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建诚

1984年8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设立经济系，征求师资，我从欧洲写信应征经济史教师，竟然收到赵冈教授的回信。我早就在拜读他的《中国棉业史》（1977）和《中国土地制度史》（1982），也正好在期刊上读到《中国土地制度》英文版（斯坦福大学，1985年）的摘要，可以想见收到他的回信时有多么惊喜。他也写过《红楼梦研究新编》（1976）、《花香铜臭读红楼》（1979），直到《中国传统农村的地权分配》（2005）才封笔。能和他在同个系里工作，必然相当有意思。

30年后回想起来，这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选择，决定了我的长期工作，全家人的生活，甚至儿子都在清华人文社会学院读大学部和硕士班。

1985年1月我报到时，是经济系的第二位教师。赵冈告诉我聘用的原因，是（台湾）“教育部”规定的必修科目，包括西洋经济史、西洋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史，他知道不容易找到教这几门课程的人。他说得委婉，但我立刻感觉到，这三科是必修课，必然会让学生反感。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教育部”撤回必修科目的主导权，改由各校系自由决定，我的感觉才转好。

那时台湾还在戒严时期，不准出国观光，学生对欧洲充满了好奇。我在法国和比利时住了5年多，就靠着穿插欧洲的生活、风景、思潮、制度来吸引学生注意。那时清华对外打的招牌，是要走数理计量经济路线，有些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说，经济史和思想史没有数学模型，也不能用严谨的方式证明，根本就是从垃圾中制造垃圾。我完全没有争辩的能力，充分体会到双重歧视（个人与专业）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