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义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所，广东 汕头 515041）

潮汕慈善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探析

陈友义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所，广东 汕头 515041）

潮汕慈善文化是潮汕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形成的过程，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以及潮汕传统文化的浸润、潮汕历史发展的影响、宗教信仰的熏陶、海外潮人慈善文化的反哺等，无疑是潮汕慈善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

潮汕慈善文化；传统文化；潮汕历史；宗教信仰；海外潮人

慈善文化是指由社会团体，包括慈善会、善堂、寺庙、教会、红十字会等组织和个人提供的救助行为所形成的独特的文化，[1]其核心是利他主义价值观。慈善文化在不同国家、地区广泛地流传，是一种世界性文化，是人类重要的精神财富。

潮汕慈善文化发育早，内容丰富，特色鲜明，至今方兴未艾，有力地推动了潮汕慈善事业的发展。2012年，中央电视台大型记录片《沿海行》节目组到汕头，报道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汕头的慈善事业，这大大地提高了汕头的城市形象。作为潮汕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潮汕慈善文化有其形成的过程，无疑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中华传统文化的浸润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以儒家文化为核心，为主导。儒家文化以伦理道德文化见长，闻名于世。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浸润了丰厚而特色鲜明的中华慈善文化，当中就包括潮汕慈善文化。潮汕慈善文化是潮汕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与发展大大推进了潮汕文化的壮大与发展，而潮汕慈善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潮汕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是潮汕传统文化浸润的产物。

（一）家族训导

儒家把“修身、齐家”看作“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基础，因为“一室之不治，何以天下为”。[2]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风气是社会道德风尚的基础。家庭为人们的生存提供了基本环境，为人的社会化创造了基本条件。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为指导，修族谱、定家戒、制族训，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受儒家文化浸润，潮汕人的家庭观念十分强烈，非常重视修编家族宗谱。特别重视以族谱为载体，对年轻一代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大部分家族的家训、族训都把“敦孝悌”或“敦孝友”列为第一条。潮阳萧氏家训强调：“凡子孙而能言行之时，即教之以安详、恭敬，至七岁以上，使之出就明师，读文公小学，务要讲解明白，使其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事。”[3]

富有优良传统的家族训导，培育了潮汕人强烈的伦理观念与良好的道德人格，从而为潮汕慈善文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自律好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4]儒家义利观作为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性格、价值取向、行为模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受儒家的义利观的影响，大多数潮汕人喜欢仗义疏财，轻财乐施；主张兼顾义利，义内取利，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强调以德立业，以德兴业，做事先学会做人，否则成不了大事。传统的潮汕人在获得事业成功之后，一是能够居安思危，不追求物质享受，而是扩大积累和再生产，以求更大的发展；二是普遍愿意做善事，造福桑梓，惠及天下。

（三）善心由家庭原点扩散

从慈善文化传统来看，善心源自家庭，乡邻便是距家庭善心之核最近的一个圆。就像将一颗石子投入水中可以荡起层层涟漪一样，善心的发散源自家庭，首先发散到邻里，层层荡开，最终形成普世为善的社会风气。善行始自家庭，家庭之爱是一切善行的原点。潮汕人慈善心的形成完全符合这一文化规律。

大慈善家谢慧如先生出生于潮安官塘一个农民家庭，小学四年级就因家庭困难而不得不辍学，赴泰国谋生。离开潮汕港时，其父双泪横流将仅存的一个银元给他作旅途费用，并语重心长地叮咛他要刻苦上进、自爱自强，倘有发达之日，千万不要忘记家乡。坎坷的经历，家庭的教诲，使得事业发达后的谢慧如先生“倾尽所有，扬德立善，扶危济困，忧国忧民”，[5]不遗余力地做慈善事业。在泰国，谢慧如先生曾赞助曼谷华侨医院、天华医院、报德善堂各、泰国红十字会医院、泰中文化基金会和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等，有“好心莫过谢慧如”之说。在家乡，他捐款重建育智学校，赞助潮州市体育馆、谢慧如图书馆、《潮州日报》社、“谢慧如潮剧艺术中心”、潮汕星河奖基金。谢慧如先生还给中国儿童福利基金捐赠1000万铢，给中国抗震救灾委员会捐款300万港元，还赞助人民币300万元给北京市建文化艺术中心……[6]

（四）浓重感恩意识的熏陶

所谓感恩，就是“对别人所给的帮助表示感激”。[7]人的一生，无论他有多大能耐，也离不开他人的帮助。“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感恩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潮汕人有浓厚的感恩意识，除了对父母、亲人、朋友的感恩，还有对家乡的感恩。

出外谋生的潮汕人，特别是海外潮人，对生养他们的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离开家乡的时候，他们总要带上一瓶家乡的水土；归来的时候，他们总要俯下身体，虔诚地亲吻这片生他养他的黑土地。强烈的乡土情结使得众多的海外潮人对家乡故里有着深厚的感情，有着根的浓重意识，进而升华为一种报恩心理。他们在海外一站住脚跟，就努力拼搏，艰苦创业，省食俭用，把节约的钱物寄回家乡，千方百计帮助家乡解决困难；他们一旦事业有所发展，就慷慨捐资捐款，义无返顾地支援家乡建设。

2003年11月，陈伟南先生在潮安宝山中学建校十周年暨新教学大楼落成庆典上说：“沙溪是我的故乡。作为家乡人，我殷切期盼家乡的教育事业能够不断发展，从而带动经济及社会各项事业的繁荣昌盛……宝山中学是我事业的一部分。我将一如既往尽我最大努力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各项建设，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尽一份绵薄之力”。[8]

正是浓重感恩意识的驱动，使得郑智勇、李嘉诚、林百欣、陈伟南等等海外及港澳潮人，毅然地回家乡捐资办学，改善医疗条件，造就发展家乡各项事业。一座座崭新亮丽的学堂，凝聚着海外及港澳潮人的绵绵故乡情，殷殷慈善心。

（五）救助观的影响

在潮汕人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极为广泛的以慈善为特征的救助文化，这有其形成的独特地域因素。潮汕地少人多，天灾人祸频仍。台风、地震、旱涝无不对潮汕造成严重灾难。1918年的大地震、1922年“8.2”强台风和 1969年“7.28”强台风就是典型。而旧时科学技术水平较落后，潮汕人生存的风险概率相对高于其他地区。每个人、每个家庭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不测。事先救助乡邻，等于进行了慈善储蓄。等到自己或家人遭遇灾难时，就会得到众乡邻回报式的救助，进而实现自利预期。

潮汕人的慈善救助行为，就其原始动机来说，看似利他，实际上与自利原则相符合，说到底是一种开明的自利。利用慈善救助行为的合理支出，实现善行对个人效用的最大满足。可见，潮汕人的慈善救助行为，不过是在自利的前提下客观上实现了利他。当然，随着慈善救助行为演变为一种传统，自利的功利性预期相对淡化模糊，利他的慈善性功能则相对强化昭彰。传统救助观对潮汕慈善文化形成的影响是深刻的。

二、潮汕历史发展的影响

（一）大峰祖师播下慈善种子

说到潮汕慈善文化，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把大峰祖师作为开山鼻祖。据民间传说，大峰祖师俗姓林，名灵噩，字通叟，北宋年间出生于浙江温州的豪门，后中进士，在绍兴任县令数载，因看不惯朝廷腐败，弃官为僧，法号大峰。大峰祖师81岁高龄时，云游到潮阳，时逢旱灾及瘟疫流行，他为解民厄难，遂结庐于桥尾山“后灵谷”(今灵泉寺)，复设坟于“狮尾石”(今大峰石)，为民祷祝治病。当他闻知当地练江水流湍急，阻隔两岸民众通行，经常有覆舟溺死乡民的事情发生，遂发愿修建“和平桥”，以方便乡民往来。按计划，“和平桥”为十八孔桥，当建成十六孔时，大峰祖师因操劳过度圆寂于工地。大峰祖师以其济世情怀深为后人景仰，更是开启了潮汕慈善传统。为报答大峰建桥公德，潮汕人民建起了潮汕第一座善堂——报德堂。毋庸置疑，潮汕慈善文化之所以能茁壮成长、蔚然成荫，很大程度上肇因于大峰祖师播下的慈善种子。

（二）善堂形式多样

善堂是潮汕地区带有宗教色彩的民间慈善机构。潮汕第一座善堂是为报答大峰祖师而于潮阳和平建立的报德堂。明清时期，潮汕善堂逐步发展壮大，至清末民初达到全盛期，有500多座，其中汕头的存心、诚心、诚敬、慈爱、延寿合称“五大善堂”。[9]文化大革命时期，潮汕善堂大多被迫停办。改革开放后，存心、诚敬等善堂陆续恢复，并积极开展慈善活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及港澳潮人聚居地，也都先后出现了善堂机构。

潮汕善堂的主要宗旨是慈悲济世、积德从善。入社者不分贫富，不论捐献多寡，只要有心弘扬大峰精神，行善积德，便可成为社员。善堂虽然多为潮人所建立，但开展慈善福利活动，并无排他性，有困难需救助的人不分籍贯、民族、种族、阶层，都可从中获得帮助，因此深得社会的积极响应，并产生广泛的影响。

最初，善堂的兴办多与天灾横行的背景密切相关，历代善堂，均把“恤死护伤”施棺赠葬当成己任。各善堂在城郊山地、坡地都拥有可供赠葬的坟地，称为“义冢埠”。如集安善堂在城北郊外雨亭外山地就有“义冢埠”多处，该堂在抗日战争前，月平均施棺收埋已故者达三四十人。[10]

1922年“8.2”强台风肆虐潮汕期间，南澳、饶平、澄海、潮阳、汕头等县市惨遭其害，损失惨重。全地区被溺死者总共34500人，其中，澄海县26996人，饶平县近3000人，汕头2000多人。[11]广济、寿明等20个善堂先后赶赴收埋死尸。由于“尸骸遍野”，逾月腐烂，收埋工作十分艰难，耗时一个多月才完成。善堂还共同募款办理善后。

除赠棺施殓外，善堂还开展救死扶伤、赈灾恤难、赠医赠药、布衣施食、敬老安老、兴学助学、办医院、造桥梁、修路亭等善举，而且惠民宏愿，任务不分巨细艰易，均尽心尽力，善始善终加以实现。如今，海内外潮人善会善堂等民间慈善团体，仍然以大峰祖师信仰为号召，团结善信，利乐有情。[12]

善堂文化是慈善文化的主要内容。历史上潮汕众多善堂的建立，撑起了潮汕灿烂的慈善事业，善堂开展的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有力推动了潮汕慈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三）良吏群体的灯塔效应

潮汕历史上存在着一个良吏群体，形成了可观的潮汕良吏文化。这个良吏群体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在潮汕做官时行善的外地人，一是在外地做官为民造福或不做官时在家乡行善的潮汕人。这些良吏，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无不受到潮汕人的爱戴与景仰，有的还被老百姓尊为神明。更为重要的是，良吏造福一方，既为继任者起着行善的示范作用，又影响着当地民性向善的方向转化。

被誉为“岭南一代心学大师”的薛侃，被嘉靖皇帝削职回家乡后，除继续著述讲学外，还指导家乡订立乡规民约，发动乡民挖溪通沟、灌溉农田。明万历、泰昌年间的朝廷官员林熙春，辞官在老家潮州16年期间，为潮州府争税减役，倡建凤凰台，修玉简峰，筑炮台，浚三利溪，架龙头、东集二桥，建庙修祠，资助穷困书生。事实上，无论是唐宋八贤，还是明清前七贤、后七贤，以及其他的潮汕先贤，他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善行义举，为后人称道，成为潮汕人纪念的先贤。

寓潮多行善举的官员，以韩愈为佼佼者，最值称道。韩愈被贬为潮州刺史，在就任的短短8个月期间，驱鳄、延师兴学、关心农桑与赎放奴婢……一系列善举，大大推进了潮州的文明开化，潮人高度崇拜，“山水于今皆姓韩”，设韩祠，供拜韩文公。

薛侃、林熙春、韩愈等先贤先达，不仅廉洁清明，克俭修身，而且大爱无疆，关心桑梓，为民造福；不仅构成潮汕历史上一个庞大的良吏群体，而且形成了可观的潮汕良吏文化，更是产生了强大的灯塔效应与示范作用，促使潮汕人争相效仿，竞相学习，知善、爱善、乐善、行善，潮汕慈善文化由此而逐步形成并发展壮大。

（四）望族群体的榜样示范

潮汕人的主体是因战乱而南下的中原移民，在这一批批的移民中，不乏世家望族。“颖川世家”、“江夏世家”、“高阳世家”等是其证。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也造就了一大批富甲一方的望族。望族除了栽培下一代，提高家族声望外，还借助婚姻、交游等方式，与当地其他望族建立密切的社会关系，厚植社会影响力。同时，他们通过参与社会活动，或为乡里建设提供人力、物力支持，或协助地方官推动政务，提高社会地位。他们一方面致力于慈善救济活动，一方面参与公共设施建设。如，1727年春夏之际，潮汕发生大饥荒，进而大瘟疫，死者无数，潮阳“邑侯魏公尽心恤灾，劝富户助赈，诸富户也多乐施”。[13]

潮汕望族的慈善行为主观上是获取声望，客观上则推动了潮汕慈善事业的发展，从而推动了潮汕慈善文化的形成。

（五）会馆的积极作用

“有潮水的地方，便有潮声”，“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州会馆”。这两句广为流传的话说明了潮汕人以同乡组织为依托形成的极强的群体意识。

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潮州府属八县旅苏商人成立苏州会馆，开了潮商成立大规模团体组织的先河。此后，潮商大自潮属同乡，小至县、乡、村属同乡都在旅居地建立起同乡会组织，其数目难以统计。众多会馆组织的设立，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社会与文化意义。它标志着潮汕人心态开始由家族责任意识向社会责任意识转化。潮商各类会馆本身经常开展社会公益活动，大大地引导和熏陶着潮汕民众的社会责任感。上海潮州会馆章程开宗明义地宣称：“本馆以联络商情、发展合作互助精神，保障桑梓福利公益慈善事业，提倡教育，调解纠纷。”[14]众多潮州会馆开展的慈善活动，对潮汕慈善文化的形成的历史作用是积极的，不可低估的。

三、宗教信仰的熏陶

宗教对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劝人为善是宗教的基本特征，是其基本教义。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在潮汕都盛行，但最有影响的当数佛教。“潮人文化传统之源头，儒佛交辉，尤为不争之事实”。[15]潮汕慈善文化是糅合释、儒、道的哲学思想所形成的特色文化，其形成与发展，与宗教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佛教慈善与行善积德

佛教以善感文化而著称。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佛教要求人们为了寻求好的来生来世而自觉行善积德。

潮汕地僻东南海隅，直至唐代还被中原人视为蛮獠之薮的地方。自唐朝创建开元寺以后，佛教在潮汕地区十分兴盛。两宋时期，潮汕“至少有60座以上的寺院在运作。”[16]佛家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为善福报的观念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时至今日，仍有不少潮汕人按照佛家戒律过着节俭的生活，有了钱就做善事，因为很多潮汕人参与慈善事业有着行善积德的宗教诉求。

（二）道教慈善与广积阴功

道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种人生哲学，一种生存艺术。道教精神的形象体现神仙，对于潮汕人来说，是一种理想生活的象征。道教试图为有限人生进行无限的或者终极的慰藉，为人生寻找一个终极的价值坐标。不少潮汕人讲良心、重德性，广积阴功，正是源自道教的不死信仰。有些人越是到了晚年，对广积阴功的要求越是迫切，做善事也就愈加执着。

（三）妈祖崇拜与同舟共济、救死扶伤

妈祖姓林名默，出生于福建湄洲岛一个渔民家庭，能“乘席渡海”，“翻飞水土”，一生在大海中奔驰，救急扶危，在惊涛骇浪中拯救过许多渔舟商船；她立志不嫁慈悲为怀，专以行善济世为已任。在她逝世后，由于民间多次传说她显圣拯救遭遇海难、海盗的商船、渔舟，被尊为妈祖，奉为中国第一女海神。

潮汕与福建毗邻，居民以“讨海”捕鱼和行船贸易为生，很早就接受妈祖信仰的影响。宋代，南澳已经有了妈祖庙。元代，船民又在今天的妈屿岛上建庙祭祀妈祖。明清以来，妈祖信仰在潮汕广泛传播，出现了众多的妈宫（天妃庙）。平时，渔民出海之前要先到妈宫祈祷平安，安全返航之后又要到妈宫去报平安。每年3月23日妈生，人们会更加虔诚的膜拜致祭，形成隆重节俗。浓重的妈祖信仰，培育了潮汕人同舟共济、救死扶伤、见义勇为、助人为乐、忘我无私、仁爱和好、团结互助、忠于祖国的精神，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潮汕慈善文化的形成。

（四）基督教慈善与博爱精神

明清以后，西方基督教逐渐传入潮汕。1860年汕头开埠后，基督教更是大张旗鼓地在潮汕传播。基督教慈善文化猛烈地撞击潮汕慈善文化。当中既有出于文化扩张的需要，也确有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把慈善事业当作国际性的救援事业来实施的。基督教会除了建教堂外，还办福音医院、福音学校，如1863年英国教会在汕头建立福音医院；1874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在汕头创办聿怀学堂等。在饥荒之年，教会也出来救济难民，参与掩埋饿死、病死、被入侵者打死的难民。

基督教慈善与博爱精神不仅促进了潮汕慈善事业的发展，也使潮汕慈善事业增添了新的内容，确立了全新的潮汕慈善文化理念，即慈善无地域国界，慈善是人类共同的美德，从而推动了潮汕慈善文化的形成。

四、海外及港澳潮人慈善文化的反哺

历史上的潮汕地区，人多地少，因生活所迫，从南宋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潮人向海外移民，拓展生存空间。一批批潮人“荡到无，过暹罗”，乘坐着红头船去“过番”。几百年过去了，潮人遍布世界各地，“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主要是在东南亚。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潮汕移民，只身颠簸到海外谋生，他们秉承“铜钱出苦坑”的艰苦创业精神，坚守与人为善，义利并举的信条。曾担任泰国中华总商会常务委员的郑子彬，在谈及人生之价值时坦言说：“人生在世，不过数十寒暑，要求无负此生则必善用此生。人生价值，不在积聚多少财富，掌握多少权力，而在于对社会对人群能有所贡献……若徒知积资财，自私享乐者，不过社会一蛀虫耳”，[17]充分体现了海外潮人之渔利有超越一己之需，而建勋于社会之胸怀。在与人为善、义利并举这一信条的影响作用下，众多海外及港澳潮人在侨居国做善事、积功德，大力弘扬潮汕慈善文化。如泰国报德善堂，从成立以来，做了大量的施医义葬、扶贫济幼等慈善工作，并创建华侨助产院，成立了华侨崇圣大学，受到泰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社群的高度评价。同时，海外及港澳潮人又积极地把慈善文化反哺家乡。他们满腔热情地回家乡，在这片生他养他的故土做功德无量的善事、泽被万世的义举。

一是不遗余力地赈灾。1918年2月13日，潮汕地区发生地震，潮州韩江堤身松动，有崩塌的危险。泰国潮籍侨领郑智勇得知后，慷慨捐资给家乡加固堤防，累计金额达到38万银元。[18]工程完成后，乡绅民众在堤边建起一座“郑公智勇纪念碑”，表彰他的善举。1922年“8.2”强台风给潮汕造成严重自然灾害，海外侨胞对此万分关切。8月20日，由泰国中华总商会组织的暹罗潮州台风海潮赈灾会宣告成立，并设有筹捐处。侨胞不分商户、职员和男女老幼，纷纷慷慨解囊，在1个多月时间里，就募得救灾款25万铢。新加坡的许多侨胞闻讯之后，自动地给家乡寄去救灾款，总额不下20万元。[19]

二是为家乡施医赠药、兴建医院。1916年，郑智勇捐巨资在潮州城南门兴建潮州福音医院，并给贫苦民众施医赠药。1922年，潮汕地区受“8.2”强台风袭击，许多地方疫病蔓延，病人急待救治。泰国的侨胞高晖石等纷纷捐出20万银元，在家乡澄海创建医院，并在陈家祠设点，给病人施医赠药。1929年，潮安、澄海、饶平3县的海外侨胞，共同捐资创建潮澄饶顺天医院，接受附近各城镇乡村的病人就诊，一律免收诊费和药费。

三是捐资兴学。从19世纪80-90年代开始，一些海外及港澳潮商在家乡兴办私塾，揭开了海外及港澳潮人捐资办学的序幕。从此之后，郑智勇、陈美堂、蚁光炎、谢慧如、陈有汉、郑午楼、林百欣、林世铿、陈伟南、李嘉诚等等海外潮商纷至沓来，捐资办学，发展家乡教育事业。从岭东同文学堂、汕头华英小学、时中学校、私立海滨中学、澄海成德学校、潮阳中民小学，到解放后的广东汕头华侨中学、澄海华侨中学，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汕头大学、汕头林百欣中学、潮阳林百欣中学、潮安宝山中学……一所所设施先进、风貌亮丽的学堂在潮汕大地矗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潮汕侨乡，“最堂皇美丽的建筑物就是侨办学校”，而潮汕地区的大部分乡镇，“几乎村村都有侨办学校”。[20]

海外潮人的善举，不仅起到赈灾、救助、接济的作用，更是以独有的方式，向家乡展示了他们的慈善之心，传递了他们义利观，从而强烈地濡染着潮汕人，有力地推动潮汕慈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总之，潮汕慈善文化有其形成的历史过程，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今，慈善成为潮汕人民的共同文化心理，一种社会伦理道德和社会行为。正因为如此，潮汕的慈善事业蒸蒸日上，民间慈善机构纷纷成立，慈善活动频频举办，慈善家不断涌现。我们必须顺势而上，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培育、弘扬慈善文化，塑造爱心，铲除无良，让爱满天下，共建和谐，共筑幸福。

［1］李志云．试论潮汕慈善文化的主要特点及发展对策［J］.潮汕慈善文化，2010：140．

［2］刘蓉.习惯说［M］.［2006-05-06］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6938551.html.

［3］潮阳萧氏族古规·家训［EB/OL］.［2006-06-11］http://www.cyxiao.com/more.aspid=56.

［4］李泽厚.论语今读［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15．

［5］杨锡铭．潮州文化与海外潮人的乡土情结浅说［EB/OL］.http://gb.cri.cn/1321/2009/06/25/157s2545803.htm．

［6］罗新俊.谢慧如传［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6：272.

［7］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409.

［8］赵复查．论陈伟南的教育价值观［M］//沈启绵．懿德仁心——陈伟南先生九十华诞荣庆录．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201．

［9］黄浩瀚.崇文重教义当先乐善好施诚为尚［N］.汕头日报，2013-0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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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琳乾．潮汕自然灾害纪略［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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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杨锡铭．海外潮人史话［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187.

［19］王炜中，陈骅，杨群熙．潮汕侨批简史［M］.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7：209．

［20］杨群熙.海外潮人对潮汕教育事业贡献资料［G］.潮汕历史资料丛编：第15辑，2005：174.

A Study of the Forming Factors of Chaoshan Charity Culture

CHEN You-yi

（Institute of Chaoshan History and Culture,Shantou Polytechnic,Shantou,Guangdong 515041）

Charity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aoshan culture,and in its development it

various influences.Its major forming factorss include:influenc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haoshan traditional culture,Chaoshan history,religious faith and the influence from the charity culture of overseas Chaoshan people.

traditional culture,Chaoshan history,religious faith,overseas Chaoshan people

G 127

A

1001-4225（2014）02-0018-06

2014-01-01

陈友义（1961-），男，广东南澳人，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潮汕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佟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