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犯罪文化在乡村蔓延

经忏可超生，难道阎王怕和尚？

纸钱能续命，分明菩萨是赃官！

—徐文长

表面上看，村民的团结是基于血脉，而真正主导这种团结现象的，归根结底还是利益。

惊心动魄的剧情加上暗含现实关照的题材，使得扫毒影视剧俘获了大量观众，而近日在广东陆丰“第一大毒村”博社村上演的一部现实中的扫毒大片，同样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此次行动声势之浩大，为近年罕见，最新的消息是，警方摧毁了近20个贩毒犯罪团伙，抓捕网络成员182名，缴获的冰毒、K粉数量更是让人惊叹，而与之相对，执法对象所表现出的“战斗力”同样让人震惊。

一次扫毒行动让人记住的，不应该只有丰硕的成果，在此次行动中，博社村背后的故事尤其值得关注。随着行动接近尾声，这个村庄的恐怖与神秘得以在世人面前展现。过去人们对乡村的印象无非是“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部扫毒大片所呈现的乡村景象，则颠覆了人们的固有认知。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博社村是如何炼成的，它何以成为今天的模样？

根据媒体的梳理，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陆丰市甲子地区就被国家禁毒委列为全国17个毒品危害重点地区之一，当初贩卖冰毒现象时有出现，后经历警方的系列扫毒行动，当地毒情有所缓解，一度让陆丰不再列为国家禁毒委挂牌的重点整治地区，但此后毒情反弹，缉毒形势趋于严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反弹，一种解读认为可追溯至该村的“传统”，媒体报道中提到，“早年该村以拐卖妇女和走私这些违法犯罪行为起家并‘发财致富’的人，影响了村里的整个风气。”而地方的禁毒工作汇报也有类似的表述：“群众法制观念淡薄、整体素质低，存在利益驱使和‘一夜暴富’的思想。”

这些思想对博社村的影响显而易见。警方将其毒品经营模式概括为“家族式运作、产业化经营、地方性保护”，而从该村毒品加工分工明确，老弱妇孺全参与，以及省公安厅证实整个博社村内有两成以上家庭直接或参股从事制贩毒活动这些信息不难看出，制毒在这个村子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地方产业。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毒品可能带来的罪恶被消解，犯罪成为一种文化气候。博社村这种文化独特性与外界格格不入，它也必然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村里守法成本高，守法村民生存艰难等现象颇为普遍。

纯粹从文化角度考究，其实在全国少数地方也有类似的景观，形形色色的“骗子村”、“乞丐村”，其生成模式与博社村的贩毒现象大抵相近，它们都经历了由个别犯罪带动多数犯罪，继而形成犯罪文化气候的转变。

这种特殊的文化客观存在，问题是如何解释它的影响。博社村只有“蔡”姓，文化封闭性不可忽视，但若简单将犯罪行为全然归咎为地方文化特色，恐怕太过牵强。尤其是部分村民所缔造的“共同体”，稍作分析就不难发现，当地村民对待毒品问题，以及与执法者对抗期间所表现出的团结现象，既是传统的，更是现代的，表面上看，村民的团结是基于血脉，而真正主导这种团结现象的，归根结底还是利益，它是人逐利冲动的结果。那些手握AK-47的村民处在一个传统的熟人社会，但他们在履行“防卫”职责的时候，则是“职业群体”，他们“战斗”过程中的团结，用社会学术语来说是“有机团结”，即一种利益考量和分工合作所导致的团结。

单一的“文化决定论”不能解释博社村的贩毒现象，相对合理的解释是，文化的影响是分阶段的。必须看到的是，传统乡村社会文化中有着目光短浅和不思进取的成分，这种文化特色决定了，一旦零星的犯罪得不到抑制，它就可能演变为一种致富经验，继而蔓延成为地方文化气候，并导致群体性犯罪现象。因此，总结此次扫毒行动，除了要注意权力保护伞，以及执法懈怠等现象外，它也启发我们去思考乡村治理问题，防止形成犯罪文化气候，理应成为乡村治理的目标。

“有神论者”在潮汕地区比比皆是，在博社村至少有5座由当地村民筹资建设的华美庙宇，里面多半供奉的是“地主爷”、“将军爷”。

来源 / 《南方都市报》，2014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