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乎

一个孩子在学校调皮，老师家访表示不能原谅。家长趁孩子进屋的时候，给老师包了红包，老师推托再三后收下了。继续交谈，宾主尽欢。临走时，老师把学生叫到面前说：“这次老师就原谅你了。如果下次再调皮，你说怎么办？”八岁的孩子撇着嘴说：“又送钱呗！”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这是近二十年前的故事，那个孩子的父亲是我曾经的同事。后来听说他去了国外留学，再后来听说找了个不错的工作。想必那个尴尬的红包并没有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腐蚀掉他幼小的心灵。很有可能，看在钱的份上，遭鄙视的老师仍然给了他足够的照顾。

这就是治理红包问题的困难之处。尽管人人都讨厌它，甚至觉得它已经成为整个民族脸上的污点，但是它也实实在在地在发挥效力，至少没有坏处。似乎唯一可以阻止它的，是抽象的道德原则——正是在这点上，当代中国人很难过关。

不久前，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哲学教授史蒂芬·T.阿斯马(Stephen T.Asma)在《纽约时报》撰文说，红包问题体现了中美两国彻底的文化分歧。午餐桌上，美国人认为，给孩子的医生送红包是不道德的贿赂，因为这是在寻求医生偏袒自己。中国人回答说：“当然会让医生偏袒。这就是目的啊。”当一名美国人试图居中调和，建议中国人可以等手术成功后再送红包，而不是事前送，中国人惊呆了——当然必须得事前送。

中国人强调说，“我们此刻正在努力保护自己的孩子。”阿斯马教授写道，“在中国人看来，像抽象的原则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永远不能跟孩子的幸福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