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岩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和关系，提出了正确把握这两项工作的实践要求，指明了意识形态工作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强大支撑作用，道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指明了方向。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结合近十年来党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安全提出的要求、做出的部署，综合各方认识，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考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

一、全面把握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时代背景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道出了党和政府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现状的担忧和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多方面的困扰与压力，对我国新时期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一定意义上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必然引起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高度警觉和极大关注。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主要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威胁：

经济全球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所在，并由此触发了世界各国、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驱力。但处在最强势的西方价值体系也同样依靠其多年经济发展所蓄积的强大位差冲击着处于弱势的价值体系，构成了对处于边缘的、非中心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渗透，不断强化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控制，强行输出着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推动意识形态的全球化。今日的全球化绝不是像西方国家所宣传的那样，是某种自然规律或某种不容选择的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是“力求根据资本主义现代性所勾勒的幻景来改造世界”。其实质上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西方化，必将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新科技革命的后果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对立。始于20世纪中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人类文明史上又一次重大突破，全面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给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迁。在以科学技术的发展所带来的进步与成就面前，价值理性失去了往日的魅力，工具理性甚嚣尘上。人们更多关注的是GDP的增长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关注的是国家之间人才、科技和经济的竞争，忽视了对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差异和对立的关注。福山指出：“科学技术必然使人们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并且所有正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肯定会越来越相似。”实际上，“新科技革命”在历史传统和文化价值观层面上为世界各国，尤其为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是意识形态的陷阱。

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们的意愿和选择不仅要受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制约，更要受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特有的道德、理想、信仰的制约。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迁与调整，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在变迁与调整中相对稳定。这些阶层和群体必然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向社会表达他们的价值诉求，选择他们的价值判断，这就为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现实的土壤。更为严重的是，伴随着这种分歧和冲突，思想文化领域的各种错误思潮和杂音也混杂其中，有人开始淡化我国的主导价值观，甚至公开质疑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党的基本路线，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分歧和冲突，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

国际共产主义的曲折发展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威胁。作为新兴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经坎坷。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和国内外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作用下，出现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社会主义制度短时间内“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和如此深刻的程度上发生质变”。“苏东剧变”必然给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带来严重的混乱，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西方敌对势力遏制社会主义发展的图谋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导演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真实意图在于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达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特别是“苏东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西化”、“分化”的重点转移到中国。针对我国在深化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价值迷茫和文化认同多元，他们宣扬“意识形态终结”和“历史终结”，宣扬“普世价值”，宣称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永恒和绝对的价值理想，强迫或引诱对西方“普世价值”的认同，以达到对包括我国在内的非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对我国实现和平演变的目的。

网络传播方式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网络传播所具有的即时性、便捷性、全球性等特点，构成了强大的渗透功能，既为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创造了新的机遇，也为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条件。现实情况是，一国网络技术和辐射力的发展与一国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由于我国网络技术相对落后，对信息的传播和防御能力相对有限，在网络化境遇下国际意识形态的斗争中难以取得优势地位。同时，网络传播的海量性所造成的信息选择的多样性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导向力，弱化了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科学、理性地回应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挑战，把握新时期意识形态发展的基本规律，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灵魂和统领作用，增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化功能，必然成为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也是时代赋予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历史使命。

二、深刻领会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理论依据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道出了关注意识形态的安全犹如关注国家、社会和民族的灵魂与精神安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告诫我们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坚持的基本点。endprint

从学理层面明确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依据。从学理的视角审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维护，寻求理论依据，一直是学术界高度关注的。就目前我国学术界形成的基本观点而言，无论是价值观念的导向说、道德规范取向说，还是社会意识功能激发说、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说，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意识形态安全维护的理论依据，并在以下几个方面构成了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基础：一是研究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充分认识意识形态观念上层建筑的性质，深刻领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这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诉求。二是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代表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利益诉求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因此，作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则必然代表着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体现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朝着统治阶级的理想目标发展，这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价值诉求。三是要承认意识形态构成的内在层次性。既要看到其作为政党和国家指导思想的崇高性，也要看到其作为其他社会阶层利益诉求原则的一般性；既要看到其作为主体信仰的理想性，也要承认其作为主体道德原则的现实性，使意识形态不再是单纯的社会理想的应然性，而且也具有社会实践的实然性特征，这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层次诉求。四是要承认意识形态存在的直接现实意义。既要看到其作为核心价值观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价值理性的引领作用，对一国不同阶级和阶层的行为规范、道德原则、价值诉求的影响和作用，承认其对一国的历史文化传承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批判、整合、升华和构建作用；还要看到其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所起的工具理性制约作用，承认其对一国的政治价值取向、经济发展方向、文化构成样态和社会治理模式的影响和作用，对一国国体的确立、政体的建构及指导思想的选择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建设的实践诉求。

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性和动态性属性。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是与时俱进的，需要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内涵，完善结构，明确目标，赢得认可，这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发展、完善和创新，是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意识形态的阶级性特征和政治性本质，从宏观上把握意识形态的建设方略，从微观上遵循意识形态的建设原则，使我国意识形态建设落到实处。国内主导性观点认为，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因此，建设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基本点是：发挥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统领地位；明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推动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引领和导向作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形式。笔者认为，这不仅是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应遵循的基本立场，而且是我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方略，从宏观上为我国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把握了方向。同时，在意识形态建设中还要处理好几种关系：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意识多元化的关系；意识形态的创新性与继承性的关系；意识形态的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关系；意识形态内在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即崇高性与一般性、理想性与现实性的关系；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关系。这几种关系的处理既是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应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从微观上确保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取得实效。

注重意识形态的功能建设。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明确意识形态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方面存在着交相呼应的基本功能。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目前学界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一是把意识形态的功能归纳为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和外交等，从宏观的、国家发展的视角探讨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建设；二是把意识形态的功能归纳为预测、调控、教育与整合等，从微观的、社会主体教化的视角研究了意识形态的功能建设。就新时期意识形态建设而言，更需要从观念上层建筑出发，从意识形态的本质特点出发梳理、探讨其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反思其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方面显示的作用，以应对我国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鉴于此，新形势下我国意识形态的功能建设主要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代表着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显示着国家的发展理念，维护着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因此，应注重意识形态的政治统治和阶级维护功能的建设。二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决定了其总要以一种批判性视角反思现实、评判社会，对政治社会的“实然性”进行价值追问和理性评析，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整合功能建设。三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性和理想性诉求，意识形态通过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勾画出未来社会发展的理想图式，并促使这一目标和理想内化为政治主体的政治信仰，转化为对理想社会追求的一种精神内驱力，这就要求我们加强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和理想追求功能建设。在研究意识形态功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更多地看到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规范、高级的社会意识形式，并且立足于社会存在。因此，意识形态所显示出来的作用更多地来自意识的功能和精神的力量，来自这种社会主导价值观对社会成员的精神信仰、理想追求等方面的作用。这应该是我们研究意识形态功能建设的基本点。

三、认真落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策略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走出一条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道路，就要切实认识到意识形态安全对国家安全的特殊意义，建立起捍卫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完整体系。

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体系中，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深层内涵，“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已经形成共识。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先进文化建设不仅为政治经济制度的建立和运行提供合法性的理论诠释及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而且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教化塑造，为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提供精神资源和人力资源。为此，建设先进文化是捍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精神纽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识形态，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因此，构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一方面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另一方面，要全面深入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定位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这就把意识形态中最能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世界观、方法论以及社会理想、精神支柱、伦理道德等集中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来，体现了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可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体体现，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抵御和消解能力，切实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endprint

打牢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深刻阐明了党的中心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和关系，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安全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安全。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必须从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入手，采取有效措施使公有制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确保公有制经济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使其有能力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和方向。同时，由于生产关系的状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在考察生产关系对意识形态影响的同时，我们不能忽略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综合国力，才能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供经济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加强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确保公有制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使之在质和量两个方面都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优势地位，从而控制国民经济命脉，主导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和方向。只有这样，才能打牢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经济基础。

夯实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重申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是意识形态领域关乎舆论导向的重大问题，只有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意识形态才能真正地体现党的主张，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心声，才能赢得意识形态的阶级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坚持人民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遏制社会不公平现象，最大限度地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同时，坚持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更是为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赢得阶级基础的重大举措。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发展是第一要义的同时，确保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完善社会管理，扩大公共服务，构建不同阶级、阶层意识形态的对话平台，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而夯实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阶级基础，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构建意识形态安全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告诉我们，执政党是主流意识形态选择、建设的主体，也是传播、灌输的主体。主流意识形态不仅体现了执政党的政治信仰，而且还是确立政治制度、制定大政方针的指导思想。因此，共产党的先进性与否直接关涉民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与接受程度，这就必然要求我们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只有切实认识到这是我们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和灵魂，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真正实现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掌控能力。这是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彰显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先进性的重要保障，更为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构建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提升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传播能力。当今世界，尤其是东西方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竞争，还是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实力的竞争。国外学者认为，在西方推进“和平演变”和文化渗透的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中所表现出来的“软性的同化权力”与军事上所体现出来的“硬性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核心在于掌控话语权，“现代意义上的‘话语权……主要是指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话语权的丧失意味着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丧失，更谈不上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东西方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实际上是一种话语权的较量，是国际传播能力和传播手段的较量。因此，我们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建设强大的国际传播能力，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文化环境。这既是重塑中华民族伟大形象的需要，也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

营造意识形态安全的国际环境。一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着国家发展的最高目标和本阶级的最高利益，是现代国家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追求。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政治家总是以临高视远的谋略，引导、谋划着各种国际关系，营造着符合本国利益的国际环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如何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党领导人就主张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可以超越意识形态的界限，但决不可因此丧失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决不等于放弃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在本着积极对话、相互了解、彼此合作的原则下，实现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进入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已无法游离于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潮流之外，为了谋求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必然要求我们“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决不当头”；要求我们顺应历史潮流，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要求我们永不称霸，多交朋友，少树敌人；要求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既是我党我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现实依据，更是新中国60多年外交工作的历史经验总结。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中国将继续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展示了一个爱好和平的大国形象，对于抑制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的渗透，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营造一个安全的国际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终结理论批判与我国意识形态安全”（09AZZ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责任编辑：戴群英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