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

被公认为“近代女词人第一”的吕碧城，在同时代人的心目中却留下了不甚一致的印象。不少评论者都将她拟为同为闺阁中人的李清照，如姜庵在赠词的序中称其“殆今之易安居士欤？”（《法曲献仙音》）樊增祥谓“只漱玉、风流堪拟”（《金缕曲》），甚至径直称赞其作品为“漱玉香毫写性灵”（《七律一首》）；潘伯鹰亦推重其词“足与易安俯仰千秋，相视而笑”（《评吕碧城女士〈信芳集〉》）。而与此同时，另一些评论者却将她与屈原相提并论。早在1918年，王晦为吕氏辑校刊行所作诗词，所题诗中就有“风雨一编消永夜，恍闻泽畔有行吟”（《校〈信芳集〉竟即题其后》）之句，将这位声华早著的女词人比作行吟泽畔的屈原。类似的评价之后时常出现，如吕氏在1929年曾提及“友人来书谓予客海外，有屈子行吟之感”（《减字木兰花序》）；吴宓在1931年为吕氏《信芳集》所写的序言中也认为其作品“外境与内心合，遂若屈子《离骚》”；胡先骕《高阳台·题吕碧城〈晓珠词〉序》称“李易安为之俯首”，词中则有“饿夫抗节追文谢，吊国殇、楚些招魂”之句；直至吕氏病故之后，其词友龙榆生仍在感叹其“慧业早滋兰畹，共灵均哀怨，泽畔醒余”（《声声慢》）。这两种不同的比拟不免让人感到好奇：究竟哪一种形象才能更真切地展现出吕碧城的文采风流？

自汉代以降，屈原就一直是男性文士歆慕效仿的榜样，而与闺阁女流却并无多少关联。这主要是由于性别差异、生活环境、经历境遇等诸多因素，致使传统女性作家和男性文人在创作倾向和审美偏好上一般总是呈现出此疆彼界、畛域分明的情况。吕碧城对于两性之间的差异有着清醒的自觉，在《女界近况杂谈》中曾说道：“兹就词章论，世多訾女子之作，大抵裁红刻翠，写怨言情，千篇一律，不脱闺人口吻者。予以为抒写性情，本应各如其份，惟需推陈出新，不袭窠臼，尤贵格律隽雅，情性真切，即为佳作。……古今中外不乏弃笄而弁以男装自豪者，使此辈而为诗词，必不能写性情之真，可断言也。”强调男女两性在吟咏之际应当依循各自的性情，对于巾帼女流抛弃本色，刻意模仿须眉口吻的作品流露出相当的不屑。了解吕氏本人的主张之后，再反观上述两种差别颇大的比拟，似乎前者与吕氏身为女性词人的身份更为贴切，而后者却与吕氏的意见颇有出入；但若能遗貌取神，并从其具体创作着眼，就会令人惊异地发现，后一种看似比拟不伦，甚至与吕氏本意相左的评价，似乎才更能从本质上抉发出她迥异于传统女性作家的特异之处。

吕碧城对《楚辞》一书寝馈颇深，在其作品中时有涉及，如在《浣溪沙》中就曾描写自己“手把芙蓉诵楚词，搴芳凝睇黯遐思”，《苏幕遮》里也有“诵骚词”的个人形象写照，足见其对楚骚作品的耽好熟习。在填词赋诗之际也时常可见她以骚人自居，如自题所译《成吉思汗墓记》的《念奴娇》词有“彤篇译罢，骚人还惹词赋”之句，俨然自拟为骚人；《洞仙歌》词序中提及康有为“题诗自比屈贾，而予现居之境，恰同此景，复以自哀焉”，于康氏的心境感同身受，词中更有“千秋悲屈贾，数到婵娟”之句，对屈原、贾谊等人的不幸遭遇深致悲叹；其余如《减字木兰花》云：“湖山丽矣，但少幽情如屈子。”《石州慢·自题〈晓珠词〉》云：“楚歌先变，已是禹甸惊沉。”《满江红·感怀》云：“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琼楼》云：“欲拟骚词赋《天问》，万灵凄恻绕吟坛。”都不约而同地以屈原自比，至于在作品中融汇化用楚骚辞藻典故的地方更是不胜枚举。

虽然在吕碧城的作品中屡屡可见到自拟骚人和点化《楚辞》的现象，但这种对于《楚辞》的偏嗜，恐怕不仅仅是出于铺采摛文的需要，而更多的是由于她反躬自视之后，发现自己和《楚辞》中所刻画的主人公在身世遭际方面有着太多若合符契的地方，因而对其中所流露的悲情愁绪产生强烈的共鸣，甚至将自己置于和屈原等楚骚作家相似的境遇之中，以至于在立身行事、心态思虑等诸多方面都能看到楚骚传统所赋予她的深远影响。

屈原早年受到楚怀王的信任，一度被委以重任，后却遭谗被疏，因而每每在作品中述说无端被弃的痛楚，而且时常会用男女情爱之事作比。如《离骚》云：“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九歌·湘君》云：“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九章·抽思》云：“昔君与我诚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吾以其美好兮，览余以其修姱。与余言而不信兮，盖为余而造怒。”《九章·惜往日》云：“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愿陈情以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屈原用男女之间的情爱经历去暗喻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本是楚骚传统中惯用的表现手法，但这一系列对于两性之间始则相约相守、终则背信弃义的生动描绘却和吕碧城在现实生活中的经历极其相似。吕碧城早年许配汪氏，后因父亲亡故、族人谋产等一系列家庭变故，受到对方无端猜忌，并遭遇退婚。这给她留下了难以平复的伤痛，即使在多年之后仍然心有余悸。她曾回忆当时情景说：“众叛亲离，骨肉龁，伦常惨变，而时世环境尤多拂逆，天助吾而复厄吾，为造成特异之境。”（《欧美漫游录·予之宗教观》）虽然个中细节未便直言，但仍然可以窥见其内心的哀婉沉痛，由此自然会对屈赋中的描写感到于心戚戚，对屈原的心路历程有着深切的体验，这正是她之后时常以屈原自拟的心理基础。

《离骚》在抒发诗人走投无路的极度苦闷时，有过一段四方求女的情节：“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吾令丰隆乘云兮，求宓妃之所在。……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导言之不固。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诗人不惮辛劳，到处奔波，一心希望能够寻觅到知心伴侣，以纾解孤立无援的悲哀。然而在此过程中，或是感觉对方傲慢无礼，或是自己心存疑虑，以致最终依然是孑然一身，徒劳感伤。吕碧城的情感经历与屈原在此处的描写也极为相似，据郑逸梅《艺林散叶续编》引吕氏自述云：“生平可称许之男子不多，梁任公早有妻室，汪季新年岁较轻，汪荣宝尚不错，亦已有偶。张啬公曾为诸贞壮作伐，贞壮诗才固佳，奈年届不惑，须发皆白何！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除此以外，张伯驹《续洪宪纪事诗补注》、云若《隔一重洋各自愁》等也曾提及吕氏和袁克文、杨圻之间有始无终的情感纠葛。可以想见，当日的吕碧城对于屈原在作品中所倾诉的四顾茫然、彷徨无依，会自然而然地萌生出迥异常人的同病相怜之情。吕氏在《欧美漫游录·予之宗教观》中还曾回忆道：“又游庐山之仙人洞，龛祀纯阳，吾宗也。道士怂试蓍蔡，乃以婚事为询，得示曰：‘两地家居共一山，如何似隔鬼门关？日月如梭人易老，许多劳碌不如闲。此即吾母卜婚之谶，而毕生引以为悔者。当时予虽微诧，亦未措意，后且忘之，而年光荏苒，所遇迄无惬意者，独立之志遂以坚决焉。”历经诸多情感波折之后，终于勘破世情，抱定毕生独身的念头。这和屈原在四方求女无果之后黯然神伤，从而感叹“闺中既已邃远兮，哲王又不寤。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离骚》），实在是并无二致。

屈原在饱受猜忌之时，依然洁身自好，满怀希冀，在作品中时有表露，如《九歌·湘夫人》云：“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据王逸注：“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茝，澧水之内有芬芳之兰，异于众草，以兴湘夫人美好亦异于众人也。”认为屈原此处乃是以茝兰香草喻湘夫人之美好。《文选》张铣注则云：“芷（按：《文选》五臣注本中《湘夫人》原文‘茝作‘芷）、兰皆香草也，喻己之善也。公子谓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贤主。”更进一步指出屈原乃以香草自喻，意在以高洁自持而寄望于楚王能够回心转意。吕碧城于此种心态有着切身的体会，其《杂感》其三云：“已无春梦萦罗绮，何必秋怀寄茝兰。灰尽灵犀真解脱，不成哀怨不成欢。”脱胎于屈作而又反用其意，内心的苦痛和激愤呼之欲出，显然是惨痛的情感经历使其对男女之情已彻底绝望。她虽然很少会像这样在作品中直接流露出对不幸情感经历的悲叹，但时常会借助一些曲折的方式来传递内心隐隐的伤痛。在她笔下时常会出现“荷衣”、“芙蓉”之类意象，如《点绛唇》云：“云马风车，荷衣楚楚。”《踏莎行》云：“烟波直欲老斯乡，可能容我荷衣著。”《满江红》云：“征衫试，荷衣脱。”《浣溪沙》云：“蕙带荷衣惜旧香，梦回禁得水云凉。”《喜迁莺》云：“早知舞衣金缕，输与荷衣蕙带。”《春闺杂感和康同璧女士韵》云：“而今蕙带荷衣客，谁识天花散后身。”《齐天乐》云：“只日暮江皋，搴芙延佇。”《摸鱼儿》云：“只蕙撷凄馨，芙搴晚艳，长寄楚累恨。”《寒庐茗话图为袁寒云题》云：“搴芙擘芷下芳洲，谁控文狸续俊游。”追溯这些意象的源头，均源自屈原的作品，如《离骚》云：“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九歌·湘君》云：“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据王逸所述，这些意象都含有象征意味：“言己进不见纳，犹复裁制芰荷，集合芙蓉，以为衣裳，被服愈洁，修善益明。”“屈原言己执忠信之行，以事于君，其志不合，犹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缘木而采芙蓉，固不可得也。”可知其中蕴有恪守高洁、百折不悔的深意。吕氏之所以屡屡将这类意象纳入词中，与其早年在情感上所遭遇的挫折，以及之后执着于峻洁的操守有着直接的关联。

吕碧城有着异常丰富的流寓四方，甚至飘零海外的经历。在她的作品中，也随之反复出现过一个“招隐”的重要主题，如《探芳信》云：“认小山秋早，淮南误幽约。”《桂枝香》云：“小山似有人招隐，倦芳馨，未信憔悴。”《洞庭仙》云：“赋《招隐》，辟谷采薇堪继。振衣群玉顶，渺渺灵修，隔浦无言素心会。”《游钟山和省庵》云：“烟霞暖暖渺仙踪，招隐人间有桂丛。”其中所展现的澹然超脱、避世独居的心态和《楚辞》中所载的淮南小山《招隐士》显然是一脉相承。不过这仅仅是其矛盾心绪的一方面表现，另一方面依然是纠结郁塞，难以释怀。在1928年浪迹欧洲时她曾有“倦旅天涯，依然憔悴行吟”（《高阳台》）的自我形象展示，就源于《史记·屈原列传》中“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相关记载，显然是非常自觉地将远涉重洋的自己比拟为远逝自疏的屈原。当经受着去留两难的折磨，陷入无尽的焦虑与彷徨之时，屈原曾经多次描绘过远游他乡的幻境。在《离骚》里借灵氛之口说道：“曰两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曰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在饱受屈辱之后，发出了如此沉痛决绝之语。但究其实情，依然念兹在兹，恰如《橘颂》中所说的那样：“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一志兮。”其实并未能真正忘情于斯。现实中的吕碧城也是如此，虽然长年漫游欧美，对故国仍然是情深意挚。寓居瑞士时所作的《河传》云：“乡思，迢递，路漫漫。”在倾吐满怀思乡愁绪之余，也流露出欲仿效屈原那般无惧“路漫漫其修远”，反而“将上下而求索”的意愿。《哀郢》中的“曼余目以流观兮，冀一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数语，最能反映屈原眷恋故土、不忍稍离的复杂心态。吕碧城在作品中也时常化用其中的词句，如《翠楼吟》云：“首丘容倚，写砑粉银笺，花铭同瘗。归无计，只怜孤负，故山梅蕊。”《霜叶飞》云：“十年迁客沧波外，孤云心事谁省？兰成词赋已无多，觉首丘期近。”《鹊踏枝》云：“哀郢孤累空引睇，微波未许微辞递。”虽然长年漂泊海外，过着遗世独立的隐居生活，似乎早已远离纷繁复杂的人世，但对于“首丘”一语仍然是反复吟哦、再三致意，足见其身为迁客，实在是落寞无奈，甚至早已身心俱疲，屈原的深沉感慨无疑道出了她的真实心声。

在屈原的精神气质中并非只有隐忍哀婉，同时还具备了超乎常人的狷介孤傲。《离骚》中云：“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然无端遭遇谗谮，他却宁愿穷困流亡，也不改变自己的操守。这样一种峻切愤懑的情调在吕碧城的作品中也常有流露，如《蝶恋花》云：“悱恻芬芳天所赋，娥眉谣诼宁予妒。”直接化用《离骚》里的成句，显然对屈原的激愤之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吕氏这种恰似屈子的孤傲特性，自然也招来不少旁人的求全之毁，甚至会被误解为是“刚愎成性”（郑逸梅《味镫漫笔》）之人。实则正如严复所说的那样，吕氏平日虽然看似不近人情，“实是高雅率真，明达可爱，外间谣琢，皆因此女过于孤高，不放一人在于眼里之故”（《与甥女何纫兰书》）。这情形和屈原当日的遭遇几乎如出一辙，只要回顾一下《离骚》中的“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圆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以及《怀沙》中的“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等描写，就不难体会这两人在处世方式上所共有的峻洁孤傲、宁折毋弯的特点。

正是缘于那份至死不悔的执着，使得屈原时常深切地感到孤立无援。《离骚》中云：“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王逸注：“无女，喻无与己同心也。”吕碧城在作品中也有着类似的哀鸣。如《鹧鸪天》云：“沉醉钧天吁不闻，高丘寂寞易黄昏。”《邓蔚探梅十首》其六云：“欲折琼枝上清去，可堪无女怨高丘。”一再借用“高丘无女”之典，来感叹知己难求，从中透露出了彻骨的苍凉和悲痛。和吕碧城交谊甚笃的严复在《秋花次吕女士韵》中云：“修门日远灵均魂，玉虬飞鸟还相群。高丘无女日将暮，十二巫峰空黛颦。”“灵均”、“高丘无女”等都借用了《离骚》中的典故，若非熟知吕氏的生平遭际，并深谙其为人性情，又怎能有如此的会心之言呢？

吕碧城在作品中还时常会透露出沉痛哀婉的迟暮心态，考其渊源，也和屈原、宋玉等人开创的楚骚传统颇有关联。如《瑞鹤仙》云：“美人骚畹，迨迟暮，转凄艳。”《绮罗香》云：“折芳馨、远道谁遗？披萧艾、几时重遇？怅秋风、憔悴天涯，美人芳草怨迟暮。灵均纫佩去后……薜老萝荒，山鬼自吟愁句。”显然都源于屈原《离骚》中的“日月忽其不掩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又如《临江仙》云：“高寒空自警，晼晚定谁寻？”《祝英台近》云：“黯迟暮，宋玉减尽风流，微词已难赋。”则无疑和宋玉《九辩》中“白日晼晚其将入兮，明月销铄而减毁”（王逸注：“年时欲暮，才力衰也。”又谓：“形容减少，颜貌亏也。”）相关。至于《辘轳金井》云：“岁晚天涯……江南哀绝。……寒岩翠叠，有招隐、丛桂繁叶。吟赏谁同？也无山鬼，《九歌》声歇。”《大酺》云：“问楚魂招，秦娥忆，可有前欢能续？……偏恼伤春心目。”更是连续用屈原《九歌》、宋玉《招魂》、淮南小山《招隐士》中的词句来抒发忧愁抑郁、缱绻惨怛的情怀。

吕碧城在中国近代史上除了以文学见称之外，在提倡女权、兴办女学等方面也卓有建树。早在1904年，吕氏便在梁士诒、傅增湘、方药雨、英敛之、徐星叔、袁世凯等人襄助之下创办了天津女学堂，并出任总教习，总揽全校事务；之后又担任过北洋女子公学的教习。清末民初之际，由女性自身发起兴办女学并非仅有吕氏一人，例如在黑龙江开办女学的祝宗梁、在崇明岛建立女校的施淑仪等等，都是近代女性教育的先驱者。虽然她们都热衷于妇女教育，甚至以之为自己毕生的志业，但由于各自的家庭环境、知识背景、社会阅历等迥然有异，她们对于自我的认识和定位却呈现出一定的差异。1904年吕碧城寓居天津，相继发表了《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中国女同胞文》、《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文章，同时四处奔走呼吁，致力于宣扬妇女解放，倡导兴办女学。但当时所遇艰难险阻颇多，多年之后，吕氏还颇有感慨地屡屡提及：“甲辰之岁，北方女学，尚当草昧未辟之时，鄙人浪迹津沽，征诸同志，将有创办女学之举，恐绵力之难济也，抒其刍议，假报纸游说于当道。”（《与某先生书》）“北洋女子公学成立于光绪甲辰孟冬，其时京津一带，虽有私立女校二三，皆家塾制度，若拨帑备案，就地区为公众谋者，实以此校为嚆矢。溯创设之始，艰苦缔造，将近一载，始克成立。”（《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这种苦闷在她的词作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强烈，而且时常会很自觉地把自身的处境和屈原牵合在一起。当年春天所作的《满江红·感怀》云：“晦黯神州，欣曙光一线遥射。问何人，女权高唱，若安达克？雪浪千寻悲业海，风潮廿纪看东亚。听青闺挥涕发狂言，君休讶。幽与闭，长如夜。羁与绊，无休歇。叩帝阍不见，怀愤难泻。遍地离魂招未得，一腔热血无从洒。叹蛙居井底愿频违，情空惹。”下阕中“叩帝阍不见”句出自《离骚》：“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据王逸注：“言己求贤不得，疾谗恶佞，将上诉天帝，使阍人开关，又倚天门望而距我，使我不得入也。”又“遍地离魂招未得”句当与《招魂》中所述“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数语有关。以当时吕氏的处境和心情，确实与屈原在《离骚》中所表现的忧谗畏讥、欲诉无门的状况极为相似，和《招魂》里自悲境遇、宣泄愁苦的情境也相当契合，故能引发强烈的共鸣，在词中化用这些典故，在抒发心头郁闷之余，又平添了几分悲壮之情。

吕碧城创办女学虽然开一代之新风，而且一度声誉翕然，但之后的发展并未能一帆风顺。由于学生来源、人际关系等种种复杂原因的牵掣，最后的结局实在可算是冷清寥落。吕氏在此过程中也频遭非议，与亲友几至反目。据方豪《吕碧城传略》云：“三十年（1904）九月十五日北洋女子公学招生，孟冬成立，碧城争创办人及总教习名义甚力。时惠如、梅生同寓大公报馆，两姊均不直妹所为。碧城无决断而性执拗。三十一年正月初九日，英敛之、傅润沅皆辞董事，一任碧城自立。……北洋女学自三十二年春，择资质优秀者，为设师范科，宣统元年七月行卒业礼，计七学期，培植成材者仅十人。缘北方女学风气未开，多观望不前，故所收女生，仅少数南方随宦闺秀。”一方面可见由于性格原因而导致旁人对吕氏产生了强烈的误解，另一方面也可见当日兴办女校、倡导女权实在是举步维艰。吕碧城在《北洋女子公学同学录序》里回顾了创校兴学的艰难历程，不无深意地写下这么一段话：“今夫女学关系之要，明达之士类能言之，予第慨夫吾国女界之黯黮数千载于兹矣。外患已深，国势已蹙，至是而女学始行，始跻吾辈于文明之域，美人香草，曷胜迟暮之悲！诸生其绩学储能，将来各出所得，以闳教育而回景运，此则人人所当引为己任，不容一隙自宽者也。滋兰百亩，播吾道之芬芳；畜艾三年，疗庶物之疵疠。”文中遣词造语不少都出自《离骚》中所云“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原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足见其对屈原的激愤哀恸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屈原所述盖以培植香草以喻荐拔贤才，本期彼此能同心协力，引为同志，但中遭变故，以致凋零衰败，因而深感哀痛。这种发自内心的哀叹无疑是最能代表吕碧城当时的心情的，故吕氏能借此稍稍疏泄胸中之郁闷。

王尔德有一句颇耐人寻味的隽语：“生活模仿艺术远胜于艺术模仿生活。”（《谎言的衰朽》）回到本文开头所引述的众多评论，众人将吕碧城比拟为屈原，原本或许只是着眼于其文学创作而言的。但吕碧城跌宕起伏、充满坎坷的经历，却引发她对屈原等楚骚作家的遭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和认同，使得她和屈骚传统之间构成了颇为奇特的异代相知的关系。她的一生毋宁说是对王尔德这句名言作了最为生动的诠释，尽管这样冥冥中的巧合留给后世的是无尽的唏嘘和惋叹。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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