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加强族际政治整合是关系到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问题。西部地区自古以来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民族关系是西部地区经济、政治，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因此加强西部地区族际政治整合是一个重大问题。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目标的提出，是我国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基础上将西部开发和向西开放整合起来，通过向西开放促进西部发展，通过西部开发促进向西开放的新的发展战略，对于解决西部族际政治整合面临的新问题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丝绸之路经济带；西部大开发；族际政治整合

一、我国西部族际政治整合的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长期以来我国不同地区少数民族分布的情况，在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探索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54年9月20日，我国第一部正式颁布的《宪法》中明确确立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这一制度的指导下，西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政权逐步建立起来，这为当代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提供了坚实基础，也使得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从总体上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整合是十分有效的，构建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从我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就可以看出，倘若没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改革开放是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就的。但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整合并不是一个一劳永逸的事情，随着国际、国内形式的变化，以及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利益分化和社会转型，族际政治整合又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东西部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等各方面出现的巨大差距，使得西部地区族际政治整合又成为我们重新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当前，我国西部的族际政治整合面临着来自于内部和外部双重的挑战和压力。

（一）内部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整合危机

1978年以后，我国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计划，东部沿海等地在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推动下，经济上迅速崛起，带动了中国经济的超速发展。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发展缓慢，形成了中、东、西部的不平衡发展。据统计，“在1979年至1995年的17年间我，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9.8%，其中，东、西部地区的增长速度分别为12.8%和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在近些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1]

为了协调区域发展，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提出来。自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确实取得了一些可喜的变化，然而，如果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放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宏观背景下考察，特别是与东、中部地区作一个横向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仍与中、东部存在不小的差距。据统计，“2001 年东部 GDP 为 65889.64亿元，是西部 14741.95 亿元的 4.47 倍；之后， 这一差距逐年扩大，至 2005 年，东部 GDP 达到 122009.42 亿元，是西部25522.01 亿元的 4.78 倍。”[2]这也就意味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并未改变东、中、西部存在的巨大差距，反而，这种差距仍有持续扩大的势头。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分布格局是经由长期的历史过程逐渐确定下来的，一般来说，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经济、社会发展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而中部和东部沿海地区绝大部分是汉族，这就使得本身是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差异转变为民族间的差异，从而经济上的的差距成为族际政治整合困难的根本原因。这体现在：

首先，经济上的差异引发的民族心理失衡；可以说，经济上的适度差异可以打破平均主义所造成的怠惰，调动起人们的积极性，激发人们的潜能，充分发挥人们的能动性。然而，如果利益差距过大或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利益矛盾和冲突。表现为“利益主体的不满态度，导致心理失衡，产生相对被剥夺感，尤其是处于下位的利益主体更加容易出现不满或愤慨情绪。”[3]这种心理失衡即使在一些汉族地区、一些群体身上也非常明显，而在民族地区就更容易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

其次，经济上的残酷竞争所造成的民族关系的对立；经济关系中，更多地是一种竞争关系，对权力的竞争、对资源的竞争以及对市场的竞争等等。但当良性竞争所需要的公平环境不存在时，竞争关系就有可能变成一种恶性竞争：“只顾本族本地区的利益，而不顾他族和他地区的利益；在与国家和整体的关系问题上，只顾眼前和局部的利益，而不顾长远和整体利益；或者因经济发展差距和竞争条件的不利面而引发对其他民族、民族成员甚至对党和国家政策的不满等等。”[4]

再次，经济上的巨大差距容易成为一些民族极端势力、恐怖分子煽动民族不满情绪和敌对情绪的借口，从而酿成比较严重的暴恐事件，进一步恶化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我国西部的民族极端势力十分猖獗，并造成了几次严重的恐怖事件。事实上，这几次事件并不是因为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或宗教矛盾，而是这些民族极端势力一手制造的恶性恐怖犯罪案件。一方面，这些分裂势力以“争取民族解放”、“实现民族独立”作为其精神支柱和政治诉求；同时，又拉“大旗”为虎皮，以民族和宗教为外衣，借以煽动和裹挟少数民众，挑拨民族间的矛盾。

最后，经济上的差距所导致的民族认同的增强和国家认同的削弱。中国各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民族认同，这种认同根植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与生活方式当中。在一般情况下，各民族的民族认同会随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贸易、人口流动、以及生活方式的趋同而减弱，但当经济发展十分不平衡时，随着民族交往的频繁，民族认同反而会增强，并且与国家认同发生严重的冲突。总之，经济基础上的差距很容易转变为少数民族人民情绪上的、心理上的不满，因而不利于凝聚人心，不利于整合各种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大业，从而削弱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心理认同。

（二）外部国际形势的变化所带来的民族分离、分裂势力

以上所说的皆因内部的不协调而起，与此同时，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整合也面临着非常复杂的国际环境。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不仅是一个具有经济含义的概念，也是一个具有政治、文化价值观等含义的概念.全球化对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有着复杂的影响。这表现在：一方面，经济上的合作肯定会带来人口流动、自由贸易、文化交流等等，这使国与国之间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了更多相互了解的机会，这对于族际政治整合来说，是具有积极影响的。另一方面，目前的国际关系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全球化发展所呈现出来跨国合作、区域合作等模式有可能对该国家已有的政治整合形成一定的冲击，特别是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家关系与民族关系的错综交叉有可能导致族际政治整合的削弱。此外，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差异和文化多元，特别是一些有着特殊生活方式和信仰的民族，面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同质化，表现出反抗的态度和分立的情绪，并由此产生出一种尊严意识。在这种多元文化格局中，不同文化在相互接触的过程中，可能相互涵化，也可能会误读，从而导致不同族群在捍卫自己文化时的冲突，这种影响必定是消极的。

其次，信息化的挑战；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互联网的普及是则信息化进程加快的重要表现。根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结果显示，“截至201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6.9%，较2013年底提升了1.1个百分点。”[5]随着信息化推进的一系列政策和基础网络设施建设成效逐步释放，以及4G、移动设备快速普及和无线应用多样化发展，互联网从根本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与此同时，互联网的一些负面效应也日益成为导致世界各国民族冲突的工具。有学者指出，网络的普及给中国族际政治整合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包括：“（1）网络作为一个完全开放的虚拟空间，除了正规网站提供和发布的主流民族信息外，也为大量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2）网络的普及为国内外敌对势力传播假消息，煽动、蒙蔽少数民族群众，制造民族矛盾提供了平台。（3）网络的普及为西方国家利用互联网肆意传播西方价值观创造了条件。（4）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失真”现象和“放大”效应使民族矛盾的扩大化机率和风险骤增。”[4]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我国西部族际政治整合的重要意义

民族的长期存在进一步决定了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当前我国的族际政治整合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更需要我们重视和加强西部各民族的政治整合，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无疑对于我国西部族际政治整合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学界围绕这一主题，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战略内涵、实现路径等等方面进行了深层阐释，这有助于我们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有助于我们从战略层面认识其对西部族际政治整合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丝绸之路经济带”被认为是在古代丝绸之路概念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战略构想，具有新的战略意义。古丝绸之路最初是一条贸易通道，但贸易上的繁荣成就了它民族、政治与文化的多重含义，成为一条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在古丝绸之路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战略构想，也就是说这一构想既来自于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影响所给予的启发，也来自于我国在新的时代环境下、新的国家发展目标下所面临任务的考虑，并不单单是对古丝绸之路的重现和翻版，它具有非常现实的战略意义。一方面，它是我国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基础上继续推动西部各省的发展，缩小地区间差距，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发展战略；另一方面，它也是我国加深同周边国家的贸易合作、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安全合作的对外战略。由此，丝绸之路经济带是“集向西开放与西部开发为一体，通过向西开放促进西部发展，通过西部开发促进向西开放的综合战略决策。”[6]

尽管从当前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仅仅是一个战略构想，但是我们可以预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不仅旨在促进经济带地区的经贸繁荣，还旨在加深经济带区域社会人文层面的交流，区域安全方面的合作，这将深刻地影响我国西部各省以及西部各民族间的关系，对于改善我国西部族际政治整合的现状，解决族际政治整合面临的问题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有力地推动带区各省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间的差距，从而改善目前东西部地区差距所造成族际整合危机。

我们在前面讲到，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我国西部族际政治整合面临诸多困难的根本原因，多年来，国家促进西部发展的战略和政策不断出台，其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国家级战略西部大开发，但效果并不理想，西部仍是我国经济洼地。因此，提升西部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为西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西部注入新的发展动力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目标。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适时提出，成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新的推动力。经济带沿线资源丰富，市场规模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与中亚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日益增多，由此，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依托，将推动中国的西部大开发向更高水平发展，带动中国西部地区向西开放，加强西部省区与中亚、欧洲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惠及西部地区的各族民众，甚至将对“中国经济整体转型升级特别是形成开放型经济体系产生广泛而深远影响，带动中国对外开放格局整体提升，对全国经济结构调整及深化改革产生巨大推动作用，对全国包括内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都将产生巨大推动作用。”[7]

我们可以预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快速发展将会改善目前我国西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因为，与单纯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相比，丝绸之路经济带更具开放性和区域一体化的特征，这种特征将改变西部各民族相互竞争的局面，而走向更多地和更高水平的对话与合作。

1、 经济带所具有的开放性将增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

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新丝绸之路是一条开放之路，其目的是促进我国的全方位开放，尤其是促进广大西部内陆地区的开放。我国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占主要比例的西北五省区，由于地处内陆，远离沿海，改革开放滞后，而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向西开放，将西部省份推到了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7]这种开放性不仅仅是地域上的开放，即与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各国在贸易、金融、交通等方面的开放，更是一种民族心理的开放，即以自信、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摆脱或者抵制一种狭隘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开放的民族心理来自于对相互民族的宗教、风俗、历史等等的了解和尊重，而经济上的开放将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提供更多地机会，不仅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也使得我国的少数民族与其他国家的民族增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理解，从而形成较为健康的民族心理和良好的民族关系。

2、 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蕴含的全面合作性将加强各民族的团结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具有区域一体化特征的经济合作组织，因而全方位的合作是发展经济带的重要方向，这将使得西部各民族之间从竞争走向合作，从局部的交流走向全面合作发展，从而有效地改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全面合作既是包含了国内合作和国际合作的大概念，又是包含了贸易、道路、政策、金融等等在内的整全性概念。国际区域合作主要是与亚洲和欧洲等国的合作，国内合作则主要是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发达省份的合作。这也意味着，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只是与西部各省有关的事情，它也是事关全国其他各省的，全国参与、全国受益的重大商贸文化交流盛事。可以说，之前西部各地区间的关系是一种“你有我没，你好我坏”的单方面竞争关系，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所要求的这种开放与和合作的格局将使西部各地区间的关系转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竞争与合作关系，而这也将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团结和相互合作。

（二）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加强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积极推进区域安全合作，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整个区域特征来看，中段区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也即中亚各国所在的地理区域。在历史上，中亚就是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由于我国与中亚地区具有地理上的紧密联系，因而我国与中亚各国关系将重新塑造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深刻地影响中国的国家利益。

由于中亚地区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枢纽地区，扼守亚欧大陆心脏，各种国际力量试图影响中亚地区。“苏联解体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资本就很快进入中亚地区投资能源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但主要限于经济领域。 国际反恐斗争、尤其是阿富汗战争以来，为了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体系，美国积极拉拢中亚，给予中亚大量经济军事援助，试图增强其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影响。 但除了西方势力之外，中亚地区还深受其他政治力量的影响， 从苏联解体以来中亚地区的内政外交来看，中亚地区深受“三股势力”影响。”[6] 而“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说是我国与中亚各国在已有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础上的更深层的合作战略，习主席明确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就是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具体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对于深化我国与中亚各国的合作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包括：“从地缘政治平衡的角度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则可以有效增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认同感、参与度和话语权；从反恐战略需要来看，促进我国西部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安定发展，将有助于消除‘东突分子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社会经济土壤；从国家能源安全来看，进一步加强中亚对我国能源的输入，将大大有助于我国能源供给渠道的多元化。”[8]而这些战略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能够消除我国西部各民族政治整合所面临的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各种极端种族势力的影响，创造良好的国际关系氛围；另一方面，将加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与中亚、西亚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和了解，培养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民族心理；这些对于我国西部的族际政治整合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在新形势下加强我国西部族际整治整合的思考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提出，对于加强我国西部族际政治整合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机遇，为此我们需要把握这一机遇，利用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创造的各种有利条件，充分调动起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的积极性，加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协作。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经济的发展与族际政治整合并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正相关关系，或者说族际政治整合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的发展的确会极大地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利于民族间的融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只要积极推进现代化步伐，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的力量渗透到各个民族中去，就可以实现族际政治整合，族际政治整合是一个包含多维元素的复杂问题。因此，要加强我国西部族际政治整合，我们必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需要处理好以下问题：

1.经济发展与政府职能的关系

市场经济本身存具有自发性，在市场法则的自发性调节下，那些占据优势地理位置、拥有丰富资源以及政策优势的民族就自然总是处在优势地位上，而那些劣势民族则不可避免地会被边缘化。这无疑会进一步造成贫富的两极分化和利益分配上的不平衡，从而导致某些民族民族主义的成长和民族集体意识的凝聚。因此发展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及时制定有效的、科学的民族政策来解决市场带来的问题。发展经济是实现一个国家不同民族政治整合的重要条件，但不是唯一条件。“族际政治整合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9]我们既需要坚定不移地在民族地区发展市场经济，又需要以政府为主导，来协调市场经济与族际政治整合的关系。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族文化多样性之的关系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是一个包括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的荟萃之地，存在着明显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特点。这种多元性“从宏观层次看，主要是儒家文化、藏传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撞击和交汇；从微观层次看，这种多元性还表现在许多民族文化的多元化上。”[10]与此同时，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必须要有整合各民族的共同价值。共同的价值一方面来自于各族群所共享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从某一方面反映了各族群共同的价值文化要求，另一方面共同价值又超越于各族群特殊的的文化价值，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核心价值，对于不同的族群文化又发挥着重要的整合作用。[11]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我国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它一方面为我国不同民族的文化价值认同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价值准则，有效地推进了不同民族共同身份的认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仍承认不同民族及其宗教、文化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在承认不同民族认同的同时，又引导族群成员超越民族局限，走向公民认同和国家认同。为此，在西部地区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需大力宣传与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对于促进各民族政治整合具有重要意义。

3.经济带沿线地区相互竞争与相互合作的关系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省份及辐射区，迅速掀起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和规划的热潮，谋划制定各自的战略目标，“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成为 2014 年新疆、甘肃、陕西等西部地区省份“两会”代表口中的热词，各地争先抢占机遇。但是，倘若各地区一哄而上，就容易出现同质竞争的局面，这不仅不利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也容易使经济发展的问题再次激化为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应形成开放、合作、发展机制。“应以开放促发展，以合作促发展。开放是第一位的。要树立开放的观念，吸引、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构建符合开放合作发展的体制，形成促进开放、合作、发展的机制，瞄准国际市场，加强国内区域合作，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7]

参考文献：

[1]东西部差距到底有多大[J].瞭望新闻周刊，1999，（48）.

[2]周国富，田孟.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绩效分析[J].经济纵横，2007，（6）.

[3]庄锋.试论社会转型时期的利益分化与政治整合[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2）.

[4]张会龙，袁宏伟.当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成就、问题与挑战[J].前沿，2010，（7）.

[5]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4341540.htm.

[6]胡鞍钢，马伟，鄢一龙.“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4）.

[7]程小旭.丝绸之路经济带利好西北地区开放[N].中国经济时报，2013-12-04.

[8]曹云.丝绸之路经济带具四重战略目标[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01-10.

[9]常士訚.市场经济与民族融合进程[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4）.

[10]侯万峰.对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新思考[J].青海民族研究，2006，（9）.

[11]常士訚.族际政治整合的多维构成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2）.

作者简介：乔欣欣（1986—），陕西旬邑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研究实习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