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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劳动关系视角下的中国碳标签制度构建策略研究*

2014-09-15李春景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14年4期
关键词:排放量竞争力标签

李春景

和谐劳动关系视角下的中国碳标签制度构建策略研究*

李春景

(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碳标签是低碳经济时代的产物,也是一国贸易竞争力的关键。在国际贸易领域,它正在从最初的公益性标识逐步向商品的国际通行证转变。对于中国的出口企业而言,碳标签制度不仅会削弱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对寄生其间的劳动关系也必将产生影响。基于劳动关系和谐的现实所需,中国企业有必要在对接国际碳标签制度的同时,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碳标签制度。在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为产业关系稳定和劳动关系和谐创造积极条件。

和谐劳动关系;出口企业;碳标签;低碳经济

碳标签作为低碳经济时代的产物,在推动一国经济向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和生态持续转型的同时,也逐渐成为国家或地区之间贸易竞争的新型壁垒。与传统的包括配额、许可证、反倾销和反补贴等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不同的是,中国企业在产品出口时已面临越来越多的包括健康、安全、卫生和环保等为主要内容的碳标签困扰,典型的事例就是作为国际零售巨头的沃尔玛,已经明确要求其中国境内的供应商必须在2014年底前完成以碳足迹为核心的碳标签认证①2009年4月,沃尔玛宣布其10万家供应商在2014年底必须完成碳足迹验证。根据碳排放量,沃尔玛将为商品分等级,并贴上不同颜色的碳标签。事实上,受到沃尔玛这一举措影响的远远不止现有的10万家供应商,如果粗略按照每家供应商又有50家上游企业来算的话,将会有超过500万家工厂受到影响,而目前这些工厂大部分来自于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

明显的事实是,如果类似沃尔玛的企业不断增加,中国出口企业的竞争压力将急剧上升,在影响相关企业竞争力的同时,对寄生其中的劳动关系也必将产生深刻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和谐劳动关系的视角,探究碳标签制度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并建立与之因应的碳标签制度,在提升企业竞争力的同时,为产业关系稳定和劳动关系和谐创造积极条件。

一、碳标签及其评价方法

碳标签(Carbon Label),也称为碳足迹标签(Carbon Footprint Label),或者碳排放标签(Carbon Emission Label),其直观含义就是将商品在生命周期中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GHG)排放量用量化的指数在产品标签上标示出来,目的是引导消费者在同类商品中选择碳排放量低的进行购买,并通过消费者的购买约束,倒逼生产者严循低碳模式进行产品转型,并最终达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缓解气候变暖并最终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很显然,基于碳标签竞争的关键在于某一国产品在生命周期内碳排放量的多少,因此,需要在技术上解决碳排放量的评价方法,为此,各国政府和相关机构都积极推动关于碳标签评价方法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推出了以碳足迹为基础碳标签制度。

就已有的文献看,生命周期法已经成为公认的碳标签评价方法,其最早应用始于1969年的可口可乐公司。而全球首例产品化碳标签则是Walkers公司出品的薯片类产品(有关薯片类产品在生命周期内的碳排放数据见图1)。

图1 Walkers公司出品的薯片类产品不同阶段碳排放量示意图

图1 表明,Walkers公司根据产品生命周期评价方法计算出一包重34.5克的薯片,从土豆种植到加工成薯片,再到薯片包装、运输,最后到包装垃圾的处理,整个过程释放的二氧化碳当量为75克。

生命周期评价法的基本原理是:围绕产品的生命周期,从产品所需的原材料获取、生产(或者提供服务)、包装、分销、运输、使用和处置,到最后再生利用等所有阶段进行碳排放量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并将结果标示于产品标签上。

二、中国企业碳标签现状及其尝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资源约束日趋强烈,尤其是在环境约束方面,问题尤显突出。而表1的数据则表明,尽管中国人均碳排放量看似不高,但单位国土面积(单位平方公里)却高达8,548,是世界平均水平2,250的4倍左右。这说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要加强碳排放的管理,从传统的以资源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发展模式回归到环境可持续的集约化发展模式上来。

表1 主要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前5名比较表(2010年)①该表根据CDIAC(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公布的数据整理而成。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已有所行动。2009年,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会议上作出了到2020年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同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承诺[8]。2013年3月,中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暂行办法》颁布。《办法》规定:获得低碳产品认证的产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可以在获证产品或者其最小销售包装上加贴、印刷、模压低碳产品认证标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也在运用国际通行的认证手段建立自己的碳标签制度,引导中国消费者实现低碳消费。但是,与国际上的碳标签制度不同,国内的低碳产品认证更多是反映产品在生产阶段的碳排放量,而并非考查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过程。而且现阶段,中国很多企业还没能建立起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碳排放量的数据库,其中运输阶段碳排放量数据的获得更是比较困难。虽然中国在发展低碳产品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是现阶段中国的低碳产品认证标志还不是碳标签。

但是,要将政府的意愿转化为企业的行动尚需市场约束力量的加强。可喜的是,部分有远见的企业也已开始行动。2010年10月,佛山市凯西欧灯饰设计有限公司通过了瑞士日内瓦SGS公司的碳标签认证,成为中国大陆照明企业中第一个获得碳标签证书的公司①参见Led在线.佛山LED灯具企业凯西欧取得大陆首张SGS认证http://www.ledinside.cn/news/20101027-13655.html,2010-10-27;2010年,獐子岛渔业向SGS公司提出申请,对其公司销售的虾夷扇贝产品进行碳足迹的核算工作。从2011年开始,由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销售的虾夷扇贝活品、冻品都拥有了碳标签,上面标识:“一千克虾夷扇贝总排放量为0.8克二氧化碳当量”,成为中国食品行业第一个碳标签认证食品②参见21世纪经济报道.一箱贴着碳标签的虾夷扇贝http://www.21cbh.com/HTML/2010-11-9/0MMDAwMDIwNTE0MQ_ 2.html,2011-7-12;2012年11月,富美家集团旗下的产品,包括高级装饰耐火板(HPL)、连续装饰耐火板(CPL)、抗倍特板和相关台面产品通过了Carbon Trust公司的碳足迹评估,获得了CarbonTrust碳标签③参见设计咨询.富美家集团产品获得Carbon Trust碳标签认证http://www.china-designer.com/news2/get/shejixc/materialinfro/ zhuangshilnfo/102009695.html,2012-11-05;2013年7月,中国最大的LED平板灯生产商深圳市绿色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通过了第三方认证机构天祥集团(Intertek)对其公司LED平板灯的碳足迹核算、评估,其产品最终获得了CarbonCounted碳标签,绿色半导体照明有限公司也成为了全球第一个获得CarbonCounted碳标签的照明企业④参见深企获全球首家Carbon Counted碳标签认证http://www.cali-light.com/news/guonei/201307/04_13321.html,2013-07-04。

当然,这些企业的努力与2013年5月21日ISO/TS 14067:2013(产品碳足迹——量化与信息交流的要求和指南)的要求或许还有差距,但在碳标签制度的国际化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为了争取在碳标签问题上的主动权,提升出口企业的竞争能力,上述企业在碳标签认证方面的尝试仍然值得鼓励,如果这些努力能够嵌入相应的劳动关系因素,成效或许更为显著。

三、和谐劳动关系视角下的中国碳标签制度建构策略分析

就经济政策的角度看,碳标签制度或许是一国或地区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基本贸易政策,但将这一制度放到更宽泛的视域考察,尤其是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相结合时,我国企业碳标签制度建构策略或许更有意义。

(一)以企业竞争力提升为目标的碳标签制度应充分考虑劳动者的参与度

出口战略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已有的中国企业参与出口竞争的事实则表明,我们的出口优势主要是建立在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低人工成本基础之上的。在此过程中,中国出口企业虽然取得了短暂的竞争优势,并在较短时间内成为“世界工厂”,但这种量的优势并未转化为质的改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出口政策过于偏重资本主导下的企业层面竞争力培育,而与企业可持续竞争力密切相关的人力资源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因此,在建构中国碳标签制度时,不能也不应该仅仅单纯考虑资本主导下的企业竞争力,从可持续的角度观察,更应将职工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保护纳入其中,唯如此,劳动关系的和谐才有坚实基础,基于碳标签制度的竞争力才具有更全面的经济社会政策含义。

(二)碳标签制度的可持续竞争力应重视和加强对劳动者技能的培育和提升

作为一种新型的、衡量国家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碳标签制度,其本质是一种产业技术安排,这种安排固然离不开产品链不同生产商的合作,更需要参与产品链制造的企业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作为劳动要素拥有者的工人,在产品链的生产过程中,事实上在扮演技术操作者和改进者的双重角色,角色功能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能。显然,如果出口类企业缺少了对劳动者技能的必要培训,即使通过碳标签制度建立了短暂的竞争优势,其可持续性仍然难以保证。因此,应在碳标签制度建立中充分考虑对劳动者技能的培育和提升,为碳标签制度的建立和可持续竞争优势获得累积较好的人力资本①这方面,中国的出口型企业已有所进步,尤其是在员工训练方面,超过一半(53%)的中国厂商会为员工提供每年超过20小时的培训,相比于美国只有35%的厂商为员工提供此规模的培训来说,已是较为优胜。当中有27%的中国厂商每年为员工提供超过40小时培训,美国则只得11%(参见: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045/3599567.html)。。

(三)在碳标签制度建构过程中引导劳动者正确、科学地使用产品,减少使用过程的碳排放量

对产品而言,劳动者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作为生产者,需要培育和完善与碳标签制度相关的技能,使其能够生产更好的、符合碳标签制度的产品;与此同时,劳动者也是消费者。因此,应通过碳标签制度的引导,更好地约束劳动者的消费行为,正确、科学地使用产品,减少使用过程的碳排放量,为碳标签制度下的低碳经济做出积极贡献。

(四)企业应主动邀请工会组织,尤其是位阶较高的工会组织参与与碳标签相关的技术条件和规章制度的拟定,最大限度实现工会源头参与的功能

表达和维护职工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职责的实现尽管可以通过事后的包括对规则执行的监督、协调等相关手段来落实包括碳标签等在内的相关制度,但被动执行制度的交易成本也不菲,尤其是可能存在的潜在劳资冲突的情况下,资方也将不可避免地加大劳动关系的协调成本。因此,如果能够从事前的“游戏规则”制定中充分听取和尊重工会的意见,不仅中国工会的源头参与功能能够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发挥,更重要的是,为碳标签制度下的企业劳资合作、产业关系稳定和劳资和谐都将创造积极条件。

综上所述,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碳标签制度是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但从竞争力可持续的角度看,有必要在碳标签制度建构策略上嵌入劳动关系因素。只有这样,寄生于碳标签制度下的企业竞争力提升才有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基础,唯如此,基于竞争力提升的制度红利才能让包括劳动者在内的更多利益主体分享,劳动者基于利益满意的劳资和谐也才有坚实的基础。

[1]吴洁,蒋琪.国际贸易中的碳标签[J].国际经济合作,2009,(7).

[2]宋磊.进出口机电产品碳标签及碳壁垒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3,(6).

[3]胡莹菲,王润.中国建立碳标签体系的经验借鉴与展望[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3).

[4]余运俊,王润.建立中国碳标签体系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5).

[5]任小平.中国工会:转型期的诉求责难与制度救济[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2).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Carbon Label System in the Perspective of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Li Chunjing
(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Guangdong Province,China)

Carbon label is not only the product of low-carbon economy,but also the crux of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trade.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carbon label is gradually changing from public welfare logo into an international pass of products.The carbon label system will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exporters and on labor relations in these enterprises.Therefore,at the same time of it is necessary to China’s exporters to set up and promote related carbon label system and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stable industrial relations and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exporters;carbon label;low-carbon economy

F249.26

A

1673-2375(2014)04-0018-04

[责任编辑:鲁微]

2014-04-28

李春景(1978—),女,吉林长春人,硕士,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教学与研究。

本文是2012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反倾销与反补贴裁定的保护主义研究”(立项号: 12YJCGJW01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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