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潮汕文化背景下的民间慈善心理<br/>——以2013年潮汕“8·17洪灾”民间救助为例

论潮汕文化背景下的民间慈善心理
——以2013年潮汕“8·17洪灾”民间救助为例

2014-10-11詹丽峰秦国柱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年2期

关键词：善堂潮汕人潮汕

詹丽峰，秦国柱

（1.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汕头515041；2.汕头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学系，广东汕头515063）

论潮汕文化背景下的民间慈善心理
——以2013年潮汕“8·17洪灾”民间救助为例

詹丽峰1，秦国柱2

（1.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广东汕头515041；2.汕头大学法学院公共管理学系，广东汕头515063）

以2013年潮汕“8·17洪灾”民间救助为例，分析了潮汕文化背景下潮汕民间慈善心理主要表现为慈善认识、慈善情感和慈善行为三方面，分别为：乐善好施的价值认同、“胶己人”情义催化亲社会行为、从善如流的灵活作为。在此基础上从人的道德发展和文化更新两个维度做了进一步的反思，旨在优化民间慈善心理，提升民间慈善素养，促进民间慈善事业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更好发展。

民间慈善；潮汕文化；慈善心理；“8·17洪灾”

目前我国有关民间慈善活动的研究比较薄弱，为数不多的研究多涉及组织制度等方面，[1]有关民间慈善心理的研究比较少见，在潮汕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民间慈善心理研究更是空白。本文以2013年潮汕“8·17洪灾”民间救助为例，研究潮汕文化背景下民间慈善心理，在此基础上探讨基于文化心理视野的民间慈善的发展，就教于方家。

一、慈善、民间慈善与民间慈善心理

慈善精神不仅是人类社会一以贯之的普遍价值理念，也是和谐社会的道德要求。社会和谐最根本的问题是人际关系尤其是利益关系的和谐，[2]而慈善精神是维系和体现这种和谐的重要精神力量，它对促进人们的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有着重要的作用。贝克尔(G·Becker)将慈善定义为:“如果将时间与产品转移给没有利益关系的人或组织，那么，这种行为就被称为‘慈善’或‘博爱’”。慈善行为具有两大特点：自愿性与无偿性。慈善的自愿性体现在，慈善资源的聚集依赖于个人和组织在时间、金钱等方面的自愿捐献，绝对没有强制的成分；另一方面，慈善行为是捐助者无条件地向受助者提供帮助和服务，不求任何回报，它在本质上不同于经济行为。这种自愿性与无偿性决定了慈善活动发自民间的重要意义和作用。综观发达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慈善事业发展得比较成熟，与民间慈善组织的参与是分不开的。[3]因此，加强对国内民间慈善组织在生成机制、运作逻辑、社会效率和慈善心理等方面的研究，将从根本上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慈善一词，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非常广泛，“慈”是长辈对晚辈的爱，“善”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互助，据《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慈善”一般指慈爱、善良、仁慈，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关心、爱护和帮助的行为，又指人的一种心态，包括同情心、怜悯心等，当人与人的关心、爱护与同情成为时尚，当这种心态已经由个体发展到全社会的共同行为和共同心态时，慈善就具有了社会心理、社会伦理和社会行为的意义，是真正的“幸福工程”，也是“中国梦”应有的题中之义。因此，从其本源来说，慈善就具有强烈的心理意义，对民间慈善心理的探讨，是民间慈善的研究十分重要的一环。

有学者认为，慈善心理是个体面对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或事时，发自内心表现出的对慈善的认知、情感、意志，并最终在利他动机下以捐赠、志愿者服务等亲社会行为表现出来的心理过程。[4]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慈善心理的研究就是慈善态度的研究，而态度是比较持久的个人内在结构，是外界刺激与个体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个体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受其态度所调节，态度是由认知、情感、意向三个因素构成的，[5]态度的情感因素又与人的行为密切相连，所以，研究民间慈善心态，不可避免要涉及对民众的慈善认识、慈善情感与慈善行为的分析，而本文所涉及的慈善心理，主要是指施善者的心理。

图1 ：慈善实施过程

如图1所示，学者研究慈善过程的三分模型显示，整个慈善实现过程都是在一定的慈善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发生的，各主体的活动也必然会受慈善文化的规范和社会环境的制约，[6]因此，研究民间慈善心理，不可避免要考虑社会文化的影响。

二、“8·17洪灾”潮汕民间救助的特点

2013年8月中旬，连日的暴雨让广东各地纷纷遭遇洪水的肆虐，其中汕头的潮阳、潮南，揭阳的普宁更是遭遇了百年难遇的洪灾（媒体称为“8· 17洪灾”）。与其他灾区有所不同的是，洪灾暴发之后，潮汕地区的民间救助活动十分突出，为有效赈灾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并不是说本地政府的救灾角色不重要，更不是说其他灾区民众缺乏自救行为，而是说，从媒体的报道与学者的观察，在同等情形下，潮汕地区的民间自救活动有其特点，研究其特点以及背后的文化心理，并进一步改善发展之，有助于更好地发展民间慈善事业，起到为政府分忧解难、促进建设和谐社会的作用。

（一）民间救助积极踊跃

“8·17洪灾”发生之后，除了潮汕本地自救外，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是身在外地的潮汕人各种形式的救助特别踊跃。例如，李嘉诚向潮汕灾区捐款1000万，新恒基集团、国美集团捐资600万，陈经纬捐款300万，潮商会郑楚州捐款280万，康美药业捐款200万，三辉麦风捐助20多吨面包食品，卜蜂莲花捐助40万元物资等等。此外，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的潮汕人反应迅速，水灾发生两天之内就将干粮、药品、移动电源等灾民日常生活需要的物品送到了灾区。这也导致一时间内，潮汕的城市乡间可以看到许多的粤A、粤B车牌。[7]

下面两则来自广州和深圳的报道，从一个侧面反应这次在外潮汕人民间救助的力量及其所起到的作用。“自17日潮南遭灾以来，在该区的陈店镇、两英镇、司马浦镇等处处都能见到民间志愿力量在现场派送物资、救人的身影。他们中，大多是潮汕乡亲，有的来自汕头市区，有的则是从广州、深圳等地赶回老家。在政府积极救援的同时，民间力量也成为救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8]“8月19日，深南天虹商场的收银口全天都排起了长长的队。操着潮汕口音的人们几乎把商场里的大米、食用油、方便面、矿泉水等物资全部搬空。截至21日，仅华强北潮汕友谊联盟会即已陆续运送价值达100多万元的物资到达汕头潮南区，缓解了不少群众的燃眉之急。”[9]

由上述报道可以看到潮汕人群的分布特性，即全球性与地域性。善于经商的潮汕人可谓遍布全球，敢打敢拼，绝不死守祖地，而一旦家乡遭遇危难，潮汕人又拥有格外强烈的家乡意识，能够出钱出力，挺身相助。

（二）民间救助依托组织

潮汕民间救助的另一特点，就是依托各种形式的组织，如本地的善堂与宗族、外地的各类社团。潮汕人也较之其他地区的人们拥有更浓厚的宗族意识，这种以德高望重老人作为“权力中心”组织起来的人际网络，一旦遭遇灾难，内部的自救行为也就显得更加有序和有效。潮南陈店镇的道路修理，分派志愿者带领专业救援队进行施救，种种自发有序的自救行为，都体现了潮汕人独有的自救网络的实效与高效。

善堂，是非常具有潮汕地区文化特色的民间慈善组织，仅汕头地区，就有规模不等的善堂100所左右，主要分布在潮阳潮南两区。《南方日报》报道中写道：“存心善堂，作为汕头历史最为悠久的慈善机构，在这次水灾中反应非常迅速。……到昨天为止，善堂已经运出10卡车共100吨物资”。此次“8.17洪灾”中，善堂的善举遍及乡里，为灾民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同时，善堂也起到迅速承接外来援助的“接口”与“渠道”的作用。

除了本地传统的组织之外，满足潮汕人喜欢“抱团”而组成的各种社团组织，在赈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仅《民间救援灾区发力，潮汕乡亲千里驰援家乡灾民》（南方日报）《在深潮人组团救灾一呼百应》（深圳特区报）两篇新闻报道中，所提及的组织就有7个，分别是：汕头存心善堂、中华精英会、深圳潮汕商会青年工作委员会、汕头越野E族、贫民救护队、深圳潮阳一中校友会、深圳华强北潮汕友谊联盟会，从这些组织的名称上，可以看到，参与救灾的人群结构多样，社团的宗旨不一，但在灾情面前，都能迅速反应，成为救灾渠道与桥梁。

（三）民间救助形式多样

民间救助在形式上多种多样，除了出钱出力，在资讯宣传上可谓五花八门、各显神通，真正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除了报纸、电视的宣传外，潮汕人还善用各种媒体，在新浪微博上，一个“@全球潮汕”的认证账号那几天异常活跃。近年来微信用户与日俱增，每日仅四条的“腾讯新闻”，是草根视野对全球范围内高关注度新闻的精选，重复内容极少，但对这次洪灾，几天内就有2条头条从不同角度报道，鉴于微信用户的数量，这样的方式宣传效果所起到的作用不可估量。此外，利用微博、微信“朋友圈”照片分享，利用微信组团救灾、利用原有的“平台型”机构精英会倡导等等方式，各种潮汕联谊会、乡亲会、校友会都纷纷行动，加入到民间救助的行列中来。

三、潮汕民间慈善心理的文化分析

依据社会心理学态度的认识、情感、意向三个维度，我们可以从慈善认识、慈善情感与慈善行为三个方面，分析上述潮汕民间慈善救助活动中蕴含的潮汕民间慈善心理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在潮汕文化的历时性作用之下，逐渐形成与发展的。

（一）慈善认识：乐善好施的价值认同

从慈善认识维度来探究慈善心态，可以从价值观入手，态度总是与价值联系在一起，态度来自价值。价值，是指态度对象对人的意义，而慈善，对潮汕人的生活来说，其价值与意义何在？

在上述慈善救助的报道中，潮汕人对善行公益的价值认同可见一斑。在潮汕文化中，乐善好施既是一种文化传统，也是一种做人的价值，潮汕人这种价值观的传递，除了家庭日常教育与学校教育之外，也体现在善于利用各种民俗活动。比如，在传统婚丧嫁娶这种民间聚会活动中，各种经文音乐，总包含有许多经典的扬善抑恶的故事，潮汕人就是以此来宣扬善举的意义，即使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一般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也可以通过参与这些活动，潜移默化形成行善的价值观。

在多样化的慈善传承中，潮汕的善堂文化颇具特色。据现存史料记载，潮汕地区善堂之鼻祖，是宋代潮郡内潮阳邑和平里（现潮南和平）乡民为感念释大峰（民间称“大峰祖师爷”）的善举而建的报德堂，之后，历经历史演变，发展成为倡行善举的慈善组织，遵行祖师圣训“立善堂，行善事，利人必利己，救人必自救，积善之家，天必赏之”。基于这样的渊源与根基，加上近20年来传统民俗的恢复重建，善堂在潮汕地区具有较大的规模和影响力，特别是“报德堂”所在的潮阳、潮南两区影响更大。对于潮汕人而言，善堂信仰是潮人独特的民俗，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民俗是一种社会文化，植根于传统和乡土，它由民众创造，又由他们传播，传承于乡间故里，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不仅在本土是这样，“过番”（移居海外）的潮人，通过移植潮汕善堂，据此开展各种如礼佛仪式、神台供品、春秋祭祀、祈福保安等民俗活动，寄托其思乡之情，并令他们产生对自身文化的一种强烈归属感。

潮汕善堂文化的特色体现了潮汕人现实主义的处世观点，它是糅合了释、儒、道的哲理思想所形成的特殊文化。儒以治世、道以救世、释以度世，三教融通，善与人同。善堂是奉信大峰祖师圣训（见表1）从事慈善服务的，广义上是履行佛释讲求因果报应、劝人行善、慈悲救世的宏愿；而道家也是劝善去恶的“无道无亲、常与善人”（《老子》第十三章），儒家更是以宣扬仁爱博施、养老慈幼、恤贫济苦为其伦理核心。[10]

总而言之，潮汕善堂文化能明显体现中华文化儒释道三教（思想体系）融为一体的传统特征，而善，又是三者所共同宣扬的，因此，乐善好施的价值观被潮汕人认同，可谓顺理成章。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Freud）认为，心理认同（identification）是一种心理上把自己放到其他人位置上的思维，在潜意识中对其他人的模仿，其重要性在于，个体努力模仿被视作模范的人来塑造自我。亨德里克（Hendrick）提出，认同是一个持续改变的过程，认同的基本过程是和学习紧密联系的。[11]潮汕人对慈善的心理认同，一方面表现为对潮汕文化本身的认同，由于上述各种活动和环境的影响与传承，许多潮汕人把施善作为一种人生的价值体现与成功的标志，特别是外出的潮汕人，有能力回馈乡里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另一方面，这种认同也是对同一群体的认同，即对潮汕“胶己人”（潮汕话“自己人”之意）的认同，从小跟着长辈去善堂参与各种活动，体会人情世故中的善，是一个观察学习的机会，这让潮汕人对是否应该施善，对于什么人施善，用什么方式施善等问题渐渐形成一定的概念习惯，当类似情境产生，必然会比没有这种经历的人做出更快速地反应。

表1 ：潮人善堂《祖师圣训》

（二）慈善情感：“胶己人”情义催化亲社会行为

潮汕人，是个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称呼，但如果仅仅用“地域性”来概括潮汕文化的特质，那显然是不够的。虽然潮汕文化的产生缘于地域，至今也仍带有浓重的地域色彩，但是经过长期的传播和发展，特别是在海外的传播和发展，潮汕文化的性质不仅仅是“地域”两字所能代表。因此，用“带有地域性的群体文化”来表明潮汕文化的性质，也许更恰当一些。[12]这种“带有地域性的群体文化”在潮汕人的“胶己人”的称呼中得到生动的诠释，不管在哪，只要会说潮汕话的就是“胶己人”，彼此间就能快速地完成一个群体的相互认同，并产生相应情感。

那么，这种强烈的群体认同情感，与慈善有什么关系？据社会心理学研究，灾害产生时，人们会有比较明显的救助行为，甚至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助。这些行为让我们看到了亲社会行为（persocial behaviors）的潜能，巴特森（D·Batson）指出，有几种力量使人们较容易产生亲社会行为、为公共利益做贡献，其中利他主义（altruism）是主要力量之一。一项针对亲属的利他主义研究，可以解释潮汕人的这种乐于对乡亲的帮助的文化性格，这项研究表明，在比较危机的情境中，人们更愿意对亲属施以帮助，而日常生活这种愿望则淡薄很多。[13]512应该说，潮汕人的“胶己人”情义，将亲属的外延扩大了，只要是老乡，只要是讲潮汕话，就是自己人，就类似于亲属，特别体现在灾害发生时。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潮汕人对家乡的援助往往可以超越地域的限制，体现较大能量。

潮汕人这种强烈的“胶己人”意识，与宗族意识密切相关。在潮汕历史上，宗族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一直对潮汕社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包括文革期间的非常时期，也没有从根本上断绝，近20年来，潮汕农村宗族重建之风盛行，乡村“老人组”对本乡内部事务以及乡村间关系处理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仲裁权。[14]这种以有声望的老人作为权力中心组织起来的人际网络，在突发事件面前，使内部自救行为显得更加有序和有效。宗族对现实事务的影响，也更加强调了以“尊老”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孝文化，以至于潮汕人对传统的敬畏之心比其他地区的人要浓厚，凸显了群体意识，群体的一致性较高，这些都助长了针对“胶己人”的亲社会行为。由此也印证了巴特森所列的另一个影响亲社会行为的因素：集体主义。

如上所述，潮汕人救助行为的落实，更多是依靠早已有之的各种社团，这些社团虽功能多样，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点——满足了潮汕人到哪里都要“抱团”的心理需求。这种被视为其生存发展的双刃剑的“胶己人”集体主义观，从心理学角度分析，包括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两个维度的功能。从个体心理来看，团体的社会服务功能通过善行而加强，参与善行的“胶己人”不仅能获得正能量的鼓舞，也能体会到团体凝聚力的上升，从而获得符合个人价值取向的提升，这种价值取向，也是潮汕文化代代相传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善行这种亲社会行为的动机，除了上述的利他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外，还有规则主义，即遵循宗教或习俗的原则，身处团体中的人，更有意愿为团体约定俗成的规矩行事，潮汕社团能够在救灾上“一呼百应”，也在于潮汕人对自己所处的“胶己人”群体的强烈情感。

（三）慈善行为：从善如“流”的灵活作为

有了上述的慈善认识作为基础，慈善情感作为催化，潮汕人的慈善作为就有了丰富的表现，种种慈善作为就具备了灵活的特点。从文化传承与“胶己人”意识等描述中可以看到，对潮汕民间慈善心理的描绘，更多是在善堂、宗族、家族、社团等等文化背景下，是一种群体的素描。这样的群体文化背景，营造了一种慈善文化的环境，造成潮汕人行善风格都比较“自然”，潮汕人对善的作为不是择善固执，更多的是在这种文化下的从善如流，这也是潮汕人“海洋文化”性格的体现。潮汕人因为常年与海洋打交道，水的特质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深入其性格中，并代代相传，使潮汕人的行善，具有“水”的特点。

从善如“流”，体现在顺应环境的态度上，也体现在做事的方法上。流，这种水的特质，表现在：一是顺势，二是灵活变通，三是奔流不息。第一，由于潮汕人总是身处在“胶己人”群体中，宗族、善堂、社团、同乡会……，善行与捐助一般都是结伴而行，如果别人捐助了而自己没有，则会产生心理压力，潮汕人应对这种心理压力的反应一般表现为顺势而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钱多钱少都是心意。第二，灵活变通。灵活变通是潮汕人海洋性格的写照，“见风使舵”“船小好掉头”这种生存技能，也表现在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其赈灾方式的灵活多样。赈灾并非一味“灾难深重”，也可以是轻松的，巧取的。南方都市报《亚冠1/4决赛恒大胜，观众看台打标语为潮南加油》（2013-8-22）新闻报道的处理就颇见灵活，在报道备受众多球迷关注的足球赛事的同时，也宣传了潮南赈灾，并配以图片（见图2），从中可以看到潮汕球迷的灵活与记者的用心。这种的方式，能让更多人了解潮汕灾情，也让更多人看到潮汕人在危难面前是怎样齐心协力传递正能量。第三，奔流不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传承海洋文化的潮汕人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由于传统潮汕人擅长经商，其求新与进步的特性常在商业领域表现突出，在其他领域较为薄弱。而在这次“8·17洪灾”赈灾中，我们看到了潮汕年轻人是怎样利用最潮流的媒体，为救助奉献一己之力，潮汕年轻人的慈善潜力不容忽视，在打造传统慈善特色同时，也要重视融入新鲜血液，一些以年轻人为主要力量的慈善社团组织值得研究与发展。

图2 ：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亚冠1/4决赛赛场

目前，在潮汕年轻人的感情中，宗族、家族意识可能渐渐淡化，但并未抛弃传统，他们对潮汕文化认同是以一种较新的方式呈现，更愿意以自己擅长的喜欢的方式传播发展潮汕文化，并已逐渐形成风气。许多年轻人意识到，全球化背景之下，本土化是最有价值的。如以年轻人为主创的潮语电影《恋》的播映，年轻人创作的潮语歌曲的唱响，微信与微博中大量传播的潮汕美食与潮汕习俗，都说明了潮汕年轻人对潮汕文化的认同、对发展潮汕文化的心理需求。社会各界要尽力提供这样的平台，让他们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互相促进，发扬善行。

四、潮汕慈善心理的反思与慈善素养的提升

如上所述，潮汕文化背景下的民间慈善心理有着较好的文化传承，这是潮汕地区民间慈善的优势，但不等于说我们不需要对潮汕民间慈善心理做自我反思，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潮汕慈善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谋求创新与发展。我们可以从人的发展与文化的更新这两个视角进行思考。

（一）人的道德发展：从“好人追求”到“秩序定向”

在心理学关于个体道德发展的许多研究成果中，科尔伯格（Kohlberg）的“道德发展阶段论”可以作为一个慈善心理的分析框架。科尔伯格将人的道德水平分为三种水平7个阶段。三种水平分别为前常规水平、常规水平、有原则水平。随着年龄的增长，多数人道德水平的不断提升，表现在依次从下一阶段上升到上一阶段。儿童有顺序地经历这些阶段，到13岁时大多数孩子都达到阶段3，但到了阶段3之后，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达到阶段4或以上。阶段3的“好孩子定向”的道德，更注重个体自身做一个好人，其动因是获取别人赞同，这不能不说是善良的道德选择，但科尔伯格认为这还不够成熟，原因在于，过于依赖外界的赞同的道德行为，缺乏内心原则，并不稳定，而阶段4和阶段5“法律规则定向”与“社会契约定向”则更注重秩序与公平（见表2），是更为成熟的表现[13]319。

表2 ：科尔伯格的道德推理阶段

善，究其实质，表现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恰当性”的反思。在一定意义来说，善，就是人所安排的合理文化世界“秩序”。[15]199对秩序的追求，是一种更高层次更成熟的善的追求。因此，潮汕人除了要保留那种满足于“胶己人”赞赏认同的“好人追求”之外，还要发展一种对秩序与公平的追求，对整个社会秩序维护的责任心，这就需要潮汕人放开眼界，真正发扬“海纳百川”的海洋性格，逐渐提升自己，优化群体文化，善行天下。

（二）善的文化更新：从“亲尊维系”到社会关怀

在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中国传统善的观念是以“血缘关系”为生命存在的基本观念，人们都是血缘身份（或发展到后来的“拟血缘身份”）都应相亲相爱，这就是人际关系中亲和仁的意义；同时，族中（家中）长者、长辈对于晚辈有一种以抚养和教化为形式的爱的责任，而晚辈对长辈有赡养和服从教化为形式的爱的责任，这就是“尊”与“礼”，随着文化的历史发展，以“亲”（仁）为核心以“尊”（礼）为交往模式构建的“亲尊”之善，被泛化为一种安身立命的本体价值，形成了中国人“知天”“知人”“事亲”“修身”追求善念的道路。[15]1206在较好承袭了中国传统的潮汕文化中，以家族与宗族为核心的善行就最具代表性了。潮人重家庭文化，却忽视社会文化；潮人重视传统民俗文化，却耽于迷信等等，这些传统性格是双刃剑，可能使慈善止步于家族宗族乡里，因其较小的体量和较窄的视野，渐渐地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落后。潮汕人对“胶己人”产生的援助，是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弥足珍贵，但从慈善事业长远发展的角度看，这还不是慈善的全部。

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的更新，一种关于普遍道德的“善”的设想和一种关于普遍秩序“善”的设想产生了，人类应该互相爱护与帮助，而不仅仅是限于亲族之间。善（Philanthropy）就其本意是“对全人类的爱”和“增加人类福利的努力或倾向”，具有博爱的意思，它寻求的是一种更为广博的社会关怀。从情感角度看，对社会对人类的同情，是追求普遍社会秩序的更高级的情感，既源自于人之常情，也必须超越人之常情，是一种理性的情感，需要理性的扶持，需要文化的学习，需要更广博的胸怀。因此，加强文化的沟通与提升十分必要。将潮汕民众的视野从家族宗族转向全社会，既要加强家族宗族情感的维系，又要使潮汕人获取更广阔的视野与胸怀。

综上所述，若将慈善比喻成一颗大树，在扎根潮汕文化的土壤同时，更要呼吸新鲜的空气，它的枝叶要尽可能触及更广阔的天空，这样才能真正地可持续地福荫普罗大众。

（本文写作的资料收集得到“汕头市慈善总会”的大力支持，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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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项仙君.民间救援灾区发力，潮汕乡亲千里驰援家乡灾民［N］.南方日报，2013-08-22.

［9］深圳特区报记者.在深潮人组团救灾一呼百应［N］.深圳特区报，201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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