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利霞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 洛阳 471023)

霍乱是一种经口腔感染的烈性肠道传染病，被视为19世纪的“世界病”和“世纪病”，多次出现于诸多国家。19世纪的英国也不例外，先后出现过四次大规模霍乱，数万人为之丧命。在医学界没有发明预防霍乱的疫苗、治疗霍乱的有效药方也没有问世的情况下，英国通过治理河流污染，改善供水质量，较早地消除了霍乱，开创了预防霍乱的另一有效途径。本文拟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通过探究霍乱消除与河流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为当前的环境保护提供借鉴。

一、霍乱传入英国

霍乱本是印度恒河三角洲地区的地方病。随着印度门户洞开，被称为“骑着骆驼旅行”的霍乱也被汇入了世界市场的洪流。1827年，霍乱进军欧洲腹地，先后席卷了沙俄、奥地利、普鲁士等欧洲国家。

1831年初秋，霍乱首次出现在英国港口桑德兰，随后兵分两路，一路沿泰恩河北上，经诺森伯兰郡进入苏格兰，然后到达爱丁堡、格拉斯哥等地，导致3166人死亡;另一路从纽卡斯尔出发，向南传播，到达利兹、米德兰等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分别死亡1523和706人［1］148。1832年 2月，霍乱光顾伦敦，5275人死亡。西部地区受影响较小，赫里福郡、苏塞克斯郡和拉特兰郡等地仅出现了几起霍乱病例，没有患者死亡。威尔士因霍乱死亡数百人［1］149。

英格兰和威尔士当时共有人口1400万左右，因霍乱死亡的人数，学者们根据不同的材料得出了不同结论，分别是 20997 人［1］159、21882 人［2］158、16437人［3］213和 32000 人［4］118。第一组数字是根据各郡上报的数字统计出来的，明确列出了各郡的死亡人数，较为准确。考虑到漏报、误报和其他因素，英格兰和威尔士至少有2万人因霍乱丧生。苏格兰因霍乱死亡人数为9592［1］160。以此而论，整个大不列颠因霍乱死亡者约有3万人，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奇怪的是，在医学界没有找到霍乱药方之时，霍乱在英国肆虐一年之后突然消失。

1848年5月，霍乱在新港和爱丁堡同时出现并快速传播，到1849年6月，已经遍及英国的各个角落。伦敦作为重灾区，死亡1417人，占霍乱死亡总人数的6．2‰。同上次一样，英格兰西部霍乱患者依然相对较少。保守估计，当时英国至少有6万人因霍乱丧生［1］148。

1853年，霍乱第三次袭击英国，伦敦依然是重灾区。与前两次不同的是，苏格兰受害严重而英格兰却相对较轻。1854年，霍乱临时消除。在本次霍乱中英国共有62000 人丧命［3］213。

1866年夏，第四次霍乱从东部港口进入利物浦，造成2122人死亡，除拉特兰郡外，无一地区幸免［1］149。与前三次相比，此次霍乱停留时间短，死亡人数相对较少，整个英国共死亡14378人;但死亡率较高，伦敦东区的霍乱死亡率高达 69．6‰［5］237，而1832、1849和 1854年的霍乱死亡率分别为11.19‰、20．56‰ 和 14．57‰［6］118。四次霍乱造成的英格兰死亡人数详见表1。

表1 1831－1866年英格兰霍乱死亡人数统计表［1］159－160(单位:人)

霍乱的快速传播和高死亡率让英国人患上了“霍乱恐慌症”。伍尔弗汉普顿郡“所有的街区到处是病人、将死之人和已死之人……整个城市寂静无声，只有葬礼的钟声飘荡在空中——相当刺耳”。距伍尔弗汉普顿不远的比尔斯顿也是如此，教区牧师绝望地说:“各行各业关门闭户;只有短缺、疾病、死亡和荒凉大行其道。”［4］120报纸杂志的报道和医生的束手无策让关于霍乱的种种传言四起，先后引发了30多起骚乱。

医学界和社会各界都积极寻找治疗霍乱的良方。据统计，1845－1856年间，仅《医生名录》(Surgeon－General’s Catalogue)就记录了在伦敦出版或发表的霍乱治疗论著777部［7］4，其中有一本在霍乱防治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就是药剂师约翰·斯诺(John Snow)的《论霍乱的传播方式》(On the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缩写为 MCC)。在MCC中，约翰·斯诺用翔实的证据证明了霍乱系通过饮用水传播，并提出了通过保障饮水安全消除霍乱的观点。

二、霍乱与饮用水的关系

(一)斯诺的发现

斯诺明确霍乱的渊源始于1832年。是年7月，纽卡斯尔出现霍乱后，正在伦敦学医的斯诺被派往该地治疗此病。他发现纽卡斯尔出现霍乱的地方“没有供水系统，但是饮用的泉水——储藏在蓄水池或公共液体储存器中——可能被污染了”，他隐约感觉霍乱似乎与水源有关［8］248。正当他试图进一步探究时，纽卡斯尔的霍乱突然消失，斯诺回到了伦敦，继续从事原来的麻醉药研究。

1845年8月，伦敦出现了小范围的霍乱疫情，斯诺开始详细调查霍乱是否与饮用水有关。当时剑桥区布罗德街(Broad－Street)的街角有一口水井，住在附近的几百户居民都从这口井汲水。斯诺抽取水样，发现水里有米粒状的颗粒，化验后发现是霍乱患者的排泄物。随后几天，斯诺发现水井附近的居民相继染上霍乱，4天内死亡344人。水井旁有一家啤酒厂，厂里的工人饮用免费的啤酒，或从自己工厂的水井汲水，从未从公共水井取水，竟无一人感染霍乱。这使斯诺确信霍乱与饮水来源有关，他建议市政当局关闭这口水井。斯诺的建议被采纳后，霍乱很快在这个地区销声匿迹［9］96。这就是著名的“布罗德实验”，这说明霍乱与饮水有关。

斯诺的实验还得到其他人的佐证。1848年，卫生总会(General Board of Health)收到了一份来自索尔福德的霍乱报告，讲到:

索尔福德的霍普街(Street Hope)突然暴发霍乱，30户居民从一个特别的抽水机井中取水。这口井已被修理过，从其边缘9英寸内流过的下水道突然被塞住，渗入井中。居民中间出现了19例腹泻和26例霍乱，25例死亡。附近的60户村民使用别处的水，他们中出现11例腹泻，但没有 1 例霍乱，也无人死亡。［10］19－20

下水道委员会(the Sewage Commissioners)的助理观测员约翰·格兰特(John Grant)在调查各地的下水道后，写出调查报告《豪勒顿的塞利庭院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Surrey Court，Horsleydown)，其中也注意到霍乱似乎与下水道的水有关:

塞利大杂院里有13所房子，都位于道路的末端，通风很差。在最末尾有一个公共排水沟，房屋的后面有一个小的公共厕所。大杂院附近有个特拉斯科特大楼，它有12个小厕所，也有化粪池。五天之内，大杂院十之八九的人死于霍乱，而在特拉斯科特大楼上，仅有1例(是个婴儿)。造成这种差异的唯一明显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在塞利大杂院居民使用街道上的井水，井口和人行道、排水沟或一侧的下水道相通，污浊的水通过这些途径流入了井中。［8］207

据此，格兰特认为居民应暂时重新安置，直到公共排水沟被下水道取代为止。他还认为，修下水道期间，溢出的管道水造成了更多的霍乱病例。这几个来自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报告都说明水源与霍乱之间存在某种关系，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则无人知晓。

其他人关于霍乱与水的见解激励了斯诺，他决心找出霍乱与饮用水之间的确定关系。他广泛查阅了政府的公开出版物，与各地的友人交流信息，搜集相关资料，并通过邮寄问卷进行调查，多渠道搜集信息［8］213，观点逐渐清晰。1849年 8 月末，斯诺公开发表他的研究成果《论霍乱的传播方式》，系统论述了霍乱与饮水的关系。在进一步搜集资料后，1853年，斯诺在威斯敏斯特医学会上公开发表了《论霍乱的病理学和传播方式》(On the Pathology and Mode of Communication of Cholera，缩写为 PMCC)一文，提供了英格兰范围内与霍乱的死亡率、供水和下水道处理有关系的证据，进一步夯实了他的霍乱传播观点:霍乱患者含有霍乱病菌的排泄物混入居民的饮用水源，健康者饮用了含有霍乱病菌的水后感染霍乱。

斯诺的这一观点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含有霍乱病菌的排泄物为何能污染饮用水?

(二)饮用水的来源与现状

19世纪时，英国人的日常用水不仅来自供水公司，还包括井水、雨水、河水等。因供水公司供水时间有限且水价高昂，故不普及。水井大多位于远离水源的地区，水质优劣不一。在许多并不靠近河流的城镇，穷人不得不依靠雨水生活。达灵顿的穷人们通常用大水桶存储雨水。有一次，周围居民发现一个大水桶特别难闻，桶里的水非常浑浊且看不到桶底，便把水桶翻倒在地，发现里面竟有一具正在腐烂的婴儿尸体，据说这具尸体已经在桶里待了一个月［4］62。

许多沿河居住的穷人直接从河流中取水，此方式由来已久，泰晤士河及其支流便是天然的饮用水水库。泰晤士河是英国最长的河流，支流众多，被英国人亲切地称为“老父亲”。工业革命以前，河水清澈，波光荡漾，鱼虾成群，是举世闻名的鲑鱼产地，也是名门望族、文人骚客游玩、吟诵的对象。乔治一世曾在其上举办过皇家水上晚宴，其间作曲家亨德尔(Hendel)的“水上音乐”首次在此回荡。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曾将泰晤士河描绘成“银色的洪流”［11］4。然而，沿河而居的人们逐渐发现，“上帝为了我们的健康、娱乐和利益而赐予我们的高贵河流，已变成伦敦的公共污水沟”［11］10，清澈的河流失去了往日的容颜，河水被污染得面目可憎，臭气熏天。

18世纪末，有人这样描述泰晤士河伦敦段:“靠近河流的贫穷地区，把所有的垃圾倒入了泰晤士河，以致恶臭熏天。下院的窗子一年到头紧紧关闭，当风朝那个方向吹时，在伦敦3里外的地方都能闻到那股味道。”［12］125周围的居民则哀叹“泰晤士河已取代以前各家各户的化粪池而成了一个大的化粪池”［13］13。1848年，素以讽刺现实著称的《庞奇》(Punch)刊登了一幅名为《肮脏的“泰晤士老爹”》的漫画(参见图1)，将泰晤士河描绘成了一个外表污秽的流浪汉形象，并配发了一首哀叹泰晤士河悲惨境地的诗，诗文如下:

污秽的河流，污秽的河流

从伦敦到诺尔一路臭

你是什么，只是一条巨大的臭水沟

一条无边无际的共同水岸

你旁边全是充满淤泥的水

你旁边全是散发恶臭的泥

基督徒呼吸的恶臭

在你活跃的胸部酝酿［14］231855年夏，化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泛舟泰晤士河后，失望至极，他在《致泰晤士报(The Times)编辑的信》中详细描述了泰晤士河的状况:

今天下午1:30至2:00，我乘船游览了伦敦和汉戈福特桥之间的地区……河水的外观和气味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整条河流是晦暗不明的淡褐色液体。为了测试河水不透明性的程度，我把一些白色的卡片撕成条状，弄湿，以便它们更容易沉入水面，然后在船抵达的每一个码头向水中扔下一些纸条;尽管当时阳光明媚，但是在纸片沉入水下1英寸之前，就变得无法辨别它们了。且当纸片斜着下沉，在上面的部分沉入水下之前，就看不见下面的部分了。这种情况发生在圣保罗码头、黑修道士桥、坦普尔码头、索斯沃克桥等地……桥梁附近，污物成团翻滚，非常密集……甚至在水面上也可以看到它们。

图1 肮脏的“泰晤士老爹”

气味非常糟糕，整个河面都是如此。气味与街道上泄水沟散发的气味一样。当时，整条河流就是一条货真价实的臭水沟……

可能有人认为我所看到的泰晤士河的状况是例外，这是有可能的，但我担心它很快就会演变为常规状况。［14］23

不久，《庞奇》根据《泰晤士报》刊登的法拉第的书信内容，形象地描绘了法拉第与泰晤士河会面的情景(参见图2)。

图2 法拉第向“泰晤士老爹”送名片［15］

泰晤士河的支流同样污染严重。亚耳河(Aire River)成为不折不扣的藏污纳垢之所:“死去动物的躯体漂浮在水面上，直到被浅水滩和河岸拦截，在这些地方，它们仍然变得腐烂不堪，臭不可闻。几乎每天都能从亚耳河中捞出50具狗、猫甚至猪的尸体。”［4］237布拉福德河(Bradford Beck)则“有一堆黑乎乎的、污秽的、泥泞的泥炭混合物，还有人们丢掉的腐烂动物和蔬菜”［4］226。考尔德河(Calder River)是“一条黑乎乎、基本上被污染的河流”［4］235。皇家河流污染委员会曾对其一个下水道排水口进行过抽样检测，发现河水很黏稠，看似上等的灰色墨水，有人遗憾地说，寄这样的河水样品倒不如直接寄墨水的样品［16］75。

面对霍乱泛滥，人们开始关心泰晤士河及其支流河水的饮用安全问题。许多医生建议“从所有家庭的厕所、盥洗室和排水沟流入泰晤士河的污水，不能作为伦敦人的长期饮用水”，“只适合于冲洗水桶或厕所”［13］13。一位强烈批评泰晤士河水的人认为，“常识使我确信，河水流入千家万户，水中夹杂着死猫烂狗和各种垃圾……除了疯子，没有人要求检验河水是否可以被罐装成饮料供英帝国的城市居民使用。在传染病时期，河流中流动的是死水般的汁液，边上布满了数千霍乱患者的排泄物，按最低标准，这样的水也不能安全饮用”［17］41－42。浑浊的水好像已经“腐烂，经常包括1英寸长的虫子”。据说，有时从水龙头中能流出大量的苔藓和微生物，还有蔬菜和肉质的食物，如鳗鱼、小虾和小鱼，且活的死的都有。“每个人平均一生中要吃掉一夸克的污物，但是我们相信每一个饮用泰晤士河水的人在一两个星期内就吃掉了他那一夸克污物。”［14］24在此情况下，泰晤士河及其支流成为疾病的孳生地和天然温床。1850年，《庞奇》刊发了一幅图片，形象地说明伦敦的一滴水在显微镜下的真实样子——各种病菌的大集合(参见图3)。

图3 伦敦的一滴水［18］

然而，穷人的住所大多位于河流附近某些肮脏的地方，他们明知“河中有大量的烂泥和垃圾”，仍然只能从泰晤士河中取水饮用［13］15。1849年，《庞奇》刊登了一首配图诗，名为《约翰饮用的水》，其中有“泰晤士河的水藏污纳垢……从粪坑和阴沟里流淌出来的污水……供应着约翰的饮用水”的诗句［19］217。斯诺也无奈地写道:“河流总是汇集岸上人们的垃圾，它们也是居住于此的社区的饮用水。”［13］81

长期引用此种污水，后果可想而知。1857年，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警告说:“泰晤士河像一个巨大的下水道，除非采取措施净化它，否则它将在居于大城市的250万人中间引起可怕的疾病。”［13］17《泰晤士报》的评论员几乎绝望地写道:“流入下水道的东西最终转移到城市心脏地带的潮汐中。它没有消耗什么，只是产生了疾病。整个城市，不仅仅泰晤士河现在受制于这无情的污染。”［13］178《庞奇》继续用漫画和讽刺诗表达观点。1858年，《庞奇》连载了一组漫画，描绘了污染河流带来的后果，其中一幅漫画标题为《“泰晤士老爹”向伦敦美女城介绍他的孩子们》(参见图4)，“泰晤士老爹”把他的子女介绍给伦敦美女城，其子女分别叫做“白喉、淋巴结核和霍乱”［20］。其涵义不言自明，即泰晤士河正通过河水把白喉、淋巴结核和霍乱等疾病传入伦敦城。

图4 “泰晤士老爹”向伦敦美女城介绍他的孩子们

斯诺正确地发现了霍乱的传播方式，然而他的观点并没有立即被社会和政府接受。1853－1854年，英国第三次遭受霍乱肆虐之苦。1866年，霍乱第四次爆发，穷人集中的伦敦东区(贫民窟的集中地)受害最深。在这次霍乱之前，斯诺的好友亨利·怀特海德(Henry Whitehead)牧师发表了两篇文章，提醒英国人阅读斯诺的霍乱调查和理论。1866年霍乱出现后，曾经拜读过这几篇文章的一位年轻的传染病研究者约翰·拉德克利夫(John Radcliffe)邀请怀特海德和他一起调查伦敦东区的霍乱疫情。两人追根溯源，找到了老福特(Old Ford)的蓄水池，并认为这是发病的根源，这个地区的许多水池都是被霍乱患者的排泄物所污染［8］393，这再次有力地证明了霍乱与饮用水的直接关系。霍乱与河流污染有关的事实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治理河流污染。

三、河流污染治理与霍乱的消失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1866年，议会任命河流污染委员会调查英国河流的污染状况及原因。经调查发现，居民的日常垃圾和工业废水、废液直接从下水道流入河流，是造成英国众多河流污染的元凶。从意识到河流污染到治理河流污染，英国走过了一条曲折之路。

1872年，议会下院在修订《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时，因第33条加入了禁止河流污染的内容，遭到部分议员的强烈反对，最终这条规定被撤销［11］170。1873年，渔业保护协会以1872年《公共卫生法》所忽视的内容(即第33条)为依据起草新议案，仍被否决［13］165。1875年，保守党占多数的议会下院通过了《大公共卫生法案》(Public Health Act of 1875)，其中规定:“任何地方当局都不得通过下水道把本地区内未处理的污水排入河流;任何政府要保证本地污水不会影响本地居民的健康，不会成为影响本地居民生产生活的有害物质，政府要组织工作人员定期对下水道进行清理和维护。”［21］2288该法案为改善下水道的排水、降低河流污染的程度和速度提供了法律依据。

1876年2月8日，新一届议会开幕，关于河流污染的法案依然是英国人关注的重点。在议会即将闭幕之际，6月9日，斯克拉特 －布斯(Sclater－Booth)提出了关于“较好防治河流污染”的议案。8月12日，该议案以《河流污染防治法》(The Rivers Pollution Prevention Act)之名载入了英国的法律体系。法案明确规定:“任何工厂、工业生产过程或者采石场的固体废弃物，或者任何垃圾或煤渣，或者任何其他腐臭的固体物质，排入河流中，或者污染了河水”，“任何人排泄或者故意纵容排泄任何固体或液体污水进入河流中”，都被视为违犯了本法案;如果工厂、矿山使用了“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对污染物质进行了无害处理”，那么，这些行为就不被认为是违法［22］787－788。

这项法案出台后，社会反应不一。有人认为该法案“为了公众的利益是如此之少，为污染者的利益是如此之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制造业者的法案”［4］249。而《利物浦信使报》(the Liverpool Courier)认为它是一部将会增进人民健康和舒适的可行立法［11］192。《布拉福德观察家》(Bradford Observer)认为它“不完善，但是总比没有立法好”［11］185。《约克郡邮报》(Yorkshire Post)号召利兹的反对派接受这个法案，否则“未来的法律规定可能更严厉”［11］186。史学家也对这部法律表示失望。沃尔认为:“河流污染的防治必须被视为维多利亚时代公共卫生史上最不能令人满意的事情之一。”［4］256比尔·拉金在论及《河流污染防治法》时直言它是“国家立法的失败”［13］158。

尽管这项法案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是英国历史上第一部防治河流污染的国家立法，也是世界史上第一部水环境保护法规。虽然具体条款存在模棱两可之处，但其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厂主随意排放工业废水的行为。它与《大公共卫生法案》相辅相成，有助于霍乱的预防和消除。《大公共卫生法》禁止下水道未经处理的污水流入河流，从而防止了含有霍乱病菌的污水经下水道进入河流;而《河流污染防治法》再次重申“禁止任何人排泄或者故意纵容排泄任何固体或者液体污水进入河流中”，防止河水污染，降低了沿岸居民因饮用河水而感染霍乱的风险。1892年，汉堡地区霍乱流行时，英国穷人依然饮用附近的河水，但没有感染霍乱，这有力地证明了河流污染治理在霍乱预防方面的良好效果［13］179。

时至今日，霍乱仍不时地出现在亚非拉较为贫穷的国家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忽视环境保护的国家。在此意义上说，探究19世纪英国的霍乱防治，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处理霍乱与河流污染乃至环境保护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仍具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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