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

【摘要】近年来，金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对外贸易额下降、通胀压力增大、 国内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等问题，西方国家不少分析人士开始“唱衰”金砖国家。金砖国家已意识到进行更深层次改革、增强各自国家长期发展韧性的必要性。金砖国家在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拓展对外经济合作中的分量不断加重。中国应从自身需求和发展优势出发， 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和制造业合作、促进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便利化等提出合作倡议。面对全球自贸区建设的新格局、能源生产和供给版图的重大变化以及持续展开的科技和产业革新，中国应以更主动、更深刻的发展政策调整带动金砖国家的相应变革，使推进发展方式转型和深化改革成为凝聚金砖国家的共同理念。

【关键词】金砖国家 发展挑战 中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F114.3 【文献标识码】A

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这些“金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对外贸易额下降、通胀压力增大、国内社会矛盾进一步凸显等问题。据此，西方分析人士纷纷开始谈论“金砖国家正在破碎”，“金砖是一块没有泥浆的砖”等话题。①2014年7月，第六次金砖国家峰会在巴西举行，与会领导人签署协议，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这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正稳步向纵深迈进，向外界传递了“金砖并未失去金色”的有力信息。当前，金砖国家已意识到进行更深层次改革、增强各自国家长期发展韧性的必要性，并加快金砖国家组织的机制化建设，以促进新兴国家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

金砖国家面临发展挑战

近年来，金砖国家经济增长减速是一个客观事实，其原因既是周期性的，也是结构性的。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7%，是14年来的最低增速，且2014年或将继续放缓。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估测，俄2013年全年增长率为2.4%，但该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实际增长很有可能低于2%。俄罗斯近年来消费贷款快速增长，但偿还债务本息的成本也在上升。2013年，印度经济增速约为5%，已降至10年来的最低点，印度卢比2013年贬值超12%，其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60%。巴西经济增长率降至2.5%左右，2012年其增长仅为1%，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降至约为20世纪80年代一半的水平，国内信贷泡沫问题严重。由于黄金价格下跌、经常账户逆差较大等因素的影响，2013年南非经济增长率低于2%，本币兰特贬值严重，被认为是新兴经济体中最疲软的货币之一。于是，有分析人士指出，新兴国家信贷能力强大和国库充盈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国家支出的增加会降低新兴国家的清偿能力。②

虽然过去十余年间金砖国家在宏观经济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其商业环境仍不令人满意，经济竞争力仍然有限，这成为影响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3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中国排名第91位，俄罗斯、巴西、印度分别为第112位、第130位和第132位。而与此相对的是，卢旺达、阿曼、哥伦比亚和哈萨克斯坦这些国家却跻身前60之列。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不无讽刺地指出，卢旺达等“石头国家”（ROCKs）可以告诉“金砖国家”如何恢复自己的势头。③

金砖国家还面临“后发崛起者”的挑战。正如摩根士坦利公司新兴市场部负责人卢奇·夏尔玛（Ruchir Sharma）所言，“上一个十年的赢家很少能成为下一个十年的赢家”，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国际投资者的兴趣正从金砖国家身上转移。墨西哥、印尼、土耳其、尼日利亚等11个人口众多的新兴国家在金砖国家经济放缓的同时仍保持快速增长，据预测，这些“未来11国”（NEXT 11）的经济总量在2050年将相当于欧洲的两倍。④而“金砖国家”概念的创始者、高盛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则提出“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土耳其）是值得投资者关注的新兴市场国家。2014年达沃斯全球经济论坛召开之前，普华永道公司和美国彭博新闻社对国际投资者的调查显示，33%的受访者不赞同投资巴西，29%不赞同投资中国，27%不赞同投资俄罗斯，25%不赞同投资印度。⑤

与此同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迎来“新的崛起”，发达国家再次走到世界经济的前沿。目前，很多发达国家自2008年以来首次出现制造业复苏的迹象。2013年12月，美国彭博新闻社对89位世界知名经济学家的访谈结果显示，到2015年美国经济预计会出现3%的增长率，而这一期间金砖国家GDP平均增长率将是5.9%，中国则降至7.2%。美国失业率已从2009年的10%降至7%，经济稳步复苏势头明显，“能源革命”正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和石油生产国，带动其制造业迎来复兴，并使其有望成为世界上制造业成本最低的发达国家。⑥从股市看，美国可谓完胜新兴国家。2013年以来已经有近千亿美元回流美国股市，“新兴市场股市指数”（MSCI）2013年的表现比发达国家指数差15%，新兴市场的采购经理人指数自2009年以来首次降至50以下，市场预期表明经济将会收缩。⑦

2013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连续第五次调低全球增长预测，发展中国家2013年的平均增长率是5%，低于过去10年6.6%的年均增速。而据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布里奇沃特公司预计，美国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对2013年全球GDP增长（约为2.4万亿美元）的贡献率为60%。2014年2月，日本中央银行行长黑田东彦表示，迄今为止，由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作出压倒性贡献的形势已不复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也认为，发达国家或将再次发挥全球经济引擎的作用。⑧

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里亚（Angel Gurría）所言，在经济下滑时期，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损失要大于发达国家，因为发展中国家依赖经济增长来缓和社会紧张关系。⑨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巴西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该国的通货膨胀率近年一直保持在6%左右，高于巴西央行规定的4.5%的目标通胀率，罗塞夫政府的支持率从57%骤降至30%，使其2014年争取连任的前景蒙上阴影。

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之间的不协调和摩擦也在凸显。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从政治上讲，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是亚洲领导权的竞争对手。”⑩从经济上看，巴西本国工业部门受到中国廉价制造品的强大冲击，印度、巴西和南非都担心人民币被低估对各自经济的影响。这些国家还担心中国在金砖国家组织中日益增强的主导性，如《印度时报》刊文指出，“随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成立，印度正协助中国创建一个中国主宰的世界”。

“金砖”前景仍可期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看淡金砖国家的发展前景以及金砖国家组织的未来角色。吉姆·奥尼尔虽然一直反对将南非纳入金砖俱乐部，但仍坚持认为2015年金砖四国的GDP总额将超过美国，2035年将超过七国集团，2050年前后将占世界总额的40%。奥尼尔指出，尽管金砖国家的GDP增长从2010年开始放缓，但其总产值的增幅还是达到大约3万亿美元。他还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减速是因为决策者认识到老龄化、贫富差距等问题，有意降低速度，中国已经不再需要两位数的增长；印度的低迷则是因为缺乏放宽管制等结构性改革；巴西的问题在于，自然资源出口的大幅增长导致其货币雷亚尔升值，继续限制了工业品的出口，患上了典型的“荷兰病”。

虽然金砖国家各自面临突出的发展挑战，但从金砖国家总体实力来看，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依然不容低估。当前，金砖五国的GDP总量占世界的25.7%，人口占全球人口的42%，贸易量占全球贸易额的17%，吸引外资占比18%，外汇储备占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40%，其持有美国国债的数量占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30%。金砖五国的消费市场超过4万亿美元，相当于欧元区的水平。根据高盛公司预测，2030年世界中产阶级人口数量将增长至36亿，而其中大约85%将居住在金砖国家和“未来11国”之中。

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推动非西方经济体实现较快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仍然存在，包括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生产率、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及全球通讯和物流的便利化等。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瓦·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其所著《新兴市场》一书中指出，自1960年以来，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增长了600%，而比较富裕的工业国家的增幅是300%。英国《金融时报》知名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认为，“非西方经济体的崛起是一种根源深厚的历史性转变，能够经受住任何经济和政治冲击”。

应当看到，金砖国家面临的挑战是事实，但成员国正加紧采取应对措施，增强各自国家长期发展的韧性以及加快金砖国家组织的机制化建设，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除了中国正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之外，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也在制定和实施新一轮促进经济转型、提振国家发展能力的变革计划。比如，印度的“国家制造业政策”（National Manufacturing Policy）以及“国家投资和制造业特区”的设立，旨在放宽中央和各邦政府的管制措施，鼓励更高的制造业增长。为了破解“基础设施困境”（Infrastruggles）——私营企业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方面受到诸多阻碍，印度在2013年9月设立“基础设施基金II”，进一步促进公私部门伙伴关系。

从金砖国家组织建设方面来看，其机制化程度自2006年首次金砖国家外长会议以来稳步增强。目前，该组织框架下有20多个合作机制，包括农业、信息安全、医疗卫生、科技、智库合作等方面，五国还建立了金砖国家股票交易所联盟，就市值高达8万亿美元的8000多家公司交叉挂牌上市达成一致。2014年7月，金砖国家巴西峰会期间，与会领导人签署协议决定正式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设立总规模约为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等，这些重大举措向外界传递着一个强有力信号：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性、成熟度在显著上升，这一新兴国家“非正式集团”所具有的全球地缘经济乃至地缘政治影响不容低估，特别是“应急储备安排”可抵御美国逐渐退出货币宽松政策所带来的潜在动荡，同时防范发达国家实施非正常货币政策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此外，金砖国家还在继续推动落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在为自己争取增加6%以上投票权的同时，为其他话语权更弱的发展中国家争取另外6%的投票权。金砖国家还正在研究海关便利化措施，并努力探索在地区和全球贸易安排机制下建立金砖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安排。2013月3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巴西中央银行签署中巴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900亿人民币/600亿巴西雷亚尔，有效期为三年，这是中国与金砖国家间签署的首个货币互换协议。目前，中国与印度、俄罗斯和南非还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与其他四国分别建立了经贸联委会、战略经济对话等机制。从中国的例子可以看出，金砖国家间的金融和经济政策协调越发深入务实。

值得注意的是，金砖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的协调合作近年来也在不断增强。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希望引导金砖国家组织“成为一种全面的战略合作机制，使我们可以共同寻找全球重要政治问题的解决方案”。俄对金砖国家组织增加投入的做法与其总体外交政策相一致，俄罗斯在其2013年外交政策构想中明确提出了金砖国家组织“代表不同地理、文明的大国集体领导世界”的任务，从而确保“世界发展的持续可控性”。2013年9月，金砖国家领导人在圣彼得堡首次就叙利亚问题发表共同声明，这被认为是金砖国家组织开始进一步涉及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的标志。俄罗斯外交部金砖国家问题协调员瓦季姆·卢科夫（Vadim Lukov）就此指出，“我们是志同道合者，都支持国际法原则，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中心作用，支持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正因如此，我们在解决地区冲突上发挥着积极作用。没有金砖国家的立场，叙利亚早就变成了利比亚”。此外，2013年年初，金砖国家元首的国家安全顾问们首次举行会议，而各国外长也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在联合国大会等国际多边场合加强对外政策的协调，涵盖巴以谈判和网络安全等议题。

金砖国家要有更大发展韧性

展望未来，金砖国家要想保持“金色”，必须着眼于增强自身竞争力和发展韧性，并且对金砖国家组织的发展要有更加明确的愿景和更加积极的作为。正如2013年9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所强调的，只有进行目光长远的改革和旨在提高生产力水平和竞争力的投资，新兴经济体才能更加稳定。

过去十余年，金砖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高速经济增长，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它们的发展起点普遍较低，因而可以在短期内展现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后发优势；二是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国内储蓄率较高等结构性优势；三是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在高债务率条件下运行，不仅带来强有力的进口需求，还向新兴经济体“外包”生产；四是外国投资的涌入、本国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了新兴国家企业的借贷成本。

不少分析人士指出，金砖国家在过去十余年间由于能够较为容易地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而耽误了进行深入的结构性改革的时机，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各类风险得以集聚，若干深层次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文德·苏布拉马尼（Arvind Subramanian）认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无疑能帮助金砖国家实现增长，但其长期效果令人怀疑，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体制不健全，“在繁荣时期，它们挥霍收益，听任出口部门变得没有竞争力，延迟改革，放任腐败，无视薄弱的治理——这一切都不利于长期增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认为，新兴市场国家之所以在近年“消沉”，主要是因为“在处于增长势头时，一些发展中国家失去了跟进改革、提高私人部门生产效率和创新的远见”。佐立克指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五年之后，新兴市场国家需要专注于决定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而非短期的财政和货币刺激。

整体上看，金砖国家面临的发展挑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金砖五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不同程度的失衡，这些国家过于依赖出口，提振内需的效果并不显著。第二，市场成熟度不高，偏重于要素投入，企业竞争能力和创新能力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金融体系大多较为脆弱，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较高，国有经济的改革迟滞，最终殃及私营经济，其生产率和创新力都受到负面影响。第三，劳动力成本上升。俄罗斯和中国还存在劳动人口衰减、职业教育落后等因素，造成劳动人口技能与知识经济、创新经济的要求存在差距。第四，社会贫富差距较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保障不完善，仍存在大量绝对贫困人口。金砖国家的基尼系数位于0.37至0.57这一较高区间。第五，资源利用率不高，生态污染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束缚等难题非常突出。

当前，随着大宗商品的超级周期的结束，以及美国开始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还面临稳定金融体系、防止资本大规模外流、保持汇率稳定、防范输入型通胀和本地通胀合流等挑战。此外，确保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也是一大难题。印度的政府债务接近警戒线，巴西、俄罗斯、南非的财政状况则因能源和矿产价格下跌、出口减少而可能进一步恶化。金砖五国虽然是世界上的大宗商品进出口大国，但它们基本没有定价权。面对欧美地区越发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金砖国家也难以保持较高的出口增量。从全球视角看，金砖国家的发展还面临国际经贸和投资规则进入重塑期所带来的规制方面的挑战，服务贸易协定（TISA）、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等具有更高标准、更大跨境调整能力、更广覆盖范围的经济新规则短期内或将对金砖国家发展形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在这种内外挑战交织、外部发展环境出现更大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金砖国家必须以更大的勇气和力度推进自身改革、拓展相互合作，不断增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韧性，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长远利益。从金砖国家的各自中长期发展战略看，它们存在相似和相通之处，如重视制造业产业升级、扩展服务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推进税制和国有经济改革，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从社会政策看，金砖国家普遍重视加大对教育培训、人力资本和民生建设的投入。改革方向的相通性为金砖国家间扩大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分享发展经验、发挥各自优势、深化务实协作具有了更大潜力和空间。金砖国家间存在不同层面的经贸互补性，应寻求使“世界工厂”（中国）、“世界原料基地”（巴西）、“世界加油站”（俄罗斯）和“世界办公室”（印度）的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市场优势等更好整合的方案。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南南合作的增强是大势所趋，金砖国家也必须抓住和利用好这一势头。据世界贸易组织2013年9月发布的《世界贸易报告》称，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已从1990年的8%上升至2011年的24%。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统计，最近10年，金砖国家在全球对外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从1%升至9%，而发展中国家已吸收金砖国家42%的对外投资。2011年，金砖国家内部贸易额扩大28%，达到2300亿美元，其中，中俄贸易额达900多亿美元。2011年，南非在中国的投资占其全部对外投资的1/5。金砖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规模已从2003年的290亿美元升至2013年的2600亿美元，未来仍将保持比较强劲的增长态势。

金砖国家的合作还应始终从增进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和实现共同繁荣的角度进行谋划。根据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等机构的预测，到2060年，发展中国家对粮食、水和能源的需求会增加一倍，中产阶级的“膨胀”、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宗教和种族矛盾等因素对国家治理提出诸多新的难题，发展中国家寻求更有效的国家发展道路的需求也将更加迫切。在这种情况下，金砖国家应更加积极地应对自身发展挑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全球性挑战。如哈佛大学教授丹·罗德里克（Dani Rodrik）所言，“世界需要金砖国家的不是新的开发银行，而是针对当今重大问题发挥更大领导作用”，“自身发展经验让中国、印度和巴西拒绝市场原教旨主义，使它们成为制度多样性和实用主义的天然支持者，它们可以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全球价值”。

结语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有关中国对外政策部分，将金砖国家组织作为未来数年应予突出关注和政策投入的四大国际多边组织之一（此外还有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和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的发展以及金砖国家组织的机制建设对中国总体外交布局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首先，金砖国家在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拓展对外经济合作中的分量不断加重。2012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7.8%，与南非的贸易同比增长31.8%，与俄罗斯的贸易同比增长11.2%。中国在其他金砖四国的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近200亿美元。其次，金砖国家在改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方面有着深厚而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在更多参与、甚而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事务的进程中必须要始终依靠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体。第三，金砖国家组织在推动解决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方面，正显现协调立场、促进对话的重要作用，中国外交需要思考如何以金砖国家组织为平台和杠杆对有关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创造性介入”。

虽然中国与其他金砖四国的双边关系总体发展平顺，但也不能忽视和低估相应挑战。一方面，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发展阶段相似，在若干产业领域存在竞争关系，而且作为大宗商品消费者，中国与俄罗斯、巴西等出口国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博弈。近年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投诉有70%来自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在金砖国家中的实力可谓“超群”，将导致其他四国对中国独大并掌控这一合作机制抱有疑虑和警惕。2012年，中国GDP总量超过其他四个金砖国家之和，进口和出口总额分别是其他四国之和的2.5倍和2.6倍。中国是俄罗斯、巴西、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其他四国之间的贸易额占金砖国家间贸易总量的85%。此外，在政治体制和文化、社会价值观等方面，中国与其他四国也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中国和印度之间还未解决领土争端问题。中国与印度、巴西等国还需协调它们在非洲的政策，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竞争。

因此，中国参与金砖国家组织建设的基本取向应是发挥引导性而非主导性，应以低调审慎的态度务实推进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仍是金砖国家组织实现稳健发展的战略支点，中国应从自身需求和发展优势出发，围绕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和制造业合作、促进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便利化等提出合作倡议。面对全球自贸区建设的新格局、能源生产和供给版图的重大变化以及持续展开的科技和产业革新，中国应以更主动、更深刻的发展政策调整和更加开放的政策心态带动金砖国家的相应变革，使推进发展方式转型和深化改革开放成为凝聚金砖国家的共同理念，在沟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系进程中发挥桥梁作用。

注释

Ruchir Sharma， "Broken BRICs： Why the Rest Stopped Rising，"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2012； Anders Aslund， "Now the BRICs Party Is Over， They Must Wind Down the State's Role，" Financial Times， August 22， 2013.

Samuel Rines， "Hitting a BRIC Wa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17， 2013.

Sebastian Mallaby， "Beware Membership of this Elite Club，" Financial Times， December 4， 2012.

“未来11国”包括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和越南， http：//blogs.univ-poitiers.fr/o-bouba-olga/files/2012/11/Goldman-Sachs-Global-Economics-Paper-208.pdf， 2014-1-28。

Tim Cocks， "Jim O'Neill： BRICs， MINTs Strong Despite Emerging Market Wobbles，" Reuters， March 25， 2014； "Global Investors Poll，" Bloomberg News， January 21， 2014.

Ely Ratner and Thomas Wright， "America's not in decline； it's on the rise，"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8， 2013.

Robert Zoellick， "How Emerging Marckets Can Get Their Mojo Back，"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2， 2013； Samuel Rines， "Hitting a BRIC Wall，" The National Interest， October 17， 2013.

《外媒：G20罕见设定经济增长目标》，《参考消息》，2014年2月25日。

Joshua Goodman and Matthew Malinowski， "BRIC Bust Seen in Emerging Market Discontent with Growth，" Bloomberg News， July 22， 2013，

Joseph S. Nye， "BRICS without Mortar，"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3， 2013.

Indrani Bagchi， "Bonding with Beijing，" The Times of India， March 30， 2013.

Jim O'Neill， "Brazilian Miracle，" International Economy， Winter 2012； "What's in a Word？" Economia， March 31， 2014.

Global Markets Institute， Goldman Sachs， The Power of the Purse： Gender Equality and Middle-Class Spending， August 5， 2009.

Gideon Rachman， "Future Belongs to the Emerging Markets，"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3， 2014.

Persis Khambatta and Karl F. Inderfurth， "India's Emerging Economy： Sector by Sector，" US-India Insight， CSIS， December 21， 2012.

"BRICS： Prospects for Cooperation，" December 8， 2013， http：//voiceofrussia.com/2013_12_08/BRICS-prospects-for-cooperation-0023/.

《金砖国家更多金融合作呼之欲出》，《中国证券报》，2013年3月27日。

"Concept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ebruary 12， 2013， http：//www.russia.org.cn/eng/2938/31297531.html.

"BRICS is priority for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way to shape multipolar world，" the Voice of Russia， February 26， 2014.

"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 （2013-2014），"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September 2013.

Arvind Subramanian， "Too Soon to Mourn Emerging Markets，"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7， 2013.

Robert Zoellick， "How Emerging Markets Can Get Their Mojo Back，"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2， 2013

Samir Saran， Ashok Kumar Singh and Vivan Sharan， "A Long-term Vision for BRICS，"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2013； Uri Dadush and Bennett Stancil， "The World Order in 2050，" Policy Outlook，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2010.

"BRICS Worried About Spillover Effects from US QE Tapering，"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9， 2013.

黄海洲、周诚君：《中国对外开放在新形势下的战略布局》，《国际经济评论》，2013年第4期，第36～41页。

黄荣斌：《“后危机时代”金砖国家的投资合作》，《国际经贸探索》，2012年第3期，第74页。

Braz Baracuhy， "The New Geo-economics of Global Trade，" IISS Voices， September 13， 2013.

Dani Rodrik， "What the World Needs From the BRICS，"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11， 2013.

《金砖国家对非合作前景广阔》，《经济日报》，2013年3月27日；Eva Gross， "BRICS： What's in a Name？" EUISS Brief， November 2013。

责 编/郑韶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