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绚隆

1969年生于甘肃庆阳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翻译和散文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著有《陈维崧年谱》《元文选》（与邓绍基合作）等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徐清辉老师去世转眼都11年了。一直想写点关于她的文字，可每次只要回想起与她交往的点点滴滴，就思绪万千、百感杂陈，无法理出清晰的头绪。有时候半夜醒来，会忽然想起她，总觉得欠了她一点什么，内心殊感愧疚。几次要动手写，但面对电脑枯坐良久，都不知从何说起。

第一次见徐老师是1987年秋天。那年我考到了兰州大学中文系，九月开学以后，系上安排了一周的新生教育活动，请一些资深教师，给我们办了几次讲座。其中有一讲是徐老师的“大学时期怎样学好外语”。班主任提前介绍过她的情况，我因而知道她是教外国文学的，而且在西方哲学和比较美学方面都很有造诣，还知道她英文极好，曾在普林斯顿大学进修过。印象中，似乎还提到她是独身。所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以为她没成过家。

徐老师那天几乎是掐着点走进教室的，她身穿一套黑色西装，戴白手套，鼻梁上是深棕色的粗框眼镜，烫了大卷发，显得非常精神。这身打扮当时多少有点儿另类，令我印象深刻。开讲后，她声音洪亮，很有感染力。可惜那天只讲了15分钟，剩下的时间她要大家提问和讨论。当时刚入学，同学们彼此还不熟悉，都有些拘谨，教室里非常安静，没一个人主动提问。我本来喜欢英文，很想听听怎么能进一步提高，没想到她一讲完就冷场了。心里很着急，希望能打破僵局，但又不知问什么好。

由于坐第一排，徐老师大概看出了我表情上的异样，就投来了鼓励的目光。我感到脸上一阵发热，情急之下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她以后学习应该以英式英语为主还是美式英语为主。她笑了笑，说学好哪一种都行。这一下，我精神稍微放松了一点，又问她学外语有没有什么诀窍。她很肯定地说：“没有任何诀窍，方法只有一个，看不懂的时候要坚持看，听不懂的时候要坚持听。”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这个方法，我也一直用到现在。

此后四年中，我再没机会和她交流过。在整个本科期间，虽然我知道有她这个老师，她却并不知道有我这个学生。她曾给高年级开过选修课，但因为限制人数，我无缘聆听。有两次外国学者作报告，徐老师担任现场翻译，她富于逻辑性的语言风格和优雅的气质，很令我敬服。学生社团请她做过两场报告，其中一次讲的是尼采和叔本华，我去听了。随后发生了80年代末的那场风波，从此她彻底告别讲台。自那以后，校园里很少能再看到徐老师的影子。有一段时间，听人说她变得很怪，不愿与人往来，去找她也敲不开门。

本科时期，我受徐老师的影响，苦读英语，如饥似渴地读外国文学作品，也看了不少欧洲历史和艺术史方面的书，曾满怀信心地想将来搞比较文学。这个念头到后来读了钱钟书先生的《旧文四篇》后，被彻底打消。我决定还是从中国传统入手，先学好古典文学。于是大学毕业后，考本校研究生时，选择了先秦两汉文学作专业方向。

大概是1993年春季，在写硕士论文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经常去学校图书馆方志阅览室看书，那里有一套台湾版的《笔记小说大观》，里面有我需要的资料。在那里，我意外地见到了徐老师，后来得知她经常来看方志。此时她已不复昔日的光彩，说话的声音变低了，语速也变慢了。一个长期研究西方哲学的人，为什么会对中国古代的地方志感兴趣呢，我颇感好奇。中间休息时，主动和她打了个招呼，她也友好地回应了我。连续多日下来，整个阅览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在看书，慢慢地交流就多了起来。她问了我的专业方向，也问了论文选题，对我当初的专业选择表示认可。后来，听说她的《认知与会心——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出版了，还厚着脸皮登门讨了一本。关于她拒人于门外的传闻，我始终未能证实。

1994年春夏之交，突然从系办公室听到一个震惊的消息：徐老师的儿子在上海跳楼自杀了。关于她儿子胡河清，我过去几乎一点都不了解，既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徐老师有个儿子，这还是堂姐告诉我的。堂姐是在兰大校园长大的，胡河清十几岁到兰州的时候，她见过。当时我同时面对着考博、毕业答辩和办理离校手续等一系列事情，整日乱乱哄哄、忙忙叨叨。这个消息尽管令我震惊，但也顾不上多问。系里派了个副主任，陪她去上海处理善后，听说她在整个过程中，未掉过一滴眼泪。由于毕业在即，也由于她家遭不幸，一直到我去山东大学报到，都没有再见到徐老师。

1995年暑期，我回兰州休假。我爱人硕士毕业，刚留校任教，我们开始自己起火，解决一日三餐。一天早晨，在兰大后门买菜时，突然碰上了徐老师。她见了我颇感意外，问了我的去向和近况，说欢迎我去她家坐坐。随后的日子里，除了埋头看书，有空就到她家去海阔天空地聊天，而且每次都谈到深夜。有一次很晚回到宿舍，我爱人已进入梦乡，开门进去，她被惊醒，懵懂中居然吓得大哭起来。徐老师学识渊博，视野开阔，捕捉信息和综合分析的能力都极强，虽然平时深居简出，对外边发生的事情却了如指掌。闲聊中，发现她对武侠小说非常喜欢，而且读得极多，讲起来头头是道。另外，她喜欢收集各地民间传说中的鬼故事。她的这一爱好我理解，她是要从这些民间记忆中寻找文化上的象征。记得有一次她给我讲，不仅杭州有虎跑寺，许多地方志里也经常有寺庙附近出现过虎的记载，原因就是佛教以虎为护法，所以对寺庙来说虎是吉祥的象征。还有一次，她讲到印度佛教对“缘”的理解与中国的不同。她说在印度佛教里，缘是一种随聚随散的东西，而到了中国却成了先在的东西，中国人相信“有缘千里来相会”。她的这番讲解，使我对《红楼梦》里“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关系得到一种新解法，也让我重新审视了《红楼梦》的哲学观，专门写成一篇文章，发表在《红楼梦学刊》上。

我到山东大学读博士，选择了元明清文学作研究方向，导师是袁世硕先生。袁先生治学既强调历史主义，又坚持文学本位主义。他主张研究文学要搞清作品的外部关系，做到知人论世，又主张认真分析文本，让文学研究回到文学本身。用他的话说，作品的好和坏，都应该是可以用理论来分析证明的，学术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赏析的层面。在他的要求和指导下，我系统地阅读了一些当时翻译过来的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著作。阅读的过程中既有收获，也有困惑。1995年寒假，我带着一些疑问去向徐老师请教，她提醒我不要被理论的表述形式所干扰，要注意抓背后的东西。徐老师对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十分熟悉，通过与她交流，我意识到形式主义文论强调的不仅仅是方法，还有对待文本的态度问题。一次闲聊中，不知怎么提到了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一书，她笑称那是“牢骚美学”，不是真正的学术。

徐老师跟我谈得比较多的是中国传统的问题。她对中国文化的生成过程和传播方式，有很多独到的看法。她认为中国文化像旋转的陀螺一样，是以同心圆的方式由中原向四周辐射的，中心地区一直在快速变化，许多过去的印迹反而在周边地带保留了下来。比如樱桃的读音，藏文的读法就和她老家海宁方言基本一致，这说明唐朝时期，中原的读法也是这样。因为吐蕃使臣在长安第一次接受大唐天子赏赐的樱桃时，自然也接受了这个名词当时的读音。她同时提醒我从文化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待扬雄的《方言》。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她指出我们常说的“大河里有水，小河里不干”这句话是站不住脚的，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小河里有水，大河里不干”。对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个江湖古训，她也不以为然，斥其宣传剥削思想。搞西哲学出身的徐老师，晚年对中国文化兴趣极浓，曾倾注了大量心血去研读。她曾推荐我读《谭嗣同集》，要我注意里面表达的对革命的血祭精神。对于80年代那股否定传统的浮躁之风，她尤其不以为然。有一次谈到未来，她告诫我要懂得尊重传统，善待古文明，静下心来研究问题，不要受别人干扰。用她的话说：“别听有些人在那瞎喳喳。”每当我读书有急躁情绪时，她总是说：“不要急，慢慢来，路长着呢。”参加工作以后，她还这样在电话里安慰过我几次。

1996年寒假，博士毕业前的最后一个假期，当时正面临毕业去向的选择。去看徐老师时，和她说起找工作的艰难，她极力建议我往北京努力。她毕业于北京大学，许多师友和知交都在北京，所以对北京的印象非常好。当时兰大中文系的领导有意要我回母校工作，一个直接的原因是我爱人已经留校做了老师，我回去算是顺理成章。她说虽然心里也希望我回去，这样可以常见面，也方便一起做事，但理智告诉她“与其相濡以沫，不如隔江湖而相望”，为了未来发展，她宁愿我走远一点。后来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总算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接收，进了北京。知道消息后她大为高兴，给我来了一封信，祝贺我“find a good job”。

2001年夏天，她在电话里表示想秋后出来走走，顺便看看北京的师友，我听了喜出望外，极力怂恿她早点动身。九月份打电话过去询问行程安排，她说还没有最后定，但让我提早给她选个宾馆。我当时刚刚搬新房子，家里有地方住，就邀请她来住我家，这样好照顾，也便于聊天。我爱人因我的关系，和徐老师也熟，以前每当我回济南后，她会时常过去看望徐老师，偶尔也替她借借书和买买东西。写到这里，想起了一件趣事。记得有一年寒假，徐老师说要请我们夫妻吃奶油焗大虾，约好了日子到她家去吃饭，谁知从下午五点进屋坐下，一直聊到晚上十点，吃饭的事她连提都没提。临到要告辞的时候，她才从容地拿出一盒冰冻大虾说：“今天厨房的灯坏了，奶油焗大虾做不成了。但还是有办法让你们吃到虾的，自己拿回去油焖吧。”出门后，我们为此乐了好半天。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10月中旬，单位突然临时派我参加即将在昌平举办的全国首届古籍编辑培训班，培训期为十天。因接到通知比较晚，规定21号报到，19号我才匆匆办好报名手续。完了赶紧给徐老师打了个电话，问她来京的时间。她告诉我已买了20号的车票，正好21号到京。21号是个星期天，她解释说选择这个日子是为了方便我接站。按照通知要求，培训班成员21号上午要在中华书局集中，然后统一乘大巴前往昌平。由于事出偶然，徐老师又难得来一趟，为了不扫她的兴，我决定先不告诉她要参加培训的事。

按以往的经验，这趟车应该中午到北京西站，我准备先把她接回家，再直接去昌平报到，这样就要单位派车送我。放下电话，赶紧找领导说明情况，申请了用车。本以为这样安排可以两全了，谁知21号大老远赶到车站，从上午10点一直等到下午两点，仍迟迟不见火车的影子。到问事处一打听，才知道当日正赶上第一天火车提速，这趟车到站的时间被调到了四点以后。我和单位司机原来约好的出发时间又恰恰是四点。万般无奈之下，我急忙赶回家，把情况告诉了爱人，让她立刻再去接。司机送我到培训点时，天已经擦黑了。因为没能亲自接站，我感到十分过意不去，晚上给家里打电话，向她表达了歉意。

随后两天，我几乎一有空就往家里打电话，她的情绪听上去都还不错。但爱人私下告诉我，因为我不在，她感到徐老师似乎有些无聊，说是想早点回去。听到这个情况，我24号晚上硬着头皮向培训班请了假，第二天上午就乘一辆顺车回到了城里。到家的时候，徐老师外出了，将近中午才进门。我事先没告诉她要回来，想给她来个惊喜。三年没见，她明显苍老了不少，身体也比以前要显得虚弱。寒暄过后，沏上茶我们就开始谈天。

这一次谈话的内容和以往有些不同，记得刚开始还聊了一些社会新闻和文化动态，慢慢地就转到了她的家庭和个人经历。说实话，关于她的家庭，我虽曾略闻一二，但她本人以往从未正式提及，我当然也没敢问。徐老师受过西学训练，她的价值观受西方影响至深，所以和她交谈的时候，我从不触及她的私人世界。

那一天，基本都是她在讲，我只偶尔插嘴问些小问题。她先从自己的父母谈起，说到家庭，说到儿子胡河清，也说了些我过去从未听说过的她个人的事。其中最令我震惊的是，1989年她曾自杀过一次。她说在那个难眠的夜晚，她决定要放弃了，就用一把刀片在脖子上拉了一道，然后躺下等死。血流了很多，她原以为等流干了就可以平静地离去，但由于刀片没切到动脉，血后来慢慢凝住了，自己却在不知不觉中睡着了。等一觉醒来，天已放亮。这时她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觉得既然上帝暂时还不愿收留，那就继续活下去做点事。联想到别人说她怪，说她不肯见人，我猜测大概是那个。她的《认知与会心——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就是在那次康复以后写成的。我在图书馆遇见她的时候，她正在计划做一个关于生态思想的课题。

那天她给我看了脖子上的伤痕，我问她兰大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她说只有中文系总支书记詹秀知道。说到詹秀，我忍不住想多说两句。在我见过的政工干部中，这个人是最正直、最善良的。我们进校的时候，他就是中文系的总支书记，他对学生的爱护，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上世纪80年代末，我们曾见证了人性中的反复，詹秀老师却始终让人感到温暖。他后来做了兰大的党委副书记，几年前听说因患骨癌去世了。似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给徐老师提供帮助，但自己从不对外讲。徐老师说她来京前，专门给詹秀打过电话，告诉他要到我这儿来，说“免得让老詹觉得我这个怪人不知跑到哪去了”。

那天从中午一直聊到黄昏，徐老师后来动了感情，语气有些激动。我爱人下班回来做好晚饭，她只象征性地吃了一点，等我放下筷子，又接着往下说。但是，我突然注意到她讲话时越来越喘得厉害。当时觉得可能是累了，就劝她停下来休息，反正我已准备请假一周来陪她，时间有的是。等她进屋以后，我又处理了一些别的事，临睡前去卫生间，忽然发现她房间的门缝里还透出灯光。以为她还在看书，就隔着门劝她早点休息，却没有回应。我心里不踏实，回屋穿上外衣，又到门口叫她，还是没有回应。推开屋门一看，我立刻惊呆了，只见她仰卧在床上，双手紧抱在胸前，口吐白沫，放在桌子上的背包也被抓到了地上。我急忙抓住她冰冷的双手，把手臂向身体两侧平着撑开，然后腾出一只手掐住她的人中，同时喊我爱人打急救电话。救护车到了，大夫给她量血压，发现血压异常高，马上就打了一支降压针。我们焦急地等着情况好转，大夫的表情却一直不见放松。过了大约近一个小时，情况稍微稳定了一点，大夫让我赶快找人抬她下楼，送医院抢救。我和一个保安，跌跌撞撞地用担架把她抬下五楼，疲劳加上紧张，感到自己整个人都快虚脱了。

车把我们送到离家最近的朝阳医院，医生问了情况，马上开始急救。她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有一阵儿醒来，对我说：“小子啊，你赶回来救我一命。我们算是性命之交了。”说完一笑。再一会儿醒来，又对我说了两句英语。从显示器上看，她的心率和血压一直不稳定，我的心一直悬着。凌晨一点左右，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要家属签字，我知道徐老师已没有家人，只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过去看了一眼，她还在昏睡。急救室里空气有些混浊，我看看无事可做，就出来透透气。

坐在医院空荡荡的走廊里，一种强烈的无助感袭上心头。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也不知道她的病情能否好转。突然，想起了詹秀老师。徐老师说临来前给詹秀打过招呼，詹现在又是校党委副书记，我觉得应该马上把这边的情况告诉他。辗转查到詹书记家的电话，也顾不得已是深夜，就拨了过去。詹书记在电话里要我别急，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会让中文系马上派人过来。打完电话，再进去看了一眼，徐老师睡得很安稳，血压也似乎比较平稳了。

好容易挨到天亮，我爱人过来换我回家休息。虽然一夜未曾合眼，但真躺到床上，人感到就像浮在空中似的，反倒睡不踏实。似乎没一会儿，电话铃响了，是爱人从医院打来的，说徐老师已暂时过了危险期，转到心脏内科了，让我赶快带钱去办住院手续。一切办好，我去找大夫了解病情，得到的答复是心脏主动脉瓣膜关闭不全。再见到徐老师，她已经醒了，但各种管子插了一身，折腾了一夜，人显得更加虚弱了。她告诉我，她对医生说，昨晚把两个年轻人吓得不轻，医生说不是吓不吓的问题，是你的病情太凶险。看到我，同病房的一个老太太问她：“这是你的儿子吗？”她摇摇头说：“我没那个福气，我们是朋友。”我赶紧说：“我是她学生。”医生跟我谈了徐老师的情况，建议马上手术，置换人工瓣膜。

不久，兰大来人了。他们和学校、医院两头沟通后，征求了徐老师本人的意见，决定先采取保守治疗，等她体力恢复一点，再进行手术。大约过了一周多，病情稳定以后，就把她接回了兰州。回到兰州，继续住院治疗，中间曾两次准备手术，据说北京的大夫都约好了，但都因她血压突然升高而不得不临时放弃。最后，她自己彻底放弃了手术的打算，在电话里告诉我已决定采取保守治疗。因为有过上次发病的经历，我劝她雇个保姆在家，临时好有个照顾。她同意了，但不知为什么，不久又辞了。我想也许是她一个人生活多年，有了一些自己的习惯，多个人在家里，感到很麻烦吧。

此后，一有空就给她打电话，常常一聊就一个多小时。兰大很多老师也向她伸出了援手，但徐老师病后易怒，对不少人发过脾气。我偶尔听到一点，就劝她要保持克制，她没反对。

2003年“非典”爆发期间，我不停地和她通话。其中一次，她说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到了雅典，周围全是花，美极了。还说她过去一直想去欧洲看看，但是现在看来没有机会了，整天只能困在屋子里，一点办法都没有。从她的话音里，我感到她很寂寞，于是决定去兰州看她一趟。

待“非典”的阴云刚一散开，我找了个出差的机会，和一个同事去了兰州。办完单位的事情，专门腾出一天时间去看她。她新搬的房子我是第一次去，虽然比过去宽敞了一些，但凌乱如故。知道我要来，她特意让人代买了两个大西瓜和一个哈密瓜，要我拿给同事吃。她讲了自己这两年的病情，也问了我家里的情况，然后就说到对自己后事的安排。好容易才见面，一上来就面对这么个沉重的话题，我本能地表现出了回避的姿态。徐老师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有些火了，一下子声音提高八度，冲我吼了一句：“你到底听着没有？！”相处多年，这是她唯一一次对我发火。我赶紧表示我是在听，但这个话题听起来过于沉重，真实的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严重。她的语气随即和缓了下来，说她对生死其实看得很淡，我好容易来一趟，对有些事她不能不有所交待。

她还告诉我，自己已留了遗嘱，准备将遗体捐献，虽然心脏有问题，但其他器官是健康的，都可以用来支援生命。另外，她将把自己全部的外文书和笔记留给我。说等她走了以后，我离得太远，就不必来了。因为有遗嘱，自然会有人把这些东西转交给我的。她甚至还叮嘱我要好好爱护自己的妻子。听着听着，我的眼泪快要涌出来了，赶紧转头掩饰一下。那天我们其实谈的时间不长，一是因为有前一次的教训，我怕她累着，二是她谈完话我们都陷入了沉默。

临别的时候，那两个大西瓜太沉我没有带，只带了哈密瓜。她坚持送我出门。兰州的六月气温还比较低，楼道里的穿堂风吹在身上很凉，她颤巍巍的身子看上去更显得单薄。走进电梯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忍不住鼻子一酸。

2003年4月，我儿子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熬过“非典”的恐怖之后，一家人都在为这个新生命忙碌着。回京后，和徐老师通过几次电话，她那边一切如旧，情况似乎已完全稳定了下来。大概8月下旬左右，又打过两次电话，都是占线的声音，以为她在和别人聊天，就没在意。9月3号晚上，兰大的朱钰老师打来电话，说邻居发现徐老师家的灯好多天没见亮，插在门口的报纸也多日未取，问我是否最近与她有过联系。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让她赶快找人去看。放下电话，试着拨徐老师的电话，一直是忙音。心里感到不踏实，就给文学院长赵小刚打电话，请他赶紧安排人过去看。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兰大的电话来了，传来了不幸的消息。据说大家打开门进去，发现徐老师俯卧在卧室门口，一只手往前伸着，地上吐了一滩血，大概已去世多日。检查了一下电话，发现是坏的。我问兰大后事怎么处理，他们说学校刚开学，马上又要过教师节，院里希望能从快，遗体告别准备安排在6号举行。我决定去送她最后一程。

9月4号下午，我乘飞机到兰州，6号与大家一起在华林山参加了最后的告别。当哀乐奏响的那一刻，一个和徐老师同龄的女老师禁不住失声痛哭起来，这一幕我至今难忘。那里面有同辈人的一种复杂情绪，我虽然不完全了解，但能体会得到。等把骨灰接到，一切安置就绪，我就坐当天下午的飞机返回北京。那天正好是星期一，飞机落地以后，天空下起了瓢泼似的阵雨。

在我孩子出生前，徐老师说如果是女孩，她想给取个名字，如果是男孩，则建议让袁先生取。她认为袁先生福高寿高，让他给男孩取名比较吉利。她用《论语》中“素以为绚兮”的典故，建议女孩可叫“素以”，说与我的名字联系，有纪念意义。但我爱人听了不喜欢。儿子出生后，我遵照她的建议请袁先生给取名，袁先生辛苦取了四个，结果我们一个都没用，后来见到师母，被她好一顿数落。

后来看到徐老师的遗嘱，里边说：“我选定周绚隆博士继续我未竟的学业，我们虽无师弟名分，但有缘有深度交流，小周对我的了解，恐远过于长期、日常相处者，因为对他我展示出了真性灵了。”回想与徐老师的交往，我们的谈话主要都围绕学术和文化，很少议及身边的人事，她也不太提及别人的短长。只有一次，说到判断人的标准时，她强调了两点：好人看长，老实人自私。她举了个例子，有一年她准备调到上海社科院去，对方派人来外调，中文系有人趁机说了她的坏话，外调的人拿听到的意见向教研室主任刘让言先生求证，结果刘先生拍着胸脯对来人说：“以我对她的了解，她绝不是这样的人。”这事刘先生并没有向她提起，她还是后来从上海那头听来的。她感慨地说，自己与刘先生素无往来，没想到老先生关键时刻却能仗义执言。由此又联想到“文革”期间，有时候一句话就可以救人于水火，但一些平素表现老实的人则宁可沉默。她要我注意观察，说老实人不会仗义执言，关键时刻也不说良心话。这两条我都记在心里。

如今岁月轮转，11年时间转瞬即逝，她给我的那两箱东西，一直存放在办公室里，惭愧的是，我在学业上并没有什么收获。年轻时的种种宏愿，都化作了如今的一地鸡毛。

今年春节期间，因为惦记着要写这篇文字，注意搜看了一些关于胡河清的文章，发现胡晓明兄对徐老师颇有非议，心里感到很意外。另外也有些文章对他们的母子关系表示不能理解。说实话，在胡河清去世后，我也有过类似的困惑，但鉴于当时的情况，始终没敢问。虽然如此，在日常的交谈中，还是有些点点滴滴涉及了他。

记得有次讲到当代的文学批评问题时，她说有人曾对她大力赞扬胡河清的文章，她的回答是：“我看了，年轻人在胡说呢！”我从这句话里，隐约听出了一个母亲的自谦与得意。还有一次，她提到上世纪60年代初，兰大化学系有个青年教师自杀，有些人对此上纲上线。但江隆基校长在大礼堂开会时，却当着全校的面表态说：“这个年轻人不愿意干了，他选择了放弃，我们尊重他。”我想，老校长的这句话，在她经历丧子之痛后，可能曾反复回响在她耳畔。

胡河清走后，兰大也有些传闻，徐老师不可能不知道。在她发病前的那个下午，讲到胡河清时，她长长地叹了口气说：“这个小子，我始终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最后连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又说：“这小子可把我伤得不轻。我的身体本来挺好，但从上海回来，好久都出不了门。”她说自己是O型血，性格好斗，多年来不曾为任何事流过泪，但胡河清让她破例了。我忍不住问为什么儿子从小没有跟她一起生活，她愤然地说：“这都是我母亲做的孽。她认为女儿靠不住，就想把孙子抓在手里。”这个回答令我惊愕，但又无法再问详细。

她向我叙述了一个细节，说上海老家有一面大圆镜子，河清小时候臭美，特别喜欢用来照自己，但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连自己都不愿意再看了，用一块布把它盖了起来。后来清理她的遗物时，我看到了一张照片，上面是一个用方格床单罩着的带木架的镜子。她说，到上海那几天，她一直就住在儿子的房子里。讲到动情的时候，她突然抛出了这么一句话：“他们胡家人都有一个神经病的根！”

徐老师出事后，兰大保卫处和老干部处的人为了找遗嘱，把屋子翻得很乱。9月5号清理遗物时，我发现脚下的乱纸中，有一封她写给张寅彭的信，其中有这么一句：“台湾女孩的钱请你退回去。”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封写在8开稿纸上的信没能寄出。现在回想，很遗憾当时没把它留下来。多年以后，我带着这个疑问向寅彭兄打听，才得知了事情的复杂性。前不久翻看她遗留的笔记，发现里面有一份1988年填写的《干部履历表》，在“家庭成员”一栏里，她写道：“父母均已去世，并无其他家属。独子一名胡河清，在上海独立生活，近期无联系。”在遗嘱里，她把一应与胡河清有关的东西都交付给了早年的学生王作人，说“作人对我亡儿河清有印象，故一应与河清相关的照片遗著都寄托给他，或可代我保存吧”。又说“河清遗物中存有四颗红豆，1956年黄佩玉回广州从红豆树下收来分赠好友的，我的几颗放在家里，河清长大后很珍视，所以40年后，小红豆仍然艳红、光泽、坚如玉石，非常坚贞不变”，建议朋友们有意者拿去做个装饰。

最后，顺便提一下胡复旦先生。严格地说，我并没有资格写他，因为我们的生活从无交集。胡先生与徐老师是同班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了兰大。关于他的基本情况我不了解，也不打算多说，只是想就自己知道的情况提供一点材料，免得人们在一些问题上以讹传讹。

在前面提到的那份《干部履历表》里，徐老师对自己的婚姻关系做了这样的说明：“协议离婚由于对方声称病中右手不能写字（签名）而未办完，现已开始写信，协议最终手续亦可进行办理。处在此种最后终结情况时，虽在法律上尚未自由，却也不宜作为完全存在‘配偶处理。对方有关现实情况我也已不知道。特加说明。”贝苏尼在怀念胡河清的文章中说，她曾受姨妈之托去苏州找胡先生代办离婚手续而未成，那么这个“病中右手不能写字”的理由，很可能就是她给传递的。

胡复旦先生我没见过，他的老同学孙正荃对他的评价是：“天生一付好嗓子，天生是个干文艺的料，却天生的胆小，于是在没完没了的批斗中便吓成了无法言语的那种病。”徐老师那天晚上则说他：“作为一个男人，为人父，为人夫，担不起自己的责任。”如果把这两方面的话联系起来看，他们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可以揣测一二的。如今，上辈子人的恩怨都已结束了，作为晚辈，我之所以重提这些事，只是希望能做些澄清。

胡复旦先生去世后，家人给兰大发了份电报，中文系让人通知了徐老师，但却把电报弄丢了。徐老师托人去索要，中文系当时的负责人颇带调侃地说：“怎么，难道还想再嫁人吗？”徐老师闻讯勃然大怒。她后来对我说：“这是侮辱人的话！”

今年是胡河清去世20周年，安徽教育出版社要出《胡河清文集》，他们听说我了解一些徐老师的情况，希望能写点东西，我当然不能推辞。在这里，我力求详细地记录下关于老师的点点滴滴，之所以不厌其烦，就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些事情的见证人，有责任讲出来。对于徐老师曾经的一家三口来说，世人怎样评说现在其实已无关紧要，只是活着的人应该知道真相。我祝愿他们三人在天堂相见时，彼此都能忘却曾经的烦恼，也希望老师在天国里多些快乐，多些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