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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思想意蕴

2014-10-10董竞成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4年18期
关键词:传统医学现代医学中医

【摘要】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中国各主要民族传统医学之基本概念、哲学基础等方面有很大相似性,均符合经验医学发展规律,其中以“中医”为最成熟。中国传统医学发展历程与西方近现代医学不同,它始终围绕病证诊治这个中心,并借助古代哲学,建立了以“阴阳五行”“脏腑”“体液”等学说为核心的理论体系,此体系代表了当时世界经验医学与哲学形态的最高成就。就整体而言,中国传统医学基本结构主要由以下三部分组成,即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和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

【关键词】传统医学 中医 现代医学 哲学 基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在中国传统医学领域,存在诸多不够准确的观念与认识,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比如人们始终面临着这样的困惑:什么是“中医”,什么是中国传统医学,什么是传统医学,什么是民族传统医学,什么是现代医学,什么是“西医”,以及如何正确认识传统医学,等等。这些困惑所造成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大到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小到具体病人的诊治。因此,我们有责任逐渐认识和解决这些困惑。众所周知,传统医学往往是古典哲学概念、临床实践与经验和区域性文化的混合体,而各民族的古典哲学常常是其构建传统医学理论框架的基础。因此,深入思考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及基本框架,具有重要意义。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称“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同样,对中国传统医学哲学基础和基本框架的思考,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所面临的相关困惑和问题。

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况

中国传统医学(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医疗、生活实践中,不断积累、反复总结而逐渐形成的具有独特理论风格的医学体系。中国传统医学是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的统称,主要包括汉族传统医学、维吾尔族传统医学、藏族传统医学、蒙古族传统医学等。在中国的民族传统医学中,由于汉族人口最多、文字产生最早、历史文化较长,相应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更完善、临床实践也更丰富,因此,汉族传统医学在中国以至在世界上的影响也最大。在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当时所谓的“西方医学”大举传入中国并普及以后,以汉族传统医学为主的部分中国传统医学又有了“中医”之称,以此有别于“西医”,即当今的现代医学。组成中国传统医学的各民族传统医学往往自成体系、各具特点、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的汉族传统医学(中医)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确立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以气、理、神、虚、太极、阴阳、五行等古典“中国哲学”概念作为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上体现古典“中国哲学”的整体性、有机性与动态性,以脏腑经络等为生理病理基础,以华佗、扁鹊、张仲景等为其代表人物,代表著作有《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和《伤寒杂病论》等。理论体系中解剖学知识相对薄弱,强调阴阳平衡,病因学强调“六淫”、七情,注重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以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创立了汗、吐、下、和、清、温、消、补八大治法,根据所谓君、臣、佐、使原则组方用药。中国的维族传统医学成医于约公元前4世纪,以古希腊哲学的气质论与体液论等为理论基础,同时也吸取了阿拉伯医学和“中医”的精华,拜德热丁?苏皮阿訇、哈孜巴义、鸠摩罗什、西拉汗、法拉比、伊本西拿等为其代表人物,代表著作有《验方锁要》、《哈孜巴义药书》、《医典》等,对人体解剖认识较深,除重视四诊外,还将望诊范围内的尿诊、观察大便、痰诊另立诊法。中国的藏族传统医学有2500年左右发展历史,也以阴阳、四元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玉妥·云登贡布、碧棋列贡、吾巴曲桑等为其代表人物,代表著作有《居悉》即《四部医典》等,藏医学重视五脏六腑,认为人体是以五脏六腑为中心,由三大因素(“隆”——指气、“赤巴”——指火、“培根”——指水和土)、七物质(饮食精微或乳糜、血、肉、脂、骨、髓、精)、三种排泄物(汗、尿和粪便)、360块骨头、九大孔窍以及黑脉和白脉组成,除四诊外,和维吾尔医学一样,还特别注重尿诊,且诊疗也具辨证论治之特点,根据药物的性味、功能及消化后性味组方,讲究调伏增效、适当配制。中国的蒙古族传统医学有2700多年发展历史,13世纪初成,18世纪形成独特体系,以阴阳、五行、五元学说作为基础,以罗布桑丹津扎拉桑、伊喜巴拉珠尔、龙日格丹达尔、占布拉道尔吉等为其代表人物,代表著作有《四部甘露》、《蒙药正典》、《方海》等,对人体解剖认识也较深刻,除常用问、望、切诊外,还重视按、闻、嗅之诊察方法,同时重视尿液诊察与疾病寒热之辨别。中国的傣族传统医学也有2500多年的历史,中世纪之后,以古代唯物论和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哲学思想为核心,以瓦几腊别、古马腊别、雅当拿摩雅捌顿等为其代表人物,代表著作有《罗格牙坦》、《巴腊麻他坦》、《嘎牙山哈雅》、《档哈雅龙》等,对人体解剖结构理解较透彻,注重四塔(风、火、水、土)五蕴(色、识、受、想、行)辨证与三盘辨证,治则讲究、治法丰富,组方分为单方、小方、大方。中国的回族传统医学成医于公元13世纪,以人天浑同与有机整体思想为主导,以元气与阴阳七行学说为基础,以马世奎、马金良等为其代表人物,代表著作有《回回药方》、《吴忠市中医药验方集》、《回族医药概览》等,解剖学知识比较薄弱,以辨质为主,结合辨证、辨病、辨经,注重辨证论治,治法较灵活、丰富。中国的苗族传统医学有三千年发展历史,巫医合一,兼具神学、巫术等特点,解剖学知识也比较薄弱,把一切疾病归为冷病、热病两大类,冷病热治、热病冷治,治法较丰富,组方有配单不配双和三位一体两个特点。中国的壮族传统医学萌芽于原始社会,唐宋之后得到迅速发展,以阴阳为本、三气同步的天人自然观为理论基础,以罗家安等为其代表人物,代表著作有《痧症针方图解》、《壮族医学史》等,认为内脏气血骨肉是构成人体的主要物质基础,其中位于颅内、胸腔和腹腔内相对独立的实体都称之为脏腑,但其没有明确的脏和腑的区分观念,重视目诊,注重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对动物药的使用非常重视且有规律。通过对以上中国各主要民族传统医学的基本概念、成医时间、哲学基础、代表人物、代表著作、解剖、生理、病名、病因、病机、诊断、治则治法、组方用药特点等方面的简要比较,可以发现各民族传统医学在诸多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均符合经验医学发展的一般规律,它们当中又以汉民族传统医学为最完整、最成熟。endprint

中国传统医学的哲学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历史悠久、理论精深、诊治技法灵活、组方用药考究,各有特色又自成体系,为保障中华各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伟大贡献。但也应该承认,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历程与西方近现代医学迥然不同,始终围绕着病证诊治和解决患者实际问题这个中心,集中古代纵横向所有的智慧,并借助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建立了以“阴阳五行学说”“脏腑学说”“体液学说”“气质学说”“物质学说”等理论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充满了技术科学和经验科学,这个体系特别是“中医”体系和其所体现的“中国哲学”一样,代表了当时世界经验医学与哲学形态的最高成就,是中国传统医学先贤们世世代代集体努力的结果。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很难发现以还原论为基础的理论科学和基础科学研究的踪迹及其所作出的贡献。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能将自然界的多样性统一抽象为客观的物质性,而是普遍用形象化的、具体的物体或运动形式来描绘和解释现实世界。有的用一种物体及其运动方式,有的用两种或多种物体及其运动方式来解释大千世界,因而就形成了所谓的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这些哲学理论无论是在古希腊还是在同时期古代中国的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中都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中医”还是前述其他民族传统医学在其构建理论体系时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多元论哲学。“中医”和蒙医采用的是五行学说,有些民族传统医学比如维医、藏医则采纳四元学说,对比一下五行学说和四元学说的本质,不难发现其实它们的相似性大于差异性。首先,这两种学说均产生于人类历史发展的相同阶段,且处于文明发展的同一个水平上,并没有什么质的差别;其次,它们在观点和形式上也有许多重要的相似之处,所不同的是,五行学说的内容要比四元学说更为丰富。古代多种民族传统医学之所以都选用多元哲学,是因为它们可以提供一种形式化了的动力学模型,而一元论、二元论则因过于抽象而难于或不可能在自然科学领域得到具体的应用,也就是说多元论不仅提供了哲学思想,同时也提供了构建多种民族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中医”之“脏腑学说”古称“藏象”,意指“脏藏于内,而形见于外”,这表明其受制于时代的特点。“中医”脏腑学说是从机体的外部现象入手构建的唯象理论,而不是以机体内部脏腑的解剖、生理等构效关系的形式而建立的。各民族的传统医学大都是在唯象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理论,而实践证明此种形式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行的。受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影响,“中医”等传统医学在经验的基础上创建了自己的唯象理论,反之又用唯象理论将经验抽象化、形式化、规范化,从而使零散的经验在统一的古典唯象理论中汇集,形成各种学说,这就使得经验医学得以保存、发展、交流和传授。当然,这当中有些经验和理论可能是谬误,但也有许多经验和理论可能会蕴含科学规律。脏腑学说产生于中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初创时期,而较为完整的体液学说产生于古希腊奴隶制的鼎盛时期,从具体时间上看,后者要稍早于前者。但两者的历史背景有几个极为重要的相似之处,一是它们都形成于鬼神致病论动摇以后,是继宗教医学或巫术医学之后医学理论的重建;二是它们均产生于当时古代文明最发达的国度;三是它们都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与有限临床经验相结合的产物,同属于以古典哲学概念思辩为基础的经验医学理论。所以,中国传统医学中脏腑学说、体液学说等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古人的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与药理学的知识都是极为贫乏与初浅的,但为了解释人体各种复杂的病理、生理现象以及有限的临床经验并使其得以传授,他们又不得不建立某种理论,构建医学知识体系,所以便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哲学思辩。其实从哲学到具体的自然科学门类,跨度甚大,中间需要许多认识充填,因此,古代的经验医学理论体系本质上都是古代多元论哲学的翻版,而不可能是二者的理性结合,然而,这种翻版有些可能会不自觉地蕴含高度的理性。脏腑学说、体液学说等正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前者(如“中医”)用肝、心、脾、肺、肾替换木、火、土、金、水,脏腑被赋予了五行的基本功能与属性,脏器之间也被赋予了五行之间的动力学关系,这样,此种脏腑结构、功能与关系就成了人体组成与功能的基本模型,一切病理生理过程都可以从这个简单模型功能状态的变化中得到描述与解释;体液学说(如维医)则是用血液质、黏液质、胆液质和黑胆质四种所谓的体液替换了四元学说(如藏医)中的火、气、水、土四种元素,同样也将四种元素的特性及相互关系引入到各种体液和体液之间,最后通过体液的比例、分布和质量情况来模拟与解释人体的各种病理生理过程。当然,脏腑学说也十分强调血、津液等体液的重要性,并将脏腑与体液的代谢及作用紧密结合起来。体液学说也不例外,它认为体液是由脏腑产生的,所以也很看重脏腑,同样将两者紧密结合起来,用以认识与解释复杂的病理生理现象。当然,古代先贤的这些认识和解释,都始终坚持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对立统一的辨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指导思想。多种传统医学均以脏腑和体液学说为核心构建自己的理论,反映出其受制于时代的科技、文化水平,古时人们对人体生命现象的认识都还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从理论价值上看,脏腑学说和体液学说之间没有多大差距,二者都属于朴素的唯象理论,均具有朴素的整体观、平衡观、病因观、病理观和预防观。只不过脏腑学说在内容上要比体液学说更丰富与具体一些,也正因为如此,脏腑学说在实用价值方面似乎超越了体液学说,脏腑学说把脏腑的功能通过阴、阳、气、血、精、津液等中间变量与人体诸如症状与体征之类的外部变量一一联系起来,以求可以通过脏腑功能状态改变推理人体的各种外部表现(包括症状和体征),或通过人体症状、体征等外部表现变化来辨别与设定其脏腑功能状态的改变。不仅如此,传统医学的治则、治法,传统药物药效描述与疗效确定等也分别被纳入以脏腑学说、体液学说等为核心的统一的理论体系中,并因此实现了病、证、理、法、方、药的一体化与系统性。

以“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医学自形成起到鸦片战争前后,发展的主要是临床经验医学而不是实验医学、基础医学,但达到了人类经验医学的最高境界。这些宝贵的经验有些已经被证明和现代医学的相关认识一致,可以用现代医学来认识与解释;而有些经验则很有可能不自觉地蕴含着现代医学某些未来发展的方向;当然,产生于几千年前的经验医学毕竟有其时代和文化的局限性,在这些古典医学知识体系中,除了宝贵的经验以外,也会存在许多带有时代和文化烙印的认识。endprint

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

如前所述,借助于临床实践经验和古典哲学等构建的中国传统医学本质上始终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完整与最丰富的经验医学,其庞大的体系中充满了实用的和逐渐被现代医学所认同的医疗技术和医学经验;也蕴含着预示人类医学某些未来发展方向和面貌的胚芽;同样,带有时代和特殊文化烙印的朴素认识甚至于错误认识也俯拾可见。因此,就整体而言,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可能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即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和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

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在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华文明史中,中国传统医学始终是中华民族保健事业的主导力量,其成功保健的关键在于它的疗效,“实践出真知”,大量的实践和经验使其朴素的理论有了坚实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和“西医”在中国的发展均进入了新阶段,随着现代医学影响日趋加深,特别是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的所谓“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使得中国传统医学特别是“中医”的一些理论、治则治法、技术、方药的现代生命科学内涵得以部分阐明,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结构也日趋清晰。这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所谓已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的部分,涉及到中国传统医学基础和临床的许多环节。以若干“中医”理论与重要概念为例,沈自尹院士关于“肾本质”的研究表明“肾虚证”个体无论其外在表现和内在变化,很大程度上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早衰或衰老性变化。陈可冀院士科学地阐释了活血化瘀治疗冠心病等作用机理及血瘀证的本质,相关研究已获得“中医”和现代医学领域专家的一致认同。廖家桢、戴瑞鸿等的研究表明,所谓“心气虚证”和现代医学的心脏疾病及心功能差之间有所相关。又以传统医学诊断手段为例,望,是医生运用视觉来观察病人全身或局部的神、色、形、态的变化,以判断病情的一种方法。通常望诊不仅包括对舌苔的观察,同时也包括对病人个体外部特征进行观察,从这些部位的各种变化来察知体内病情,特别是针对病人的神、色、形、态的观察尤为重要,这已与现代医学的诊断理论形成多方面的共识,如“中医”认为口唇苍白是气血不足的重要表现,现代医学同样认为口唇苍白可能是诊断贫血的重要依据之一;“中医”认为口唇紫绀是血脉瘀阻的表现,在现代医学中则是诊断低氧血症与高碳酸血症的重要依据。闻诊,包括听声音和闻气味两方面,其也与现代医学临床诊断理论形成共识,如病人说话声音洪亮,铿锵有力,“中医”和现代医学均可据此判断此人精气十足,精力充沛,病情尚不十分严重;相反,如果病人语声低弱,有气无力,甚至不想说话,“中医”往往认为属于“气虚”,而现代医学也认为此类患者的状况多为诸种严重疾病所导致的器官功能衰弱或机体严重消耗所致。而闻气味,包括分泌物气味、口气、体气等,“中医”认为可用于证候诊断,同样,现代医学也认为有些气味与疾病高度相关,如闻到病人身上有烂苹果味,提示可能是糖尿病酮酸中毒等。问诊,主要向病人询问他的身心感受,哪些地方不舒适,当然也包括通过别的途径了解病人的发病及病情,如问一般情况、生活史、家族病史和既往病史,问起病时间、现在症状等,此类诊断方法均早已在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切诊包括脉诊和按诊,是医者运用手和指端的感觉,对病人体表某些部位进行触摸按压的检查方法。具体检查内容较多,如脉象的变化、胸腹的痞块、皮肤的肿胀、手足的温凉、疼痛的部位,等等。把所得信息与其他三诊互相参照,从而作出诊断。特别是切脉,往往是“中医”临床诊断病证不可缺少的基本方法,认为可以反映许多病证的信息,现代医学也认同切脉在了解心率、心律、血管充盈度及硬化程度等方面的价值。再以若干“中医”古方作用为例,许多“中医”古方所能主治的病证,基本可以等同现代医学目前所能认识的某些特殊疾病或状况,比如:独参汤,以人参大补元气,补气固脱;主治诸般失血与疮疡溃后,气血俱虚,面色苍白,恶寒发热,手足清冷,自汗或出冷汗,脉微细欲绝者。独参汤证往往多见于现代医学的失血性或心源性休克。四逆汤,以附子、干姜、炙甘草温中祛寒,回阳救逆;主治少阴病,四肢厥逆,恶寒蜷卧,神衰欲寐,腹痛下利,呕吐不渴,舌苔白滑,脉微细;或太阳病误汗亡阳。四逆汤证则多见于现代医学中的多种休克。真武汤,以茯苓、芍药、白术、生姜、附子温阳利水。主治脾肾阳虚,水气内停证。诸如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腹痛下利,或肢体浮肿,苔白不渴,脉沉;太阳病发汗过多,阳虚水泛。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瞤动,振振欲擗地。真武汤证主要多见于现代医学的心源性、肾源性水肿。玉屏风散,补脾实卫,益气固表止汗,被称为中药免疫调节剂。主治表虚自汗,易感风邪;风雨寒湿伤形,皮肤枯槁。汗出恶风,面色恍白,舌淡苔薄白,脉浮虚。亦治虚人腠理不固,易感风邪。目前,此方现代医学亦多应用于提高机体免疫能力。同样,有许多中药无论是单药或组方使用均有较好的疗效,且千百年来反复使用疗效始终稳定,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这些中药所干预的病症及可能作用的环节也日趋明确,从而逐渐和现代医学形成共识。比如“麻黄治喘”,用于发汗散寒、宣肺平喘、利水消肿。“中医”许多治咳喘的古方往往多以麻黄为君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麻黄所含主要组分麻黄素等属于生物碱类物质,是拟交感神经药,作用于β-肾上腺素能受体,麻黄素对支气管平滑肌有明显的松弛作用,特别是在支气管痉挛时作用更为显著。

不自觉地领先于现代医学的部分。中国传统医学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实践医学,理论体系主要借助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而构建,大都采用“辨证论治”的诊治方法,运用天然手段治疗疾病,不强调与同时代科技发展相一致。不同于现代医学以“自然不能被认证就不能被征服”的观点为基础,强调还原论,要求与同时代的科技同步前进,这就使得中国传统医学除了古老、朴素的整体特征外,也可能具有不自觉地超越时代的认识。以医学理论思维为例,中国传统医学在医学理论思维方式方面对现代医学始终有所引领(详见下表)。

如“中医”有“人与天地相应也”之说,这是机体与环境的统一观。现代医学所谓“生物寿命学”与“生物钟”理论、激素分泌的各种节律、地方病以及易地疗法等都是“天人相应”理论的体现;贯彻中国传统医学的对立统一观、动态平衡观等也正日益表明是存在于生命现象中的普遍规律,尽管现代生命科学也强调上述观点,但不同于中国传统医学始终把其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基本思想和理论特点,所以“中医”和现代医学在这些观点上的自觉程度还是有差别的。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医”“久病及肾”“恐伤肾”等认识具有深刻的现代生命科学内涵,许多疾病,如气道慢性炎症性疾病,长期反复发作,往往加剧机体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us-Pituitary-Adrenal, HPA)轴等应激和抗炎系统的病理性变化,研究表明,慢性炎症时多种细胞因子如 IL-6 和TNF-α,可通过上调HPA轴,刺激皮质激素的合成增加,后者使炎性细胞因子分泌量下降,此负反馈导致皮质激素合成减少,解除对免疫细胞的抑制,然后炎性细胞因子分泌又会增加,再促进皮质激素的合成,但久之则出现相互性的关系紊乱,甚至形成恶性循环,使机体致炎/抑炎平衡机制严重失衡,造成病迁延难愈,出现所谓“由肺及肾”,肺肾两虚的表现。同样,研究表明: 恐惧、抑郁等心理状态,会造成机体反复应激,久之同样造成HPA轴功能紊乱,机体致炎/抑炎平衡调控机制失衡,从而出现所谓肾虚之候。endprint

再以治则治法为例,慢性炎症状态和慢性炎症性疾病“异病同治”是“中医学”的特色,体现了辨证论治的精神,是“中医”最重要的几个治则之一。所谓“异病同治”,是指不同疾病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由于出现相同的病机,可以采用相同的治则。而现代研究表明“异病同治”这种观念很可能是现代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因为存在于所谓病与病之间的“围墙”有些是不合理的,划分的原因仅仅基于解剖学的分割,而不是根据疾病病因、发病和病理变化等的本质。研究表明“中医”证型类同的不同疾病,往往具有共同的病理、生理变化,运用相同的理法方药进行干预,都能获得疗效,因为这些不同疾病的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可能存在着相同的变化,药物作用的靶点和靶点群有可能是同一的。另以组方原则为例,针对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APL),我国著名中医专家黄世林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设计了一个以清热解毒、益气活血为治疗原则的中药方剂,即由雄黄、青黛、丹参和太子参组成的中药“复方黄黛片”。报道显示, 这个复方对APL病人的完全缓解率是96.7%到98%,5年无病生存率达到86.88%,疗效极佳。后来发现复方黄黛片这个复方中,雄黄的主要成分是四硫化四砷(A),青黛的有效成分是靛玉红(I),丹参的有效成分则是丹参酮IIA(T)。陈竺研究团队2008年从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化学的角度,详尽阐明了复方黄黛片治疗APL的分子机理。结果显示,四硫化四砷是本方的“君药”,它直接作用于癌蛋白,通过诱导其降解,从根本上逆转癌细胞的疯长,使其分化成熟;丹参酮和靛玉红作为本方的辅助药物,主要是通过促进癌蛋白的泛素化并加快其降解,进一步促进白血病细胞的分化成熟,抑制癌细胞的细胞周期及分裂增殖来发挥作用。动物试验结果还表明,使用了青黛以后雄黄的毒副作用大幅度降低,这些体现了“中医”有些方剂“臣药”和“佐药”的功效特点;并且丹参酮和靛玉红通过增加运送四硫化四砷的通道蛋白的数量,显著增加了进入白血病细胞的四硫化四砷浓度,从而提高了疗效,两者都起到了“使药”的作用。复方黄黛片通过各组分的联合应用,产生了大于三个组分叠加的协同效应。这种组方思想所蕴含的理念显然具有明显的超前性。董竞成等对补肾益气方药干预若干慢性炎症性疾病的疗效及相关机理与物质基础的研究表明,仙灵脾、黄芪、生地等组成的方药,能有效干预机体慢性炎症,通过多靶点群的干预,重塑或改善机体致炎/抑炎平衡调控机制,这种形态可能是现代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同样,若干中药单药认识、使用和研究的历程,也深刻地表明了这种特殊的引领性。比如单药青蒿,早在《本草图经》中描述:青蒿,治骨蒸劳热为最,古方多单用之。其在《圣济总录》、《本草纲目》、《补缺肘后方》、《温病条辨》、《卫生易简方》、《永类钤方》、《通俗伤寒论》、《圣惠方》、《济急仙方》中也均有方剂应用记载。现代“中医”认为,青蒿具有清透虚热,凉血除蒸,截疟的功效。用于暑邪发热,阴虚发热,夜热早凉,骨蒸劳热,疟疾寒热,湿热黄疸。现代研究表明,其主要有效成分为倍半萜类,如青蒿素(arteannuin)。而青蒿素是我国在世界上最先研制成功的一种抗疟新药,它是从我国民间治疗疟疾草药黄花蒿中分离出来的有效单体。它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在周总理亲自批示下,数百名科学家经过坚持不懈的深入研究而取得的成果。它是由我国科学家自主研究开发并在国际上注册的为数不多的一类新药之一,被世界卫生组织评价为治疗恶性疟疾唯一真正有效的药物。在青蒿素发现之前,西方药理专家认为抗疟药的设计,首先要从含氮的杂环开始,而青蒿素结构的发现,推翻了这种结论。伊斯坦布尔第十届国际化疗会议上6000名各国医坛专家公认青蒿素为治疗疟疾的中国神药,是中国传统医学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最后以针灸治疗为例,针刺是根据机体不同状况,选用不同穴位和不同针刺手法,通过影响多个靶点干预疾病过程的多个环节,激发机体自身内在的调整能力达到治疗目的。针刺的调节作用不仅表现在影响疾病的病理过程,对生理过程也有调节。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中枢神经系统的整合作用(皮层功能重组,神经可塑性和各种神经递质和激素的释放)得以实施。针灸效应的物质基础很可能是中枢神经直接对某些基因表达具有一定的调控和重组,使之最终修正疾病。而针刺麻醉(acupuncture anesthesia)是指用针刺镇痛效应减轻手术中的疼痛及预防生理功能紊乱的一种方法,由于其作用类似于现代医学的麻醉方法,故称针刺麻醉。对麻醉药物过敏而不能采用药物麻醉的患者,是一种较为理想的替代方法。针刺镇痛是来自穴位的针刺信号和来自痛源部位的疼痛信号,在同一脊神经节段以两种不同途径传入刺激至脑(脊髓、脑干、丘脑、大脑皮层等部位)并相互作用的结果。针刺穴位激发了体内抗痛物质,对抗手术时所产生的致痛物质,从而起到镇痛作用。抗痛物质内源性阿片样物质参与针刺镇痛——脑内阿片肽释放增加。其中内啡肽和脑啡肽在脑内具有很强的镇痛效应,与镇痛效果呈正相关。有多种神经递质参与针刺镇痛,其中不少与某些相应的中枢神经核团(如尾核头部、丘脑中央中核、中脑中央灰质及中缝核等)有关。中枢八肽胆囊收缩素(CCK-8)是对阿片作用的一种负反馈机制,是决定针刺镇痛和吗啡镇痛有效性的重要因素,针刺镇痛有效性的个体差异决定于中枢阿片肽与CCK-8的相对平衡。针刺作用能对应激引起的边缘系统(如海马、扣带回、隔区、杏仁、视前区、下丘脑等)反应进行调节,这可能是针刺减弱痛觉的情绪反应的生理基础。不同频率的电针镇痛产生不同的阿片肽物质,2Hz电针在脑内促进前脑啡肽原PPE释放;100Hz电针在脑内主要促进前强啡肽原PPD释放,在某些脑区也可促进PPE的释放。近来,在功能磁共振(fMRI)临床试验中发现,针刺对于慢性疼痛的治疗效应与脑中具有认知功能的默认网络活动有关,进一步说明了针刺镇痛(慢性疼痛)是通过中枢起作用的机制。

需要重新认识或加以摒弃的部分。在人类科学体系中,包括医学科学,概念由新变旧,其正确性由绝对变为相对,甚至成为谬误,适用范围由大变小,本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自然科学中的一切概念、定律、定理,都是从不同角度反映事物中稳定的一面,有稳定性,才有规律和科学体系。换言之,这种稳定性有时只能是有条件的、局部的、相对的,而不稳定性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任何科学理论只有不断承认自己的短处,修改自己的缺点才能进步,而其不断进步的标志则是新概念、新方法和新理论的产生。同样,现代医学本身也在不断地修正、改善和发展自己,置身于一种不断靠近绝对真理的无限过程,在其朦胧时期,也曾产生过许多极为朴素的认识。比如在1870年人类认识微生物和疾病的关系之前,所有的感染和化脓现象均会被笼统地描述为遭受了“毒素”“瘴气”“戾气”“邪气”等。这些认识和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许多认识一样,是特定时代和文化所造成的朴素认识。鉴此,对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也应采取一分为二的办法,发扬其精华,摒弃其糟粕。同样先以理论思维为例,《素问·灵兰秘典论》记载:“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素问·调经论》说:“心藏神”。“君主”表示高于一切的含义,意思就是说“心”在脏腑中居首要地位。“神明”“神”是指高级中枢神经机能活动,这些功能由“心”主持和体现,所以说“心主神明”。说明前人对“心”的理解,包括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在内。人体脏腑气血在“心”的这种通过中枢神经系统活动作用的影响下,维持统一协调的生理活动。如“心”有了病变,失却统率神明的作用,其他脏腑的生理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当然,现代生命科学研究已说明“心主神明”之“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大脑之所为。再以方剂为例,方剂配伍理论和方法尽管在指导组方用药上仍起到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不足的一面,比如按君臣佐使的配伍理论,很多行之有效的方剂难以区分其君臣佐使,如黄连解毒汤中黄芩与黄柏、栀子谁为臣,谁为佐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一而同。又如理中丸、半夏泻心汤等方的君药,历代认识颇不一致,前者有干姜为君和人参为君之争,后者有半夏为君和甘草为君之辩。因此,对方剂配伍理论和方法进行理性认识和创新,已成传统医学方剂学发展的客观要求。《本草纲目》里面记载了一些治疗不孕的方子,包括所谓立春的雨水可治疗不孕症之类;扫帚、洗碗水等也可以用来治病等,后人已经自然而然地认识与摒弃了诸如此类的治疗方法。最后以中药为例,孙思邈《千金翼方》卷第二《本草上》对硝石的记载是:硝石,味苦辛,寒,大寒,无毒。现代研究发现:硝石中含有硝基化合物,可诱发肝癌;又比如对杜若的记载是:杜若,味苦辛,微温,无毒。杜若又名杜衡,含马兜铃酸,会造成患者肾衰竭,还可能导致淋巴瘤、肾癌、肝癌等一系列癌症。诸如此类,比比皆是。

结论

中国是世界上传统医学最为发达的国家,拥有56个民族,许多民族都拥有自己灿烂的传统医学文明,为保障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繁衍昌盛作出了贡献。科学而又理性地认识中国传统医学,包括它的概念内涵、哲学基础、历史地位、组成结构、理论、经验、技术、方法和方药等,明确中国传统医学的长处和短处,借助于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如流行病学的方法、循证医学的方法等,进一步确认其理论、经验、技术、方法、方药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当然也包括不科学性和不合理性,深入开展对确认有效的技术、方法、方药等的研究,明确其作用机制、物质基础等现代科学内涵,并开展类似理论、技术、方法、方药等的横向比较,推崇优胜劣汰、择优发展的观念,使中国传统医学中真正的精粹能够脱颖而出,推动现代医学文明的发展,从而造福于中华各民族人民,造福于全人类。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古老的文明大放异彩,并加快融入当代人类共同文明的洪流。

责 编 / 马冰莹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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