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城市车满为患，治堵已成新课题。限号还是限牌，则是难以回避的抉择。二者相比，前者比后者合理而且有效，但多数城市都选择了后者。有人撰文一针见血地指出：“限号……影响的是开车一族的利益，会受到这个阶层强大的阻力，决策者多属于这个阶层。坐车的屁股决定着限车的脑袋。而限牌则不一样，限制的是无车人买车的权利。”也就是说，决定限号还是限牌的，既非是否合理，亦非是否有效，而是对决策者是否有利，其实也是“限己”还是“限人”的抉择。

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大可举一反三。

房价一路飙升，长达十年之久。中央政府自2003年起开始调控，今年刚有回落的势头，就有地方政府托盘救市的信息不断传来，与先前有气无力的“调控”形成鲜明的对比。且不说“土地财政”中有着地方政府的政绩与利益，使有关决策者不忍割舍，即从有房无房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心理天平会向哪一边倾斜——无房者渴望房价下跌回归理性，他们不愿当一辈子房奴；有房的人却是别有一番心绪，那些以多套房来做“摇钱树”的，会甘心房价下跌吗？

领导干部“财产公开”说了多年，如今有的地方开始“公开”了，但不公开“主要领导干部”的，理由很简单，他们是“×管干部”。那么，非“主要领导干部”没有意见吗？或许是“下级服从上级”，他们不敢说；有的地方试着“公开”，先公开准备提拔的干部，理由也很充分，说是“以便减少阻力”。那么，等待提拔的干部没有看法吗？其实，不管是哪一个“×”管的干部，你主动把自己的财产公开了，“×”也不便说你什么，“×管干部”显然只是一种托词；至于“以便减少阻力”，则分明已将“老的”归入“阻力”去了，但“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在这个问题上，一些人就是不肯松口。

与此相反的情形也有，例如，从1980年到2011年的31年中，“工资、薪金所得”的税收免征额先后四次调整，从800元提高到3500元，而“劳务报酬所得”的税收免征额依然保持在800元。为此，两三年前，先有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方宇清先生提出关于“提高劳务所得税起征点”的建议，后有来自上海的全国政协委员郑惠强先生在“两会”期间为“劳务税”建言，然而，无论是建议还是建言，犹如石沉大海，无声无息。

与“限号还是限牌”一样，诸如此类的决策或抉择，也都有“限人”还是“限己”的问题。而且，“限己”总比“限人”难。尽管在很多时候很多问题上，“限己”往往比“限人”合理而且有效，所谓“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却很少有人愿意选择“限己”——限制自己的权力，限制自己的利益，限制自己的欲望。“限人”时“侃侃如也”，大道理一套接着一套，“限己”时“与与如也”，半抱琵琶，总是有点羞羞答答；“限人”时会用铁心肠铁手腕，“限己”时却怎么也“铁”不起来。

都说“屁股决定脑袋”，可见“限己”之难。倘若难而能为之的，就显得格外可贵。

（作者单位：福建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功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