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圣华

宋濂之后，明代一世大儒首推方孝孺。在明史上，孝孺的气节、学问、文章值得大书一笔，其诗接绪越中派刘基、宋濂，亦堪称名家。所作《谈诗五首》为明初著名的论诗绝句，集中体现了越中派后期诗学思想：再倡复古，以《诗》为“本”，讲求诗用；昌言宋诗以振兴诗坛，变革一时宗唐风气与颓靡之音。作为越中派殿军，其死直接关系到越中诗派的存续。明诗与士人气节互为倚重，故其死也关涉到一代诗史风貌。

《谈诗五首》其一云：

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逊志斋集》卷二十四，宁波出版社2000年版）

举世宗李、杜，最醒目的时代背景就是明初日炽的宗唐风气。孝孺指出世尊李、杜，却鲜知李、杜祖述《风》、《雅》，可谓不知本原，从而提倡风雅之遗。这一口号不是新发明，而是近承宋濂、苏伯衡、胡翰等人的复古见解。尽管如此，仍具新义。越中派初兴，厌诗坛靡弱，昌言复古。派中重要人物赴朱明征召，诗应时而变，一定程度上偏离最初的复古主张。洪武中，宗唐与颂圣合流，诗坛复有不振之象，豪放者或空疏叫嚣，宏丽者或浮华虚饰，摹拟者或拘泥声律。在此情形下，孝孺再祭复古大旗，目的不仅在振兴越中派，更在挽回颓风。其复古尤可注意者为昌言诗有本。

《谈诗五首》其三云：

发挥道德乃成文，枝叶何曾离本根。末俗竞工繁缛体，千秋精意与谁论？

批评末俗文辞为工，强调诗有“本根”，“发挥道德”。这也就是主于诗文一理，不离要道。《时习斋诗集序》指出诗“道情志”，“大而明天地之理，辩性命之故；小而具事物之凡，汇纲常之正者，诗之所以为道也”。序还提及早年自矜俪偶之工、富艳之能，及今反视，惕息大惭，抑塞不宁，“兴之所触，欲有所云，辄仰观霄汉，竟日不能作一语。何者？怪曩之所云不近道，又恐今之复然也”（《逊志斋集》卷十二）。“诗者，文之成音”云云，即胡翰、苏伯衡所说诗为“文之精”；诗之“本”、“体”、“法”、“义”云云，亦宋濂诸子元末所论诗道。孝孺自悔少作，殆得力诸子之教。《刘氏诗序》复指出道不明是诗道衰落的根本原因，“近世之诗，大异于古。工兴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于华而不实；务奇巧者，窘乎声律之中，其弊至于拘而无味。或以简淡为高，或以繁艳为美，要之皆非也”，“苟出乎道，有益于教，而不失其法，则可以为诗矣。于世教无补焉，兴趣极乎幽闲，声律极乎精协，简而止乎数十言，繁而至于数千言，皆苟而已，何足以为诗哉！”（《逊志斋集》卷十二）《答张廷璧》还说诗诵之不见其辞，惟见其理，其味无穷，“有道”方可称奇。大抵承师说，时出精见，有其师辈未详言者。

越中派传至孝孺，发生一个曲折回流的变化：从复古倡导风雅之遗，到馆阁颂圣，再到复倡复古。前后两次祭起复古大纛动因相近，但时代已迥然有别。宋濂、刘基因元末诗风靡弱而倡复古，方孝孺、王绅因洪武中叶后诗风不振再倡之。而元末诗风不振是由沉溺自适、不关心现实，或夸逞才慧、斗巧争丽造成的；明初诗风不振则是由迫于重典、不敢触及现实，或糊心眯目、附丽唐音造成的。

《谈诗五首》其二云：

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今人未识昆仑派，却笑黄河是浊流。

宋濂诸子承金华余风，推尊宋遗民方凤、谢翱，由于竭力复古，转移唐音，未详论宗宋这一话题。孝孺始大力批评时人尊唐贬宋。这首绝句指出两宋文章追配东西周，诗亦有唐人未到处。“昆仑派”喻说宋诗本源于《诗》，世人不论“有本”、“有道”，却讪笑其非正派。这与他所论深探《风》、《雅》之源是一致的。斥责宋诗者，往往称赞元人祖唐，元诗四大家远超轶宋人。《谈诗五首》其四驳云：

天历诸公制作新，力排旧习祖唐人。粗豪未脱风沙气，难诋熙丰作后尘。

游潜《梦蕉诗话》：“宋诗不及于唐，固也。或者矮观声吠，并谓不及于元，是可笑欤！”并引此说“祖字上便正学立论尺寸”（《全明诗话》，齐鲁书社2005年版）。在孝孺看来，宋诗“有本”，甚至比唐诗更得《诗》正传。当然他不鄙薄唐人，称杜、韩“皆深于诗”。究其本意，在于辩明诗必“有道”，而非文辞之工、声韵之美。

尚宋，与孝孺论学互为表里。都穆称道宋人欧、梅、苏、黄、范、陆之诗，《南濠诗话》卷上引述“前宋文章配两周”、“天历诸公制作新”二首评云：“非具正法眼者，乌能道此！”（《全明诗话》）稍曲解孝孺原意。《静志居诗话》卷五谓孝孺“实与大苏相埒”，更引“举世皆宗李杜诗”、“前宋文章配两周”、“天历诸公著作新”三首说“其意盖瓣香东坡居士也”（《静志居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亦不免偏误。孝孺瓣香的宋人乃朱熹，而非大苏，或欧、梅、黄、范、陆。他幼承庭训，对朱学及宋儒之诗多有所好，后师宋濂、胡翰，上溯程、朱，远追周、孔。其所谓道统，乃自周、孔至程、朱，再到金华之儒。林右《逊志斋集序》：“吾友方君希直奋然而起曰：‘是岂足以为学？不以伊、周之心事其君，贼其君者也；不以孔、孟之学为学，贼其身者也。发言持论，一本于至理，合乎天道，自程、朱以来未始见也。”论学、论诗如此，无怪乎他推重宋诗，以为诗家正传了。《读朱子感兴诗》：

《三百篇》后无诗矣。非无诗也，有之而不得诗之道，虽谓之无，亦可也。夫《诗》所以列于《五经》者，岂章句之云哉？盖有增乎纲常之重，关乎治乱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非知道者，孰能为之？人孰不为诗也，而不知道，岂吾所谓诗哉？呜呼！若朱子《感兴》二十篇之作，斯可谓诗也已。其于性命之理昭矣，其于天地之道著矣，其于世教民彝有功者大矣，系之于《三百篇》，吾知其功无愧。虽谓《三百篇》之后未尝无诗，亦可也。（《逊志斋集》卷四）

诗家讥宋诗尚说理、少滋味。孝孺则说宋诗合《诗》旨。称之道学家诗论也好，文章家诗论也好，其自有道理。后来公安派袁宏道、浙诗派黄宗羲、吴之振都推重宋诗，钱谦益、王士禛、汪琬也提倡过宋诗。公安派、浙诗派对宋诗的体认与宗宋意图，与孝孺有相近处，但也极相远。

孝孺殉节后，文禁甚严。门人王稌藏弆遗稿，宣德后才稍流布。孝孺是越中派殿军，世共知其明文大家，多未识其诗卓然一代名家。

朱元璋政治弊端，洪武中已显露无遗。孝孺时刻不忘儒者本色，直面现实，踧然而忧。《逊志斋集》前八卷《杂录》多谈治世修身之道，大都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对一个有强烈成圣追求的诗人来说，现实很难让他安于点缀升平。孝孺诗或寄托心志，或凭吊古今，或披露现实，皆有为而发，其人、其诗、其学互为注脚。

孝孺关注现实民生，诗多讽戒之意。如《蕨萁行》：

并海饥民千百数，携锄上山山土。蕨根已尽不休，力绝筋疲未言苦。屋头五日无炊烟，十步九却行不前。全家性命系朝莫，弱子假息阿母眠。昨日蕨仅盈斗，今日蕨根不满手。但凭蕨保余生，再拜青山感恩厚。青山青山尔勿猜，明朝未死携锄来。（《逊志斋集》卷二十四）

所绘饥民掘蕨的场景并非发生在乱世，而是在朱元璋自诩万民安乐的洪武王朝。“再拜青山感恩厚”，饥民感激的不是开国皇帝，而是救民一命的青山。“青山青山尔勿猜”，语极沉痛。《海米行》也披露了与“太平盛世”不协调的一幕，描绘了法令峻严，官吏以催科为务，急于求功，天灾人祸频仍的凄惨景象。也许有人会说何代无灾异，不必凭据一些诗句论定其世。所谓史有讳忌，有曲笔，洪武史官迫于威劫，未必敢直书，诗人不必然。以孝孺诗对观当时史乘及太平颂章，不胜惊心之感。这些诗弥补了越中派入明空疏之病，体现了复古的精神与价值。胆识是真正诗人不可或缺的。孝孺敢于批评现实，咏史每借古讽今。《淮阴》：“丈夫何乃为假王，至今遗恨令人伤。漂母一饭千金偿，解衣推食那敢忘。相君之背贵莫量，蒯生此语无忠良。慎弗出口遭吾撞，歌风帝子归故乡。思得勇士守四方，胡为鸟尽良弓藏？”（《逊志斋集》卷二十四）鸟尽弓藏，古今无异。刘邦高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竟成一句空话。明初屠戮功臣，相比汉初有过之而无不及，胡惟庸、蓝玉二案杀戮惨酷，即如文臣宋濂等也未逃脱时厄。孝孺从残酷的现实中读到鸟尽弓藏的历史含义。令他忧心不已的还有当国家再需勇士守四方时，又何处去求呢？《歌风台》即述此意：“古来世事无不然，稍稍功成忘险阻。荒祠古庙名歌台，前人已尽今人哀。感激悲歌下台去，断碑春雨生莓苔。”（《逊志斋集》卷二十四）歌风台在沛县，立石篆刻刘邦《大风歌》。“古来”二句反思深刻。如果说汉初鸟尽弓藏与吕后大有关系，明初屠戮功臣是何人所为？诗人歌此，非是不忠。这类诗正是他追求的合于风雅遗意的“有本”之作。

孝孺擅长古体，《逊志斋集》卷二十四所收近体也多足观者，绝句称擅场，颇见学宋之得。诗人不屑闲吟风月，绝句每有为而作。《书事》：

伏枕三旬不整冠，梦魂时复对金銮。忽闻盛事披衣坐，今日朝廷立谏官。

卧病已久，“梦魂时复对金銮”似向世人表明“三旬不整冠”的由来。到底什么“盛事”使他忧思顿解，原来“今日朝廷立谏官”。谏官立制是明初的一件大事，孝孺无从知道近三百年明史上谏官所起的作用，但他看到谏官设立能缓解一时政治危机，倍感欣慰。《二月十四日书事二首》其二：

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

这首诗写作原因似很简单，即“天子看书召讲官”，但这在孝孺眼里却大有深意。他渴望礼义治天下，建文帝看书召讲官使他看到光明，充满憧憬。孝孺吟咏每不堕空虚。《买臣妻墓》：

青草池边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宁嘱付人间妇，自古糟糠合到头。

相传汉人朱买臣妻不耐贫寒请去，及买臣富贵，羞愧死。后人赋咏累出，这首绝句甚佳，雷燮《南谷诗话》卷中评云：“理到词达，厚伦理，正风化，非徒道出前人所未道者也。”《二乔观书》：

深闺睡起读兵书，窈窕丰姿若个谁。千古《周南》风化本，晚凉何不诵《关雎》？

元季诗人题咏《二乔观兵书图》，各出己意，杨维祯《二乔观书图》、高启《二乔观兵书图》脍炙人口。易代后硝烟渐散，作者日稀。孝孺吟咏“晚凉何不诵《关雎》”，寓含礼义治天下的理想，不可视为迂腐。作为明代最早大力倡宋诗者，孝孺创作深受宋诗，尤其是朱熹的影响。《书事》、《买臣妻墓》、《二乔观书》、《鹦鹉》、《羲之笼鹅图》绝句，富有理趣。古体时亦如此。《追次朱子春怀诗韵》感悟自然，抒写体道之趣。

方孝孺所作尚用、尚理、尚气，继承了宋濂诸子的传统，并走出诗派一度难以逾越的颂圣“怪圈”，为诗派重新注入生机活力。提倡宋诗，也可视作诗派在历史新环境下的一种创新。靖难之变夺去孝孺的生命，也改变了一个诗派的命运。朱棣深恶孝孺及其门人固执，厌用浙人，而不次擢用江右士人，江右之诗遂独盛。伴随越中派衰落，还有“读书种子”的中绝，明初学术之变，孝孺之死亦是分水岭。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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