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小燕

摘要：本文主要探讨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文化理论所倡导的文化抵抗对当下中国工人阶级文化重塑理论贡献以及不足之处。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1、英国马克思主义对阶级、阶级文化重新定义，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形成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的主体性，为我们研究工人阶级文化提供了有别于经济主义的更客观的、更具人文关怀的视角。2、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过程中逐步将文化抵抗作为工人阶级文化的核心，同时阶级与种族、性别、少数群体等因素纠缠在一起，文化因素消减了其政治经济的内涵，用各种抵抗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来取代工人阶级文化抵抗的差异性。3、英国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文化理论发展过程中抛弃了早期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同文化”、“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的问题，而这正是当下工人阶级文化重塑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反抗；工人阶级文化

一、英国马克思主义与阶级、阶级文化的重新定义

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阶级是一个结构性的概念，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仅仅是由他在所有制关系中所处的客观地位所建立的。生产车间被设想为一个物质生产的地点，而不是社会关系冲突的场所。在这种生产至上的理论背景下工人阶级文化本身的特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工人阶级文化只是经济生产的副产品，或者政党组织活动和意识形态控制的对象，并呈现为一种与资产阶级文化相对立的、统一的、抽象的形态。

这种客观主义的、本质上经济主义的对阶级的定义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批判，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文化研究的兴起，一种颠覆性的定义阶级和工人阶级文化的方式就产生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战后资本主义新的统治方式有所察觉，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价值观念编织到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模式并不是从单纯的经济因素出发，而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习俗、传统、日常生活等文化因素自然而然就成为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重新理解阶级概念的另一个新的立足点。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认为由于资本主义作出了调整，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工人阶级所熟悉的资本主义生产、剥削、秩序维持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时，新的生活状况对工人阶级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其提供了新的机会，这使工人阶级产生一种心理的迷惑——“无阶级感”（classlessness）。①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如果仅仅从经济的因素来看，就难以区分。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也认为以经济状况来看待阶级区别的方式完全是外在的和机械的，阶级的不同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不同，同时他又将文化定义为整体的生活方式，那么阶级的差别是整体文化的差别，由此他将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归结为个人物品使用方式的变化和变成“资产阶级”无关[1]30。E·P·汤普森（E· P· Thompson）更是明确地主张以行动或经验性的感受为基础来定义阶级，认为阶级体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即当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经历感觉到并明确表达出他们之间利益的一致性，并且反对与他们的利益不同的人时，阶级就产生了。[2]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工人阶级文化本身就成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中心，工人阶级文化不再是一个与资产阶级文化相对立的抽象的统一体，而是一种与资产阶级文化相伴生的新兴文化，它所呈现的是工人阶级在工业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新的经验、新的价值观念以及新的实践方式，同时它也自觉吸收了资产阶级主流文化中平等、民主等优秀的价值观念，不能简单的看成是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神话的侵蚀。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者否认了将大众文化、少数无产阶级文学艺术作品看成是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工人阶级文化是传统和当下生活经验的产物，是一种基本的集体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机构、行为方式、思维习惯和意图等等。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共同文化，一种集体认知模式，不是某种一致拥有的具体的东西，同时也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每个成员都拥有的东西，可以将其看成是一种趋势，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可能通过灌输或者是人为制造而产生。[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一种具有统一本质的工人阶级文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对工人阶级文化的考察与50年代相比出现了偏差，但从整体的上来说，可以看成是一种互补关系，不能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在继续关心工人阶级文化的前提下，更注重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这种异质性是由工人阶级内部的种族、性别、年龄、地域及劳动分工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具有统一本质的工人阶级文化，也不存在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意识，存在的只是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每一种亚文化都具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基于这些发现，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特别关注工人的分裂特征，各种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并认为这种分裂的特征以及工人阶级文化内部的矛盾导致了无产阶级政治的局限性，工人阶级无法表现出阶级觉悟，形成团结统一的阶级意识以及表现出对党的忠诚，以及不能积极主动并有效地参与到现实的罢工或是革命行动中。[4]但也有学者在正视这种分裂性的情况下，认为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如何重大的地域、性别、种族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行动。工人阶级自诞生之初就存在技术工人和技术工人之间的差别，但是工人阶级并不是通过排除劳动贵族阶层（Labour Aristocracy）才构成一个阶级的，而是通过树立一个能够把劳动贵族阶层的斗争都纳入进来的政治目标来实现的，而这一政治目标是从属于社会主义革命政治斗争的。[5]35就工人阶级文文化来说，内部各种相互竞争的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并不是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矛盾背后所隐藏的依旧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后普遍存在的阶级冲突。这又回到了英国文化研究早期所关注的工人阶级共同文化的问题。

同时，对于后期的工人阶级文化理论，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出现了反思的声音：一方面，反对者主要诟病的是这种纯粹的文本分析方式已经取代了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关注，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文化意义的生产上，实际上也放弃了对经济剥削的关注，只关注文化上、精神上的压迫。同时也意味着工人阶级的文化抵抗只是一种想象的、象征的、语言的层面上的反抗，它并不能在实际生活中改变工人阶级的地位。另一方面，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指出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性、大众文化、权力、族群等边缘文化主题的关注，使其背离了激进的政治目标，而陷入了后现代的漩涡。他认为“许多后殖民理论的中心从阶级和民族转到了种族。”“因为种族主要是文化事务，注意力也就从政治挪到了文化。”阶级冲突在这种转化过程中就被消解了，仿佛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本身是与阶级斗争无关的，某个民族或种族整体都对外，促成一种“虚假的团结”。[6]13国内学者也看到了这种研究方式的不足，符鹏在《反抗的形式与阶级意识的危机：工人阶级文化再思考》一文就分析了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中所呈现的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理论中的不足以及文本中所流露出的对工人阶级文化的一种悲观的情绪，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后果是完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7]

总的来说，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关注包含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反思马克思主义传统、解决英国社会问题和如何在新的社会历史情境下实现社会主义的思考。他们关注工人阶级文化形成过程中工人阶级本身的主体性，工人阶级既是一个群体，也是由活生生地个体组成的，这为我们研究工人阶级文化提供了一个更客观的、更具人文关怀的视角。另一方面，英国文化研究所提供的工人阶级文化理论的这种研究范式也为研究中国的劳工问题、解释我国现阶段工人阶级文化的新现象、引导工人阶级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以此来发现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的特殊性，即使是在表现形式上与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相同的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现象，也应该挖掘二者在细节上的不同之处，以及由此导致的本质上的差异性。在这种理论和现实互证的过程中，我们更容易发现英国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文化理论本身的不足之处，同时新的中国工人阶级文化的历史现实所揭示出的工人阶级文化的复杂性也能进一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文化理论。

二、文化抵抗及其差异性

从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文化理论的研究成果来看，存在这样一个趋势，就是将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和之后的思想分别对待，而且基本上将研究的重心放在理论发展的后期，即将霸权理论与话语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想相接合，把各种工人阶级文化现象看成是文本，细致有效地分析了隐藏在亚文化、种族、性别、同性恋等各种文化现象下的权力关系，并挖掘其中所蕴含的抵抗的逻辑。这种研究的趋势的一种结果是将文化反抗作为工人阶级文化的核心，同时阶级与种族、性别、少数群体等因素纠缠在一起，文化因素消减了其政治经济的内涵，用各种抵抗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来取代工人阶级文化抵抗的差异性。

工人阶级长期以来在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的斗争中形成了激进传统，在汤普森的《共有的习惯》中更是将这种激进的传统延伸到18世纪英国平民文化中由于“道德经济学”而形成的自发的抵抗文化。除了这些在特定的自然、社会历史背景下的激进的反抗以外，还充斥着各种日常形式的反抗，或者被称为文化的反抗。对这种反抗形式的关注已经基本成为了后期英国文化研究以及受其影响的世界各国学术界关于后革命时代的工人阶级斗争、农民阶级斗争研究的主要趋势。虽然工人阶级文化反抗与工人阶级文化本身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文化反抗虽不以形成一种文化为直接目的，却最终会形成一种反抗文化，如英国文化研究关注的青少年亚文化。而在他们的研究中，揭示各种反抗文化所蕴含的抵抗逻辑，却很容易让人认为抵抗或者对抗性就是工人阶级文化的唯一内涵。从阶级的角度来看，“阶级是一个关系概念，即某一阶级只有在与其他阶级的关系之中才能被定义，从而阶级关系包含了内在的、根本性的、以剥削与被剥削这一特定的关系为客观基础的对抗性；阶级间的对抗性是阶级形成的必要条件，即没有阶级对抗的形势，阶级自身就不能形成；也只有创造出阶级对抗的形势，才能产生出阶级的主体。正是后一点，使得阶级概念从一个客观的概念转化为一个主观的和政治性的概念、从一个运动的内在视野出发才能展示其内涵的概念，即阶级是一个过程——一个形成的过程、一个将阶级建构为政治主体的过程。”[8]可见，阶级本身就是一个关系型的存在，必然要有对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级文化本身就具有这种对抗性，而这种对抗性的展现更有利于了解和促进被压迫者的阶级觉悟和以共同利益感为取向的阶级团结，然而究竟以怎样的形态来抵抗，抵抗的背后个体的挣扎与撕裂，以及文化本身的诉求也值得我们去深思。具体来看：

首先，研究者通常认为这种日常的、象征的、话语层面的反抗方式，一方面表明在“无阶级”历史叙述中的工人阶级意识的觉醒、形成或者表达。无论是对于霍尔所揭示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由于工人阶级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强度的降低、消费水平的提高所造成的工人阶级心理上的“无阶级”的迷惑，还是对于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的否定以及经济改革时期对阶级话语的压制，这种文化反抗的方式都时刻将阶级的幽灵招呼到光天化日之下。从工人阶级斗争的历史来看，文化抵抗也是早期工人阶级或者半技术、非技术工人采取的最主要的斗争方式。[9]另一方面，这种象征性的反抗对于公开的集体反抗而言，虽然不能直接破坏既定的经济、政治秩序，但是也不像公开的集体反抗那样存在过多的风险，如解雇、暴力镇压等等，这是一种灵活、普遍的、“原始”的反抗形式。詹姆斯·C·斯科特认为：“使用原始以此并非像霍布斯鲍姆认为的那样，意味着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倒退，并注定会让位于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和策略。它只是意味着此类反抗形式几乎是永恒的、持续不断的。”[10]331即使是在严格控制的宿舍制的工厂组织形式下，以及全景监控的流水作业生产线上，这种反抗的方式一样可以运用。

其次，文化反抗在工人阶级意识形成以及工人阶级斗争开展的过程中都发挥着实际的效应。工人阶级的反叛是工厂制度合法化的一种实际的障碍，他们之间会协商、妥协，最终工人会在这种霸权运作的过程中获得实际性利益，如厂方会提高加班的工资以刺激工人工作的积极性。对于厂方而言，适时的调整经济制度，可以看成是将其不成比例占有的经济方式的一部分转变成地位、声望和社会控制的形式，以此获得工人的忠诚。当然，这种社会控制会再次转变为劳动服务，再度成为物质财富。[10]371由此来看，厂方的这种“委婉化的经济控制”本身可以看成是一种双重象征的操作，一方面生产效率提高，利润最大化，一方面是“群众有计划的勒索”，资本家给予的行为，对于工人来说就是获得行为。[11]同时，不难看出，这种实际经济利益的获得一定程度上倚仗传统的价值观念，资本家希望受人尊重，至少是不受人轻视。然而这种情形在仅仅在农村、传统社区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能发挥一定的影响力，对于工厂招工这样的情形就基本上不能发挥作用，因为资本家与工人间并不存在类似农村的这种地方性的群体关系。文化反抗获得的另一种成果是人格的尊重、信仰的尊严等更为日常化的胜利。有学者认为：“左翼学者通常专注于工人的低工资、失业、恶劣的居住环境以及营养不良等经济剥削时，仪式尊严和人格尊重等更为日常的事物却往往被忽视。可是对于受害者自身而言，这些主题看起来才是至关重要的。”[10]291的确，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外在的压迫总有一个能够承受的范围，而人格的侮辱经常会成为公开集体反抗实践的导火索。对于文化抵抗的这些实际效果，并非所有的学者都报以这种积极的态度，也有人认为工人阶级文化抵抗最终是一种想象的、象征的、语言层面的抵抗，这种抵抗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工人阶级本身的地位。同时，盲目的抵抗最终带来的可能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堕落。换句话说，工人阶级在完成自我生产的同时恰好也完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再生产。

然而，研究者们还发现在表面统一的抵抗的背后，还隐藏了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性以及工人阶级内心的挣扎与撕裂。这主要涉及的是工人阶级身份的自我认同问题。在当前的社会状况下，中国工人阶级的存在方式多种多样：国企、私企的一般员工、高级技术人员、管理层，下岗工人以及广大的农民工。这些人都属于传统的工人阶级，但他们之间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所带来的“阶级感”的迷惑是长时期无法抹去的。可以说，当代中国并不存在一个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或者说历史上就不存在作为整体的工人阶级。如考茨基和卢森堡认为工人阶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分裂的。考茨基发现德国工人阶级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工人阶级内部存在着强烈的分裂与对立，即“劳动贵族的形成、联合与没有联合的工人之间的敌对、不同工资水平之间利益的对立、资产阶级故意分裂工人阶级的政策、隶属于教会平民论的大量天主教工人的存在使得他们拉开了与社会民主党的距离”。他同样意识到更为重要的直接物质利益以及更严重的分裂倾向不可抗拒的事实，而且纯粹的工会行动既不能保证统一也不能保证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信心。不过考茨基认为在阶级同一性中打开的裂缝、日渐增加的工人阶级不同主体立场之间的分裂只能被未来经济基础的运动克服，它的到来只能由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保证，因此工人运动的革命主体的自主性完全消融在经济的必然性中。卢森堡也发现了工人阶级中分裂的趋势，阶级的统一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统一。因此在现实的革命中，革命主体往往要超出阶级范畴，无产阶级革命实际的参与者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职业者、家庭服务人员、小警官、流浪无产者阶层以及军人等等。[12]2同时，列宁主义者也发现在分裂的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联盟中，领导因素与被领导因素之间是明确相分离的，这种分离造成了作为整体的联盟革命诉求的多样性。[12]61从中国1949年以前的工人阶级状况来看，由于技术工种、受教育程度、地域、性别等因素也大致分成技术工、半技术工以及非技术工（包括码头苦力、黄包车夫等）三个层次。不同层次的工人阶级的经济收益、思想觉悟、斗争组织方式、生活方式、文化风貌有着天壤之别。特别是在现实的罢工中，技术工往往会有明确的罢工目的、有统一的领导、有成文的罢工纲领以及成熟的罢工程序，非技术工对于罢工往往持一种观望的或者看热闹的态度，毕竟现实的经济压力并不允许他们长时期的坚持罢工，同时他们的罢工并不能给工厂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从车间生活的空间来看，非技术工与另外两个工种之间基本上是一种区隔开来的，而他们之间也因为文化和地域的关系往往处在一种对立的关系中。[9]

三、文化抵抗之后的工人阶级文化重塑

总的来所，工人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个人身份认同上的困惑对于文化反抗的实际效应并不是一些积极的因素，特别是对于经济成果之外的人格、信仰尊重方面的胜利而言，更是如此。这种看似日常、简单的胜利，实际上比经济上的胜利更难以取得，它涉及到人的认识观和价值观的转变，需要经历一个滞后的、漫长的过程。真正能让压迫阶级尊重受压迫阶级，这并不是一个光靠文化反抗就能完全完成的事情，恐怕还需要形成一种能和压迫阶级的文化相抗衡的工人阶级文化。这又回到的早期的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同文化”、“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的问题。

在《文化与社会》中威廉斯认为工人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之间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工人阶级文化意味着一种新的集体性伦理生活方式的构建，其核心难题是如何处理与形态不同的资产阶级文化之间复杂的断裂和连续性关系。可见，威廉斯对文化的态度与后来文化研究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是相去甚远的，或者可以这么说，威廉斯以及霍尔等人所要致力的是将现实的工人阶级的文化进行一种提升，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早期的英国文化研究一直热衷于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以及一种共同文化的建设。[1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有别于资产阶级文化并能与之抗衡、竞争的、独立的文化体系，因此，对工人阶级文化评判不应采取资产阶级的精英主义的观点，但也不应将工人阶级文化等同于大众商业文化，工人阶级文化本身也存在一种理想状态，一种总体的趋势。

然而，在之前所描述的这样一种分裂的、身份困惑的情况下，工人阶级自身能否形成一种独立的、能与其他的阶级相抗衡的文化体系？我们暂且不从理论上思考它的可行性，并且抛开工人阶级内部的差异性，单就现实历史中工人阶级的文化形态来看，不可否认这种文化状况确实存在过。1949年以前，上海、北京、武汉等民族工业发展比较充分、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城市的工人阶级不仅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同时也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更是被赋予国家的主人的地位，自然而然彰显出一种文化自信。

首先是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如纱厂的女工，她们穿着当时最流行的服装、梳着最时髦的发型，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结拜姐妹，有丰富的夜生活，打破传统的父权制自由恋爱。这种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是前卫的，具有解放意义的；机械男工作为技术工种，工资优厚，一个人可以承担整个家庭的开支并还有结余，这牢牢奠定了他在整个家庭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同时对比一般的苦力、半技术工、女工的工作强度和收入水平以及在整个工厂运营过程中的重要性，他们依旧能获得某种优越感。

其次是一种积极、健康、充满活力的文化状态。理查德·霍加特在《识字的用途》中追忆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状态，对比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来说，霍加特认为前者显得更为“健康”。在他看来，前者是一种未加修辞的自然状态的文化，为后者则是受到大众商业文化侵蚀的走向堕落的文化。[14]24保罗·威利斯在《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什么子承父业》中强调，工人阶级看重“男子气概”，个人凭借自己的强健的体魄、源源不断的力量创造价值、养活家庭，以此来和资产阶级文化提倡的温文尔雅、学识渊博相区别，并将这种文化形态称为“娘娘腔”。[15]陈丹青在谈到中国以前的工人阶级形象时也用到了“阳气”这个词，传递出的是一种健康的、高大、有主见、有话语权的工人阶级形象。谈到国外的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时，陈丹他们青还指出身上还流露出某种严谨的、令人敬佩的职业气质。[16]

这种文化形态的形成，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工人阶级的经济地位。这不仅仅表现为工人阶级的工资水平的高低，更重要的是工人阶级在整个工厂运营过程中的重要程度。掌握整条生产线运营的技术要领，这将是工人阶级与厂方对峙时最重要的筹码。这既保证了工人阶级对于厂方的重要性、平等性，也保证了他们经济上较高的酬劳。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只有技术性工人率先形成一种自信的文化体系，而非技术工还依旧保留着某些农业文化传统的陋习。如，技术工人一般不会陷入赌博的深渊，而非技术工人的业余生活基本上就是赌博，在没有个人技术给他们提供稳定经济来源的情况下，运气也许就是他们能够改变经济地位的救命稻草。

第二，国家意识形态的作用。1949年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的文化形态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国家意识形态的推动。工会、职工代表大会职能的发挥保证了工人阶级处理工厂事务的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全套的福利保障制度也让国有企业工人与临时工、农民绝对地区别开来。有这样的制度保障，工人阶级更容易被塑造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同样1980年代以后国企工人以及打工阶级、农民工各自文化形态的形成也与国家意识形态有着不可推脱的关系。文革以后中国社会对阶级斗争的谴责与全球化的阶级话语消逝趋势不谋而合，整个社会的话语体系对阶级避而不谈，而代之以更为中性化的“阶层”一词，但这种去政治化的叙事，实际上“否定了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已经产生的社会关系”[17]，在求稳定求和谐发展的前提了，并没有为已经存在的各种不同的工人阶级文化提供很好的发展环境和给予相应的引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对于下岗工人、打工阶级、农民工的关注就会有一定的导向性。我们在媒体上所看到的下岗工人都是不想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负担的自强不息的劳动者，打工阶级、农民工由一开始的无组织、无纪律的“盲流”、“麻烦制造者”，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力量，形象虽然有所变化，但依旧摆脱不了“消极、被动、缺乏自我组织能力、缺乏合法维权的意识和低素质的劳力提供者”[18]的形象。

第三，工人阶级内部的自觉生产。雷蒙德·威廉斯认为真正地工人阶级文化不能等同于少数的无产阶级文化作品、大众商业文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文化都不是由工人阶级内部自觉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制造者从外部灌输进来的。从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来看，虽然政党组织对工人阶级文化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是工人阶级文化最初产生并不是由政党意识形态直接促动的。相反，政党在争取工人阶级作为革命力量时，要尽量采用工人阶级文化所认同的文化方式，如帮会、姐妹会、同乡会等等。[19]然而列宁质疑这种工人阶级内部自发产生的文化能否称为无产阶级文化，至多只能看成是工团意识。从他们的罢工要求来看，最普遍的要求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作环境、卫生设施，最激进的不过是废除童工和停止性别歧视，而自觉地支持基于技术和经验的差别报酬。而这些要求很难说具有革命意识，至多只是一种改良主义。但是，有学者认为现实的革命运动中，革命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缺失的，而且微小的改良主义要求与革命性行动之间是相当兼容的。他的证据是墨西哥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的陈情书大多并没有涉及政体、主权、人权等政治问题，而多是个人依据习俗所提出的自己的要求或者部门的抱怨。对于普通人来说，革命性冲突通常是在现存霸权的边界之内生成的。[10]同样，工人阶级文化产生于同现存霸权的斗争、妥协的夹缝中，我们不应该质疑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结语

总的来说，英国马克思主义对对阶级、阶级文化的重新定义将活生生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拉进学者的研究视野中，对于西方世界而言，拓展了阶级斗争的范围，对于中国而言，也将“无阶级”社会叙述中的工人阶级文化中存在的抵抗事实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英国马克思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对偏移了对阶级事实的考虑，而代之以亚文化群体，并放弃了对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的追求，而这些正是我们在研究中所要避免的。

注释：

①Stuart Hall， “A Sense of Classlessness”， University & Left Review 5， Autumn 1958， pp. 26～32. 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在下一期的《大学与左派评论》中汤普森和萨缪尔分别对此进行了批判，之后霍尔也对这些批判进行了回应。参见Ralph Samuel， “Class and Classlessness”， University & Left Review 6， Spring 1959， pp.44～50.E. P. Thompson， “Commitment in Politics”， University & Left Review 6， Spring 1959， pp.50～55.

Stuart Hall， “The Big Swipe”， University & Left Review 7， Autumn 1959， pp.50～52.

参考文献：

[1]Raymond Williams.“Working Class Culture”.University & Left Review 2， Summer 1957.

[2]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钱乘旦，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3]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高晓玲，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

[4]SeeCharles F.Sabel，Work and Poli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Industr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5]格雷泽，戴维·M·沃克尔编.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导论[M].王立泽，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