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冰

——二○一三年的散文

王 冰

新世纪以来，由于变革的深入与社会的开阔，更由于人们的文化积淀、作者的创作积累和个人的主体意识诸因素的加强，散文同其他文体一样，也进入了一个更具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审美时代。于是，二○一三年的散文创作，明显地充满了对生活和生命的思考与个性化的特色。

是年，散文创作者们将自己蓬勃的激情与深邃的思索融入散文创作中，寻找到更多适合自己的题材，写出了不少较为优秀的作品。他们的散文创作实践，既是一种群体行为，也是个体生命知性、智性的表述，体现着不同的文化、价值判断，并衍生出丰富、多样、立体的内涵；这些散文作品，既是对当下社会各个生活层面的折射，又是对于人性和人生的深入思考；它们或以文人性的情趣见长，或以现代人的睿智通达取胜；有的面向社会历史，有的走向自我心灵。但无论是走进历史，还是直面现实，抑或回归自然，散文创作者们都以散文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独有的深沉的文化关怀和生命关怀。从中，我们看到他们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开掘着生活的宽度和生命的深度，从而进入对人的前途、命运的本质的深入思考，这就为以抒写心曲、思考人生为特色的散文创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散文创作者们尽力突破以往寻找到的题材和固有的写法，努力使散文创作更明显地呈现精神性、多元化的个性特征。于是，其中所涉及的立意和主题，以及写作的基本立场和倾向发生了很大的偏转，更加强调主体意识在散文中的渗透和呈现。

但也显而易见，当下的文学创作包括散文创作都已收缩为一个局部的边缘的现象，即使其中越来越显露出个性化的创作倾向，也不能阻挡散文创作的萎靡和平庸，所以散文创作的推进之路依旧障碍重重，充满各种困难。因此，本年度的散文创作者们也只能在艰难的坚守和追寻中独自歌唱，将自己的感悟和经验进行表达，向着散文的高地不断地进发，努力在文学创作的森林中留下自己的影像。

细部：散文创作的实绩

本年度的散文创作中，确有不少可圈可点，既好读又耐读的作品，这些作品或者在散文创作的取材上别具手眼，或者在艺术追求上超越了一般，或者对思想的开掘有了更深的进取，或者在写作视角上另有洞天，于是这些作品就成为支撑本年度散文创作实绩的主要基石。

初步统计，本年度出版的散文作品，在北京图书大厦和王府井书店上架的只有五十部左右，数量不多，质量也一般，并没有突出的作家作品。但是相对而言，有的作品还是显示了较高的创作水平，比如祝勇的《他乡笔记》(海豚出版社，二○一三)，此书是作者用文字的阳谋为读者在历史文化的记忆方面设置的一个阴谋；比如陈浩的《女儿的台湾，父亲的大陆》(中华书局，二○一三)，在此书中，作者怀揣无限的乡情和柔情，书写了他对台湾和女儿的一种特殊的情怀；比如余秋雨的《吾家小史》(作家出版社，二○一三)，这本书以较新的内容，以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为重点，描述了现代中国人们的生活；格致的《女人没有故乡》(东方出版社，二○一三)，此书从个人经验出发，以格致特有的对散文的精致追求和探索，写出了日常生活中生命的脆弱与无限的希望；帕蒂古丽的《隐私的故乡》(北京时代华文书局，二○一三)，此书写了新疆的一个小村子，表达了作者对时间、命运、故土、亲情、爱情的思考；丁燕的《双重生活——从乌鲁木齐到东莞的迁徙之路》(花城出版社，二○一三)，作者以独特的观察与体验、感悟与深思，写了南方一个城市的发展及其存有的弊病。此外，还有邱华栋的《挑灯看剑》(地震出版社，二○一三)，艾云的《寻找失踪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三)，叶梅的《从小到大》(中国社会出版社，二○一三)，蒋子龙的《你是穷人还是富人》(时代文艺出版社，二○一三)，人邻的《桑麻之野》(内蒙古文化出版社，二○一三)等，这些作品质量相对较高，各有不同的意趣，都值得一读。

本年度散文的成绩主要还是体现在发表于各级各类文学刊物上的那些散文。其中，有业已成名的作家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依旧显示着这些作家的文学功力和创作实力，从而成为本年度散文的重要收获之一。比如陈忠实《儿时的原》(《大家》第一期)、周晓枫的《素描簿》(《散文》第六期)、蒋蓝的《扒手的精神分析》(《四川文学》第十期)、冯骥才的《在两种文化之间》(《上海文学》第十一期)、何申的《热河杂谈六题》(《北京文学·原创版》第十一期)、格致的《两重虚》(《美文·上半月》第五期)、全勇先的《扫烟囱的辛格》(《北方文学》第一期)、东西的《真正的经典都九死一生》(《朔方》第一期)等。

本年度还有一些充满锐气，充满探索冲劲的散文，这些作品大多细腻而充满生机，具有活力和异样的特质。比如谢宝光的《非规则叙事》(《文学界》第九期)、须弥的《身体地图》(《延河》第十一期)、杨永康的《毫无头绪》(《岁月》第十二期)、人邻的《这永世的孤独者：卢西安·弗洛伊德》(《天涯》第六期)、沙爽的《暗光》(《文学界》第六期)、马小淘的《灵魂的香味》(《福建文学》第三期)、王族的《蚂蚁》(《岁月·上半月原创版》第一期)等。

深处：历史，还是智慧？

也许是历史的宿命，或是作家的宿命，在散文写作中，历史题材怎么也躲不开作家的书写，作家也躲不开历史的暗光对自己的渗入。在本年度的散文创作中，历史题材的写作依旧占据着很大的比例，历史题材也在散文作家的笔下绽放出了一朵朵智慧的花朵。这些作品，让读者嗅出的不仅仅是一种沉重的气息，更能看到一种从远处凝聚起的特有光泽。

冯秋子的《一九六二：不一样的人和鼠》(《延河》第九期)将记忆中已近乎封存的情景又展示出来。那个年代，人民带着饥饿和无法解决的恐慌去挣扎着生存，甚至是“活耗子吃死耗子”，百般无奈中，“耗子们纷纷选择了绝望之旅：上吊”。于是一幅令人心悸的场景在一九六二年出现了，“草地里长着分岔的蒿子秆，耗子踩着一块石头、一截木头，爬上了离地一尺高的蒿秆的分杈处，把头往蒿杈里一卡，一跃身，用两条后脚爪将头紧紧抱住，使劲抻自己的头，一直抻到断气为止。绝大部分耗子照搬这一种死法，攀登着蒿秆上去，解决自己，一死一大片”，鼠都到了这般田地，在那个年代，人的境遇也就可想而知了。

陈洪金的《清驿：远去的宦影》(《厦门文学》第十一期)，是以汉字为描写对象的。面对汉字，作者始终相信每一个汉字都是有着相应的质地与光泽的。作者隐约看到汉字“在时光深处，星星点点，忽明忽灭，如同浓夜里的萤火虫”，散发出一种久违的温暖，让人倍感亲切。作者将汉字在岁月中延伸出的光泽呈现了出来，并把“清驿”两个组合起来的汉字化成了自己笔下的一个个具象、细微，带着烟气和颜色，形成了文化中的精神脉流，并被后来的人厮守，就如同对清驿村的还原和守护一样。

张天夫的《天未在意的雪》(《海燕》第七期)，写得唯美而凄凉，下雪了，自己奉贫协组长保幺爹之命去县城买喇叭，但喇叭没有货了，于是在大雪天着急往回赶，“郊外的雪比城里要下得紧些，纷纷扬扬的雪都收缩到车的周围筛动，本来就拥挤的车厢被逼得越来越小，有让雪埋住的感觉。公路两旁的农舍、稻田、草摞树有了些微白，如眉毛上挂的霜。远山渐渐展开翅膀，如轻盈的蝶，稍不留意，就隐入朦朦的雪花”，雪景是美丽的，但在我的心中更多的是透着苍凉。中途路过父亲工作的供销社，却仅仅能够短暂地一见，“看着父亲渐渐消失在雪的尽头”，只觉得“又一片雪花飞入我的眼帘，很快就滚出来，滴落到雪中去”。这篇散文塑造的情景悲凉、旷远，不能不让人黯然神伤。

苍耳的《葵的反抗：只想做个人》(《青春》第十二期)写得低沉而激烈，敲击着每个人的心灵，特别是那些自诩为知识分子、正义之士的灵魂。当作者打开《遇罗克遗作与回忆》这本书，“才发觉那颗黑色子弹一直在飞，从未停下来过”，于是作者反思那场浩劫的文化实质何在，反思“造日”狂潮与“造葵”暗流的关系，“造神”运动与“造妖”运动的关系，反思为什么“成千上万的向日葵被排列成类似兵马俑那样的庞大方阵”，反思他们是如何朝着太阳仰望、旋转、献祭，而且还被制成精美的工艺品以流“芳”百世的。从中，我们知道，在历史和现实都被魑魅魍魉所控制和操纵的时候，说出常识也需要极大勇气与自信，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一个思想者最可宝贵的品质，如良知、独立和勇气，在淫威和畸形理性面前，往往是最不堪一击的。应该说，遇罗克的抗争与遭遇到现在依旧在检验着每个人的内心的良知，打入遇罗克身体和思想的那颗黑色子弹也一直在飞，从未停下来过。

任蒙在《走进尚书第》(《福建文学》第七期)中写了“外表被时光涂抹得金灿灿的”泰宁尚书第。这是一座让人遐想，让人惊奇，甚至让人生发敬畏的宅子，也是吸引着无数羡慕的眼光的宅子。进入它，我们就会体验到它不凡的气势，它层层叠叠的院落，它的花木幽深，它如同迷宫一般的大大小小的房间，它的主人李春烨那充满未知和迷幻的科举仕途。李春烨在科举的苦海中挣扎了几十年，上岸后不过十年工夫就“位极人臣”了，可谓神速，但他依然不能与杨涟和史可法相比，因为像李春烨这种人群中的“多数派”，也只能是随风摇摆，不冒尖也不拽尾的随大流者，并没有更多可以被人称颂的地方，在人生的最大成功背后，他们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尤其是政治品格。

冯六一的《指模》(《百花洲》第二期)是一篇让人心惊扼腕的文章。读后，我们首先为日本鬼子的酷刑所震惊，“冷水加辣椒粉、胡椒粉灌入口腔，身躯在五花大绑的绳索中鼓胀扭曲”，“倒绑在梯子上，下面烧起火来烘烤，头皮散发出刺鼻的焦糊味”，“龇牙咧嘴的狼狗撕咬，一块块皮肉耷拉下来”，“挖掉眼睛、割下鼻子、切下耳朵，脸上淌出血水的瀑布”，等等。这就是日军制造的“红山惨案”的残暴的真实再现，在这样残暴之后，更有章世杰、顾正洪、祝清海、吴安民、董玉桂、任勇、鲁仕云等这些汉奸的身影，他们的丧心病狂比日军的残暴更甚，他们可以将无辜农民的头颅砍得飞出一米开外，甚至“顾正洪又叫士兵何湘冲把人的肝脏挖出来，交给了老婆王长生”，并对人说吃什么补什么，多吃些，会对身子好。我们在文字之间似乎能闻到一股股血腥，看到一张张扭曲的脸。作者还将一九四二年的血腥与延续的时间交织起来，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历史的网络。作者写到了“一九六○年五月九日，岳阳县人民法院(六○)专刑字一一四号判决书，对九十七名汉奸进行宣判。十四日在新墙河边的洪山、西塘、荣家湾，召开了宣判大会，处决了顾正洪、吴安民、董玉桂等十四名汉奸凶犯”，而随着五十年的时间过去，当作者带领我们去看那些封存在县法院档案室的审讯笔录和法院判决书的时候，我们还是越过五十余年漫漶风尘，看到了当年的血红和历史的青黑。虽然“很多字迹耐不住南方潮湿岁月的侵蚀，模糊不清了”，我们依然透过那些汉奸的躲躲闪闪的眼睛，看到了他们心中所透出的那种冷冷的阴沉和凶残，内心深处的狡诈、不甘、无奈、猥琐和惊恐。

苏沧桑的《青山在》(《牡丹文学》第五期)，有《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和《清风两袖朝天去》两篇。作者在前一篇中写了岳飞的赤胆忠心，也写出了岳飞“在一个少女心里，他是一个懦弱时代最阳刚的男儿”；后一篇写以“谋逆罪”被诬杀的于谦，写世间的热闹与繁华，写他死后凄凄长长的墓道。孤寂是孤寂了，但毕竟有作者一样的后来者在缅怀与痛惜，并将目光与日光一起洒向“娇黄夺目，如新生婴儿”般的墓边矮墙上的迎春花了。

庞培在其《童年册叶》(《西湖》第一期)中，让童年的细碎与模糊的记忆得以很好地展示。灰蒙蒙的厂房，全是灰尘和一绺绺旧棉絮的通风管道的外壳，走出车间的穿棉大衣的工人，顷刻间就充满“谈笑咒骂声，拌嘴吵闹声，脱挂衣裳和拖鞋声此起彼伏”的浴室，过年的种种景象，令人销魂的照相馆，古怪阴森的各种经历，等等。这篇文章充满诱惑，也充满戾气，让人着迷，也让人惊惧。

张锐锋的《卡夫卡谜题》(《红岩》第三期)，以他一以贯之的笔法来写自己的寻找与发现，探寻关于微小事情的意义，这是张锐锋散文用力的体现，是他专于散文写作的体现。

另外，筱敏的《滴血大教堂和流逝的故事》(《百花洲》第五期)、鲍鹏山的《大人物智伯》(《美文·上半月》第四期)、耿立的《虽千万人，吾往也》(《百花洲》第六期)、李晓君的《方以智：儒释之问》(《百花洲》第五期)都是历史书写方面的优秀之作。在这一方面还有一些优秀的散文作品也不能不提，比如边凌涵的《沉默的羔羊》(《西湖》第五期)、卢岚的《叩问光与色》(《作家》第十一期)、张鸣的《冷清的孔庙与送子的孔子》和《理学之顺臣与清官》(《当代》第六期)、张宏杰的《朱元璋与知识分子》(《当代》第五期)等。

宽度：生活就在身边

生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作家在写作中首先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生活虽然在近处，但我们与它对视的地方必须要设置在远处，否则就很容易出现盲点。于是，本年度的散文家就自觉地往后退，期待能看清生活真相的一星半点，他们在写作之前和写作之中加倍努力寻找生活的真相，最终却发现，生活中除了无奈、琐碎、繁重、徒劳无功，似乎什么也没有。于是，生活的烟尘遮蔽着作家笔下更为清晰的笔迹，一切都是模糊的，展开的也仅仅是眼前存在的那一片混乱，这是本年度这个方面散文写作的重要特征。

纳兰妙殊的《租客》(《人民文学》第十一期)写在偏僻、幽暗、老旧、肮脏的各处租住房里，住着，准确地说是塞满着“专业冷门、暂时委身民营出版社、保险公司的低收入应届毕业生”，美容美发店小工，不怕吃苦的中年打工夫妇，还有那些“串老乡的，看电视的，打扑克的，给老家人打手机的”，住在其中，无论如何躲避，整个住处怎么也挡不住各色人等和各种声响，肮脏和鼠患，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的发生。比如在六点，会有起床到操场跑步减肥的室友的闹钟准时响起；鞋里自然地会有很多碎瓜子壳；饼干旁边，不时会有一条裆部发黄的旧内裤等。于是，我们“跟一帮陌生人呆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变成了另一个自己”，比如会把吃完的盒饭直接丢在客厅里；洗完澡从不收拾下水口篦子上的长头发；从不倒厕所纸篓；每次买东西都买一大堆，然后把公用冰箱全部塞满；每回洗澡都像孵蛋一样，没有一个半小时不出来；楼道灯泡永远是坏的；长廊永远是漫长幽暗的，等等，可以说，这篇文章写出了租客的真实生存状态。

深蓝的《每一次分手都无可挽留》(《福建文学》第二期)中有作者的哀伤。确实，如果人真的如作者所写的那样，一点一点死去，一点一点与自己离别，还会没有哀伤吗？即使“我”可以与落在笔记本上的一只苍蝇相安无事，万物仍保持着自己原来的秩序，但是，当自己在不觉间慢慢老去，自己也将不再被人铭记，就是这种平静也仍然会让人一下子泪流满面。在《就这样走啊走》中，作者写道，“我们总是想象着，更美更美的未来，直到夜幕低垂我们回家”。也许，我们真的就像作者所写的那样，终究还是无法抵达所谓的远方，但是内心里，我们已走遍万水千山，偶尔还是会想起自己的经历和曾经的生命旅途的。

江少宾的《阳关三叠》(《百花洲》第二期)中的《他就哭了两声》，写一个在医院病房走廊尽头的黑而且胖的男人，他“坐在地上，眼里遍布血丝，深重的疲惫，堆满了他黧黑的脸庞”，“他的妻子躺在一张逼仄的加床上，腹部高高隆起，宛如一座小山”，最终，这个疼痛了十三天的孕妇还是永远地停止了疼痛，于是男人得了一笔数目不清的钱，仅仅哭了两声就了了事，这不由让人陷入深深的思索，那个男人是被贫困的生活塑造成这样的吗？那么贫困的力量能大到这种程度吗？《安详的悲伤》写了总是微微地佝着腰的五叔，还有他因为儿子的变化而产生的巨大的心理落差，从中我们得知，在他乐天知命的背后隐藏的却是他的无奈与悲伤。

詹文格的《梦里蟹灯》(《厦门文学》第九期)写了幼时既辛苦，又有乐趣的捕蟹活动。那时的一切平静而且惬意，很多捕蟹人都是傍晚出门，夤夜才归，如豆的灯火，倒映水中，而守着的那束灯光，如星星在心中留存，年龄大的捕蟹人安静地坐着，把烟点燃，深吸一口，猩红的烟头一明一灭，仿佛更有酒香在夜色中弥漫，这是一幅多么让人陶醉的情景。但当自己离开故乡二十年后，会发觉一切都变了，也只能在梦里见到那盏蟹灯了，一灯如豆，搁于水边，这一份难得的凉爽和惬意早已远远地逝去了。

周齐林的《病历》(《作品》第三期)是本年度现实题材方面的优秀之作。因为深陷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之中，“我”放下病重的爷爷和身患重度风湿经常半夜从疼痛中惊醒过来的母亲，逃跑般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如一条虫，藏在火车肚皮深处。在奔驰的夜色里，故乡愈来愈远”，来到南方的工业城市，然后自己感受到的就是与漂泊交织在一起的陌生与熟悉，欣慰与失望。在夜晚，更是有“一种强烈的悬空感忽然间袭过来，狠狠地攫住了我，撕裂开来，它汹涌咆哮着，让我局促不安”；在白天，“我”消失在鞋厂、制衣厂、电子厂、背包厂等各式各样的工厂的茫茫的工衣里，迟缓、滞重、逼仄、苦闷、枯燥、单调，循环往复，于是“在日复一日的日子里，平淡琐碎中，我愈来愈感到生活的残酷，感到时光的不可抗拒性”。在异乡，当自己以匍匐的姿势生存下来，回望千里之外的故乡，能有哪个人不会泪流满面呢？同样的，周齐林的《一个人的死亡》(《广西文学》第五期)用细腻的笔触写出了对于生死的态度和思考。

谢宗玉在《海燕》第八期发表了《随笔四则》，其中的《无效的“道德死刑”》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作者写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被判道德死刑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被整垮、甚至被唬住？反而很多人借道德的恶名比以前更飞黄腾达了呢？”作者甚至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几千年来中国简直就没有知识分子，包括惟皇权是尊的屈原在内，都不算什么知识分子。”这让我们在惊悸之余，似乎也感到了作者文章中某种偏至的合理性。

刘萌萌的《仿佛火车，仿佛记忆》(《百花洲》第二期)给人的感觉是既真实又恍惚：夜色里那些动荡的景色，犹如梦里的相逢；冷风裹着夜色，会如雾气般一波波涌过来；小小的站台，寥落，寂寞，锃亮的铁轨在夜色中泛着幽幽的光芒；父亲的笑容，未知而神秘。整篇文章迷蒙而满带寒气，如同摇晃“我”入眠的那些咣当——咣当的火车的声音。

刘醒龙的《抱着父亲回故乡》(《北京文学·原创版》第三期)，是一篇让人落泪的文章，作者写自己抱着父亲走在回故乡的路上的所思所感。这是作者平生第一次抱起父亲，也是最后一次抱起父亲，就是这仅有的一次，作者就写出了父亲的温厚与百般的亲情，当“我”抱着父亲重新回到生活的场景中的时候，以往所有的经历都展现在自己的眼前，这样的情景不由得人不心酸、心疼。

在吴佳骏的《被遮蔽的痛和爱》(《清明》第六期)一文中，作者写的生活是无奈的、凄惨的，没有幸福，少有温暖，如同作者笔下的小镇，沉闷和苍凉，如同街道，阴冷而潮湿。但是文章里面张扬着一种倔强，怀揣的梦想，低微而高贵，在悄悄萌生着一种希望，就像女孩身边的那条狗，孤零零地趴在街边，在等待春天的消息。

苍耳的《好像乌鸫》(《福建文学》第五期)，文章写得画面感很强，动静相间中就将午后那段闲散宁静的时光写得如一幅古典的画面；《激流与止水》(《百花洲》第三期)，作者以井为中心点，写出了世事的变化；另外苍耳的《激流与止水》(《百花洲》第三期)也是本年度优秀的作品。

此外，葛水平的《风过处 回到从前》(《山西文学》第三期)、刘亮程的《灭鼠》和《驴叫是红色的》(《江南》第六期)、宁小龄的《是什么挥之不去》(《朔方》第一期)、李骏的《士兵的母亲》(《解放军文艺》第十二期)、安然的《精神私奔者的北京》(《北京文学·原创版》第一期)、南子的《病中书》(《散文》第七期)、闫文盛的《主观书》(《百花洲》第六期)、艾云的《风云之下，海浪之上》(《作家》第八期)、赵柏田的《在异地》(《作品》第四期)、李娟的《散文四章》(《散文百家》第三期)、王克楠的《村序消失》(《岁月》第五期)、毕亮的《幽居鲁院》(《牡丹文学》第五期)、陈洪金的《村庄记》(《边疆文学》第四期)、陈蔚文的《逆光、倒影及其他》(《边疆文学》第二期)、陈启文的《窥视》(《作品》第二期)等，也是这个方面的优秀之作。

时间：已经逝去的繁华

身体装满我们的血肉、思想和灵魂，但身体却往往被忘记在那流淌的时间深处。时间逝去，身体渐渐干瘪瘦弱，那么，我们的身体还能承载下我们的各种想法和欲望吗？于是有些散文家开始关注我们存在的最为关键也是作为基础的身体，开始了对生命和时间、身体与魂魄的思索，并有所体察和觉悟：身体太重要了，但它又太切近了，切近到了它会用时间将我们渐渐压弯，使我们麻木到无力去作丝毫认真的思考。本年度的一些散文家能够将眼光适当地回收，退至我们眼睛本身，身体本身，于是这样的创作对于我们而言，就有了更为切实的意义。

杨献平的《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西湖》第三期)，写到了人的身体，“多好的身体呀，白皙、明净、单独、自我不明、涉世未深”，是身体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活着的唯一证明。当我们自己“爬起来，开灯、倒水，迫不及待地喝，仰着脖子，从嘴角溢出来的温水，落在裸露的胸脯上，快速沿胸沟向下”的时候，一个原始的充满欲望的身体一下子醒来，它就像一把刀子，旋转着打开外壳，让蓬动的果实开始了生命的涌动，生命的涌动开始了身体的冲撞，身体的冲撞又让人感到了迷惑、紧张和新鲜。确实，当我们还能感知到我们的肉体在变化，我们的肉体在流传，我们的血液在其中流淌，我们的责任和梦想在身体里自由开合，这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啊。但是，在时间之中，身体最终还是会显现黑和白之间的褶皱，必然会自然地松弛、剥落和暗淡，充满病症，被疼痛占据，“肉体在衣服里面，紧紧包裹，疼痛在肉体之内，像岩浆或者暗流，隐隐约约，翻滚腾跃”，身体就是如此告诉自己是这样存在的吗？那么在白昼，我们将自己的身体包裹起来，用柔软的丝绵或者稍微坚硬的布匹，连同肉体和灵魂都掩藏起来，这是否真正成为了我们的存在？是否只有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体验渴与饥饿？另外，杨献平的《西双版纳：隐秘的和散乱的》(《山花》第三期)和《乡村少年的梦与灰》(《山西文学》第三期)，写得深入而细密，其中也有作者对于往事的曲折的记忆和思索。

江飞的《沉重的肉身》(《作品》第二期)也是一篇书写身体的优秀之作。对于肉身，我们的认识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当我们老了，身体变成枯瘦如柴皱褶遍布的身体，到那时我们才一下明白，“那令人不安的东西其实是层层累积、沉淀、发酵的时光，是一种过早预知又无可避免的存在”。面对祖母压在床上的瘦硬的骨头和残余的皮肉，身体摧残着我们的意识，我们会为此忧伤，并充满恐惧，“命有多重？我突然思考起这个看似虚伪的问题”。而一次交通事故，一次突然中毒，一次自我戕害，一次他人行凶，我们的最终结局是如此吗？还有那些深植在我们身体的相伴终老的伤痕和痛苦，我们该如何去应对呢？我们能否“带着残缺不全的身体(甚至灵魂)安度晚年”？“迎着月光，完好如初地平躺在床上”，这是一件多么困难，却又是多么幸福的生命存在啊。

刘汉斌的《低处的时光》(《厦门文学》第十一期)，写到的时光是“低处的时光”，是“首先是从这条河开始的”时光。低处的时光就像绵密的野草，像叶子一样分布在各处的清堂瓦舍，像一茬接着一茬的庄稼，像渐渐苍老的母亲，像我记忆中的奶奶，像劳作归来的男子们和架子车拉着水袋的妇女。时光就是这样不断地在他们的身上流淌，最终成为我们能够经得起反复叙述的记忆。

吴光辉在《宣纸上的繁华》(《青春》第三期)中一反常态，写《清明上河图》给人们带来的迷茫和诡秘。他笔下的开封，没有人们惯常想象的繁华与兴盛，而是被一种苍凉、无奈、凄怆所包围。正如作者所说的，“大宋王朝在宣纸上的繁华，只不过是汉民族在精神上的一种高雅自慰”，这张画也只是这个在战争上屡战屡败，又在宣纸上造就了世界文化第一强国的精神陪葬。吴光辉在《风干在历史深处的王朝》(《延河》第七期)中，对我们在演义故事中所熟知的金朝也重新作了解读，将张通古、金世宗、金兀术等人物还原了本来的面目。

于坚的《陇上行》(《人民文学》第九期)写到的敦煌，虽然那些唱梆子的、剪窗花的、演皮影戏的、做拉面的、塑佛像的、建画栋雕梁的等等，也还都是传统的手工制作方式和表演方式，但是西安早就不是唐代的那个长安了，于是自己“身上的汗也凉了，心也静了，富贵或者贫贱，也成浮云了，外面等着的什么，也忘得一干二净了”，这让我们蓦然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失传的时代了，心中一下子就湿湿的，不由默默地在怀念中惆怅，又在惆怅中怀念了。

另外，这个方面写得较好的还有盛文强的《水底的祖先(外二篇)》(《文学界》第十期)、汤世杰的《光禄古镇的如银秋夜》(《芳草·文学》第五期)、茅店月的《被锁住的光阴》(《山东文学》第七期)、秦羽墨的《青春》(《西湖》第五期)、向迅的《人间花事》(《民族文学》第四期)、刘萌萌的《行走的日常》(《黄河文学》第五期)、王彬的《三峡书简》(《中国作家》第四期)等。

本年度，虽然有很多散文家在散文创作中艰难追寻，但是他们也同样沉迷在散文重建的幻象之中。因为，整体来看，散文创作和散文研究依旧停滞不动，既无理论上的重大建树，也无创作的重大实绩，而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出现了更多的乱象，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散文写作起点和方向感的迷失和混乱。

在我看来，散文本来应该是一个封闭的陶罐，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能无限地敞开。如果敞口太大，就会改变散文的特质和位置，但许多人却将这个容器摔碎了，这个陶罐的碎片散了一地，于是“散文”这一概念在很多散文家那里开始变得新奇以至怪异，他们创作的方向和作品的面目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对当前的散文创作者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去不断地突破甚至是打破了“散文”这一概念的疆域，而是要去考虑如何重新回到散文写作的基础理论上来，重新回到散文写作的基本常识上来，唯有解决了这个基础的也是重要的问题，当代的散文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二○一三年中国文情报告》其中章节)

(责任编辑 李桂玲)

王冰，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培训部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