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撰稿 / 齐超

和曾梵志抽雪茄

本刊特约撰稿 / 齐超

曾梵志的作品拍卖两次破亿元。聊天期间，骗子给刚换了手机号的他发了一条诈骗短信。他回复：“已汇款1000万，请查收。”

2013年10月，曾梵志作品《最后的晚餐》在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8亿港元落槌，创造了新的当代亚洲艺术品拍卖纪录。

11月23日，又是香港，在佳士得秋拍上，曾梵志作品《协和医院系列之三》以1.13亿港元的天价落槌。

一周后，我见到了曾梵志。这期间，媒体不断挖出他早年间的访谈资料，其中最具传阅度的那篇文章标题是：“金钱这关我过了一半”。

早上10点钟，曾梵志如约出现在他位于京郊草场地的工作室。他依旧面色红润，穿着简约却精致。不同的是，工作室墙上的画已经被全部换成了新作—这对于他的收藏者来讲无疑是件好事儿—至少证明了创作者依然终日勤勉。

“咱们不聊钱。”他声调不高，却是正式的提醒。一只他常用的精致的西式咖啡杯，里面盛有曾梵志喜欢的纯苦咖啡。深褐色的咖啡，漂浮着黏稠的乳白色泡沫。每喝完一杯，曾梵志都要吃一小块儿巧克力。整套流程规范有序，甚至刻板，如富士康工厂的机械化流水线。

喝咖啡是曾梵志多年来的习惯，他说不喝会犯困。

“我们刚做了一个展览，展了两个月。我X，给我心疼的。”曾梵志放下手中的咖啡杯说,“有些画其实根本就不能展，他们灯光不专业，照射亮度太高，对画的影响太大。好多画都是16世纪的，这样展很容易坏。”

曾梵志口中的展览就是2013年9月18日元·空间与南京艺术学院联合举办的“AMNUA大师素描展”，曾梵志将莫兰迪、弗里德里希、珂勒惠支等一批西方绘画大师的素描手稿借到中国。他说他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国内艺术爱好者看到精品，“毕竟画册和实物的差距还是蛮大的。”

当杯底只剩下泡沫时，曾梵志起身去拿雪茄。他打开雪茄箱，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只手掌长的雪茄，表情认真，好像作画一样虔诚。回到沙发，他低头慢慢地剥去雪茄上的纸签，不发一语。“唰”的一声，雪茄头被剪掉，手法干净也利落。

放下雪茄剪，曾梵志左手握着水杯大小的“防风火枪系列”打火机，右手拿着雪茄。当火机喷出强力的火焰时，他娴熟地旋转着右手夹着的雪茄。蓝色的火焰将棕褐色的雪茄均匀地染红，毫不留情。然后，曾梵志才用力地吸上一口。

“要是什么时候国内的展厅都有衡温衡湿系统就好了。”曾梵志有些怅然，“很多大师的作品在木板上画。木板在北京，冬天暖气一来就松了。你想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张画一下掉下来了，那我就完蛋了。”曾梵志叼着雪茄，表情悻悻，像个受气的孩子。

2013年10月17日，曾梵志大型回顾展在巴黎市立当代美术馆开幕，展览共呈现了曾梵志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近期创作的39件作品。利用工作间隙，他游走于欧洲各大美术馆、画廊，一睹“大师们”的风采。“每次到马德里我一定要去普拉多美术馆看格列柯，那里有好几个房间都是他的作品。你不见到他最重要的原作，知道的仅仅是皮毛。”他猛吸了一口雪茄，“完全无法用语言去形容他到底有多好，连戈雅的画我都没心情去看。”

说到曾梵志敬佩的大师，他从不吝惜崇拜之情，粉丝感十足。

Acquavella Galleries—在美国拥有90年历史的著名画廊，2008年成为了曾梵志的代理画廊。曾梵志回忆起了那段合作，“那个老板确实是美国最厉害的画商。”曾梵志说那个老板与他聊天时，会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他看我，我就往下面看。我不喜欢别人盯着我看嘛，他就拼命地盯着我，一边说一边看我的表情。”

曾梵志说的这位有意思的老板就是迈克尔·芬利，1945年生于苏格兰， 1992年成为佳士得董事会成员、美术部国际总监。第一次见面，芬利带着曾梵志到画廊一楼参观。一楼逛完，逛二楼。上三楼前，芬利对曾梵志说：“你注意，现在我要带你去三楼了。”三楼参观完，芬利的眼睛死盯着曾梵志，说：“通常我带客人到四楼，他们都会很紧张，因为到四楼参观是要花一亿美金的。”

曾梵志的天价作品

世界知名艺术网站Artprice公布了2009年度当代艺术家拍卖价格500强名单，前50人中，中国艺术家占据16席，8位跻身前20名。

曾梵志以拍卖销售总额1107万欧元位列世界第6，中国第一。2013年10月，曾梵志《最后的晚餐》以1.804亿港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亚洲当代艺术品成交价格之最。

紧接着在2013年11月23日香港佳士得秋拍中，曾梵志1992年的作品《协和医院三联画》以1亿港元落槌。

芬利严肃地对曾梵志说自己很少带艺术家来四楼，因为四楼的作品都是世界艺术大师们的代表作，堪称精品中的精品。曾梵志将手中的雪茄放在了烟灰缸边，双臂摊开，对我说：“他坐在我旁边，我们面前有一个类似T形的椅子，一看就是专业赏画的地方。然后第一件重要作品出来，我说：‘哇靠，这张画原来在这儿，我在画册里见过。’”

芬利将绘画大师们的代表作一件一件往外拿，曾梵志几乎看傻了眼。与此同时，曾梵志心中也下定了合作的决心，“我对这个画廊喜欢得不得了”。

艺术的高低几乎是曾梵志在工作方面评判一切外物的唯一标准，其余的似乎和他完全绝缘。每当描述起热爱的大师，曾梵志表情丰富，甚至能够附加肢体动作，像个幼稚的“新手”。但说到他看不惯的艺术家时，他也会“口无遮拦”地直接批评。

当聊到中外美术馆的区别时，曾梵志举例：“欧洲的美术馆做一个展览通常是三个月以上，你去中国的美术馆看看，通常是一个星期、半个月，他们知道这个展览做完了是给媒体看的。外国展览开幕式没有剪彩仪式，更没有领导讲话。最重要的是观众自己慢慢去看展览嘛。”当他了解到国内有美术馆利用举办展览“创收”时，曾梵志狠狠地说：“一天给我100万我都不要去，我觉得在这种地方做展览是耻辱。”

似乎略显激动，他又抽了一口雪茄，平和了一下心绪：“国外没有美术馆是给钱的，它是要给公众看的，你收钱却给观众看垃圾，那这个美术馆馆长就别当了。倒是80年代时，国内做过很多很好的展览。”说完，曾梵志低头看着手中的雪茄，长久地陷入了安静。

这个话题之前，曾梵志对我说，他每年都会回一次湖北老家。在他的记忆中，儿时的武汉走几步就出现一个湖。他和邻居小孩儿一起游泳、钓鳝鱼，他强调“钓鳝鱼特别有意思”，当时他最爱干这事儿。他满脸遗憾地诉说着当年嬉戏打闹的街道被拆了，他在废墟里苦苦搜寻老房子上的门牌。几年前，他还特意去公园里寻找一棵小时候爬过的树—他说他找到了，但站在那棵树面前的那一刻，他觉得“它也没想象中的那么高大”。

1973年，曾梵志9岁。那一年，他开心地拿着画笔开始了涂涂抹抹的艺术生涯。2013年，曾梵志成为了亚洲艺术天王。这期间历经了40年。

今年，曾梵志即将跨入50岁。它的人生像一支燃了一半的雪茄，韶华过半，关于艺术，也许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