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文荣

摘要：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结构观作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的一种萌芽形态，有着显明的理论特征，这种特征在于，局限于现象形态对马恩科学世界观理论结构的了解，仅仅运用一般辩证法对马恩唯物史观理论结构及内涵的过度抽象解读，看不到整个宇宙物质世界与人的生活世界的科学联系及本质差别，忽视马克思社会生活存在论、社会生活本质论以及实践意识论的丰富特殊科学规定性。

关键词：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观；辩证唯物主义；社会生活本质论；社会生活存在论；实践意识论

中图分类号：B512.54

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其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及世界的传播所作出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这种地位不仅在于他对列宁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于他在整个传统马克思主义观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考察普列汉诺夫对马恩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结构及基本内涵的解读，对于科学把握传统马克思主义观在马恩离世后发生及形成，以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世界观理论的贡献及缺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普列汉诺夫对马恩世界观结构的解读

辩证唯物主义一词，虽为狄慈根第一次提出，但用这个概念来表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并把“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同恩格斯所表明的“现代唯物主义”概念当作同一概念来使用，却归功于普列汉诺夫。在他看来，“我们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它是唯一能够说明马克思的哲学的术语。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他们曾和形而上学唯心主义斗争过。他们的唯物主义让位于辩证唯心主义，而后者则为辩证唯物主义所战胜”。[1]198应当肯定，普列汉诺夫在这种普遍形态上，把马恩的科学唯物主义称为辩证唯物主义，并同现代唯物主义一词交替使用，是正确的。然而，普列汉诺夫对马恩的整个科学世界观结构，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等还有其独特的理解。

就其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结构的理解来看，他一方面既表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自己的哲学，正如它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一样”。而“唯物主义是他的整个学说的基础”。[2]377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的历史方面和经济方面，也就是所谓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同它有密切关系的对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方法和范畴的见解”。[3]134一方面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读了《反杜林论》就很容易理会这一点。这个世界观的每一方面，都同其余一切方面极密切地联系着，并且每一方面都在阐明其余的一切方面，从而有助于对其余一切方面的理解”。[3]216可见在普列汉诺夫看来，马恩的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不仅是由哲学、历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的，而且是由一切方面密切联系所构成的完整的世界观。显然，这种理解只不过是局限于现象形态对马恩科学世界观理论结构的一种理解。这也表明，普列汉诺夫在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著作，以解说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理论的过程中，并未科学看到这个科学世界观理论逻辑结构的真谛。局限于这种现象形态对马恩科学世界观理论结构的理解，使他既看不到客观物质世界这一对象的内在结构本身，又看不到正确反映这一对象世界内在逻辑结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结构本身，看不到这个科学世界观理论乃是一个以个别、特殊、普遍为基本结构的逻辑系列体系的内在科学规定。他虽然看到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相互联系及密不可分，但他没有看到恩格斯在该著中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阐述，从普遍经特殊到个别的科学逻辑论证过程，即从宇宙观经人类历史观到资本社会观和共产主义观的逻辑论证过程。更没有看到以个别、特殊、普遍为基本结构系列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逻辑，内在地蕴涵在恩格斯在该著的整个论述之中。

就其对“辩证唯物主义”范畴内涵的理解来看，他虽然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来说明马克思的哲学，但他既不是在整个物质世界普遍总体阈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马恩唯物主义的最普遍世界观（宇宙观），又不是在人的生活世界特殊总体阈把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当作马恩科学唯物主义的特殊世界观，也不把马克思的资本社会观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观都看作是马恩科学唯物主义的两种个别世界观，或将其看作两种作为唯物史观特殊的特殊世界观。这样一来，他不仅难以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科学界分，并把二者直接相等同。而且仅仅把马克思的资本社会观和马恩的社会主义观看作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并列相联系，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的两个方面。普列汉诺夫认为，“霍尔巴赫曾说过，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时在一整个世纪都被在强有力的人的头脑中戏耍的原子的运动所决定。这也是唯物史观。但是这种观点丝毫不能说明历史现象。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在这方面的效果是不可比拟的。它当然是唯物史观的个别情况，但正是唯一符合科学的现代状况的那种情况。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的软弱无力表现在他的信徒们回到唯心主义上面：‘意见支配世界。辩证唯物主义现在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阵地里逐出去了”。[1]239可见，在普列汉诺夫的视野里，马恩的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无区别，而且唯物史观既是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霍尔巴赫的历史命运为“人的头脑中戏耍的原子的运动所决定”的观点，又是马恩的辩证唯物主义。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是一般，而霍尔巴赫的观点同辩证唯物主义一样，都是唯物史观的个别情况。普列汉诺夫的这种观点，既忽视了唯物史观作为人类社会生活发展的实践活动规律的科学，乃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这一人类社会理论科学发展的史实，又否认了马恩的辩证唯物主义（抽象唯物主义，或新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普遍世界观形态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特殊世界观形态的科学差别。他仅仅停留于一般自然物境域对唯物主义的物的理解，他把唯物史观层次的“物”直接等同于“原子”，既看不到唯物史观层次的“物”只不过是“人的生活”即“社会生活”，又看不到霍尔巴赫有关“各民族的历史命运有时在一整个世纪都被在强有力的人的头脑中戏耍的原子的运动所决定”的说法，只不过是“意见支配世界”这一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另一种表述。他把霍尔巴赫的这种表述及观点，说成是唯物史观，进而在这种意义上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唯物史观的个别的情况，以及把辩证唯物主义当作这种所谓唯物史观的最高发展，其理论逻辑混乱便是必然的。

二、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结构及原理的理解

局限于现象整体对马恩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结构的表面理解，不仅使普列汉诺夫看不到马恩唯物史观的社会生活观、实践本质观、实践意识论的基本科学规定，看不到由马恩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与其整个世界观（宇宙观）的基本结构系列体系一样，也是以个别、特殊、普遍为基本结构的科学逻辑系列体系，而且导致他看不到人的生活世界这一特殊总体的实践辩证法的特殊科学规定性。他只看到一般辩证方法在马恩唯物主义世界观形成中的成就及作用，看不到“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这一”新唯物主义“特殊形态的创生，以及实践辩证法这一特殊方法形态的确立，对于马恩的整个科学世界观的创建，从而对人类社会生活历史的社会科学事业奠基的伟大历史作用。这样一来，当他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相关概念及主要原理加以解说时，便导致对马克思唯物史观内在结构的不完全理解和一系列理论偏离。这种理论状况主要在于：

第一，普列汉诺夫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看作是“包含着可以称为‘将作为科学出现的各门未来社会学的导论的东西”。[2]403并根据他对马克思在“序言”中的那段经典表述的理解，提出了关于社会结构的“五项因素公式”的观点。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中，他把这个公式表述为，“一定程度的生产力的发展；由这个程度所决定的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些人的关系所表现的一种社会形式；与这种社会形式相适应的一定的精神状况和道德状况；与这种状况所产生的那些能力、趣味和倾向相一致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2]186在《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中，他对这个公式作了进一步阐述，表明这个公式是，“（一）生产力的状况；（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五）反映这种心理特性的各种思想体系”。[3]195普列汉诺夫的这个公式，既是他对社会结构问题的理解，也是他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结构的一种阐明。

如果我们将马克思在“序言”中所做的经典阐述，同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加以对比分析，就不难看到，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的经典论述的理解存在着科学上的明显差别和偏离。这种差别和偏离在于：其一，马克思的经典阐述是马恩沿着以个别、特殊、普遍为思维逻辑次序的实证科学之路，对人类社会生活实践过程的实践活动关系生成及演进规律研究的结果，是对整个社会生活实践关系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及人的生活发展的实践辩证法这一唯物辩证法之特殊方法形态的科学阐述。而普列汉诺夫的公式只不过是他停留于唯物主义的一般世界观层次，对马克思经典表述的一种过度抽象观察和理解。其二，马克思的经典阐述是他遵循科学抽象的基本思维原则，从社会生活的感性具体上升到人的生活和活动实践本质关系的抽象规定，进而又从这种抽象规定上升至人的生活和活动本质关系生成演进的思维具体，而对社会生活发展的普遍实践规律的科学描述，而普列汉诺夫的公式仅仅是一些抽象要素的简单排列，这个公式作为对马克思经典阐述的一种表面理解，既偏离了马克思经典阐述的科学思想本质，又遮蔽了马克思经典阐述的实践辩证法的一系列实在科学规定性。在普列汉诺夫的公式里，既看不到作为社会存在要素的精神生活实践关系的存在，看不到社会的物质生活过程和政治生活过程对精神生活过程的制约关系，又看不到社会精神生活关系同作为社会意识的心理、思想体系的本质差别。他虽然把社会意识区分为低级的心理和反映这种心理的各种思想体系，但他既没有从生活实践过程上把这些意识形式看作人们的实践意识形式，又没有从整个社会生活存在（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存在）视角去阐明生活对意识的制约关系，更没有从社会生活实践过程的环节上来考察整个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关系，而不是仅仅在表面上把这种制约关系描述为“一部分由经济直接所决定，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就是简单地把政治制度看作经济基础与作为心理和思想体系的社会意识之间的所谓“中间环级”。其三，马克思的经典阐述与他把人的生活世界的客观实在结构视为一个以个别、特殊、普遍为基本结构的逻辑系列体系相关，并以这个逻辑结构系列为前提。因此，这个经典阐述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生成演进的普遍实践规律的科学揭示，作为人类社会生活过程的普遍的共同本质，不仅寓于各个时代的特殊社会生活总体的特殊实践活动规律之中，而且寓于各个时代的各个阶段及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各个民族的个别社会生活总体的的个别实践活动规律之中，而在普列汉诺夫的公式里，既看不到人的生活世界的以个别、特殊、普遍为基本结构的实在逻辑，也看不到马克思社会生活本原论和社会生活实践本质论及实践意识论的一系列特殊科学规定性。可见，那种把普列汉诺夫的“五项因素公式”与马克思的经典阐述直接相等同，并认为前者与后者相一致，甚至前者是对后者丰富和发展的学术观点，在科学上是不能成立的。

第二，局限于一般唯物主义世界观层次并运用一般辩证法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的解读，使得普列汉诺夫既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作为马克思哲学的特殊形态，只不过是关于人的生活世界总体的人们生活和活动的实践活动规律的科学，没有看到实践作为社会生活的本质，乃是社会生活和人的基本属性和存在方式的特殊科学规定性，他虽然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他并未看到这种方法论乃是作为特殊方法形态的实践方法论（实践辩证法）。他虽然在研读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把辩证唯物主义归结为实践哲学，表明“辩证唯物主义是行动的哲学”，但他未能把握马克思关于“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判断的真正科学涵义。在他看来，“马克思的伟大的科学功绩就在，它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问题，它把人的天性看做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地改变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应该维持自己的机体，从他的周围的外间自然中摄取它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间自然的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1]107可见在普列汉诺夫的视野里，“历史运动”并不是人的生活的实践活动，历史运动过程也不是人们生活和活动的实践活动的发展过程。而是人之外的一种抽象的物质自为运动。这样一来，他并不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过程中来考察人类历史发展的原因，而是在人之外来寻找历史运动的原因，即在所谓的“人周围的外间的自然界”中寻找历史运动的原因。这种思维理路偏离马克思历史观理论的科学原则，乃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