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滨久

去年，看了一本名为《思考中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的书，是广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教授刘力红所著。该书特别强调学习中医一定要学习《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等经典。他说：“我有一个认识，中医这门学问，要想真正搞上去，要想真正抓住她的价值，除了纯粹医学的技术成分外，还应关切和体悟她的科学层面、哲学层面，以及艺术层面。而要真正地做好这一点，不借重经典是不行的。”

作者在书中介绍了他非常景仰的一位老师——老中医林沛湘教授，林老中医除内科疾病外，还善治妇科、儿科甚至五官科的疾病，但他就凭一本《黄帝内经》治病。在一次讲座中，林老深有感慨地说：“《内经》的东西，只要有一句话你悟透了，那你一辈子都吃不完。”

陈亦人的序言和王乃平的跋对该书重视经典给予很高的评价，陈序云“诚如作者所言，经典是中医这门学问的基础学科，而这个基础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代替。因此，欲学好中医，欲在中医这门学问里达到较高的境界，就必须重视经典，就必须重视这个基础学科。欲诣扶桑，非舟莫适。这是古今大师们所公认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他途。《伤寒论》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是一部经典，是一部圣人的著述，是一部中医史上承前启后的巨著，是几乎所有的成名医家共同推崇的一部最重要的典籍，是伐山之斧，是入道之津梁，而在我看来，更是一部论述疑难病症的专著。”王乃平跋说：“我很同意陈亦人教授之说，刘力红博士确实对中医，尤其是经典中医有一份不同寻常的热爱与执著。我觉得这代表着未来中医的希望。”

什么是经典？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许多学问学说都是有经典的。我们拿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儒道两家来说，《论语》是儒家的经典，《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这两部著作都具有权威性，认识儒家文化不能不读透《论语》，认识道家文化不能不读透《道德经》。这两部经典著作，分别是儒道两家学说的根基。对于方志这门学问来说，有没有经典呢？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虽然他的著述只有一些文章和志书序例，但卓识远见足以奠定其在方志学史上的重要经典地位。

关于章学诚在方志学史上的地位，方志界一般都认为，章学诚是旧方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和奠基人。如黄苇等著《方志学》指出，章学诚“是我国杰出的史学家，也是方志学的奠基人”。而梁启超的评价特别高，他称誉章学诚为“方志之圣”，说：“能认识方志之真正价值，说明其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1）

方志界对于章学诚的方志学，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期间，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涉及方志起源、性质、功能等基础理论，涉及方志体例、内容、撰写、评论等编纂理论，以及州县设立志科、修志者素质提高等管理理论，这些对于新方志的编纂和管理起到了借鉴指导作用，也成为建设新方志学学科体系的重要思想理论资源。

但是，对于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权威性经典作用的认识以及对其思想理论资源的挖掘仍有不足。比如，章学诚总结长期编修方志的经验，提出了方志立三书说，此说认为，“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2）此说是章学诚方志编纂学说的精髓，但是，我们对此说的当代应用缺乏研究。章学诚方志立三书义例说，其实质在于处理撰著文字与纂辑资料的关系。联系他的一些论述也可知章氏的主旨所在。他在《书教下》里将史学分为撰述、记注两家，在《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中说：“史家又有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在《报黄大俞先生书》中则说：“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这都是说史志之书有著述和纂辑两体。处理好两者关系，可使地方志既不失著述之体，又保存丰富史料。章氏立三书说就实质而言为两体，即撰著体的“志”和纂辑体的“掌故”“文征”。我们在信息时代编修地方志，若想在一本志书里兼顾著述、纂辑两体是比较困难的，新方志设有附录，所载十分有限。如果让纸质本方志保持著述之体，附录部分尽量择要精简，而让光盘版方志收纳大量有存史价值的资料，主要是纂辑资料，使纸质版方志与光盘版方志各展所长，相辅相成，配套发行，实为吸收章氏编纂思想的良举。

再如，2012年朱佳木同志在第二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上提出地方志机构究竟应当建立何种体制才能适应工作，地方志机构究竟应当划入公益类还是划入行政类的问题（3）。提出这个问题的起因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1年3月发出《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个文件依据其社会功能把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大类别，地方志机构显然属于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文件要求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在未来五年内完成改革任务。

中央文件的第四部分是“推进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改革”地方志机构属于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其改革应按中央文件进行。关于地方志机构改革，我在本刊2013年第22期上发表《地方志机构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应归入行政类》一文，表达了意见，就不赘述了。我要说的是，地方志机构改革是可以从章学诚的“志科“说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我理解中央文件第四部分的精神：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需将行政职能划归相关行政机关，职能调整后，该事业单位将成为不承担行政职能的公益类事业单位。如果地方志机构定位为部分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改革的前途就是成为公益类文化事业单位，其原来部分承担的行政职能则转移给相关行政机关，比如说政府办公室。如果地方志机构定位为完全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可以成为相关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或单独设置行政机构。由此而言，地方志机构要么是公益类事业单位，要么是行政机构。从整个事业单位改革要求政事分开、事企分开和管办分离的指导思想来说，不会再有承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了。而如果地方志机构成为公益类事业单位，那么它只能从事修志编鉴等业务工作，管志等行政职能则必须移交给行政机关；如果地方志机构成为单独设置的行政机构，那么它从事的业务工作如何处理？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对于这个两难的问题，章学诚设立“志科”说正好可以给我们提供思路，他说：“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备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为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4）对于我们来说，借鉴“志科”说其具体改革办法则是实行两种工作体制，即设立直属人民政府的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人员为公务员，平时行使政府赋予的职能，征集地方志资料通过实行资料年报制度来解决，有些业务工作还可以转给方志馆；而在编纂地方志书期间由编纂委员会组建编纂班子（编辑部或总纂室），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的人包括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可以参加编纂班子，也可以从社会上甚至在全国范围内招聘编纂人员以至主编，完成修志任务。这是切合实际的，也为二轮修志的实践证明是可行的。因为平时征集资料，少量人员就可以做，而在志书编纂期间需要较多人员，地方志机构不可能在平时储备大量编纂人员，所以临时组建编纂班子较为合理。二轮修志许多地方聘用大量编纂人员就是实证。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将政（行政机构）事（编纂班子）分设，符合中央精神，而政事分开恰恰是章学诚“志科”理论的精华所在。

其他像章学诚强调方志“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即要经世致用；要求处理好事、文、义三者关系；强调“详近略远”；要求在志为天下公物的原则下发挥志家主体意识，使方志成为立一家之言的著述；主张建立一套资料采集报送制度；主张深通史法的史才修志；重视小人物入传，说“宿草秋原之下，必有解彤管而泣秋雨者矣。尤为取穷乡僻壤，畸行奇节，子孙困于无力，或有格于成例，不得邀旌奖者。踪迹既实，务为立传”（5）；提出传分两种即“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和“随举一事而为之传”（6），为生人入志提供办法。等等，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借鉴、批判继承的。仅举以上几例说明章学诚方志学理论还有需要我们深入挖掘的珍宝，其经典价值不可忽视。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

（2）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

（3）朱佳木：《关于当前加强方志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地方志》2012年第12期。

（4）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

（5）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6）章学诚：《文史通义·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