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菲

【摘要】“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是我在杨先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中所感悟到的治学精神。杨先生从纷繁复杂的史料资料中，抽取出主线，选择出重点，将我国古代音乐种类、乐律、宫调理论、音乐美学思想和乐器等诸方面以历史的发展、变化角度为依据而撰写出的这部著作，不仅在音乐方面涉及到了考古学、文学、音响学、民俗学等众多知识，而且这些学问知识杨先生都勤加研究和考究过，甚至有些是亲身实践体验过的，这“精”与“勤”的治学态度便是所有学习者都应该推崇的。

【关键词】杨荫浏；音乐史；古代音乐

静夜，伴着温黄的灯研读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手握着书卷，脑中不由地生出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一段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之所以生出这样的念头，乃是在研读这本书时认为杨先生在著书之中的艰辛路程极好地诠释了这番论述。无论是在著书之前对中国音乐史现状的感慨而“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还是在著书过程中不辞辛劳，搜罗各种文献史籍资料而“为伊消得人憔悴”。即使迫于当时艰难的社会政治背景，使得这本著作不得不滞后20年才完成，却仍是“衣带渐宽终不悔”，最终是守得“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书是每个研究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习者必读的著作，王子初先生曾评价它为“迄今半个世纪来，研究中国音乐史著必读的基本参考书，后者无出其右”。如此至高的赞誉想必无需我辈再作赘述了。作为研读此书的个体来说，我从中得到了许多学习上和学习外的启迪，有想于此，当在继续细读此书时，杨先生在撰写这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体现的“业精于勤，行成于思”的治学态度，则最是让我为之敬佩和学习。

“业精于勤”，这是我在研读此书时最大的感触，从书中对于音乐史的脉络的详述和音乐各方面的探究论述，无不体现杨先生在音乐专业上的“精”，从三点来说：

首先，本书中引用了大量古代经、史、子、集等文献中与之音乐相关的资料，如在谈及远古时期原始音乐内容时，就引用了《吴越春秋》《吕氏春秋》《礼记》《尚书》等古文献中有关此内容的记载；在论及六代乐舞的内容时，就引用了《山海经》《左传》《论语》《周礼》等与之对应的古文献记载；在阐述汉代乐府时，把《汉书》《后汉书》《乐府诗集》《晋书》《史记》等文献记载的汉乐府资料一一囊括，论述汉乐府的设立、任务、兴盛及其与统治阶级关系等等。总之，只要是与音乐史相关的文献书籍和资料，杨先生都穷尽似的注入此书中，供研究学习者们参考阅读。这些资料详尽的“精”背后又是多少“勤”才缔造的啊！

其次，便是这本书对于中国古代音乐中民歌、乐器、乐律等音乐方面追根溯源的详尽论述，比如民歌，此书对于各个年代时期民歌的不同变化作了如实论述，从春秋战国时期民歌的搜集、整理和“采风”到对具体民歌集《诗经》《楚辞》的介绍；秦汉时乐府机构的成立，民歌的兴盛，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和大曲、清商大曲等的繁荣，再到清末各种民歌的百花齐放，把民歌在我国古代时期的各种发展状况以历史的形式来详细述说，使阅读者对民歌有一个直观的音乐历史感，这对于音乐史的学习者来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音乐史观的培养。

最后，这本书对于古乐曲、谱的大量搜罗和研究，使音乐史学有谱可探、有曲可究，而这也印证了杨先生早些时候提出的“使中国音乐史成为一部有音乐的历史”这一观点。如书中谈到的从《乐记》中整理出来的有关西周乐舞《大武》的表演概况。想从文献中找出先秦时古乐舞的音乐资料是相当困难的，但杨先生从仅有的文献资料中解析其中的内容结构，再比照汉唐和明清时遗留下的与之类似的音乐舞曲来进行剖析，使现今的学习者们能窥探出古乐舞的大致面貌来，这已是不可多得的资料了，同时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尚待继续研究的课题；还有杨先生对《诗经》中各种诗歌曲式结构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诗经》中运用了十种曲式结构的结论以及《广陵散》《胡笳十八拍》的大致曲谱，这些对于没有太多音乐、乐谱留于世的中国音乐来说无疑是一本珍贵的参考书。无论从书中对于文献的详尽引用还是对书中音乐知识的论述或是其他个人研究成果的提出，都显现了杨先生对专业的“精”，而想要学问的“精”便需要杨先生的“勤于思考，勤于钻研，勤于研读”来促成，“业精于勤，荒于嬉，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说的便是这了。

“行成于思”，这“行”当是行动、行为了，杨先生在这一点上体现的就更为淋漓尽致了。杨先生对于自己不懂得或是不太了解的知识和事物，都秉着身体力行的原则进行亲身的实践尝试来学习钻研，再通过自己的实践体验结合文献资料的叙述进行研究，得出自己对这一观点的看法。如：在研究西汉荀勖笛律的问题时，为了更好地弄清楚荀勖对于“管口校正律”是怎样解决的和是否准确这一问题，他根据文献上仅有的材料作初步试验，可难题是文献记载上仅有的材料没有记录荀勖管口径应该是多大，每个按孔应该多大，所以杨先生只能设想荀勖的管的管径和按孔的大小与目前民间最普遍流行的一种萧差不多，以此来制作试验。而用这种办法制成的荀勖黄钟笛，吹听起来，其七声音阶各音间的音程关系，大致上是符合于三分损益律。正是由于杨先生这种勤于思考又善于亲身实践自己疑虑的学术态度，成就了此书，也成就了杨先生，可见“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試想如果杨先生写音乐史或其他的论著时，不曾对每一个问题经过详尽思考掂量又不去重视亲身实践，如果他不曾亲自做过好几百支笛子来研究音准，或是他不曾亲自到过山西五台山、西安何家营去调查过古老的记谱法，就很难考证荀勖笛的正确性和正确解读南宋姜白石的歌曲了；如果他也不曾与道士、民间吹鼓手一起搞过合奏，就很难写出十番锣鼓与十番鼓的区别等精细的论述了。“实践便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乃真理也！

“业精于勤，行成于思”是我在杨先生此书中所感悟到的治学精神。杨先生从纷繁复杂的史料资料中，抽取出主线，选择出重点，将我国古代音乐种类、乐律、宫调理论、音乐美学思想和乐器等诸方面以历史的发展、变化角度为依据而撰写出的这部著作，不仅在音乐方面就涉及到了考古学、文学、音响学、民俗学等众多知识，而且这些学问知识杨先生都勤加研究和考究过，甚至有些是亲身实践体验过的，这“精”与“勤”的治学态度便是所有学习者都应该推崇的。试问“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不明就里，就应该去探究，然“惑而不解，也不从师，终不得解矣”。杨先生经历几十年的艰辛治学才终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啊，而作为还在学习中的学生，在面对波折和困苦时，就不应该有抱怨和望而止步的思想了，杨先生的这种“精”和“勤”的治学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