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波

(重庆警察学院 法学系，重庆 401331)

北宋时期的西南主要是指当时的成都府路(益州路)、夔州路、梓州路、荆湖南路、荆湖北路和广南西路等地。北宋时期，西南地区因民族成分复杂、地理位置远僻而被视为“蛮荒之地”。宋承唐制，对西南民族地区仍然实行怀柔为主的羁縻政策。羁縻政策反映到法律控制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北宋皇帝通过诏敕对西南少数民族首领从经济支持、授官任用等方面进行法律优待;一是囿于狭隘的民族观，对西南少数民族不尽信任，在法律上体现出防范限制的一面。

一、赐田减税:北宋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经济优待

唐宋时期，西南地区民族众多，羁縻州县或某一部族往往由少数民族酋首直接统辖，土地占有和社会生产关系相对稳定。北宋建立后，西南少数民族上层大多纳土归明。所谓“归明”，南宋赵升在其《朝野类要》卷3中指出:“归明，谓元系西南蕃蛮溪峒，久纳土出来本朝，补官或给田养济。”翻检史料可以发现，西南少数民族纳土归明的记载比比皆是，聊举数例:

(真宗天禧三年)十二月，富州蛮首向光泽表乞纳土。［1］7806

(神宗元丰)六年正月丙申，经制宜州溪洞、知沅州谢麟言:“……生界思广洞酋长具到人烟户千四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六十三，纳土归顺。”［2］1548－1549

(徽宗大观二年)六月乙酉，涪州夷族纳土。……三年春正月丁卯，夷州纳土。己巳，胡

耳西道蛮纳土。二月丙子朔，播州纳土。［3］78－79

当然，纳土归明者众多并不意味着北宋不再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赐田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