文学作家的关注。叶广芩的《张家大哥》是对秦商历史的追访与记述，作者以田野调查式的深入采访，试图复原秦商群体较为完整的历史面目。张培忠的《海权战略：郑芝龙、郑成功海商集团纪事》，用历史理性的笔触，从海权战略的角度入手，重新梳理和书写郑芝龙与郑成功的海上历史，对于我国今天的海洋战略、海上维权等都有鲜明的借鉴与启示意义。郑成功作为民族英雄的鲜明形象，也在真实而富于思辨色彩的描述中得以复活。小说家阿来的非虚构纪实《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令人耳目一新，试图通过对甘孜州一个叫瞻对的小小村落居民生存的描写，通过藏民与政府当局关系的变化过程的描述，反映康巴地区两百年传奇般的历史，故事跌宕起伏，人物性格鲜明，作家的笔墨老到娴熟，为非虚构创作提供了许多新鲜经验。小说家林那北(北北)的《宣传队》则通过叙写亲身经历与感受，对过去长期存在的“宣传队”这一独特的社会事物进行个人化的描写，为历史留下了一段印记。李青松的短篇纪实《牙香街》用散文化的笔触，描述了东莞这座因莞香而得名的城市与香料的历史渊源关系，反映了东莞城市发展的新成就。

四、“私叙事”与人物传记

传记方面，本年度最突出的新现象是出现了很多“私叙事”——个人或家族叙事类作品。陈希米的《让“死”活下去》是一部看似佶屈难读的作品，文字充满了玄理和奥秘，讲述与抒情具有深沉的理性自省，看得出作者在爱人史铁生远去之后，寂寥孤独却又丰沛充盈的内心。“让‘死’活下去”，就是要让死不再成为阴阳阻隔、人天两界的分水岭，就是要跨越生死，搭建起生者与亡者进行心灵对话的桥梁。陈希米这种决绝式的坚忍与努力，令人感佩。这个纪实文本因此而具有独特的重要价值。周国忠的《弟弟最后的日子》也是一部与亡灵对话的作品，这是一部叫人心情沉重的书。主题是直面死亡的生存与思索。当“弟弟”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进入生命的倒计时或者死亡的倒计时之后，一家人戮力同心，共同去挽救“弟弟”的生命。那是一次无望的宿命式的拯救，其中既有“弟弟”自我的救赎，通过坚“信”、忏悔、诉说等来达至内心的安宁祥和，也有哥哥、嫂子、妻子和母亲、女儿通过亲情的纽带、借助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传统文化的力量对“弟弟”不舍弃不放弃的挽救。“人生之大数莫过于生死”，一家人面对死亡即将来临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淡定、从容、同舟共济，尤其令人动容。该书突出的特色是哲思的色彩，能够引发读者深入的思考。首先是思考“人的生命该如何使用”，正如作者所言，世界是一座桥，每个人应如何从这座桥上走过？如何度此一生？即将死亡的时候如何去保持内心的宁静？从而引发读者一道去认真探寻生命，探寻生与死的关系。

毕飞宇的《苏北少年“堂吉诃德”》讲述了自己少年时期的经历，有关于当年的人、事和各种事物的生动描述，折射出一个特殊时代的鲜明烙印。许燕吉的《我是落花生的女儿》通过讲述个人不平凡的八十年人生，映射二十世纪中国的风云历史。作者的文笔于平淡沉着中蕴藉着沉重，这是一部值得关注的优秀传记。温立三的《怀念父亲》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天底下最寻常的却又是如此可亲可敬的父亲。籍满田的《晴雨路干湿》讲述了一个迷途知返的浪子的故事，主人公因为赌博欠下巨债，最终幡然醒悟洗脸革面，自立自强，用自己的经历告诉人们觉醒悔悟任何时候都不会晚，具有醒世警言的作用。周涛口述的《追赶自己的鞋子》是作者生平的简传，保留了众多关于特定年代的特殊有趣的记忆，文中可以看出作者深刻的自省自剖意识。杨晓升、马克燕的《二○一一，美丽的遗憾——回眸女儿的求学历程》是关于作者女儿当年求学过程的回述，贴近生活实际，对反思当前教育现状有启迪意义，对家长的家庭教育亦有启发。

施昌学的《海军司令刘华清》、王云林的《落叶——陈大戈传记》分别涉及海军领域和老红军题材，内容生动丰富，具有自身殊异的价值。陕西作家张艳茜的《路遥：平凡世界里的人生》为读者描述了一位有血有肉、真实可信的作家形象。

五、非虚构创作对纪实文学的刷新

二○一○年兴盛起来的“非虚构潮”，是对纪实文学创作的一次刷新。它一方面矫正了纪实文学创作的功利性选择的偏移及误区，试图为纪实文学创作重新正名并赋予意义及价值，另一方面则引发了人们重新审视纪实文学这种视真实性为生命线的、拒斥虚构杜撰编造的写作样式独特而重要的价值。我们注意到，梁鸿、李娟、丁燕等青年作者已经在非虚构创作方面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为纪实文学注入了新元素、新血液。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梁庄在中国》直击当下农村实情，震人视听，对于帮助读者了解“三农”现状大有裨益。李娟的《冬牧场》、《夏牧场》等为我们揭开了北疆一隅哈萨克游牧民族独特而奇异的生存。丁燕的《她在东莞》、《工厂女孩》描述了外来者在改革开放前沿城市的生活。小说家贾平凹、阿来、毕飞宇、孙惠芬、慕容雪村，散文家刘亮程，诗人郑小琼也都写出了反响不错的非虚构作品《定西笔记》、《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苏北少年“堂吉诃德”》、《生死十日谈》、《中国，少了一味药》、《飞机配件门市部》和《女工记》。因为《人民文学》等文学旗舰杂志的倡领，《花城》、《江南》、《十月》、《收获》等主要文学期刊，都陆续刊发了一批非虚构类纪实作品。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同时出现了“报告文学”和“非虚构”乃至“非虚构小说”等栏目或名称，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关于“非虚构究竟是什么东东”的追问。

八月中旬，由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等单位主办的“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在佛山颁奖。在颁奖会上，莫言对“非虚构”做了自己的解读。他认为非虚构写作是八十年代非常流行的文体——纪实文学的延伸，是介于新闻报道和虚构小说之间的文体。非虚构文学不可能完全没有虚构，“它不仅仅要呈现事件的过程，而且要呈现在这个事件过程当中人们的心理活动，这里面确实给作家提供了写作的广阔天地”。如果说新闻通讯是绘画，那么非虚构文学就像雕塑。

非虚构写作的首倡者和推动者李敬泽认为，“非虚构写作”在现有的文类秩序里就是一个异类。“我更多是把非虚构理解为一种写作观念和伦理，一种写作方式、一件可以尝试的事情。至于把它放在文学多宝格的哪一格，做起来再说。”“非虚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对小说发起了挑战，即文学如何坚持它对“真实”的承诺。非虚构和虚构，它们都各有一套应对“真实感”的策略和伦理。小说的了不起，在于它在“虚构”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强大的“真实”权威。然而，这种权威似乎出了问题，给了“非虚构”趁虚而入的机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起倡导非虚构写作的初衷：“那时我在编《人民文学》，开了一个非虚构栏目，开的时候心里也没有什么底，只是觉得这里边存在着某种可能性。我们现在通行的文类秩序，也不是天经地义的，从先秦两汉明清，文类的划分一直有变动，比如纪实文学古代没有，是最现代的文类，小说古代有，但不入流，到了现代变成了至尊，以后还是不是至尊？谁也不敢肯定。”至于如何界定“非虚构写作”，李敬泽提出，此次的非虚构写作大奖，实际上对非虚构写作做了一个界定，包括四类：非虚构文学、特稿写作、通俗历史写作和传记。

“非虚构”是一个相当宽泛的关于创作方式、创作手法的概念，是一个文类而不是一个文体的概念。它把小说及韵文(诗歌)之外的文学作品以及历史、社科著作等基本囊括进来；这些作品的基本属性是非虚构和真实性，是基于事实基础之上的纪实创作。若从文学作品的基本属性或创作手法上划分的话，文学可以分为虚构和非虚构文学两大类。在那些被贴上所谓的“非虚构小说”、“纪实小说”或“传记小说”标签的作品上，我们看到了纪实文学及非虚构写作与小说等其他文体正在日益产生积极的相互渗透、交融和影响，以至于出现了一些跨越纪实文学(真实纪实)与小说边界的混合文体(或称“越界文体”、“越界写作”)。我们通常所说的“非虚构文本”基本上相当于“大纪实文学”。笔者一向主张打破纪实文学的文体边界，提出一种宽泛的、包容的“大纪实文学”的概念，一种跨文体边界的非虚构写作。它可以容纳一切具备新闻性——新信息、新内容、新思想、新发见和新手法——的非虚构类纪实作品，包括狭义的注重反映当前现实新生活、刻画新人物、记述新历史的纪实文学，也包括传记、有文学性的历史著作、谱传、方志、档案、文艺特稿、通讯、调查报告、口述史、回忆录、日记、游记等等。

当下，纪实文学创作本身正在面临转型与新变。一方面，我们看到，纪实文学的创作空间不断受到挤压，社会影响削弱。数量众多的企业报告、工程报告，先进人物或事迹报告，大量的平庸之作——包括带有广告嫌疑的作品、有偿作品的涌现，既败坏了纪实文学的声誉，也倒了普通读者的胃口。“非虚构”这面新旗的竖起，或者说文学界抛出“非虚构”这只“乾坤袋”(李敬泽语)，在我看来，它所要装进去的依旧是原先“大报告文学”所容纳的那些作品，只不过是要带给读者与社会一种新鲜的感觉——更加强调真实性、独立性、亲历感和现场感，强调其区别于某种程度上已被“广告文学”、“有偿报告”、空洞而缺乏感染力的报告等“败坏了名声”的纪实文学，希望借此引起社会和读者更多的关注与喜爱。也由此唤起人们重新审视并严肃对待纪实文学这种非虚构写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实际上是对有些消沉或“沦陷”的纪实文学创作的一次有力反拨或拯救。

非虚构写作可否虚构呢？这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话题。有人坚决反对虚构，有人赞同可以有少量的虚构，有人则同意在保证真实感的前提下允许虚构。虚构与非虚构都是文学有力的表现手法，并无高下优劣之别。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有不少作家尝试打破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早在几年前，哲夫就曾尝试在纪实文学《执政能力——一个县委书记的故事》的创作中运用虚拟人物和地名的做法。二○一三年出版的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则采用了“准非虚构”的手法来讲述农村自杀现象，这部被界定为长篇小说的作品看起来却“疑似”纪实文学。这样的混合文本或跨界文体究竟该如何定位，值得我们审慎思考。纪实文学的非虚构手法对小说创作有激活与反拨作用，能够带给小说新鲜的面目；反之亦然。甚至，小说对纪实文学的渗透更严重，有时乃至破坏了纪实文学创作的真实性底线，出现了所谓的“非虚构小说”这类“四不像”文体。这些作品应该纳入小说范畴。当然，这种类型的文本不仅是可以存在的，而且值得鼓励。凡是带有探索、创造性意味的尝试与创作都应得到鼓励。作家的任务在于写出富于艺术感染力的作品，批评家和研究者的任务则是给文本归类、分析、评判、引导。

纪实文学(非虚构文本)能够提供真实可信的资讯和知识，这是它的一大标志，也是其力量之所在。在此，我认为特别有必要重申和捍卫纪实文学的尊严，即真实性原则，因为真实是纪实文学的生命线。由于西方舶来概念“非虚构”和“非虚构小说”的混淆，加上学界对相关概念缺乏必要的厘定澄清，从而造成了部分作家和评论家对纪实文学(非虚构文本)基本边界的模糊或疏忽。我始终认为，无论是被称为纪实文学(报告文学)，还是非虚构文学，其要义和命脉之所系均在于非虚构和真实。而真实，亦正是纪实文学(非虚构文本)力量之根本，是其能够产生干预生活、震撼人心影响力的源泉。如果丧失了这条底线，在创作中随意编造人物、事件和情节，乃至大量虚构细节、人物对话、独白、心理活动等，都会给纪实文学的纯正品质带来伤害。但是，我并不反对创作过程中的适度想象或联想。我既反对纪实文学创作中的虚构与杜撰，也反对“纪实文学禁止想象”的观点。文学是形象思维——想象的产物，想象和形象思维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方法和特点。作为文学样式之一的纪实文学无疑亦离不开想象，离不开适度的联想。我们在这里需要探讨和明确的，不是纪实文学可不可以想象、要不要想象，而是想象的“度”与界限。在我看来，纪实文学的想象是基于事实，符合事情发生的历史情境，合乎情理、事理的联想，必须符合真实性原则，即必须契合“势之必然”、“情之必然”、“理之必然”。这些想象性描写应该是在具体的环境中必然或可能发生的，是不能被证伪的必然、或然或可然的内容，必须符合事实真实、历史真实、判断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原则。换言之，纪实文学的“真实”属性是事实真实、历史真实、判断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纪实文学(非虚构文本)的想象与联想绝不是凭空虚构、无中生有，绝不可被质证、对证、映证、验证、论证为虚假或伪造。在这方面，尤其需要慎行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直接对话描写。特别是历史人物的心理描写和对白。在我看来，如果没有相应的史料，缺乏第一手的日记、记录、回忆等佐证，是不允许直接地大量描写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对白的。如果一定要写到这些内容，则应变换叙述角度，如采用叙述者的叙述或推测或想象，应该明确告知读者这是作者的主观揣测或推断。在纪实文学(非虚构文本)中，过度想象和凭空想象都必须严格禁止。这正是虚构文本(小说)与非虚构文本(纪实、非小说)的边界所在。

六、青年作者生长及生存状况堪忧

二○一三年九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第七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共有二百九十七名正式代表。据统计，其中主要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作家有李春雷、马娜、丁晓平、鹰萨·罗布次仁、丰收、纪红建、李琭璐、胥得意等十位，占出席代表总数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四。这大致可以反映出目前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青年作者队伍的真实状况，即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年初开始，笔者对全国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青年作者情况进行了初步摸底调研。调研的对象是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一九六八年以后出生)、主要从事或者兼事纪实文学(含传记文学)创作，近五年来发表过产生一定影响的纪实文学作品。通过调研，共了解到一九六八年以后出生的纪实文学作者二十九名。这些作者出生年份在一九六八—一九八八年之间，年龄在二十五—四十五岁。以一九七○年代出生的为主，共有十九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一九六○年代末出生的有三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一九八○年代出生的有七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四，比例较小，且均未创作出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

作者中专门或主要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人数很少，大约有七位，如李春雷、丁晓平、马娜、纪红建、铁流、赵雁、卢戎，占五分之一强。其余作者大多同时从事散文、诗歌、小说或文学评论创作。三分之一以上的作者在新闻单位供职，任记者或编辑，业余兼事纪实文学创作，如江胜信、傅逸尘、汤宏、于忠宁、王国平、陈芳、李琭璐、付饶、周舒艺等。还有一些作者在作协、文联及高校等处任职。另有两三位自由撰稿人，如丁燕、洛艺嘉。多数作者文学创作基础较弱，对纪实文学文体特性了解不够，基本上凭借自己的采访或经历来创作，亟需接受比较系统的文学教育培训。

调研反映出来的问题，一是青年作者匮缺，后继乏人。当下纪实文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年轻作者匮缺，这已成为纪实文学创作发展的主要瓶颈。早在二○○三年，作者青黄不接已成为纪实文学面临的大问题。在当年底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举行的年会上，笔者就发出了应该大力重视扶持纪实文学青年作者的呼吁。二○一二年六月召开的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出席的八十九名会员代表中最年轻的也是一九七○年代出生的，而且只有寥寥几位。当下创作比较活跃的纪实文学作家中，最年轻的大概要数李春雷了，而他是一九六八年出生的。

二是青年作者创作中存在较多明显缺陷。当前纪实文学创作出现了某些严重的偏差，在市场经济和眼球经济的左右下，出现了不少商业性报告。有些报告显然已沦为非文学的广告或有偿新闻，显然已偏离了纪实文学作为文学样式的本质。在这方面，青年纪实文学作者所受到的功利性诱惑更为突出，尤其值得警惕。一些作者存在着“谁给钱就写谁”，“谁给的报酬高、条件优厚就去为谁写”的创作取向。

当下纪实文学创作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要约写作”。因为纪实文学创作需要实地采访，这就必然要求作者投入较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而约请写作可为作者提供采访过程中的诸多便利，甚至保证作品的出版，付予作者丰厚的报酬。要约写作是应邀而作，大多为“命题作文”或“任务作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约写作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作者特别是青年纪实文学作者，在采访和写作时务必保持头脑清醒，要做到坚持主体独立性，努力按照自己的思路去独立采访、独立选材、独立思考和独立创作。作者要对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负责，要尽量避免约请者的干扰和影响。要约写作的“命题作文”多为歌颂、表扬类的“颂体报告”，作者的创作尤应注意避免片面性和刻意迎合。在这方面，写作者独立的思考并在创作中贯彻自己的创作思想尤为重要。实践证明，即便是要约写作，注入了深刻思考同样也可以写出优秀之作。如何建明、厉华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是应重庆出版集团等单位约请创作的，但是因其紧紧扣住当下社会信仰流失的严峻课题，出版后大受读者追捧，销量轻松突破了二十万册。

受采访费用及时间、精力支出的限制，不少纪实文学作者采取了偷懒的写作方式。在创作过程中，有些作者只是到现场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地看一看，而主要通过网络搜索资料来创作纪实文学，其现场感、鲜活度明显匮乏。写纪实文学，犹如作史立传，不能不慎重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它是要为历史留存档案，为时代立此存照，为人群作此画像。现场感、在场感是一篇优秀的纪实文学必备的因素。青年纪实文学作者从创作伊始，即应坚定地秉持独立采访、深入采访的原则，一定要亲临现场，亲自对被创作对象进行尽可能多的和细致的采访，尽可能地搜集相关素材及资料，使自己的创作建立在坚实的客观事实基础之上。

近年来，纪实文学作品的社会影响力有所削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作品文学性的减弱或匮乏。尤其是一些从事纪实文学创作时间不长的青年作者，由于缺乏系统的文学训练或教育，不注重创作技巧及手法，不少作品缺乏生动感人的情节细节和人物，也未能展开深入有力的思考或反思，作品的可读性和感染力较差。有些作品甚至沦为流水账、记事本或庆功簿，发行量、阅读量均不高。与此同时，有些作者未能准确理解纪实文学这种文体的特性，在创作中采用过度想象或者虚构杜撰手法，导致作品的描写失真失实，甚至带来不良后果。

当前，青年纪实文学基本上处于自生自长的状况，生存环境缺乏有力保障和支撑。在这些方面，作家协会等组织机构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为青年作者创造和提供深入生活、采访创作的条件，还可以在文学培训和文学教育方面向青年纪实文学作者倾斜。纪实文学界老作家也可以发挥“传帮带”的作用，以师傅带徒弟“一带一”、“手把手”的方式培育新作者。还应该主动采取各种方式，鼓励更多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等加入创作纪实文学的行列。只有在队伍培育和创作保障等方面创造条件，提供土壤，年轻一代的纪实文学作者才能茁壮成长，纪实文学事业才能高枕无忧。在这方面，哲夫等作家的“中年变法”现象尤其值得关注和鼓励。一九九七年前的哲夫基本上是一位书斋里的作家，但是从这一年起，他开始走出书房，深入田野、大地和民间。这次“出走”从整体上改变了他的创作风貌和品格。以长篇小说《河床》闻名的小说家陈启文，自二○○八年初亲历南方那场罕见的冰雪灾害，写下《南方冰雪报告》以来，坚持一路行走，“用脚写作”，《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中国水利调查》接连出手，一发而不可收。长篇小说《皇粮钟》的作者秦岭，日前出版长篇纪实文学《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湖南女作家薛媛媛写出《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都是作家“中年变法”，转向纪实文学创作取得的显赫成绩。

二○一三年十月十八—二十一日，中国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在江苏常熟沙家浜召开了一次全国报告文学创作会，一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纪实文学作者与会，其中主体力量都是中青年作者。这一年一度的纪实文学新旧作者聚会，为交流创作、研讨理论、探寻纪实文学发展前途，无疑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这次聚会，我们欣喜地看到，全国各地已有河南、山东、山西、广东、广西、湖北等越来越多的省市成立了专门的报告文学委员会或者报告文学学会，团结凝聚了一大批纪实文学作者。十二月十八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经过专家推荐和评选，推出了二○一三年度中国报告文学优秀作品排行榜。上榜作品兼顾了长中短篇，图书和报章报告文学，对一些“七○后”、“八○后”的作者和关注现实、直面民生的报告文学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既有刻画时代英模、反映当下新鲜事物的主旋律作品，也有揭示社会问题和百姓生存状况的现实报告，还有关于历史题材、伟人传记的作品，基本上体现了本年度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的实绩。

本年度，还有一个现象耐人寻味。那就是一批“老作品”的修订再版。如何建明的《非典十年祭：北京保卫战》、《落泪是金》等，傅宁军《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和陈歆耕的《小偷回忆录》(原名《猫鼠博弈》)、王必胜的《邓拓评传》等。《落泪是金》还召开了一次出版十五周年纪念会，回顾总结这部作品问世以来所发挥的巨大的社会作用。由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优秀的纪实文学——贴近社会现实生活或者具有现实警示启发意义的作品，终将会受到读者的欢迎与喜爱。纪实文学的希望就在于创作出真正具有思想价值与艺术品质的好作品，那些有可能流传下去的作品。

纵观二○一三年的纪实文学，基本上处于一种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的阶段，总体创作成就比较平常。但在这平常与平静中，也涌现了一批在题材内容、主题及表现方式方面尝试创新与突破的作品。尤其是在受到“非虚构创作潮”的冲击之下，纪实文学亦在努力重寻自身的定位，在日渐逼仄的市场空间的挤压下，谋求新变与新生。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二○一三年中国文情报告》其中章节)

(责任编辑 李桂玲)

重要说明

拙文《曲折与激变的道路》(见本刊2014年第1期)，因处理时疏忽，有所遗漏。如第23页右栏正数第14行，应有丁帆、曹文轩、白烨；第25页左栏倒数第10行，应有吴义勤、施战军、吴俊等几位批评家的名字。特此说明，并对这几位批评家八九十年代以来在文学批评方面的突出贡献表示敬意！若文中还有其他笔误或遗漏，也敬请同行朋友批评指正和谅解。

陈晓明

2014年4月4日

李朝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