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

概 述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说:“在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的统一性是这个时期文学的总体面貌，但在某个时候、某些作家那里，时或有偏离规范的‘异端’现象出现。对本时期的那些偏离、或悖逆主流文学规范的主张和创作……用‘非主流’这一用语来表示。”在当代文学发展中，至少有两种文学传统在发生作用，一是四十年代崛起的延安革命文学传统，二是二十年代发源的五四启蒙文学传统，但国家文学体制是把革命文学传统奉为主流。处于压抑、边缘状态的启蒙文学传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它始终存在、绵延不绝，并在一定历史气候下偶露峥嵘，与主流文学形成矛盾、靠拢、缠结的复杂关系。这一“异端”的非主流文学主要特征，表现在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探索上，主要体裁则集中在短篇小说方面。

社会人生探索小说从一九五○年就崭露头角，一直到“文革”时期，可谓生生不息。它曾经出现过两次活跃期:一次是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激发了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他们在“写真实”、“干预生活”、“暴露黑暗”等文学主张的激励下，创作出一大批思想尖锐、艺术新颖的短篇小说力作;另一次是一九六○年代初期，国家走向全面调整，文化艺术稳步发展，短篇小说又出现了一批艺术佳作。不过，这两个时期时间都很短。在五六十年代，继承革命文学传统的主流文学得到了得天独厚的发展，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日趋严重。承袭五四文学传统的社会人生探索小说，虽然处于逆境，但依然成果丰硕。二者互补才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灿烂景观。五六十年代的探索小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对社会现实中的诸多重要问题和现象，乃至革命战争、历史生活等领域，都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探索;它对各种各样的人物，如工人、农民、战士，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情状以及精神情感，都做了细腻而深邃的发掘。它突破了激进的、“极左”的文学教条和禁区，抵达了当代文学的新高度。但这种带有“异端”色彩的短篇小说，都受到了或轻或重的质疑与批判，重点批判的就有五六十篇之多，有些富有才华的年轻作家因此被打成“右派”，如王蒙、刘绍棠、李国文、陆文夫等，中断了他们的创作生命，乃至政治生命，成为当代文学中的一块“重灾区”。

社会探索小说是这类小说中的“重器”，达到了较高的思想艺术水准，遭到的批判也最为猛烈。在主流政治的严厉规训下，当时的文学已不敢触及较深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不敢描写人物的复杂性格和心理，几近变成了顺应政治、歌功颂德的“御用”工具。社会探索小说只涉及了现实生活中一些个别的、表层的、突出的现象和问题，就触犯了清规戒律。秦兆阳一九五○年发表的《改造》，通过描写“土改”运动中一个“废物蛋”地主的嬗变过程，提出了如何认识、对待、改造那些有可能转变的地主的重要问题，却被指责为“掩盖了阶级矛盾的本质和敌我分明的阶级立场”，“无原则地歌颂了一个地主如何成了个‘新人’。”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绍棠《田野落霞》、柳溪《爬在旗杆上的人》、从维熙《并不愉快的故事》、张庆田《“老坚决”外传》等，笔锋都指向党政部门领导干部身上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或积极推行“左倾”路线和政策，或高高在上“瞎指挥”，或唯命是从搞“浮夸风”，或为了升迁弄虚作假……有的官员已不仅仅是思想和工作作风问题，而是个人的人性和品质问题了。这些作品思想敏锐，问题准确，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共鸣。耿龙祥的《入党》、《明镜台》，则深入到某些党政干部的性格和心理中，揭示了他们以党的化身自居的无意识心理，同普通民众越来越隔膜的麻木心态等，显示了作者较深的思想洞察力。李国文的《改选》、《第一杯苦酒》，前篇提出了国营工厂同普通工人的关系问题，工人已不再是工厂的主人，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主席已变得人微言轻。后篇则描绘了铁路建设战线严重的官僚主义、本本主义风气，刻画了一个不畏权威、敢想敢干而又活泼开朗的年轻女技术员形象。作者善于发现问题，在艺术上追求厚重沉郁的格调。赵树理《“锻炼锻炼”》，则真实而鲜活地表现了人民公社的现实情景和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提出了农村干部应当怎样领导生产、怎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等一系列问题，是典型的“问题小说”。其他如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李凖《灰色的帆篷》、南丁《科长》、李易《办公厅主任》、李古北《奇迹》和《破案》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种种社会现象和问题，可谓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力作。

人生探索小说在“一体化”的文学生态下也在艰难地生长。主流文学在写人问题上有许多成文和不成文的规则，导致作家在写人的路子上越走越窄，出现了严重的简单化、模式化现象。人生探索小说继承了五四文学“为人生”、“人道主义”等创作思想，在人物的类型、人物的情感领域等方面，做出了有力的拓展，对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先看对人物类型的拓展。方纪的《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描写了一个在农村名声不好，但实际上是一位个性鲜明、富有才华的年轻女性形象，突破了对人物的阶级定性、好坏标准的规范。方之《杨妇道》是一篇讽刺小说，刻画了一个自私、狡猾、落后的农民形象，把这样的人物放置到了作品主人公的位置。欧阳山《乡下奇人》中的农村基层干部赵奇，反对虚报产量、坚持实事求是，认真到跟众人抬杠的地步，是农村干部中少见的“奇人”。马烽《“三年早知道”》里的赵满囤，是一位聪明幽默、小集体观念严重的喜剧人物;西戎《赖大嫂》中的赖大嫂，是一个自私撒泼的泼妇形象。这两个人物极富生活气息和文化内涵，却被作为“中间人物”典型多次批判。此外，陈鹤翔、黄秋耘等则在其短篇小说中塑造了一些独特的历史人物形象。尽管探索小说中的人物还不丰富、厚实，但在当时的文化语境中，能有这些面目一新的形象，亦属难能可贵。

再看对人物爱情、婚姻生活方面的拓展。这一领域，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严格防范的，制造了种种禁区，形成了“没有爱情的婚姻和缺乏爱情的爱情”的畸形文学现象。人生探索小说在这一题材上作了大胆的突破，涌现出一批优秀短篇小说。首先谈到的是萧也牧一九五○年在文坛上引起轩然大波的《我们夫妇之间》，这是当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爱情婚姻小说，它表现了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这两个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冲突，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邓友梅《在悬崖上》，写的是一位年轻知识分子在浪漫爱情与世俗婚姻之间的徘徊与煎熬，凸显出知识分子敏感、矛盾、幽暗的情感精神世界，作者否定了主人公的见异思迁和小资情调。宗璞的《红豆》讲述了一个缠绵悱恻而又理性决绝的革命与爱情的矛盾故事，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和人生内涵。丰村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发表了多篇反映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小说，有《周丽娟的幸福》、《在深夜里》、《一个离婚案件》、《美丽》，这些作品从更开阔的生活视野切入，表现了一些进步青年思想的简单、对爱情的无知，因爱情与工作的矛盾造成的恋人之间的情感危机，一些知识女性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道德舆论下爱情和婚姻的悲剧。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五六十年代封闭的社会氛围和保守的价值观念，看到人们被扭曲的精神情感状态。还有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有这样一个女人》，都是局限在“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模式中，反映了作者一种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

社会人生探索小说，在揭露和批判现实生活中的阴暗现象和问题，发掘和解剖人生中的精神情感，特别是爱情婚姻中的困境与难题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有效的拓展。当时，不管是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作家，还是源于解放区的工农作家，抑或建国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可见五四文学精神对作家的影响之深。但实事求是地看，当时的探索小说，由于是在被压抑、被批判的文化氛围中生长的，由于作家缺乏更多的成功作品可以借鉴，因此有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还显得生涩、粗糙、浅薄，真正成熟、高精的作品还不多。譬如对官僚主义的揭露，还不能从更高的文化、机制的层面去剖析;对爱情生活的描写，大多拘泥在社会、道德的角度去观察，还未能从人的情感、心灵、生命的层面去展开……真正对五四启蒙文学的承接和发展，到新时期文学才得以实现。

萧也牧:在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

一九五○年春天，刚刚解放的新中国还处在百废待兴的时刻，《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想不到这篇写夫妻日常生活的作品，竟“引爆”为文学界一场重要事件，把作者一步一步推向悲剧的深渊。萧也牧一九一八年出生于浙江吴兴县一个民族资本家家庭。就读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毕业于杭州电业学校。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和几位进步青年，几经曲折辗转，抵达山西抗日前线，考入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一九三八年到五台山所在的晋察冀边区工作，历任《救国报》、《前卫报》、《工人报》等报纸编辑、记者。抗战胜利后，曾任张家口铁路分局工人纠察队副政委。建国后，先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后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任副主任，编辑出版过多种优秀图书和经典长篇小说。因发表过多篇“毒草”小说，一九五八年被划为“右派”，此后饱受折磨，几番沉浮，一九七○年在河南“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一九八○年平反昭雪。他在少年时代就酷爱文学。抗战时期发表过多篇反映农村运动和革命战争的短篇小说、通俗故事，如《掀帘战》、《拿炮楼》、《退租》等。建国后创作有短篇小说《识字的故事》、《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中篇小说《锻炼》，报告文学《罗盛教》等。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年出版的《萧也牧作品选》收集了他的主要作品。

萧也牧是一位纯正、严谨的知识分子作家，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遵循毛泽东《讲话》精神，在创作中既体现了革命文学的现实性、大众化特征，又蕴含了知识分子那种细腻、抒情的韵味，与周立波的创作路子相近。他努力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塑造工农兵新人形象。农村生活是他驾轻就熟的题材领域，《识字的故事》写农村减租运动中农民的识字要求，刻画了一个发愤认字的农会干部苗正文;《货郎》塑造了一位沉默倔强、命运多艰，在土改中勇敢地向地主索要土地的货郎“不二价”的形象。还有《大爹》中年高七十、勤劳俭朴的烈属老人周洛宾，《小兰和她的伙伴》里年幼沉稳、组织青年参加劳动的团干部牛继兰，都逼真鲜活，富有乡土气息。工业题材也是他尽力探索的领域，《携手前进》写天津纺织厂几位年轻工人的互相帮助和劳动竞赛，《母亲的意志》写纺织工人的妈妈对儿子的拳拳母爱和送子参军的大义举动，人物都深切感人。革命战争生活是他十分熟悉的题材，《秋葵》讲述抗战期间，战地医院护士秋葵，秘密藏匿和保护生病的八路军战士“我”——老白的惊险故事;《连绵的秋雨》回忆战争年代，部队医院医务员李小乔，带三位伤病员转移、脱险的情节;两位年轻女兵，肩负重任，细心认真，勇敢无畏，显示了革命战士的高尚品格。

萧也牧小说另一个艺术特色，是在革命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融入抒情、诗意的元素。他十分推崇孙犁的短篇小说，曾精心编辑出版了孙犁的《白洋淀纪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沈从文为代表的抒情小说潮流，经由孙犁，又在萧也牧的手中得到了继承。他的小说注重故事情节，却绝不追求“戏剧化”，显得更轻松、散淡、日常化。他的小说钟情生活气息、地域特色，有一种朴素、温暖的诗意。小说语言质朴、清新、洗练、含蓄，是一种大众化了的知识分子语言。特别是他的小说热衷表现伦理亲情与爱情，如《沙城堡的风暴》写战争年代革命干部与亲生女儿的生离死别，《母亲的意志》写艰难时世中母子相依，《海河边上》中的写和平岁月青年工人的自由恋爱，均写得情深意浓，诗意绵绵，充分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作家的生活取向与艺术趣味。

从革命解放区走过来的工农作家，一般注重写政治、社会现象和问题;而知识分子作家萧也牧更多关注的是人际关系、男女感情，以及其中蕴含的人性、文化内涵。应该说这是更普遍、更永恒的文学主题。这正是萧也牧与一般作家不同的地方，也是他最容易暴露的所谓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而被注意、批判的所在。在他不多的作品中，爱情题材占了较大比重。如《秋葵》写秋葵一家对“我”的掩护、照料，自然可以归结到军民一家的主题上，但“我”与秋葵之间显然萌发了一种患难与共、情投意合的朦胧爱情。《海河边上》中的工人后代张大男和马小花，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在解放初的工厂革新与劳动竞赛中，互相激励、帮助，抵制家庭包办婚姻，建立了自由而美好的爱情。《爱情》表面看是批评那种重恋爱轻工作的人生态度的，但作者着力表现的是知识分子李吉和石婴夫妇俩忠贞不渝的爱情，以及丈夫为报杀妻之仇在战场上决一死战的精神。作者笔下的爱情是丰富多彩、自然淳朴、忠贞美丽的，它自然不能见容于主流文学思想和规范。

在革命文学发展中，有一个敏感而突出的创作和实践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和表现工农兵与知识分子以及二者的关系。理论上不难阐释，创作上却难以把握。萧也牧努力锻炼和改造自己，以期达到工农化的境界。但在创作中却常常出现矛盾和困惑。如《我和老何》，是把知识分子“我”与工农干部进行比较描写，“我”从开始觉得老何“可笑”、“小气”，到亲眼目睹了他的劳动本领、组织能力和群众感情，才深切感受到:“他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他是我的好老师。”作者的这种认识是真诚而坦率的。《我们夫妇之间》是作者进城之后的新作，由于环境和氛围的改变，他更真实、自由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感受。作品中的妻子——张同志是一个出身贫寒、没有文化，但工作出色、忠于家庭和丈夫的工农干部。她看不惯城市里的奢华生活、以强凌弱，更不能容忍丈夫的小资情调、挥霍浪费。她是一个倔强、狭隘、保守的女人。她“立志要改造这城市”。但在城市生活和文化的熏陶下，她的言语、行为、衣着等也在悄悄改变。作品中的“我”——李克是一个生在城市的知识分子干部，一进入城市，“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高楼大厦、精美装饰，跳舞厅、爵士乐……无不觉得亲切舒适、如鱼得水。而对妻子的言语行为、生活情趣等，越来越不能适应，乃至常常发生矛盾和争执，几近走向了决裂的边缘。但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逐渐认识到了她的正直、善良和可贵，夫妻关系又变得和好如初。小说通过夫妻间的日常生活情景，实际上表现了一个深刻而宏大的时代主题，即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所代表的城市、乡村两种文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必然会发生矛盾冲突，这种文化冲突很难化解，会长期存在下去。执政党干部根深蒂固的农民意识在接管城市之后，如何建设和改造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小说思想内涵丰盈，人物形象鲜活，叙事语言洒脱，是作者创作的一次超水平发挥。但作品的思想倾向显然同意识形态相悖。一九五一年，丁玲、陈涌、康濯、冯雪峰等纷纷撰写文章，批判作者“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的，歪曲了革命知识分子，丑化了工农干部形象，夫妇二人如同旧戏里的“两个丑角”。认为作者的态度是在“玩弄人民”，散播“新的低级趣味”，其本人是“一个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萧也牧于一九五一年第五卷第一期《文艺报》发表了《我一定要切实地改正错误》，诚恳地做了自我检讨。《我们夫妇之间》的文学事件已成往事，但它折射了五十年代初一些作家，在知识分子与工农问题上的困惑与探索，折射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异端”文学的倾力剿灭。

现实主义道路上的独辟蹊径——方纪

作为作家的方纪，其独特之处，一是他勇于探索，在小说、散文、诗歌领域均有不同凡响的作品;二是他一生革命，身为文化官员，书写了曲折而瑰丽的传奇人生。方纪一九一九年生，河北束鹿县人，其家庭在农村可谓小康。一九三四年束鹿县立中学毕业，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对文学产生兴趣，参加了“左联”，与进步学生成立文学社团，创办文艺刊物。一九三六年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束鹿县，担任三联县县委书记，建立革命、抗日武装。抗战爆发后南下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做宣传工作，发表了不少诗歌、报告文学和时论。一九三九年与一批青年奔赴延安，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央党校三部、《解放日报》工作。参加了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短篇小说多篇。一九四五年后任热河省文联主席，后调冀中参加“土改”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天津市《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文化局局长、作家协会主席、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职。一九六三年到“文革”，他曾因“漏网胡风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攻击中央文革”等多项罪名，受到无休止的批判和斗争。一九六八年被投入监狱，达七年之久，身体严重致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一九九八年病逝。他的创作开始于三十年代中期，四五十年代为高峰期。小说创作长篇、中篇、短篇均有，但数量不多。长篇小说有反映农村“土改”斗争的《老桑树下的故事》。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是一组系列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有十多篇，《纺车的力量》、《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园中》、《来访者》是其代表作。其散文数量较多，负有盛名，描写一九四五年延安民众在机场送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挥手之间》，影响甚大，但也开罪于江青，受到政治迫害。他又是诗人，诗集《不尽长江滚滚来》、《大江东去》，是应周恩来邀请，考察长江全貌之后的激情之作，成为当代诗歌力作。此外，他还发表了多篇报告文学、文学评论。

四十年代兴起的延安革命文学，在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语言方面，越来越政治化、模式化，革命现实主义走进了一条狭窄的胡同。作为知识分子作家的方纪，他一面让自己的创作向毛泽东的《讲话》靠拢，一面继承五四文学精神，在现实主义道路上做着谨慎而执著的探索，使他的创作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风貌。正如弋兵所评价的:“他勇于塑造各种人物典型，也敢于尝试各种表现方法。这一点，他在他的当代同行中，应该说是表现得比较突出的。”

革命文学的人物塑造问题，一直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文学课题。方纪自然知道应当塑造先进的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但知识分子固有的现代理念，使他在塑造人物时，总是采用理性审视的方式，从人物身上发掘传统的“国民性”，促进人物的转变与进步，以成为新的、现代的国民。《不连续的故事》虽有贯穿始终的“我”和影林村支部书记何永两位叙事人物，但一组五篇作品都可独立成篇，每一篇只写一到两个人物。这些人物都是普通农民，身上都有这样那样的局限和缺点。扛长工的郭东成，人老实、力气大，在地主面前总有一种“奴性”意识;赵双印和何青臣都是好庄稼人，却目光短浅，缺乏阶级意识，大半辈子为争土地闹得难分难解;单身汉陈二庄，不仅懒，而且偷，在人生命运面前，丧失了信心。天翻地覆的“土改”运动，不仅使他们在经济上翻了身，在人格、人性和思想上也翻了身，正在一步步地成为新人。支书何永自然是一位先进农民，为人诚实、善良，办事细致、沉稳，真实而可亲，但形象并不高大。方纪在《副排长谢永清》中刻画了一个战士形象，他在战场上是勇敢、机智、顽强的英雄，但在平常生活中却啰唆多事、斤斤计较，是一个有缺点的战士。

在方纪被批判的短篇小说中，倒是塑造了一些有个性和深度的人物形象。《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里的小环，是一个漂亮潇洒、能说会唱、性格倔强的新女性形象。但在封建文化和习俗还很深厚的农村，她被视为“浪荡女人”，“在村里制造淫乱风气”。在农村革命斗争中，她显示了自己的才能和价值，逐渐被社会和人们所认可、欢迎。但作品当时却被批评为“歪曲描写”“妇女社会作用”，宣扬“恋爱至上”……实在是强词夺理。方纪最得心应手的是刻画知识分子形象。一九四五年创作的《纺车的力量》，描写了大学电机工程专业毕业生沈平，在根据地的纺线运动中面对一架中世纪的古老纺车，在思想、情感和心理上发生的深刻蜕变，显示了知识分子在“工农化”改造过程中的痛苦、艰难和异化，是一篇蕴含着丰富复杂的社会人生内涵的杰作，但一直没有得到准确、充分的阐释。一九五七年创作的《来访者》，同样是写知识分子的。作品发表后受到了严厉而持久的批判。姚文元指控其为“丑化社会主义社会和美化极端个人主义者的作品”。罗荪则认定其“是一篇对新社会的‘控诉书’”。作品中的主人公康敏夫，本是一个在政治上、学术上前途无量的大学青年教师，却陷入一场与有艺妓性质的曲艺演员的爱情悲剧中，以致断送了自己的生活和前途，成为一个被教养改造的“右派”。作者设计的康敏夫的结局是勉强的、生硬的。但在这一人物身上，蕴藏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的丰富感受与深邃思考。作者在理智上是否定、批判主人公那种自私、狭隘的爱情观念和行为的，在情感上却掩饰不住对主人公那种充满激情、罗曼蒂克的爱情方式与举动的欣赏和同情。康敏夫是一个承袭了五四自由精神的现代青年，是一个不懂世事人生的“书呆子”。作品中的曲艺演员“二姑娘”，也是作者精心塑造的。她深陷污泥，但依然善良而纯正，把演唱当作自己的生命。她渴望自由和爱情，却不愿意成为关在家中的“笼中鸟”，她是一位坦诚、多情、理性、自强的美好女艺人形象，在她身上寄寓了作家的一种理想人格。

方纪在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和叙事语言上，也不拘一格、勇于创新。譬如在结构模式上，他既采用通行的故事情节模式，也运用以形象为中心的人物模式;还使用由一幅画面构成的场景模式，如《晚餐》、《开会前》，突破了现实主义的单调格局。譬如在叙事视角上，他的小说有第一人称、第三人称，还有由两个叙事人组成的双重视角。在叙事语言上，有的采用了大众化、通俗化的语言，质朴、鲜活，富有生活气息，如《魏妈妈》;有的则选择了知识分子的语言，具有书卷韵味，如《园中》。而简练、刚劲、理性、抒情是他基本的语言风格。

宗璞:书写大变局中的知识分子

与萧也牧、方纪相比，宗璞是一位更年轻、更纯粹的知识分子作家。她的创作特点是，表现了四十年代到五六十年代这一历史大变局中，各种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与精神历程。宗璞一九二八年生于北京，祖籍河南唐河县。抗战爆发后，未上完小学就随父亲冯友兰于一九三八年到昆明，就读于南菁小学、西南联大附中。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北京，考入南开大学后转清华大学学习外国文学，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同时广泛阅读中国古典、现代文学作品，文化与文学修养愈益丰厚。一九五一年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国文联、《文艺报》工作。一九五九年下放河北省农村劳动，一九六○年调《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宗璞的创作开始于大学时期。长篇小说有《南渡记》、《东藏记》(《野葫芦引》第一、二卷)，中篇小说有《三生石》，短篇小说近三十篇，代表作有《红豆》、《不沉的湖》、《我是谁》等。她还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重要作品有《西湖漫笔》、《奔落的雪原》、《紫藤罗瀑布》等。此外还创作了一批童话。

宗璞的小说创作有两种题材类型。一类是直接描写工农生活的，一类是表现知识分子生活的。她的短篇小说处女作发表于一九四七年的《大公报》，题目是《A·K·C》，故事发生在法国巴黎。作者认为是一个“编造的爱情故事”，“价值不大”。她虽然有接触工人、体验农村的经历，但对这些领域并不熟悉。所以努力去写这类题材，反映了她对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主流文学的认同与力图进入主流文学的一种努力。《诉》写了一位女工人，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控诉旧社会的黑暗，歌颂党和政府带给她的新生活。是建国初期流行的写作主题和模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并无新意和深意。《桃园女儿嫁窝谷》写的是农村农民生活，取材于她下放劳动的见闻，作品描写老四爷和晚姐父女的高尚精神和行动，虽无独特之处，但小说巧妙井然的故事情节，绵密精粹的叙事语言，显示了作者厚实的文学功底。真正体现宗璞创作实力的是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除了少量几篇工农题材小说外，其余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写的均是知识分子题材。主流意识形态对这一题材同样有一套创作规范，宗璞理智上想依循这套规范写作，但她的经历、学养、境界、趣味等，却常常使她的创作表现出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情调来，造成了文本内在的矛盾，乃至遭到“极左”文学的批判。

四十年代末到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动荡、大转型时期。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既要发挥启蒙和引导民众的作用，又要自我“改造”，同工农兵融为一体，充当着一个十分尴尬的角色。宗璞虔诚地相信主流政治为知识分子设计的人生道路，但一进入创作实践，就会产生许多困惑和矛盾。《后门》写的是十八岁的高中生林回翠，面对高考选择什么样的升学方式所展开的家庭生活和思想矛盾，显示了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所坚守的社会原则和对子女的严格教育。在已经露头的“后门”现象面前，林回翠和母亲已感受到了社会风气的变异与抉择的艰难。《不沉的湖》写的是年轻有为的舞蹈演员苏倩，在发生左腿骨折之后的痛苦和振作的历程。舞蹈团领导老徐用他的亲身经历和谆谆教诲，终于使苏倩明白“迷上自己的艺术事业是极应该的”，可“最先该迷上自己的革命事业”。苏倩在克服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后，融入了集体的、革命的大业，做了一名幕后的编导。但她对艺术的挚爱、痛失之情，是难以放下的。革命事业其实难以替代个人事业，有时只是一种无奈而已。《知音》的主题思想更明朗，作品中的老教授韩文施、学生石青，前者代表了有弱点的知识分子，后者代表了完美的党政干部。在十几年的世事沧桑中，先是正直的教授“救”了闹学运的学生，后是成为政工干部的学生在人生选择、农村锻炼、科学实验上“救”了教授。二者成为音乐、科学、政治上的“知音”，走上了知识分子政治化、党政干部知识化的道路。故事情节是真实的，但作者的结论却是浪漫的、理想的。二者之间的距离其实是万水千山，并不是那样容易结合和转化的。宗璞的代表作《红豆》，表现了一位年轻女大学生在浪漫爱情与悲壮革命之间的犹豫与抉择。江玫与齐虹，郎才女貌，他们在科学、音乐与生活情趣方面一拍即合，有共同的“小资情调”。但同窗好友萧素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解放事业，更深切地吸引、鼓舞着江玫的青春和生命。在恋人即将远去美国、革命就要胜利的时刻，江玫选择了革命和祖国。表现了一代青年“爱情诚可贵，甘为革命抛”的远大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篇爱情小说，更是一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怎样选择、成长的小说。作品故事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鲜活有力，思想意蕴深广新颖，情感格调沉郁高雅，体现了作者丰富的生活积淀和创造能力。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五七年第七期“革新特大号”，此时文艺界的“反右”运动已全面展开，作品在全国重要报刊被批判一年之久，指责作者宣扬了资产阶级的“爱情观”和“人情味”。作者虽未被打成“右派”，却被给予了下放农村劳动的惩罚。新时期文学之后，作家继续了知识分子题材的创作，发表了《弦上的梦》、《我是谁》、《谁是我?》、《泥沼中的头颅》等一批力作和精品，在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上都有崭新的拓展。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