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强

朱 强

1989年5月生土木工程学士文学硕士作品见《人民文学》《花城》《天涯》《青年文学》《散文》等刊物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提名奖』现居南昌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说过类似的话：退休以后，时间将漫长起来，那时候，索性就把城里的老房子租赁出去，然后再到山里觅一亩三分地，归园田居，安享晚年。因为山里空气清新，水土都是养人的，房前屋后，再种上一点点南瓜青菜，生活自给自足，比起那些用农药化肥伺候起来的瓜豆菜蔬，吃起来不知要美味多少。可是自从有了雾霾，渐渐地我妈当初心里构筑起来的那一番番理想，就越来越近乎飘渺了。记不清曾经哪位美人说过，这天底下的水总归是相通的，天空是相通的，男人女人的心也是相通的，大风起兮云飞扬，远方的城里起了雾霾，用不了多久，便四处飘散，世界就像个巨大的连通器，所有的事物都是水，它们被存在于空中“飘”的力量，带往一个个陌生之地。

以前，我在家中后屋里做功课，师院苗圃里的玉兰花香，常常会不经意地浮荡过来，纸和笔管里的油墨也渗透着玉兰花的香味，没完没了地扰乱着我的心智，每每使我心不在焉。可是，这种被风推送过来的香气，却让我以为做功课是种莫大的享受。人被无形之物奋力地抬升到某个高度，笔将自行地在纸上沙沙书写，可是近年我从外地回到家中，晚饭以后和往常一样坐露台上看星星，看闪闪飞机。嗅觉里，隐隐间却觉得有类似与氨气的味道从地上缓缓升起。完全阻碍了空中玉兰花香气的发作。我的好奇心迫使我努力地探明究竟：没想就在我家的南边，一去三五里正好有一条大河，河堤上有排黝黑的孔道，夜深人静，常常会有些冒着白烟的沸水从涵洞中汩汩而出。刺鼻的气味一圈又一圈地在空气中扩大着。然后它们就就借着风的力量，借着“飘”的力量，借着夜的力量，触碰到了我的鼻子，同时也就触碰到我爸妈还有我爷爷的鼻子，我妈披衣出户，一遍又一遍地在坪上洒水，把屋子的抽风机马力旋到最大，我爷爷就拿一个大大的蒲扇，试图把这些污秽的气味驱赶到十里远的地方，我明知道他们在白费力气，那些黝黑的排污口距离我家的位置尽管还有老长一段距离，可是，我与它们却被巨大的连通器给串联了起来。鼻子无处可藏，憎恶无处可藏。尤其在狂风骤雨的春夜，夜半醒来，因为这种难闻的气味，好梦即使不曾破灭，翻来覆去，却再怎么也睡不着了。

也许后来是我妈很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每一个人的世界，都与外面的世界息息相通的，外面的世界一旦污秽了，里面的世界随即也就被糟蹋了，每座城市的天空，都连接着外面深而广的天空。彼此之间，水与空气密切来往，各种事物在风与云气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作用下，随时都可能被渗透、影响。因为这些道理在她陈旧的心里逐渐地明朗了起来，因此，她也就彻彻底底地打消了原来的念头，逐渐明白了城与乡在今天，的确是没有了多少差异。

窗子外面，草多半已经枯了，京津两地的两个朋友因为绕道去赣州转机，我生长于兹，顺便地想尽一尽地主之谊，高速像一种嗅觉极度敏感的猫，循着各种隐蔽的线索，轻巧地就寻觅到我的故乡。天地玄黄，雾霾给远山近树都拉起了一道道厚实的帘子。雾和雾霾当然是有区别，记得十几年前的冬天，早晨起来，大雾弥天，往日的楼房大树都被什么人给搬走了，上下一片皆白，常常给人制造出一种置身无限空间里的错觉。那一种白，是纯粹的白，土生土长；白得柔软、贴心，像雪片糕上的一层白粉，绵密、湿润而轻盈。太阳烧红了它的身体，我们陆陆续续地走到操场上开始做伸展运动，做体转运动，做跳跃运动，雾由蓬松的，绵软的，白茫茫的，转眼就变得透明了，天地被雾气清洗以后，格外的明洁亮丽。而雾霾总归是消不去的，像搪瓷杯上日久积存的一层水垢，灰蒙蒙的，十分粗粝，吸一口，人的胸口足足要闷上半个小时。车子过了收费站，很快就进入市区，许多新楼都已经盖好了，直指云霄，满脸光鲜气派；街道树也开始茂盛起来，绿意袭人。坐在前排的朋友，掏出手机，一门心思的就开始转发起微信。

她说，京城雾霾起兮，牛马不辨，新闻报道讲，现在终于有了好转。

天津的朋友话都堵在嘴里，因为啊，帝都的雾霾都被我们天津给分享掉了。

我心里当然明白：雾霾继续地还会被分享到东西南北的各个方向，然后又和东西南北各个地方的雾霾们汇集，形成更大的、新的雾霾，江流入海似地霸占天下。

雾霾凭借着“飘”的力量，与空中的清风、云气、流岚为伍，与花香酒香、脂粉的香为伍，周游列国，因为我向来发达的嗅觉器官，这些来去飘移的事物，也导致我在各种交错的空间中频频生出错觉。那时候，我坐在屋子里做功课，玉兰花的香气就开始在屋子里舞蹈、旋转，使我屡屡地误以为我家就在苗圃的中央。正如我端端正正和朋友坐在绍武老师的珍宝堂里，仿佛一屁股就坐在了上海、北京的中央。

珍宝堂里，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珍宝啊，四面墙壁，几个大玻璃柜子，仅仅是一些不大值钱的奇石字画。门前是条大街。熙来攘往，远近都是些居家过日子的蚁民。买菜买衣服买混沌与沙河粉的，携老带幼，东张西望。他们的脚步，可能向着赣州公园里去，向着公共厕所里去，向着百货商场与卫府里菜场里去。他们被那些金碧辉煌、香气馥郁的门洞用力拉拢，我老师的店面对他们来说，当然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就说牌匾上那个繁体的“寳”字，便让很多人摸不着头脑了，更无论会有多少兴趣。

当然，我老师从来没有奢望过路人甲乙丙对他的珍宝堂抱什么兴趣；要说依靠门店上的那一点点买卖，一年到头能赚到几两银子？他只是习惯了，喜欢搞一个大桌子，桌子上清清净净摆一个大茶盘。坐在主人的位置上，面朝马路，自斟自饮。他与外面世界所建立起来的种种关系，此前基本上是和谐而愉快的。妇孺老少，走路、骑自行车与遛狗的，充当起了他眼里的街景，只要他往那里一坐，就好像在门外搭了一个戏台子，他每天就一边饮茶，一边看着门外走马灯似的这些人物，卤豆腐、烤玉米的香气不绝如缕地飘散过来，打通着他身上的一团团死穴。

黄老师还是十年前的那一口大胡子，迎风飘展，坐在主人的位置上，壶都已经洗干净了，水也都已经煮好了，接下来就是添茶叶、蓄水，一切都驾轻就熟，然后他从左到右地给我们每个人斟满一杯。光艳艳的，墙上柜子里摆满了奇石字画。我们聊天的话题就从奇石字画开始。没过多久，话题就风筝一样地扯远了。黄老师说，原来这个地方还是很安静的，路两边不远都有交叉的大路。中间的这一段仿佛就被掏空了的。路的两侧，假如再种上梨树，到春天，推开店门，梨花院落溶溶月。坐在屋子里喝茶，风月将给人制造着无限的遐想。

可是，自从去年，在路的北面，立了一座牌坊，牌坊以北，乌七八糟的仿古街断断续续地也都修好了。从南边来的，从北边来的，从东边来的，从西边来的人与车辆就开始蚂蚁般地多了起来，他们通常攒三聚五地到仿古街来观光，也大发感慨，无事生非，喝酒、吃烧烤，制造无数的废气与喧嚣，满足着身体里与日俱增的复古癖好，没过多久，这里就被弄得闹气哄哄，鸡毛满地。以往那些遛狗的、亲嘴的、骑自行车的、在大腿上摸啊摸的，原本也都清闲自在，相安无事，都像生活在自己家里，院子里，现在也都磕头碰脑，挤挤挨挨，顾左右而言他，心不在焉，脏腑里都生出了好多的怨气。

当然我的老师胸膛里也积了许多的怨气，原本外面的各种事物，都像花香一般地飘过来，水一样地流淌过来，节奏都是舒缓而明净的，浪漫的，它们一点一滴地麻醉着人的中枢神经。让人做梦到唐朝去，到宋朝去，因为仿古街像雾霾一样地盘聚过来，从通都大邑渗透到各方的小城小镇，穷山僻壤，于是乎，事情说变就变了。就像雾和雾霾当然是有区别的，雾霾像搪瓷杯上日久积存的一层水垢，灰蒙蒙的，十分的粗粝，而雾却是土生土长的。风吹不动。雷打不动。吸一口，肺都是绿意盈盈的，被湿润了。

记得在雾霾还没有以前，到了冬天，这个城市上上下下，也只有雾。就像仿古街没有以前，城市上上下下也只有古的街——衣冠简朴，古风郁郁。阁楼花窗，庭院深深。可是，自从各种舶来品在街头巷尾风靡以后，这个城市许许多多土生土长的东西相继地就销声匿迹了。以前我家饭桌上的那个防蝇罩都是纯手工的，市场上有卖，十分便宜，我舅公将曝晒好了的竹篾用竹刀破开，拉成细条的形状，质地柔滑，好几米长，舅母盘腿坐在地上，一圈圈地编织起来，最后形成一个个漂亮的圆拱，收尾的地方，串一枚铜钱，盛开的，像一朵秋天的菊花。后来这种带着太阳香味的手工制品——渐渐地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塑料以及蕾丝的，机械的，花花绿绿的，饭桌上，再也没有土壤的香气以及太阳的香气了。

茶喝过了，闲话都都已经像子弹似地消耗光了，老师将午饭安排在太子楼。太子楼在民国时就有了。最初，这楼我是从《泰晤士报》的一个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 ）那里捕捉到的，1942年秋天，大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家里做了一个大大的梦，当时整个中国，都是他梦游之所。他忽而从南边飘到北边，忽而从北边飘到南边，也不知他到底从哪个角隅梦游到这座暮色苍黄的城市。手里抱着粗而长的镜头，要为这一座优美的城市痛痛快快来一组肖像。有一个姓蒋的，矮个、脸面黧黑的男子，三番五次地出现在他的镜头里，太子楼同样没能躲过他的镜头，因为这一桩机会，这也一度让70年后的我死而复生，突然有种被历史现场拽进去的感觉。可到底不曾想过将会在这个冬天，猝不及防地给拽进去，并且在靠北的某个房间里与朋友们放浪形骸，言笑晏晏，推杯送盏，大快朵颐。黄老师和我的远方的朋友相继都已经坐下来，我也就端端正正地坐下来，菜都是地地道道的，蹄筋啦，荷包肉啦，鱼饼啦，肉丸汤啦，夹一筷子送进嘴里，肩膀上的某根神经顿时就弹立起来，倏然间我想起了十几年前早操时候吸进嘴里的雾气，土生土长的雾气，白茫茫的，大片大片地洇进肺里，整个身体就被湿润了，绿莹莹的，满满的地气。

这几个菜，都算得上是正宗的，蹄筋都只取后蹄的踺子，口感淡嫩不腻，油都是山里的茶油，荷包肉更是要用水塘里的荷叶，用三伏这一天的太阳晒干，然后再用重阳这一天的月光照拂，这般做出来的，才有味道，有嚼头，舌尖触碰到这样的美味，倏然间，就觉得自己果真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故乡的唐代或者宋代，肌肤丰满的、水润的。这些年来，故乡可怜兮兮地总是被外面“飘”来的事物蚕食鲸吞着，被挤榨得越来越是枯槁、瘦削了。以前在这个小小的城郭里，还保持着许许多多的穷规矩，大年三十，我妈总是反反复复地叮嘱我，给我煎草药水，要我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换一身新衣裳，大清早我和我爸提着鞭炮，去山里给列祖列宗们磕头，见到亲戚们，还要自觉鞠躬问新年好，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我妈不断地总有告诫，白露这天的水你不能碰，立春要乖乖地躲在家里，吃了清明这一天做的艾饺，疯狗就会避而远之。可是这一些年来，规矩都在我表弟、堂弟、外甥、侄子那里一一给打破了，很多的观念都在渐渐地褪色，很多的人身在外地，胡不归？还乡太累，假如真的衣锦还乡，通常习惯性的动作，都是住星级酒店，吃自助餐，到消毒柜里取枚雪白的盘子，见到有自己喜欢的，就往盘子里盛，中式的，西式的，熏的，烤的，油炸的，用酱拌的，良久。尊体便装得满满了，肚子像一个大杂烩，走出来，晕头转向，反认故乡是他乡，五味杂陈，东西南北不辨。

对于那些“飘”来的事物，我们总是心存犹豫，一方面是好奇心推搡，一方面心想四通八达以后还有什么秘密可言，规矩可言？尤其是城墙拆了以后，城市也是往来相通。假如我妈知道了环境与环境之间总是借助于“飘”而相互影响的，她也就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归隐了，包括一百年前，两百年，五百年前的袁枚、黑塞和陶渊明也觉得实在是没有必要归隐了。躲到乡村又能怎么样呢，山里有山有水，有野果子，有泉水阴翳，可是雾霾就像天上的风雨雷电，污秽的空气也像那天上的风雨雷电，上天入地，有哪里去不了呢？当初我妈想到山里觅一亩三分地——图的就是山里的那一份清静自在。可是山里的那一份清静自在如今被外面飘来的事物干扰了，我妈当年构筑起来的理想自然是一一地破灭了。假如她从更高的角度上看，现在哪里又能算得上是真正的故乡？上世纪80年代，我外婆带着我的大舅舅、二舅舅从广西的大外公家探亲回来，火车坐了两天两夜，屁股都坐疼了，坐麻了，好不容易带回了几个布兜的南宁特产，绿豆糕啦，芒果干啦，罗汉果啦。包括现在我三姨娘还是改不了曾经的这个习惯，她外地出差，上火车登机之前总是要捡些地方的糕饼蜜饯。其实这一些东西，在我家楼下的超市里，一件不差都可以买到，现实的世界被串通好了，雾霾被看不见的天路运输过来，外面的世界从高速运输过来，可是理想的故乡呢，却都是用来隐蔽的，外面的光进不去，风进不去，雾霾也进不去，它们在黑暗中发着光，充满了各种异香和神秘。

菜一个一个地上齐了，酒也一圈一圈地敬过来。我坐在面窗的位置，吃一口菜，然后就看一眼窗子外面的城墙，河对岸的矮山，矮山在新的规划里——据说也将夷为平地，玻璃转盘把每一道菜逐一地推送到我的面前。我也就不容客气地把筷子伸过去，夹一口，接着又找准对象，努力敬酒，用力地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直等到吃得满嘴流油，红光满面。总之往死里吃，仿佛狠下决心，非把流失的故乡以吃的形式挽留回来。后来，所有的酒都浇灌完了，桌子上杯盘狼藉，老师建议我带着朋友去周围走走。到城墙上去。到浮桥上去。到灶儿巷去。到南市街去。到新赣南路去。到属于故乡的地方去。可是我心里明白，最终我们都要回去，回到不是故乡的地方，继续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