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燕，杜艳球，魏梓畅

（汕头大学商学院，汕头大学粤台企业合作研究院，广东 汕头 515063）

无地农民为何不愿“农转非”

黄 燕，杜艳球，魏梓畅

（汕头大学商学院，汕头大学粤台企业合作研究院，广东 汕头 515063）

中国农民多年来的“农转非”梦想，现在却出现逆转：不仅有地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进城落户，一些无地的农民也不愿意放弃农民身份进城成为市民。基于广东省的799份调查问卷和10多场访谈，通过Logistic模型对无地农民不愿“农转非”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对放弃农转非的人群特征展开分析，构建无地农民城镇化的意愿分析框架，并尝试应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影响放弃农转非的逆城镇化的具体经济社会因素，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无地农民；新型城镇化；农转非；逆城镇化；农民意愿

一、提出问题及研究主旨

新型城镇化最主要的不是要造城，也不是简单地发展房地产业，而是推动“人”的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已经成为决策层和学界的共识。人的城镇化就是要推动“农转非”。然而中国农民多年来的“农转非”梦想，现在却出现逆转：不仅有地农民不愿意放弃农村户籍进城落户，一些无地的农民也不愿意放弃农民身份进城成为市民。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并伴随着生活方式和观念的更新的过程，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所谓“不愿农转非”就是“逆城市化”在英文中的表述是counter-urbanization（有的学者也使用de-urbanization）。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美国经济地理学界权威学者布赖恩·J.L.贝里，他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敏感地注意到了大城市发展开始趋缓的现象。学术影响比较大的是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Ray.M.Northam）的“S”形曲线，他在对英、美等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城镇化率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于1979年提出了城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的轨迹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即诺瑟姆曲线)。该研究显示，城镇化的后期或稳定发展阶段大城市的人口和工商业迁往离城市更远的农村和小城镇，大城市人口减少，出现“逆城市化”现象。我国学术界对城镇化研究倾注了比较大的热情，研究逆城镇化的还不多。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逆城镇化的评价上，一些学者如王小伟[1]、陈伯君[2]、刘新静[3]、商春荣[4]认为逆城镇化有利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应加以引导。另外一些学者，如刘燕舞[5]、王永龙[6]、袁业飞[7]、王志勇[8]、林达生[9]等认为逆城镇化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应该遏制其蔓延，要大力宣传城镇化之方向和政策。

不同于失地农民，无地农民是一个政府、学界比较忽略的群体，属于边缘中的边缘。无地农民是土地承包关系30年不变与社区所有制（社区成员“人人有份”的平等承包权）之间冲突的产物。土地长期化政策使新增人口不能再从集体分配土地，他们没有自己名下的土地，形成了无地农民。孙耀武推算，2004年全国无地农民约1.45亿左右。[10]龚为纲的研究显示，广东、福建等华南地区，无地农民占农村人口的43.6%。学者们普遍认为无地农民的数量将随着时间的累积而增加。[11]无地农民不愿意进城成为市民，他们非常抵制“被城镇化”，担心国家违背其意愿，搞一刀切，搞短平快的城镇化。无地农民逆城市化意愿是怎样的？其行为选择有哪些特征及发展趋势是需要关注与探索的。

国内外学术界相关研究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示和借鉴价值。但受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国外研究成果不具有直接的应用价值。国内文献主要集中于对逆城镇化的评价上，但对逆城镇化过程中农民的意愿，尤其是无地农民的意愿与行为选择的研究不足。研究方法上，描述及归纳演绎居多，实证研究不足，尤其是专门针对在城镇就业和留守农村的无地农民实地调查不够。

本文所研究的“无地农民的逆城镇化”，是指自己名下没有土地的农业人口在农村生活的地域已经城镇化，或已经具有转为城镇居民户籍条件下，不愿意将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意愿与行为选择。本文基于广东省的799份调查问卷和10多场访谈，通过Logistic模型对无地农民逆城镇化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对逆城镇化人群特征展开分析，构建无地农民逆城镇化的意愿分析框架，并尝试应用定量分析方法探讨影响逆城镇化的具体经济社会因素，为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研究设计及实施

（一）问卷研究

1.数据来源。本研究选择广东省为样本地区，主要是因为广东省为开放前沿、敢为人先、经济实力强却区域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人口过亿，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化回流规模庞大等因素。自2012年12月-2013年4月，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展开调研。研究前期、后期正式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85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799份，总体有效率达到79.9%，其中调查对象为无地农民的问卷共376份。

2.变量设定。理论分析表明，影响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很多，本文依据吴海盛、邓明[12]、周婧、杨庆媛[13]及王兆林、杨庆媛[14]的研究成果与实地调查情况，从个体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土地经营与利用因素、社会保障因素、退地补偿因素、政策因素、生计与生活因素7个方面分析农户土地退出意愿的具体影响因素。赵强军、赵凯[15]对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从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农户对宅基地政策了解度、家庭社保参与度等5个方面选择。

依据分析框架与实地调查，并参考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分级思路，本文将无地农民的土地获得意愿设为因变量，并分为两个等级，分别赋值：有意愿=1，没意愿=0。同时，本文将个体特征因素、家庭特征因素、社会保障因素、家庭土地的继承顺序的认同、对农村土地价值的看法等5个方面的12项指标设为自变量。有关变量的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3.模型构建。Logistic模型是将逻辑分布作为随机误差项的概率分布的一种二元离散选择模型适用于因变量是分类变量的回归模型。根据无地农民对是否希望获得土地的作答，具有土地获得意愿，因变量取值为1，没有土地获得意愿，因变量取值为0，本研究采用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无地农民土地获得意愿的影响因素，模型表达式为：

其中pi是土地获得意愿的概率，pi=P（yi=1｜x1i，x2i，…xki），为给定系列变量x1i，x2i，…xki时，有土地获得意愿的概率，1-pi则为无土地获得意愿的概率。odds来表示事件发生比：

当βk为正值时，e的βk次方将大于1，即xki每增加一个单位值时发生比会相应增加。当βk为负值时，e的βk次方将小于1，即xki每增加一个单位值时发生比会相应减少。

表1 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二）结构化访谈研究

结合结构化访谈，访谈材料是访谈提纲（见附录1），对谈话目的进行有效控制，达到简练、省时、内容可量化的效果。提纲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和访谈的基本内容。个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籍贯、年龄、文化程度、工作单位、工种、任职时间、任职年限等，访谈的基本内容包括6个问题：（1）如果提供与城市人同等的社会保障你愿意成为城里人吗？（2）农村户籍有哪些好处？（3）将来随着城镇化发展，农村户籍还将享受哪些好处？（4）找工作的地域选择上，是愿意在粤东地区还是走出粤东？（5）在城市找工作容易吗？（6）你为何不愿意在城市生活？

访谈采取定向联系和随机取样法，定向联系是通过工作关系取得公司领导层对访谈的支持，最后确定访谈的重点为在农村和城镇就业的无地农民工。在公司总经理、人资部及办公室的帮助和安排下进行访谈；随机取样是在问卷发放过程中随机采访。共10余次访谈，访谈对象来自就业于金刚玻璃、一家人食品、太安堂等10家广东省知名企业的无地农民工。具体访谈人员及访谈主要内容见表2。

表2 结构化访谈安排

三、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问卷研究结果

在调查的376位无地农民中，有314位无地农民有土地获得意愿，占总数的84%，可见无地农民对土地获得的意愿非常强烈，见表3。

表3 无地农民的土地意愿统计

利用SPSS17.0软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方程经检验，模型的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得到检验P值0.735，自由度为8，统计不显著，表明模型拟合较好。模型的Cox＆SnellR方与Nagelkerke R方值分别为0.146、0.247，模型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度较显著，模型通过统计检验。回归方程的系数结果见表4。

表4为调查问卷Logit模型中12个变量的参数估计及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对家庭的土地继承顺序的认同（X10）与是否认为土地是乡村生活的身份标志（X11）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社会保险参与程度（X9）、是否认为种地是农民的职业（X12）等变量在5%的水平上显著；农业依赖程度（X7）在10%的水平上显著，其影响及程度分析如下：

1.个人特征对土地获得意愿的影响。总体上个人特征对土地获得意愿不显著，性别和职业变量系数为负，其他均为正。说明女性无地农民的土地意愿比男性无地农民的要强，职业的自主性和控制权越小的无地农民的土地意愿越强。

2.家庭特征对土地获得意愿的影响。无地农民家庭对农业依赖程度变量对土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家庭收入来源看，对农业依赖程度越强的，无地农民对土地意愿更强，原因是对于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种地是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是其基本的生产要素。

3.社会保障因素对土地获得意愿的影响。社会保险参与度变量对土地获得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没有参与任何社会保险的无地农民的土地获得意愿更强，其原因是土地对农民来说具有较强的社会保障功能。

4.对家庭土地继承顺序的看法变量对土地获得意愿的影响。对家庭土地继承顺序的认同变量对土地获得意愿有非常显著负向影响，认为“无地的家族成员优先继承”的无地农民土地获得意愿更强，这直接传达出了在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继承中，无地农民希望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

5.对土地价值的看法变量对土地获得意愿的影响。“是否认为土地是乡村生活的身份标志”和“是否认为种地是农民的职业”等变量对土地获得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并且前者在1%的水平上显著。对土地价值的认识停留在最原始的“乡村生活的身份标志”和“种地是农民的职业”的无地农民越没有土地获得意愿，可能原因是人们对土地价值的认识已不局限于作为第一产业的生产要素，更多的是作为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要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其经济价值正加速增长。

表4 模型估计结果

（二）访谈研究结果

1．如果提供与城市人同等的社会保障你愿意成为城里人吗？访谈的结果显示，所有的访谈对象都表示不愿意成为城市人。个别访谈对象说除非成为公务员等。

2．农村户籍有哪些好处？（1）支农惠农政策。粮食直补、农机具补贴、母猪繁殖补贴、大棚草莓种植补贴、家电下乡补贴、小额贷款、有线电视收费、电费等等。如果实施村改居，农民的身份变成了居民，将不再享受这些优惠政策。（2）医疗保险优惠。新型农村医疗保险每人每年只交20元，而居民医疗保险每人每年要交120元。（3）计划生育优惠。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农民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生育二孩，如果放弃生育二孩，还可享受国家的计生优惠政策或奖励；独生子女户、双女结扎户满60周岁可享受奖励扶助，每人每年可领奖励扶助金600元。如果改成居民后，村民在同等条件下将不再被允许生育二孩和享受国家的计生优惠政策或奖励。（4）殡葬优惠。按现有殡仪服务的有关规定，农村村民死亡后，火化费用享受20%的优惠，并免费进入村级公益性公墓安葬，城镇居民只能进入经营性公墓或者海葬。每个公墓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海葬不符合当地大部分民俗。

3．农村户籍能分享哪些城镇化发展的好处？访谈的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汕头特区扩大范围了，他们虽然没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有宅基地，户籍在村里，将来城镇化了也能分一些征地补偿费，周边经济发展了，将来还可以从村集体资产出租、物业经营等收入中获得分红。

4．找工作的地域选择上，是愿意在粤东地区还是走出粤东？访谈的结果显示，90%的受访者愿意在粤东区域内，不想走出去。大城市生活成本高，离家乡远，不能照顾老人和孩子。受访者普遍表示会选择骑自行车、摩托车就能在非农就业地方工作，这样工作和生活两不误。

5．在城市找工作容易吗？访谈的结果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非常难找到合适的工作，主要是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技术。

6．你为何不愿意在城市生活？访谈的结果显示，不愿意在城市生活的原因有：收入低，租房子等开销大；子女入学贵、入学难；受人歧视，难以融入城市。

四、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强化顶层设计，尊重农民意愿

城镇化是人口、土地、资金的自由流动。这三个要素的流动决定了经济地理空间的分布，由此推动生产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模式的转变。过去20年，流动人口基本上是从农村流向城市，由内陆走向沿海。目前随着老龄化和人口结构拐点的出现以及中国特有的制度安排，“逆城镇化”问题应该受到重视。可以预计，随着我国“三纵两横”的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中心城市、主要城市群的土地现实和潜在利益将随之大幅上升，未来一段时间逆城镇化有可能成为趋势。

城镇化既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过程和远大战略，也是我国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城镇化并不是简单的人口比例增加和城市的蔓延式扩张，而是产业结构、就业方式、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等全面的城市化，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我们着眼于整体性、协调性，进行统筹思考和长远规划。新型城镇化的价值目标是以人为本、公正和谐，更加注重公平优先原则，要充分尊重农民的需求和发展权，不能一哄而上，使农民“被城镇化”。

（二）梳理产业政策，化解社会不公

新型城镇化关键是“人”的城镇化，其最终目标是取消户口的城市和农村差别，让人口自由流动。改革现行的涉农产业政策既有缺位问题，也有越位问题。梳理农村产业政策的目的是化解社会不公，实现均等化。将农村户籍与城镇户籍在医疗保险缴费标准、计划生育管理、民政优抚、参军、助学补助等政策的制定、颁布实施时，应召开相关部门联席会议，听取相关部门以及基层单位的意见，避免各部门政策法规内容上相互冲突。

（三）进行分级管理，采取区别对待

不同城市户籍含金量和吸引力差异比较大，本研究所调研的都是非北京、上海、广州的一些中等发达水平城市，这些城市的户籍含金量远不如北上广。中国广大的非首都、非省会，经济发展水平中等的城市户籍对农民吸引力十分有限，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要给予充分考虑。如果农民进城而不愿意放弃农村的承包地，则会带来稀缺资源的低效率配置。一方面抬高农村务农者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抛荒土或者低效种植地也是对稀缺资源的巨大浪费。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虽然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的比率，但却难解目前我国农村土地等稀缺资源的高效配置问题。建议对城市进行分级，采取区别化的城镇化措施。

［1］王小伟，朱红梅.我国与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现象对比分析［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6（4）:353-355.

［2］陈伯君.“逆城市化”趋势下中国村镇发展的机遇——兼论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J］.南方论丛，2007（2）:58-68.

［3］刘新静.郊区化与逆城市化:中国都市群发展的重要模式［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6-22.

［4］商春荣，黄燕.农村社区多元化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研究［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83-88，96.

［5］刘燕舞，王晓慧.农村已婚青年女性自杀现象研究——基于湖北省大冶市丰村的个案分析（1980-2000）［J］.青年研究，2010（1）:65-79，95，96.

［6］王永龙.逆城镇化:当前城镇化建设中的现象透视——基于安徽省和县城镇化的调查与思考［J］.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1（2）:19-23.

［7］袁业飞.“逆城市化”已经提前来临?——伪“逆城市化”现象调查［J］.中华建设，2011（8）:18-23.

［8］王志勇.台阶式城镇化与逆城镇化思路探索——以广东梅州为例［J］.中国集体经济，2012（16）:36-37.

［9］林达生，陈维明，黄燕.土地增值税纳税评估的指标体系研究——来自汕头市地方税务局的经验［J］.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2）:58-63，95.

［10］孙耀武.解决无地农民问题的思考［J］.南方农村，2006（1）:29-30.

［11］龚为纲.农村人口变动与土地制度实践的区域差异［J］.学习与实践，2009（6）:107-115.

［12］吴海盛，邓明.基于村庄内部差异视角的农村居民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75-83，90.

［13］周婧，杨庆媛.农户层面农村宅基地流转研究进展与述评［J］.地理科学进展，2012（2）:139-148.

［14］王兆林，杨庆媛，张佰林，藏波.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户土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11）:49-61.

［15］赵强军，赵凯.农户退出宅基地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陕西杨凌、武功214家农户的调研［J］.广东农业科学，2012（6）:193-196.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Behavior Choice of Landless Farmers’Counterurbanization

HUANG Yan，DU Yan-qiu，WEI Zi-chang
（Business School,Shantou University,Research Institute for Guang Dong-Taiwan Business Cooperation,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Guangdong 515063）

The Chinese peasantry’s old dream of being urbanized is now completely reversed:not only those who possess agricultural land but also the landless farmers are reluctant to give up their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barters for the identities of urban citizens.Based on the data of 799 pieces of questionnaire and more than ten interviews that are collected from Guangdong province,this paper applies the Logistic model to explore th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landless farmers’will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mmunity,so as to construct the analysis framework of landless farmers’will of urbanization.It also uses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to explore the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economical factors influencing counter-urbanization,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to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urbanization.

landless farmers,New Urbanization,counter-urbanization,farmers’willingness

F 304.6；C 912.64

A

1001-4225（2014）02-0063-06

2013-10-11

黄 燕（1963-），女，湖北荆州人，经济学博士，汕头大学商学院、汕头大学粤台企业合作研究院教授；

杜艳球（1988-），女，湖北咸宁人，汕头大学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魏梓畅（1990-），女，广东汕头人，汕头大学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2012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无地农民的土地意愿与土地流转研究”（12BJY086）；汕头大学学术创新团队项目“粤台农民土地获得途径与土地流转政策比较研究”（ITC12003）；2012年汕头市科技计划项目“基于防范汕头市财政风险的地方税收征管模式创新研究”（2012009）；汕头大学“中国妇女参与农村发展”项目“粤东地区农村妇女非农就业与新型城镇化研究”；广东省社科项目“粤台建设用地土地流转及农民利益补偿机制比较研究”（GD12XYJ28）

（责任编辑：佟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