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莺

熊 莺

资深媒体人现供职四川省作家协会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茄冬树还未染尘的嫩叶，一片一片花瓣似开在台北市金华街拐角的一所老厝前。老厝似一支杖头，寂寥地横呈在那里，它的杖身——临街的一条狭长空地，被人用白色的粉墙高高围起。

老厝一楼一底，斑驳的轩窗，旧邮票般一枚一枚别在二楼沉睡的老墙上。轩窗紧闭。户牗处，结着蛛帘。

西式的早餐厅就在这间老厝的对面，1938年出生的秀美要来一杯拿铁咖啡，一份净素的三明治，她面对眼前一扇巨大的落地窗，迎街而坐。仿佛自己是旅人，正隔窗观看橱窗里的一段历史。与此相应，橱窗里的老厝，也仿佛正与她对望。

金华街不远处的一条街名永康街，台湾有名的美食街。深巷小街里当年有两间小屋，是中学时代的眼前秀美的家。

秀美的曾祖父自福建来。

发源于莺子岭的新店溪，于台北之北的一个河谷口冲出了一片扇形沙洲，弧形的扇面之尖，名下溪洲。当年秀美的曾祖父从福建离家，从台湾西部的台湾海峡上岸后在此佃地农耕。秀美祖父后来成了木匠，其父继承衣钵。秀美是手艺人木匠的女儿。

秀美出生于台湾，那是台湾历史上诡谲的“日据”时期。日据的阴影，小女孩隐约有忆，在河之洲的那些个学堂里，老师会教学生学习日语。后来“联军”轰炸台湾时，家家户户都在一棵棵巨大的阔叶树下挖地道。

那时的秀美学名“珠子”。女孩子的名字里必须带“子”，否则不能申报户籍。

木匠之家，珠子一家那时在东家三开间气派的大砖瓦房旁租赁土屋而居。土屋不大，但门前有水井，菜园从屋外一直圈到了路边。邻里间，以栀子花和扶桑花为藩篱。

躲空袭那阵子，家家的粮食都被征收去充了军粮，每户只是余一点点的配给——番薯和少量的米。小孩子们饿得不行了，那一日，珠子的母亲去自家的菜园摘了许多青菜和番薯叶背在背上。她越过川端桥，黄昏时，空着背篓的她从桥上逆着夕阳走了下来，那时，天上有鸟踪，母亲的手心里，满满的一手帕白米。

是不是因为那一手帕的白米，时至今日，珠子总念那桥。

小女孩小学二年级那年，日本投降了。沙洲上的这一家人，要搬去台北。父亲曾帮台北一户日本人盖过房子，日本人要走了，带不走的房子拟悉数赠予这位忠厚的木匠。这所房子的所在地，正是永康街。

住在永康街时，眼前的老厝应正是风华正茂。台湾土著人留下的、日本人留下的、“外省人”留下的，最初的那段历史只有空空的房子自己知道。

那时节，日本人撤退已近尾声，每一天，源源不断的军人潮水一般从水路或者乘飞机从大陆涌入台湾。那些人衣衫褴褛，扛着炊具，有的肩头披块毛毯。

战后的台湾经济萧条，木匠父亲无活可干。那阵子，珠子一家的生活，靠着珠子的母亲领着珠子姊妹摆地摊，以变卖日本人遗弃的那些留声机、相框、漆盒、碗盏等等杂物为济。印象中，买家多是神情迷茫的大陆人。

那时，台北幸安小学的女生珠子又面临第二次更名。凡带“子”字的名，又必须改过来。特殊的年代的“家国情怀”，往往就在这一微尘之间。

惠美、秀美，两个好听的名字。她找来要好的女生，我们各分一个，珠子说。对方选了惠美，珠子笑，那我就要“秀美”了。少女两两相悦，笑声如烂漫天花，厚厚地洒落下来。

秀美最愁的是那一回。一直以来赤脚上学，从小到大没有穿过鞋。那一次，她被推举代表学校参加台北市的一个演讲比赛，上台必须穿鞋。这可难住了小小女孩。那个午后，她一边走一边恼着，眼睛直直地盯着路边必经的一个个垃圾桶——没有别的地方可以求助。一双黑色的皮鞋就躺在那里，她轻轻上前拾起，尺码正好，只是左脚那一只，鞋底破了一个洞。少女捧着它往家走，灰姑娘捧着水晶鞋一般……

身处逆境，小女孩本能地在向上挣脱。台北第一女中时期，她与每一个晨昏一同走过同一条街的同学去合影，四位女生，后排居中那一位不知家境如何，小小女生含烟媚睇，另两位，无端的喜，在眉目间浸润。照片上，唯有秀美，一双枯藤似的长臂从宽大的短衫袖蓦地垂下来，纯纯地，一脸倔强。

差不多上台大外文系时，她与同学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等同学发起成立学生文学社团“南北社”，后来，在白同学的资助下又办起了《现代文学》杂志之后，她才由心地笑出声来。

白先勇家住永康街不远的松江路，清晨，两位大学生偶尔会在新生南路一段上相遇。那一日，两位同学一边骑车，一边聊天。《现代文学》杂志这六字，谁先说出来已无从考证，秀美说，没钱，白同学回她一句，我来想办法。

白先勇是白崇禧的第六子，白家人果未失言，不久，这本至今在台湾文学史上留下影响的“学院派”杂志期刊横空出世。

那时节，家住青田街的她的中学同窗琼瑶，因《窗外》已一夜成名。那时节，一时不确定自己该做画家还是当作家的中学生陈平（三毛），通过白先勇引荐前去向她请益。那时节，年长她许多的诗人周梦蝶在“明星咖啡厅”外的街角一边摆书摊，一边打坐完毕，到她家的榻榻米上一坐，仍旧是作跏趺姿态。军中诗人梦蝶不修边幅，老是穿着积有旧诟的土白长衫，爸爸那日遇见，悄悄问秀美，哪来的一个乞丐呢？

那时的秀美一边做着家教以补家用，一边写作念书。那时的她，小说不时发表，才华初露。她时常拿出一点稿酬请同学吃甜品，台大外的大华餐馆和楼上的甜品店，他们都去过。那时的她，胸前结着木棉花般的大团丝巾，开衫的衣袖高高撸起。那时她笑，常常会开怀地露出皓齿来。

豆蔻年华，完全看不出哪一个人日后会飞多高走多远。

去美国念硕士，白先勇等好多成绩优异的同学同时考取。在美国念完美国文学硕士的那一年，她的丈夫，台湾赴美留学的力学博士段先生对她说，我们回大陆去，回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去。

27岁的她一惊，那里是《诗经》，是《楚辞》等等国学典籍的原乡呀，可是那里好陌生。段家人是1949年从内地过去的，原乡，是不是飘零人永生的一种情愫与痛？

那一日，从上海虹桥机场走下舷梯，天高气阔。机场不大，稀稀落落的几架飞机泊在那里。机场大厅入口，一排工作人员整整齐齐列在那里。那些人，绿衣绿帽，臂戴袖章。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整齐地持在胸前。段先生心里一热，“家”让他哽噎。在填写入境登记表时，他毅然将自己的生日改成了当日——10月6日。他回望了妻子一眼，脸色因激动而泛红。

那是1967年，他们的另一段人生，也差不多是从那一年那一日的那一个时刻开始的。

两箱行李中，除了书、集邮册，数照片多。八本邮册不知何故当场被扣。几本有着裸体雕塑的图册，也未能幸免。

那时段先生刚刚学会拍照，兴头上他将他们于美国的全部生活照片，以及后来与妻赴欧洲旅行的留影悉数制成幻灯片。约近千张。海关人员一帧一帧对着光看，一边看一边斜睨他们一眼，“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低级趣味”。

每个人都有一行泪，从上午十点一直检查到下午四点，一腔热血回归祖国的男儿流泪了……

上海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和北京王府井街的华侨饭店，这对海外学子——一个力学博士、一个文学硕士相继住了近三年，等待安排工作。住在高级的房子里，享受着特殊的接待礼遇，而两位赤子却无事可做。书被没收，无书可读，他们那时的光阴，每天于大街小巷和附近校园流连，看大字报。旧墨未干，更新的大字报又覆盖了上去，每个报栏前，总有那么多人在看。

差不多第三个年头上了，他们朝思暮想的祖国终于给他们安排了工作。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段先生被分到水力教研组做研究，秀美分到外语教研组。

“专业不对口呀？”这是段先生接到通知那一刹那的反应。“我在台湾学的是土木工程，在美国攻读的是流体力学……”他解释道。接待他的领导一挥手打住了他：“水，不是流体吗？”

而最终，他们报到时的单位又变成了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夫妻一同被分在了力学系。

学院空空如也，大部分学生都被放走。老师主要的工作是学习。每间教师办公室里都挂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照片，老师们每日里在同读两张报纸，《人民日报》和《新华日报》。报纸总会晚到一天，内容基本相同。学完之后，开始讨论。

秀美最不习惯的是每天办公室里的“忠字舞”。谁臆想出来的这种舞蹈呢？这种舞不似春秋时的“禹步”，也不像盛唐时的“胡旋”，舞中所歌吟的那个人，他知不知道，国人已将他如神祗一般在供奉？

不久，秀美和同事被安排挖“防空洞”。段先生被安排与其他男教师们去了苏北参加“南水北调工程”的筑堤劳动。

这一边，工宣队的人用一支铁锹在校园的空地上画一个圈，眼风一指，女教师们便开始动手，挖防空洞。如果尽人皆如此，这样的日子也不是不可以过下去的。只是有一件小事发生之后，她，寸心乱。

长子生于北京，她给乳儿取名段炼，取意当时风行全国的口号，“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那时的中国夜不闭户，无须担心失窃，那时的小孩同时也都没有玩具可玩。那一日，炼儿与邻家小孩玩斗嘴，一个说，张三是坏蛋，另一个回李四是坏蛋，你一句我一句，名字很快穷尽。三岁的炼儿忽然口出一句：“毛主席坏蛋。”

“一打三反”非常时期，这样的口号足可以让其所有亲人赔上说法。那一夜，秀美于学院的那间陋屋里六神无主，而眼前，她的炼儿却眼巴巴守着正给弟弟喂苹果泥的保姆，声声复声声，“我吃皮，我吃皮”。夜凉风细。

谓他不懂事，他知让“梨”于人，谓他懂事，谁又料得乳儿哪一天不再旧话重说。

那每一个母亲的一道底线。

相继不久，先生又失去联系。多方打探，仿佛她只能从同事或者邻里的冷眼里寻找到一丝答案。再见先生时，他形销骨立。两个月的时间他到底在经历什么？

苏北平原的落日映红天岸，那个黄昏，又是残阳如血，收工归途的段先生一句，“呵，像美国的一种煎蛋……”话未毕，他立即收了口。一旁的赵同事无心补充，“我们管它叫荷包蛋，我一口能吃一个。”

次日赵同事下床时，下铺刹那间盖满了大字报。小赵慌不择路，一脚踩下来，一屁股坐在了一张报纸上的毛主席的头像上。下铺的造反派指控小赵两宗罪，一是胆大包天，一口吞日；二为现行反革命罪。小赵人身自由受限，而事发源头的段先生，被勒令停工写深刻检查。

在学校，秀美无意中看到，一位十几岁参加革命的女教师，因不堪凌辱，乘人不备，自己将自己活活溺死在了一个粪池里。她宁愿面对粪臭，而不愿活下来面对未来。另有三位教师相继或跳湖、或自缢而亡……

翌年他们赴武汉看同乡，台大毕业，与他们一样回来报效祖国的一对夫妻。四人相见，面面相觑。境遇相差无几。也就是在那一次，秀美听说了一件让她惊愕万分的事。一位当年投诚的县长，清清白白的家世，清清楚楚的投诚过程，硬被造反派说得身世渺渺，投诚有诈。最终县长被毙命。

“在这里我们派不上用场……祖国并不信任我们……”段先生颓然看着妻。

不叹家贫，只叹雾失楼台而一时尚不知雾霾何时能够散尽。

举目无亲，无从纾围。怎么走仿佛都是一盘死棋。

决定要走。在居住了四年的宿舍里，两人商定，由家庭成分好的秀美给共和国的总理写信。这样的信，自然是出不了南京出不了江苏的。长长的拉锯等待之后，他们终于成行。

也是秋日，天空与他们来时一样，不同的是，除了行李之外他们身旁多出两个小孩。那日，在大陆深圳通往香港的罗湖桥上，三位海关人员挥手向他们告别，这一对夫妻一人牵着一个孩子，向着那边走去。

桥上很多人，有人将行李远远地向桥下扔去，空着身子，逃也似疾走。秀美不忍回头，七年的悲欢，还有那住过的一间又一间宾馆和宿舍，都深深烙在她的身后。

短时的香港居住停留之后，他们几经辗转，最终，这对夫妻，一个定居美国，一个回了台湾。两个孩子，一个居美国，一个住台湾。

“如果没有‘文革……会离婚吗？”餐厅里，我问。

“每一次回台湾他都正好碰到这里选举游行。他怕了……他不愿意回到台湾，我又不愿意离开台湾……”她并不正面回答。

“文革”起码让这个曾经光着脚丫上学的小女孩子，学会了自主选择自己要过的生活，走自己愿意走的路。美国的几处房产，她悉数留给了夫君。在台湾，秀美的出生地，秀美用母语写作，她写下了中国第一本“伤痕文学”小说——《尹县长》，媒体誉她为“中国伤痕文学始祖”。之后，她又写下了台湾第一本佛教小说——《慧心莲》。

《纸婚》《突围》《我乡与他乡》一连几十部书写下来，她获奖无数，桂冠加身。一路写作，一路梳理，人也日渐空净淡婉起来。那年，她与老同学白先勇于海滨小憩，白先生道：“大陆人民经过‘文革这场浩劫，大概只有我佛慈悲才能渡化吧。”秀美黯然垂目：“我现在才了悟，佛家所言的大慈大悲……”

如今，秀美是台湾多家慈善机构志工，她变卖掉了台湾仅有的房产捐做了公益，自己长期租屋而住。蝉蜕凡尘的她，如今除了热衷公益热心两岸交流，轻安自在。那晚于湖州街她的家中，她一下子闪过去用身子挡住自己没有几件靓衫、且有些零乱的衣橱不让人看，笑声一如当年得名“秀美”时的小女生，天花烂漫。

赤脚站在土地上，一个女子，走过了整整一代人的人世经历。历史的页与页之间的那一道道折痕，她用自己的年轮，悉心翻阅、抚平。

秀美，笔名：陈若曦。

晚年的秀美爱讲永康街上她家那时那所房子里的趣事，是不是因为那所房子里有她太多的血亲记忆，有她的爸爸妈妈、姨妈还有弟弟和妹妹。那次，一群年少轻狂的诗友去她家聚会，诗友们走后妹妹收拾房间时发现，榻榻米上竟被烟灰烧出一个焦黑大洞，妹妹心痛地用掌心去熨。被烧出大洞的客厅外，三株椰子树合围着一方齐人高的巨石，那好比她家屋外的天然屏风。屏风外，也种着一棵茄冬树。此树冠呈巨伞状，花开时节，满树的澄黄碎花，华盖一般撑在艳阳下。

从母体的房子里走出来，一个人，总在走入一间又一间一所又一所的房子——譬如这位著名华语大家文学家，她住过下溪洲的房子、永康街的房子、美国的、中国内地的、中国香港的房子，连同自己的身体——那也是一座房子。为着这一所又一所的房子，我们筚路蓝缕走过了许多许多的路，而人世间，又有哪一处房子真正能够容得了一颗柔弱又小小的心呢？

台湾有许多这样的略带忧郁与沧桑的旧厝，去101大楼、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去诚品书店的路旁，你都能看见。据说我去台北的前一日，为声援这些旧厝的保护，这里还发生了大学生与政府的冲突事件。

“这些老房子到底该不该拆呢？”那个清晨她啜了一口咖啡，问我，又仿佛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