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德树

2012年11月19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同年11月29日，他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再次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途径，“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报告中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这段精辟论述，是我们党全面总结自近代以来，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复兴道路的经验、教训后，得出的毋庸置疑的坚定结论，“道路自信”的提出，充分显示了我党坚定不移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认为，一定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回溯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探索并形成的过程，无不伴随着艰辛的文化抉择，正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成为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共同的文化选择和信仰后，才指引中国真正走出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近代中国社会主题

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不断加剧，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亘古难见的不平静，这种不平静和以往的改朝换代显然有着本质上的不同，除了激进之外还多了更多的理性，因为近代中国并非只有民族独立这一个主题，还有另外一个主题，那就是民族复兴。胡绳同志在谈及近代中国问题时曾说：“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不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教育发达，工业化、民主化的国家。在近代中国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其一，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其二，如何使中国实现近代化。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因为落后，所以挨打；因为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1]刘大年也曾说过：“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两个问题内容不一样，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2]这种理性的认知使得面对危机来临的无数仁人志士，不仅仅把推翻当权者作为己任，而且还费尽了千辛万苦不断地寻求真正的救国救民的真理，这种精神和意志才是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

这段历史众所周知，很容易就可以回顾。从早期维新派开始“开眼看世界”，到“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再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参与实践和探索的不仅有地主阶级改革派、农民阶级，还有资产阶级改革派和革命派，他们有理论有实践，有改革有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都没有找到一种真正揭示人类社会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思想武器，去正确指导各自的政治实践，从而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带领灾难深重的古老中国走向自由独立的民族发展之路。正在“中国向何处去”、“怎样去”这一关系着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时代中心问题面前苦闷徘徊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3]“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不过是对中国人民接受马列主义、选择马列主义所指引的革命道路这种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形象化表述，但是伴随着西学东渐大潮悄然来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才在中国迅速传播，并被越来越多先进的中国人所接受，形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瞿秋白曾用“起翻天的巨浪，摇荡全中国”来形容当时思想变动的狂潮。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运而生，并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为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而不屈不挠地奋斗，从此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也开启了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复兴伟大道路的历史征程。

二、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

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这个鲜明的理论特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即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理论成果和在其指导下的革命建设的实践道路，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涵，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概括为：实质是实事求是，要义是创新，主题是发展。实事求是彰显追求的是求真务实的文化品质，创新追求的是与时俱进的文化品质，发展体现的是勇于追求的文化品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本质在文化上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和贡献，就是改变了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从而引导了20世纪后中国的发展走向。同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接纳吸收的过程，是中西文化双向选择中相结合的过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构建一种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新的民族文化，中国文化才能持续焕发勃勃生机。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又可以解读为文化传播、文化选择、文化契合和文化创新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包含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并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理论特点。邓小平同志把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归纳为三个基本方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方面无不饱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体现了我党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最基本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重要理论成果，是在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深刻变化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具有更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endprint

第三，中国道路是自1840年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后，历经资产阶级改良、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探求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由此可见，中国道路的主题就是革命和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道路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所以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摸索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发展道路。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

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近代以来，革命和建设的主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革命是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前提，建设是巩固革命成果、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所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他们对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主题的探索和认识，始终是一致的。从这个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那就是中国特色的建国之路和中国特色的建设之路，其实质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论源于实践但又超越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历史实践过程，同时又包含源于这个实践过程而诞生的丰富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从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将其视为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伊始，民生凋敝、国家危亡，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实现国家独立、人民做主、民族解放。时代的要求，让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观察中国，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实践，最终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俄国道路的，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实现全国解放、建立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国道路，与之相对应诞生的革命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面对如何建设新中国的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中国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这一时期在探索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失误，但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准备。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针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新的探索，从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整个历程，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实践过程，是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主题的变化不断超越的过程，也正是这种不断超越，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得到不断发展，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

十八大报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统完整的阐述及“道路自信”的提出，特别是习近平系列讲话中，关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论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和战略的高度，鲜明地回答了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标继续前进的重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自上世纪初选择马克思主义后，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品质的真实写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不断走向深入，相信“实践、理论、民族、时代”这四个特色将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进一步得到体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赋予浓郁的时代特色和中国特色，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胡绳.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A].胡绳全书：第三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7.

[2]刘大年.当前近代史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A].刘大年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

[3]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1.

（作者系淮海工学院副研究员、法学博士，党委宣传部部长）

责任编辑：彭安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