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永正

讲多了，点拨多了，练多了，学生们逐渐有了心计，开始留心周围的事物；而且，他们的“触角”变得灵敏起来。我要求一周写一篇的“周记”的内容也随之丰富多彩了。

下面是魏荣一篇“周记”的片段：

不知道的人，会以为她是学校的清洁工。每天早晨，她戴着大套袖和我们一起打扫清洁区。

今天早上，我端着一簸箕垃圾向垃圾箱走去，迎面碰着她提着纸篓往回走。我向她鞠躬问好。谁知这时刮来一股风，把簸箕里的一片纸吹落在地上。那片纸像长了腿似的，飞快而又调皮地向操场跑去。去拾吧，又怕簸箕里的纸会被吹落得更多；不去拾吧，又挺气人。这时，她三步并作两步追上去，把它捡了起来。

她，便是朱校长。

写好一枝一叶，就不愁写好一棵树；写好一斑，就不愁写好全豹。小学生，打的是基础。作文，对他们来说，就是用笔说话。

“开学”是个令学生激动、亢奋的字眼。

开学第一天的晚上，几位学生来我家玩。大部分时间是在叽叽嘎嘎地谈论着开学第一天的见闻和感受，个个脸上洋溢着异样的兴奋。话一多，我的小客厅越发显得小了。

能不能写一写？我瞅了一个空子，顺便插了一句。

有的说能，有的则不表态。

“我不强人所难，谁愿意写就写。”临走时，我对他们说。

结果，都写了。房莹写得最有情趣。这篇短文后来发表在学校办的《芳草地》上。

全文如下：

我们又见面了

哇！开学了！终于又能和分别一个多月的好朋友见面了！

我兴奋地走进分别已久的教室。哟！来这么多同学啦！还有人比我更早呢！好朋友李珍一见我来了，便高兴地奔跑过来，高高地举起右手，我也举起右手，两只手啪地有力地拍在了一起。我们俩不约而同地互相问：“寒假过得怎么样？”问完，两人同时愣了一下，又一块咯咯地笑个没完，活像一对没有长大的“傻丫头”。

回到座位上，我禁不住和“左邻右舍”的同学亲热地攀谈起来，如分别已久的亲姐妹。我一转头，不禁吃了一惊，丰瑾怎么把一头长发剪掉啦！乍一看，还以为她是个小伙子呢。我这么朝大家伙儿一叫可不要紧，同学们都转过头来看！有的说：“哎呀，我刚怎么没注意呢？”大家七嘴八舌地评论起来，有说“好看”的，有说“不好看”的，一个调皮的男生敲着铅笔盒大声说：“号外，号外，‘长发妹变成‘短发哥啦。”同学们哄地都大笑起来。丰瑾呢，似乎也不介意，跟大家一起笑。

那笑声，比什么语言都更能表达同学们开学见面的心情。

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说过：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者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我之所以喜欢房莹这篇短文，就是因为它能使我们想起生活——学生时代的，现在的。这是高要求——对部分学生。

有的学生有生活，也知道写平平常常的小事，作文却写得苍白无力，这又是为什么？我觉得问题在于，这些学生对生活的感受能力不强。马克思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

为什么我不辞辛苦地带学生们去农村、去工厂、去军营？为什么带他们去爬山、去钓鱼、去捉虫、去拔草、去钻坦克、去参观飞机？

为什么我力排众议，让学生和农村的孩子结识，互相通信，互相交往？

为什么我经常家访，把生病的学生背回家？为学习进步的孩子颁奖，赠送书籍、文具？带学生慰问生病的、离退休的教师？

为什么我努力让学生学音乐、学绘画，并要求人人学一样乐器？

为什么我不遗余力地动员家长为孩子们买书，鼓励孩子们多读书报，适当地看一些适合他们看的电视、电影，教他们背背古诗文、背背“三、百、千”？

一句话，就是要让他们的“没有音乐感的耳朵”变成“有音乐感的耳朵”。让他们在劳动中、在活动中、在交往中、在读书中、在艺术的熏陶中感受生活的真谛，感受人间的真情，陶冶他们的情操。有情、有义、有爱、有恨，才会捕捉住平凡的小事中的闪光的东西，才会与别人的情感产生共鸣，才能与大自然中的美产生共鸣。我的许多学生能“小题大作”，能写出情，写出灵性来，说到底，是因为他们有了“有音乐感的耳朵”。

但我并没有忘记走在队伍后面的学生。他们能把身边的小事写得文从字顺，就难能可贵了。人人都要“量入为出”。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