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然+曾祥江

[摘 要]本文就大正觉寺台基遗址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考古工作概况及主要收获进行简述。

[关键词]大正觉寺；考古；简报

为了配合大正觉寺大殿台基遗址的抢险保护工作，为下步编制大殿殿基遗址的保护方案提供依据，2013年8月5日—8月28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五塔寺塔前大殿殿基遗址开展了考古调查工作。现将调查收获简报如下。

一、地理位置及历史沿革

大正觉寺位于北京海淀区西直门外一公里处，北京动物园北隅[1]，现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院内金刚宝座塔的南部。该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为西域梵僧班迪达大国师向明成祖朱棣献贡金刚宝座规式而建立的[2]。明代时称“真觉寺”、“大真觉寺”，清代为避雍正帝胤禛名讳，改名为“正觉寺”、“大正觉寺”。因寺内有五塔林立，故名五塔寺。据文献记载，明宪宗即位后，于成化二年“命工督修殿宇，创金刚宝座”。清乾隆时为其母崇庆皇太后祝寿曾两次重修五塔寺，并改名“大正觉寺”[3]。清代末年，大正觉寺已渐衰落，到民国初年唯有金刚座宝塔屹立于故址。1961年，大正觉寺的金刚宝座被列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进行了三次整修，恢复了它的历史原貌。

二、工作概况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为尽量保护现存大殿殿基遗址的完整性，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做到最大限度的保护现存基址，又能科学的反映出大殿基址的历史真实情况，因此我们采取考古勘探与试掘，分散布方与局部解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根据大殿殿基遗址的对称性原则，仅对现存大殿台基遗址的东半部区域进行了考古勘探及试掘工作。

本次考古勘探南北长约40米，东西宽约15米，面积约600平方米。试掘区位于台基遗址的东半部，对局部进行解剖，共布探沟5条，试掘面积共计38平方米。

三、主要收获

考古试掘采用探沟法进行工作，试掘情况如下：

T1：位于发掘区的南部，在②层下清理出了杂夯土、建筑墙基夯土、建筑台基夯土。

杂夯土：位于探沟的南部，南部伸出探沟。发掘清理南北长1.85米、东西宽1.5米、厚0.55-0.6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质坚硬，夯层清晰，夯面平整，夯层厚0.1-0.2米，每层夯层夹有白灰渣铺垫。夯土的北部与建筑墙基夯土相连。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杂夯土应为明清时期月台以南的地坪面夯土。

建筑墙基夯土：位于探沟的中部。发掘清理东西长1.5米、南北宽0.7米、厚0.25米。夯土呈浅灰色，仅残存一层，用白灰夹土夯制而成，土质坚硬。夯土的北边缘残存有一排断续东西向残砖，用砖规格0.15×0.21×0.09米，砌砖的北部被现代墙基础叠压。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墙基夯土应为明清时期月台的南墙。

建筑台基夯土：位于探沟的北部。发掘清理东西长1.5米、南北宽0.4-0.9米、残高0.15-0.7米。夯土呈黄褐色，土质坚硬，夯层清晰。基槽以上仅残存一层夯土，基槽以下夯土深0.7米、残宽0.4米、每层夯土厚0.1-0.15米，夯层下夹有碎砖渣、瓦片渣铺垫，夯土的南部被现代建筑墙基破坏。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台基夯土应为明清时期月台南部边缘的台基夯土。

T2：位于发掘区的东南部，在②层下清理出了南北向建筑台基夯土、建筑墙基基槽、散水遗迹。

建筑台基夯土：分布于探沟的西部，仅残存基槽以下部分。发掘清理东西残长0.9-3.4米、南北宽1.2米、厚0.7米。夯土坚硬，夯层清晰，夯面平整，夯层厚0.15-0.2米，每层夯层下面夹有碎砖渣及瓦片渣铺垫。夯土的北部伸出探沟，中部被现代层破坏。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台基夯土应为明清时期月台东部边缘的台基夯土。

建筑墙基夯土基槽：分布于探沟的中部。发掘清理南北长1.5米、东西宽0.6米、残存高约0.25米。仅残存基槽，基槽的东部与散水遗迹相连。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墙基夯土基槽应为明清时期月台的东墙。

散水遗迹：分布于探沟的东部。发掘清理南北长1.5米、东西残宽0.7米。散水的铺砖被破坏，仅残存痕迹。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散水遗迹应为明清时期月台的东墙散水。

T3：位于发掘区的东中部。在②层下清理出了一条东西向散水遗迹。

散水遗迹：发掘清理东西长6.15米、南北宽0.75米。散水的东端向北拐与T4探沟内的散水遗迹相连，西端向南拐与T2探沟内的散水遗迹相连。散水的西部残存有铺砖，铺法为两顺一横相互交错平铺，铺砖的底部为三合土路基，散水北部的墙基夯土被现代墙基叠压。散水铺砖为素面，用砖规格0.41×0.21×0.09米。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散水遗迹应为明清时期大殿的南墙散水。

T4：位于发掘区的东部，在②层下清理出南北向的建筑台基夯土、散水遗迹。

建筑台基夯土：位于探沟的西部。发掘清理东西宽0.7-0.75米、厚1米。夯土基槽宽0.75米、深0.55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质坚硬，夯层较清晰，夯面平整，夯层厚0.13-0.2米，每层夯土的底部夹有碎陶渣铺垫。基槽以上夯土厚0.5米、宽0.7米，夯质与基槽下相同。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台基夯土应为明清时期大殿东部边缘的台基夯土。

散水：位于探沟的中部。发掘清理南北长1.5米、东西残宽0.4米、残存厚0.15米。基槽内的夯土被破坏，仅残存基槽痕迹。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散水遗迹应为明清时期大殿的东墙散水。

T5：位于发掘区的北部，金刚宝座的南部。在②层下清理出了东西向的建筑夯土台基、建筑墙基基槽、散水、夯土、晚期夯土墙基。

建筑夯土台基：位于探沟的南部。发掘清理东西长1米、南北宽0.85米、厚0.65米。夯土呈灰褐色，土质坚硬，夯土层清晰，夯面平整，夯层厚0.2-0.25米，最厚达0.35米，每层夯层的底部夹有一层残砖块、瓦片铺垫。夯土的北部与墙基基槽相连。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台基夯土应为明清时期大殿北部边缘的台基夯土。

建筑墙基基槽：位于探沟的南部，基槽内夯土已破坏，仅残存基槽。发掘清理东西长1米、南北残宽0.7米、厚0.3米。东、西两端出探沟。基槽内填土呈灰褐色，土质较疏松，内含白灰颗粒。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建筑墙基基槽应为明清时期大殿的北墙。

散水：位于探沟的南部，建筑墙基基槽的北部。发掘清理南北长1.3米、东西宽1米，中部被现代建筑破坏。从南、北两端残存的铺地砖来看，铺法为两顺一丁，用砖规格0.4×0.21×0.09米。根据发掘情况判断，散水应为明清时期大殿的北墙散水。

夯土：位于探沟的中部，散水以北。发掘清理南北残长3.2米、东西宽1米、厚1.15米。土质坚硬，夯面平整，夯层较清晰。夯层厚0.15-0.2米，用白灰夹土夯制而成。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夯土应为明清时期大殿北部的地坪面。

晚期夯土墙基：位于探沟的中北部。发掘清理东西长1米、南北宽0.9-1.2米。夯土呈黄褐色，土质较硬，且较为纯净，内含少量的白灰颗粒。夯层清晰，东部残存两层，西部残存一层。夯土的底部为早期夯土。根据发掘情况判断，夯土墙基应为清代乾隆时期加筑的五塔寺与大殿之间的内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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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遗迹总平面图

四、结语

通过本次对大正觉寺大殿台基遗址的考古勘探与试掘工作，基本搞清楚了明清时期大殿台基遗址东半部的北、东、南墙基础、散水和月台东、南墙基础以及北部内墙的范围，对大殿台基的布局、规模、结构及保存状况等有了清楚的认识，同时通过考古调查、结合文献史料等研究基本弄清了大殿殿基遗址与金刚宝座之间的关系以及明清时期大殿的整体格局与变化等问题，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可靠性，为大正觉寺大殿的研究与复建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科学依据。

据文献记载，该寺始建于明永乐年间，是为西域梵僧班迪达大国师向明成祖朱棣献贡金刚宝座规式而建立的[4]。明宪宗即位后，于成化二年“命工督修殿宇，创金刚宝座”[5]。自此，真觉寺形成以金刚座宝塔为中心，前有牌楼、山门、天王殿、前大殿；后置中大殿、后照殿；东为行宫；西为宪宗皇帝生葬衣冠之塔的整体格局[6]。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内务府陈列档中的乾隆年间《五塔寺陈列册》记载，清乾隆时为其母崇庆皇太后庆寿曾两次重修五塔寺。清乾隆十六年，乾隆帝为其母崇庆皇太后庆六十大寿对该寺进行首次修缮。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为其母庆七十大寿时，又传旨命二次复修，这次修缮仅数月便告成，但改建了天王殿五间，东西配殿十间，转角房、顺山房二十二间；还添盖重檐碑亭二座，穿堂、门罩四间，添砌内墙三十二丈；粘修宝塔及大小殿宇、两山转角房、东西两所房、僧房等一百二十余间，此外山门、天王殿、大殿、碑亭等改用黄色琉璃瓦料等。这表明五塔寺地位明显上升，已跻身皇家寺院之列。

通过考古试掘发现，大殿台基遗址的格局没有变化，上述清内务府《五塔寺陈列册》史料中也未见有改建大殿的文献记载，而大殿等改用黄色琉璃瓦料的史料记载恰恰在本次调查试掘第②层出土的大量琉璃瓦中得到印证，由此我们推断大殿台基遗址清代时继续沿用明代的格局，随着五塔寺被选为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之地，地位也随之上升，在等级森严的清代，大殿等也改用皇家专用的黄色琉璃建筑构件以突显皇家寺院的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调查在T5试掘中发现了晚期夯土墙基。据史料记载，乾隆时期在金刚座宝塔与前大殿之间加筑内墙，长二十丈六尺，高二丈五尺，厚五尺，两傍添砌院墙凑长十一丈四尺，高一丈八尺，厚三尺。安青砂石土衬，墙身下肩用细新样城砖灰砌，上身旧样城砖糙砌，抹饰红灰[7]。这道内墙的建成，使金刚座宝塔与其它建筑分割开来，宝塔处于殿宇围墙环绕之中，更加突显出其寺院中心的地位。根据试掘来看，T5中发现的晚期夯土墙基的情况与上述史料记载相符合，该夯土墙基应为清代乾隆时期所加筑，即大殿与金刚座宝塔之间的内墙。

由上所述，根据试掘中各探沟的地层关系及出土的建筑构件，结合历史史料判断，各探沟内②层下清理出的建筑墙基夯土（或基槽）、散水遗迹应为明代时期大殿的北、东、南墙及月台的东、南墙基础与保护墙基所用的散水。建筑台基夯土应为明代时期大殿的北、东、南部的边缘及月台的东、南部边缘。晚期的夯土墙基应为清代乾隆二十六年加筑的五塔寺与大殿之间的内墙。而②层中出土的大量黄色琉璃瓦应为乾隆二十六年乾隆帝为其母庆寿时，大殿等改用黄色琉璃瓦料所遗留。关于大殿殿基遗址与金刚宝座之间的关系问题，从上文可知，大正觉寺现存大殿殿基的年代应为明代，而造型别致、雕刻精美的金刚宝座塔自明代建立起一直矗立在长河北岸，由此可见，大殿殿基与金刚宝座应同为明代所建。

通过考古调查发现，大殿台基遗址被破坏较为严重。关于该寺毁于何时，学界有不同的看法。罗哲文先生认为清代末年寺已渐衰落，民国初年寺的大殿和后殿尚存。1927年被当时的北洋军阀政府蒙藏院卖于黄姓人。此后大殿、后殿等也被拆毁[8]。而向东先生认为该寺光绪末年“坍塌”[9]。有的学者认为寺被焚毁[10]。从试掘情况来看，探沟中未发现红烧土和碳粒，由此可知该寺不应是被焚毁。笔者查找史料时发现，该寺在解放战争时期也历经磨难，破坏程度可见一斑。但至于最初毁于何时及何种方式，只能寄于以后的考古及文献资料来求证。

参考文献：

[1]罗哲文.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文物，1979（9）.

[2]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3]陈锵仪.正觉寺金刚宝座塔.北京档案，1996（4）.

[4]《御制真觉寺金刚宝座塔记》碑，碑乾隆时已失，碑文引自《日下旧闻考》.

[5]于敏中等编.日下旧闻考卷七十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

[6]向东.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时期的五塔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1）.

[7]向东.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时期的五塔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1）.

[8]罗哲文.真觉寺金刚宝座塔.文物，1979（9）.

[9]向东.崇庆皇太后万寿庆典时期的五塔寺.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1）.

[10]白文明.北京大正觉寺金刚宝座塔石雕.美术大观，1995（11）.

作者简介：魏然（1985-），男，满族，内蒙古呼和浩特人，硕士，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助理馆员；曾祥江（1985-），男，汉族，山东诸城人，硕士，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