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小微古村镇为中心实现产业集聚的苏南地区新型城镇化的路子，可谓是一石三鸟：一方面可以就近承接长三角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也为小微古村镇历史遗存的保护提供了经济支撑；第三，古村镇休闲产业的开发、地方特产的文化品味提炼、特色农业项目的选择都是利用区域资源发展文化产业的有益尝试。文章基于苏南小微古村镇的生存现状提出了分三步走的城镇化路径。

[关键词]小微古村镇；休闲旅游；文化产业；新型城镇化；长三角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4）01-0045-06

谈到城市的起源，无论是如古代源于军事堡垒的邑城，或如近代源于商品交换的集市，城市胚胎的共同特点是都依托于驿站、关隘、码头、渡口这样的交通枢纽之地。战争、朝代更替肯定会影响到某些城市，特别是首都；但对绝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的变迁则取决于交通地位的变化。河流改道路是古代城市沧桑的主因，陆运代替水运是近代城市兴衰的决定性因素。苏南城市源于历史上的邑城，也都曾是江、湖上的渡口，大运河上的码头；铁路代替河运之后，它们又成为铁路线上的车站；不变的区域交通中心地位是苏南经济自明代中叶以来在全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根基。自明代中叶以来，纺织业在江南的兴起，就依附在这些码头城市，各城市中早期的纺织厂也都临河而建。今天的古村镇，是当年中心城市纺织业的桑蚕基地和家纺制品的收购站，商人们把这里的家纺制品带出去，又把其它的生活必须品带进来。这些古村镇都有河道与中心城市连通，直到现今很多古村镇连接中心城市的河道仍在行船。中国的对外开放让沿海港口城市成为招商引资的龙头，成就了东部沿海省份30多年的快速增长，和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中国产业中心的地位。大批的农民从乡村来到城市，成为产业工人、城市市民，实现了他们祖祖辈辈的梦想。当历史走过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当中国的很多家庭欣喜于换车、换房的时候，人们也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已经变得令人窒息。

一、中国新城市化的背景

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快速发展之后，伴随着产业化的城市化所带来的居住成本过高、交通阻塞、环境污染等问题已经让产业集聚区的主要城市不堪重负，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让中国制造的人口红利渐失。这在西方国家的城市发展史上称之为城市病。发达国家为解决这些问题采取办法是通过产业积聚地由中心城市也向周边城镇的转移，从而构建卫星城、城市群的做法，来缓解中心城市的交通与居住压力。面对目前中国产业中心城市存在的城市病，专家们提出了在地城镇化或就近城镇化的思路[1]。本文认为，如果在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是指中西部省份的农民不要到沿海城市，而选择在家门口的镇上居住，这是不可取的；因为没有产业支撑的城镇化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说在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是指以中西部的中心城市为龙头吸引产业，在全国建立众多的城市群，从而分散京、沪、穗的压力这是可行的，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因为产业发展是不平衡的，中西部地区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它只能是区域消费的供给地。而面向全球的生产基地一定要尽可能地靠近沿海地区，才能降低生产运输的成本；即使在沿海地区，也一定要选择那些有产业经验、有研发能力、融资便利的城市。目前没有哪个省份可以代替长三角、珠三角的世界制造业中心的位置和北京政治中心、京津地区产业中心的位置；所以，人口在这三个地区的集聚也是必然的。就全国来讲，中西部在等待着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就江苏省来讲，苏北在等待着承接苏南的产业转移；就苏南来说，周边城镇在等待着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由此不难判断，最可行的产业转移是由制造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城镇的转移。苏南作为长三角经济发展带的核心区，五个中心城市市区范围内进一步实现产业积聚的土地储备已经用尽，但这一地区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产业向周边村镇的转移有了需要与可能。

二、以周边村镇为目标的城镇路径之学理分析

（一）卫星城模式的优势

产业在城市的集聚所引发的城市化进程是各国经济起飞阶段的共同特征，差别只是在于英国的城市化是通过圈地运动把农民赶进了城市的工厂，而美国、中国的城市化是农民为了养家糊口自愿到城市打工，加入到了产业工人队伍中来[2]。城市化是产业集聚的必然结果，但城市化反过来又有利于产业在城市的积聚；因为城市的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生活服务行业的分工，从而降低生活成本。这正应了上海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当城市发展突破最佳规模的临界点时，就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于是，摆脱拥挤的主城区以分散原产业中心城市的压力，成为新城镇化的基本定位。那么，摆脱主城区是在主城区的周边建立卫星城，或是让农民集中在家门口的小镇中居住，是两种新型城镇化的基本主张。经过争论人们发现，把农民限制在家门口的在地城镇化、就近城镇化是不可能：农民只所以乐意背井离乡到他们向往的大城市去讨生活；是因为大城市多样的就业机会，便利的服务设施，丰富的商品供给，厚重的文化氛围，值得他们为此而忍受都市高昂的居住成本。在产业中心城市周围建立卫星城的做法只所以是可取的，是因为卫星城离中心城区不远，交通又非常快捷，因此住在卫星城中并不失都市居住的便利性，而且又可以降低居住成本。如果这些卫星城镇能够很好治理，展示出其应有的“空气清新，阳光充足；鸟语花香，老街古树；河塘别墅，生态居住；食材丰富，民风质朴”[2]之古村镇风貌，那就不是穷人不得不住进周边的古村镇，而是有钱人要主动躲进古村镇了。

（二）老街、老屋的魅力

在北京部分有钱人专门买四个院居住，因为，北京的四个院即没有离开北京现代城市服务，又可彰显身份地位。个别人甚至大老远从北京跑到徽州的古村镇买下旧房子，把室内按现代生活方式进行装修，作为自己休闲时的去处，自己不住时还可对外出租。只是由于徽州毕竟离大城市太远，所以，没有成为太多人的追求。如果我们在苏南的乡村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古村镇，由于它们靠近中心城市，居住小镇并仍可方便地享受到中心城市的服务；所以，吸引部分人、特别是有钱人在这里做短暂的休闲居住完全是有可能的，或者像美国的小镇那样诱导大公司的总部在小镇上办公[3]，这在苏南也是可行的。目前在苏南地区，有不少单位组织员工到周边的古村镇进行拓展训练，或是组织管理层到古村镇一边休闲放松，一边讨论公司事务。这些活动都是在古村镇上由当地居住开办的农家宾馆或农家乐承办的。

（三）城镇化的国际经验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由乡村到城市，由市区到郊区，又由城市到城镇的三个阶段变迁，美国的城市化目前正处在第二向第三阶段的转变之中。那些在地理和文化上有特色的小镇成为美国人的首选。[3]对比美国城市化的路径，是不是说本文提出的中国城镇化的路子跳过了美国中心城市向郊区转移的第二阶段，而直接跨入到向周边村镇转移的第三阶段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说美国正处在第二向第三阶段的转变中，这实际上也透露出，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是不容易分清楚的，是交叉进行的。就我们身边的城市来说，下一步城镇化的进程，是选择郊区还是选择周边村镇，那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市郊比中心区房价差很多，市郊还是有吸引力的，如果市郊的房价也很高，而周边不远处的镇子又恰巧是“河塘别墅、生态居住”的那种，镇子当然也会成为人们的首选。

三、苏南小微古村镇历史遗存保护的价值

（一）苏南小微古村镇历史遗存保护的社会价值

从元代开始的官修地理志中，“江南”一词就被用于行政区划。清顺治二年（1645年）设立“江南省”，省府位于江宁（今南京市）。 清代“江南省”前身是明朝的“南直隶省”。清代江南省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淮河以南的江苏省、安徽省和上海市。无论是明朝的“南直隶省”，还是后来清朝的“江南省”，皆为当时全国最富裕的省份，清初时，江南一省的赋税占全国的1/3，而每期科考，江南一省的上榜人数就占了全国的近一半。出于国安考虑，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南省被分为江苏、安徽两省。解放军渡江解放江苏全境后，设苏南、苏北两个行政公署区，南京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1953年合并成立江苏省，以南京为省会。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五市，位于长江以南的江苏，习惯上称为苏南。江南水乡的地貌和吴文化的家园是苏南的文化标志。苏北为中原文化的南延，苏北与苏南文化差异很大，苏北人基本上听不懂苏南人讲话。南京、镇江的淮扬官话还好懂一点，苏锡常的吴语与上海、浙北、浙东人很像，只有他们相互之间能听出吴语的差异。太湖流域有7 000多年的人类生存史，自东晋以来，苏南一直是中国的粮仓，明清以来又是以纺织业为代表的中国近代产业的发祥地，这灿烂的农耕文明和产业文化，不仅以都市文化的形式凝结在苏南五城市，而且以更加丰富与厚重的乡土文化形式，根植于那星罗棋布的古村镇中，苏南五市中心城区周边拥有400多个有着完整历史街区，地理风貌独特的水乡古镇，周庄、同里、甪直（还有浙北紧临苏南的西塘、乌镇、南浔）只是这灿烂星空中最为耀眼的个体。

就乡土文化来说，它不仅存在于邑镇，也深植于集市，并共同构筑成乡村的文化生态；因此，保护乡土文化必须进行整体保护，如果只保护邑镇，而不保护集市，就丢掉了乡村商业中心多元化的特性。如果乡村集镇都消亡了，在未来人们的心目中所谓江南水乡就只有周庄、同里、甪直这几个地方，实际上江南水乡的集镇是星罗棋布的。在苏南，对于像周庄、同里、甪直那样有多个古建筑街区、完备的水路交通网和给排水系统的古村镇如何作旅游的利用，国内外已有了成熟的商业化动作模式；但对于其规模与特色作为旅游景点仅依靠门票收入不能实现收支平衡的古村镇（为叙述方便，本文把它称之为小微古村镇）来说，还没有一个恰当的保护与利用方法。小微古村镇绝大多数是历史上没有镇级行政级别的乡村集市。目前国家、省、市、县各级政府对古村镇保护规划的原则是：在一个地理文化区域内的古村镇群体中选择几个规模较大、保护较完整的作为代表提出保护，而不是对全体实施保护。这是文物保护的原则，而不是文化资源保护的原则[4]：即只有当一个古村镇作为一个旅游项目可以实现其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时才会在旅游利用中得到保护，否则就只能任其闲置或废弃。苏南的现实也正是这样：这些其规模与特色作为旅游景点仅靠门票收入不能实现收支平衡的古村镇，即使纳入政府保护范围，其老街老屋也是处于闲置状态，即不能拆，也无处用；那些没有纳政府保护的古村镇的老街老屋则在居民的随意拆建中变得面目全非。尽管小微古村镇的文化遗存在同类型的古村镇中并不突出，但它们也蕴含着乡土文化的信息，作为不可再生的资源，蕴含着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如何保护这些文化遗存，为今天特别是将来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可持续的方法是变“文物的保护”为“文化资源的利用”[4]，即通过文化资源的经济利用达到保护的目的。这不仅是苏南的问题，也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

（二）苏南小微古村镇历史遗存保护的产业价值

苏南地区小微古村镇上的老街、老屋，它们没有太多的富商宅院、名人故居，就是普通的村镇集市。房矮巷窄：最低的房子，人们伸手可以够得着房沿儿；街窄的地方，两个人相向而行也需注意避让。可以说小微古村镇上的老街是普罗大众的老街。苏南地区小微古村镇上的古民居也有着典型的江南民居的特点：以抬梁硬山式砖木结构为主，青砖黛瓦，木雕、砖雕和花纹多样的格扇门窗，布局以平房和两层小楼，二至三进院落为主，适应了街市“上宅下铺”、“前店后坊”的功能配置[5]。

择水而居的苏南水乡，其村镇建立之初的地理格局多以水运码头为中心向周边延伸，临河建立商业街。商业街的店铺与房舍常常是镇上最好的房子；但随着陆路交通成为主流，村镇又以公路为依托开发新的街市，于是，码头边上的商业街成为村镇的老街。随着居民在新街上的集聚，商业、服务业逐渐撤离老街，最终导致老街上有街无市，让老街失去商业中心的地位。加上房子年久失修，老街于是沦落为廉租店或低收入者的居留地。

苏南五市每个城市周边30公里范围内，都会有30～50个这样的古村镇，这些村镇每10～20分钟都有一班到市中心的公交车，它们都在市区商业中心大件商品的商圈之内，实际上已经是市区的副中心区或卫星城。在这些村镇中，多数是老街、老房整体得到了保留，至少是零星的老房子还在，老街的空间都还保存完整。与新街相比，一眼就看出其浓重的水乡韵味：小桥、流水、临河而居的宅院[5]。现有的老街、老屋通过整修门面、恢复商业、保持卫生，老街仍是一个适合商业与居住的地方。在苏南新型城镇化的探索中，利用小微古村镇的河塘、老街建立特色小镇、文化村社来吸引投资，实现产业集聚，即可以降低由于产业在中心城市的过度集中所带来的居住成本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的困惑，也为古村镇历史遗存的保护找到一个经济化的平台。

四、苏南小微古村镇新型城镇化的步骤

（一）科学规划、加强管理，恢复老街的居住功能

对古村镇居住区进行整体规划，路不宜过宽，房不宜过高，前后错落，高低错落。维护建筑群落“自然的街线、高低不同的天际线”。[6]对于部分居住膨胀的老街，鼓励一部分人搬出去，恢复原有的院落功能；对于被居民放弃的老街，可以通过整修，变成公共租房。充分利用现有的河、塘进行景观房产的建设，让沿河的院落、码头从颜色到格调浑然一体，把村镇开发与老街、河塘的保护结合起来。力争部分小吃店、特产店、手工艺作坊重回老街，或在老街上开立分店；利用老街保存较好的老房子，开办客栈，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老街的商业与服务功能。同时，借鉴社区化的卫生保洁、治安管理，先让老街变成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区化的卫生保洁、治安管理，先让老街变成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

（二）开发老街风情、特色小吃和观光农业三位一体的休闲旅游

把老街的历史遗存，和就地取材的农家乐，以及果园、菜地、瓜棚、花房、休闲河塘为内容的观光农业项目结合起来，提供休闲旅游服务。小微古村镇的老街、餐饮和农业生产单看上去特色都不突出，但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有特色的休闲去处。小微古村镇开发的原则是：第一，老街的整修要以基本的保护为主，在政府无力投入时，首先要鼓励镇民、村民行动起来装扮好自家的宅院。第二，农家乐的特色是就地取材，突出生态与无公害的食材特性，当然传统的地方小吃也是一个选项。第三，观光农业要坚持一边生产，一边旅游的原则，以农产品原有的市场需要为基础，附之以旅游观光需求，这就不用担心建好之后，没有人看，或者是火了一把之后，就没人来了。第四，各地市在选点时要把握一个节奏，先选择其中保留较完整的、最具地方特色的几个古村镇作为试点，积累一定经验之后，再陆续开发新的景点，做到常看常新；不能一哄而上，造成过度竞争。就一个景点的建设来说，投入也要把握一个节奏，不必一步到位，因为项目开发都是有成本的。第五，单独一个小微古村镇可能不值得一看，由3～5家小微古村镇群体就有了选择的价值；所以，鼓励片区内的古村镇之间加强合作，产生规模效益。[7]第六，为诱导旅游，可以从大学生的地域文化的认知旅游进行启动。江苏省是教育大省，全省有大中专院校105多所，在校大学生人数95万，其中苏南就占了2/3。另一方面，苏南作为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发展带的一翼（另一翼是杭州、湖州、嘉兴、绍兴、宁波），也是长三角产业带的核心区。长三角产业带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加上苏南五市与上海、杭州之间不超过300公里的路程和这一区域内便利的交通条件，形成对区域内稳定的各城市间相互交叉的休闲旅游需求。

（三）打造古村镇文化街区，创设特色小镇，实现产业集聚

利用老街上保存较好的房子或者过去大户的宅院进行整修建立村史馆，收集有地域特色的家具、农具、文化器物进行陈列，并把地方名人与历史典故以展板的形式在村史馆内进行展览。在一个片区的古村镇群中，选择有条件的古村镇建立地方戏曲舞台或艺术茶楼，并吸引艺术工作者、特别是高校的相关专业前来开办工作室，力争把有条件的老街打造成文化街区；然后以特色小镇、文化村社的名头对外招商引资，实现产业集聚。苏南处于长三角产业的核心区，充分利用产业核心区产业发展的外溢效应，承接产业转移，实现与产业中心城市的分工协作。注意，文化街区的创设不可能遍地开花，所以本文的提法是“有条件”的古村镇，这所谓的“有条件”是指在一个片区中，规模较大、特色宣明的小微古村镇。

五、结 论

（一）新型城镇化是否成功要看其是否有利于产业转移

我们首先分析一个古村镇的老街是如何变得不适合居住的。因为一个院落可以供养的人口是有限度的，结婚生子人口繁殖，当几个孩子长大成家后，本来是供一家居住的院落，就变成由几家占有，如果再有兄弟不和之事，院落中间又不得不用界墙分开。乱搭乱建不仅占去了院中原有的休闲空间；而且花井、厕所这些公共设施也不堪重负；于是，老街变得不适合居住。实际上不是老街房舍的格局有问题，而是住户过度膨胀、乱搭乱建，造成了院落功能失调所致。由于老街房舍结构各异，加上老街上现在留下来的多是低收入者，老街住户对新的服务设施，如煤气、有线网络的需求不旺，故而导致老街上的居民区新的服务设施建设滞后，老街越发不能适应现代生活需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小微古村镇的发展必须对古村镇进行改造，才能让古村镇变成一个适合居住的地方；但如果借助推进城镇化之名，大搞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之实，这反而会迟滞引资的步伐。

城镇建设不等于城镇化，南京大学校长洪银兴说，新型城镇化是否成功要看其是否有利于产业转移，而不应该是一场新的房地产开发浪潮[8]。一个小镇没有大面积的房地产项目，这个小镇的居住成本就不会上升，小镇制造的产品才会有竞争力。当房地产项目上来后，老房子也会比照新房子来收租金，小镇居住的成本上升；所以，房地产开发对于小镇招商引资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促进，而是阻碍。自新千年以来，各地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不断上升的城市生活成本，让中国制造的人口红利尽失，不少外资开始撤离中国，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国出口受阻，经济学家提出用拉动内需来支撑经济增长，当买车、换房、家电更新这些题材都用尽之后，专家们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来扩大内需，随后各地文化产业园如雨后春笋般铺开，实践证明发展文化产业是以创意为前提的，而创意不是一个立杆见影的事情，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看来，发展文化产业以扩大内需的路径是远水不解近渴；于是，专家们提出了把进一步城镇化看成是拉动内需的最佳题材。所谓城镇化拉动内需就是房地产开发拉动内需，而通过房地产开发拉动内需实践证明是饮鸩止渴的办法，所以洪银兴的话是有的放矢的。

（二）新型城镇化是否成功还要看其是否有利于文化的保护

山、原、河、塘的地理脉络支撑着一个地区的农、经发展，并确立其区域的交通、商业中心地位。民俗、信仰、共同行为规范的文化脉络构筑了民众生活方式的核心价值，孕育了群体的团结、和谐和思想丰富。可以说古村镇的地脉与文脉是乡土文化保存。的基石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的支柱。在苏南五市的周边，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有较大型的古村镇成为某个产业的集聚地，并与中心城市的产业进行着分工协作；但在这些古村镇的开发中，镇区的河塘遭受到严重的污染，老街、老屋几近消亡，镇区的地理脉络、文化脉络已经模糊。可以说，先前的城镇化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是一场文化的浩劫。镇区的居民尽管也享受到交通、购物的便利，但缺少引以自豪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这也是为什么一些古村镇在先前的产业积聚中没有成就区域性市镇的原因，所以，本文这里要强调的是产业积聚是人口积聚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如果没有宜居的环境吸引人，当产业发展的热度退去，城镇也就开始衰落了。城镇与产业的关系是：因为城镇居住条件好，所以产业愿意到这里来；反过来看，因为产业到这里来，所以城镇必须建设好。本文认为，以小微古村镇为背景的苏南地区新型城镇化路子之成功与否不仅要看其是否有利于产业转移，而非变相的房地产开发；还要看其是否促进了地域文化的保护，而不应该是一场新的文化浩劫。

（三）古村镇招商引资要把握住一个节奏

美国小城镇招商引资经验是：小城镇常常是由市长出面，同时与几家企业进行接触，最后选定一家最适合在本镇发展的企业。随后以这家企业为基础，不断引进相关的配套企业，最后形成一个上下游企业相互支撑的企业群。正如杰克·舒尔茨在他的《美国的兴旺之城》所描述的伊利诺伊州的艾芬汉姆镇那样：“一个人开办了一家小型的出版公司，它受到地方银行的支持，因为银行对投资自己的城镇很感兴趣。随着出版公司的发展，会雇佣5个、10个、50个，甚至100个雇员。顺着这条路，就会产生新的企业：一个文印店，一家与出版公司合作的软件公司和音像公司，图文设计公司也会应运而生。自由作家、编辑、摄影师、艺术家和设计师都能在这里找到工作。小镇就兴旺起来了。”[3]而且随后这兴旺发达的浪潮一个接一个。基于美国经验，苏南小微古村镇在未来的城镇化中不要选择建立产业园，然后大规模地招商引资的做法。这种由政府主导，而不是由市场推进的引资，已是很多城镇开发的教训。苏南小微古村镇要做的是首先规划好、管理好小镇，让它成为一个生态宜居之地、旅游休闲之地，然后再选择最适合自己村镇发展的产业。小微古村镇招商引资的规模要考虑小微古村镇的承载能力，千万不要忘记自己作为中心城市卫星城的附加地位，超越自身规模与承载力的发展就会带来城镇病。

（四）通过经济实践来激励古村镇居民的文化自省

长期以来“水费、电费、通讯费，上学、就业、买户口”[2]，城乡有别的歧视政策所造成的城乡对立，让中国的乡村存在着强烈的城市化追求，这不利于镇区的古建及传统习俗的保护。比如，游人诉求菜园式的农舍，而镇民们梦寐的是小区里的单元楼；游人诉求小镇的宁静，镇民们则羡慕车水马龙的不夜城。老街居民自主的房子改造，把砖木结构变为钢筋水泥结构，木窗户变为铝合金窗户，外墙粘贴上鲜艳的磁片，改建或新建房子的新潮外饰与老街、老屋的风貌格格不入。另外，乡村干部与市区干部不同的培育土壤，他们的眼界如何才能承担得起古建、乡俗之规划、保护的重任；这也是小微古村镇未来发展的严峻课题。好在这些年来农民外出打工，电视、网络的文化专栏让古城镇居民的文化保护意识开始觉醒；但与古村镇文化保护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本文认为，保护乡土文化的最好方式是让农民认识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文明成果的社会价值，特别是经济价值；所以，通过建设特色小镇、文化村社，实现招商引资，让小镇繁荣起来，让居民通过生活的现实经历不断提升文保意识，特别是独立思考的意识是最行之有效的途径。

（五）古村镇要坚持以生产、生活为基础寻找创意

人类的文化史实际上是一个生存史，为了生存必须不断创新。所以创新不是总表现为科技发明，更多地表现为生活创意。可以说，创意存在于生产活动的每个环节，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台湾作家龙应台（2012）说，提到创意，就会让她想起在古时候，人们会把葡萄变成酒，再发展成红酒的品牌，进而让品酒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她认为这就是一种创意[9]。和其它地方一样，苏南的每一个古村镇都有自身的特产，个别的还会发展名吃。如何把豆腐、酱菜、竹笋、河鲜变着法的吃，只要用心的想肯定会有很多的创意。这是培育居民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苏南各地有很多的果园、花木基地、江湖岸边的养鱼、养虾、养蟹的养殖场，这些特殊的生产场所只是开发了农家乐，如何进一步把农家乐与休闲河塘结合起来，让生产场所、接待场所都洋溢着文化创意，不难想像古村镇的创意项目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小城镇的并不缺少创新意识，因为为了生存小城镇居民有着更大的创新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在大城市仍然存在着创新不足的情况下，本文却提出了让小微古村镇居民进行创意开发的原因所在。

（六）中心城市在新城镇化中要快速转移落后产业，实现产业升级

2005年5月4号，纽约时报刊登了美国记者克里斯朵夫的一篇文章，并罕见配了一个个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在这篇文章中克里斯朵夫说：“公元前2000年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城市，伊拉克的乌尔应算一个；公元前1500年前，可能是埃及的底比斯；公元前1000年前没有一个绝对的中心城市，如果有的话，黎巴嫩的西顿也算作是；公元前500年前，应该是波斯（现伊朗）的波斯波里斯；公元1年，罗马；公元500年，也许是中国的长安；公元1000年，中国的开封；公元1500年，可能是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公元2000年，纽约；公元2500年，上面列出的可能一个也不是。”[10]克里斯朵夫最后得出结论：“从中国开封的变迁中今天的纽约应该接受的教训有两点：第一，就是保证科学技术优势和健全的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历史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依靠的正是先进的文明、领先于时代的贸易政策以及一系列技术革新，例如发明了铁制的犁、印刷术以及纸币。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开始轻视贸易和商业，在那之后的600余年时间里，经济停滞，人们的平均收入再没有提高过。第二，是要注意自满的危险。因为那时，中国开始习惯于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并认为无须向其他国家学习——这也是衰落的开始。”[10] 本文只所在这里大篇幅引用克里斯朵的这段话，是想提醒产业中心城市的决策者们，特别是中国都市的决策者们，如果他们整天想的只是如何限制外来人口，治理交通拥堵，而不考虑城市整体创新的话，这实际上已经导致城市的竞争力在一天天的下降，而他们却并不自知。城市病并不可怕，因为各国发展史上都出现过这些问题，关键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城市病解决了，城市也就发展了，这就是一个城市的创新过程。把技术水平不高、附加值不高的产业转移出去，引入高新技术产业，用产业转移带动产业升级，是产业中心城市刻不容缓的举措，决不可以为新城镇化是周边城镇的事情。

综上所述，据说欧洲的文艺复兴可以直译为回忆往事的运动[11]。欧洲精英们在回忆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超越历史，发展出新品，开创艺术大发展的年代。文艺复兴和科技革命、宗教改革一起开启了欧洲市场经济制度的新时代。中国现今也正处在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思想反思之中，焦躁与不安的中国情绪在思虑中激荡，总有一天要出现思想的勃发。愿这个思想的反思能开创一个城镇化的新时代；再现辉煌的中国、美丽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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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king the ancient small and little towns as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s in south Jiangsu Province has three benefits：Firstly，it is easy to undertake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Secondly，it provides the economic support for these towns' 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 Moreover，taking the advantages of regional resources is also a beneficial attempt to develop local recreation industries，refine native cultures and select featured agricultural projects. This paper suggested three steps promoting the urbanizations of these towns which have been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consider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se towns.

Key words：ancient towns；cultural relic protection；countryside tourism；the leisure industry；Yangtze River Del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