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本文借鉴职业锚理论，采用“平均就业时间”和“换工次数”两种界定方法，从微观层面上，来研究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因素。文章通过对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工作经验、住宿条件、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及单位性质等会对其就业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就业稳定性 影响因素

2010年1月31日，国务院发布的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 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根据2013年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2014年2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农民工工作有关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在会中介绍：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宝贵的人力资源，现在已经占到农民工的70%以上。

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技工荒”和“返乡潮”等现象，一定程度上是农民工就业不稳定性与融入城市困难的反映。在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主力军的背景下，更需要我们来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从而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有效措施来促进他们稳定就业，为经济建设提供持续稳定的动力。

相关文献简要回顾

（一）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

有关就业稳定性的概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提出，测量方法不一，比较有代表性的有：Gottschalk and Moffitt（1999）采用在职员工在指定的一段时间内工作小时数表示就业的稳定性；而Kirsten Schnb Ruch（2004）则认为就业稳定性可通过任期长短来测量，当任期超过5年才是稳定就业。国内学者张琦（1993）认为劳动力的劳动参与量在相当的时期内保持着一定的比例即是就业的稳定性。

对于影响就业稳定性的因素，国外学者从微观层面来看，将离职倾向的影响因素归结为个人因素、工作因素（包括工作关系、工作态度、工作满意度、选择工作的机会等）、经济机会因素（Muchinsky and Morrow，1980），以及人口统计变量（Amold and Feldman，1982；Lambert et.，2001）、制度因素（Zeffane，1994）等。国内学者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张琦（1993）在研究了农民就业的稳定性和波动性后，将影响农民就业稳定性与波动性的因素归结为收入、资本、经济发展、人口、市场和体制六个方面。黄乾（2009）、郑鑫和蔡秀玲（2012）、张艳华和沈琴琴（2013）、谢金艳和刘加林（2013）等也分别研究了影响农民工就业稳定的因素。对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因素，陈昭玖等（2011）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李东琴（2011）认为个人因素、职位特征、社交网络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影响显著。上述学者的研究，虽然在微观层面上提出了一些影响农民工就业稳定的因素，但总体上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持。此外，较多研究将宏观与微观因素混在一起讨论，导致宏观、微观因素之间存在的交互影响可能一定程度上影响定量分析的准确性。

（二）职业锚理论

职业锚理论由在职业生涯规划领域具有“教父”级地位的著名职业指导专家埃德加·H·施恩（Edgar.H.Schein）教授提出。所谓职业锚，是人们选择和发展自己的职业时所围绕的中心，是当一个人不得不做出选择时，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的职业中的那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或价值观。职业锚是个人同工作环境互动作用的产物，在实际工作中是不断调整的。每个人通过自身认知与调整最终找到合适定位的过程是千差万别的。那些多次换工，且其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较短，则说明其还没有寻找到合适自己的职业锚，还处于不稳定的就业阶段。

本文将借鉴职业锚理论，采用“平均就业时间”和“换工次数”两种不同的界定方法，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方面的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二分类因变量的Logistic模型，控制一系列影响因素，分别建立两个模型函数。假设Y=0代表员工就业不稳定，Y=1代表就业稳定，即表示就业稳定与否的因变量Y为一个二分类变量。本文将运用两种界定方式定义被解释变量Y，对两个模型分别进行估计，用以比较分析结果。

根据职业锚理论，员工目前所选择的工作都是基于自身对所掌握的工作经验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除了与被访者的工作经验（总就业时间）、个人特征（年龄、性别、配偶、子女、受教育程度、技能等）、就业单位特征（性质、规模、是否提供吃住等）有关以外，还与工作的获得途径以及社会大背景有着不可忽视的关联性。假设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因素有k个，记为X1，……，Xk，建立二元Logit回归模型如式（1）所示：

（1）

式（1）中，β0表示常数项，βj表示第j个影响因素Xj的系数；β0与βj都是待估的未知参数；μi是随机扰动项。Pi为Y=1的概率，Pi/（1-Pi）表示“稳定与否比例”。当Pi/（1-Pi）>1时，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可能性大于不稳定的可能性，该员工有超过50%的可能性已经通过职业锚确立了自身的职业定位；反之，当Pi/（1-Pi）<1时，表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的可能性小于不稳定的可能性，该员工通过职业锚确立自身职业定位的可能性不到50%。

（二）数据与变量描述

本文所使用的“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提供（在此对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表示感谢！本文的观点和内容由作者自负）。研究样本限定为1980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删去某些变量的缺失数据，2009新生代农民工有效样本为975份。endprint

各个变量的定义与赋值以及样本基本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1.工作稳定性。新生代农民工与非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较，不稳定性更强些，其一表现在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较短，其二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换工较频繁。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工作持续时间最短的不足一个月，而最长的达到138个月，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大于1，即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差异较大。将该指标分组后的数据做柱状图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看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约接近55%的人数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在1年以内，而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在两年以上的人数仅占约23%。因此将平均持续时间1年以上的被访者归类为稳定性就业，将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1年以下的被访者归为一类称为不稳定就业。

就新生代农民工换工次数来看，30%的被访者自打工以来从没有换过工作，16%的被访者换工1次，15%的被访者换工2次，18%的被访者换工3次，21%的被访者换工4次及以上。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自外出打工以来平均换工次数为2.36次。

暂且将换工次数在2次及以下的定义为稳定就业，将换工次数超过两次的定义为不稳定就业。

2.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被访问的新生代农民工性别构成几乎是男女等比例。从年龄上看，年龄最大的29岁，最小的15岁，平均年龄为22.88岁，年龄比较集中。正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偏小这一特点，因此有配偶的受访者仅占总人数的19.7%。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有无配偶者包含已婚丧偶或是离异者，所以无配偶者也可能有子女。有子女的受访新生代农民工年也仅占到总人数的15.6%，就此推测有无子女应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一点在后文的实证结果中也得到了证实。正是因为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较少，且调查数据也说明有两个子女及以上的被访者占比更低，因此本文不再讨论子女个数对其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上的占比为94%（其中，高中及以上的占比为54%），比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的提高。从职业资格技术等级上看，拥有各类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技术等级证书的占到38.5%。这组数据也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有知识、有技能、有活力的根本特点。这些特点同时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持续时间波动性较大。工作时间最短者仅工作1个月，最长者达到了213个月，数据呈现出明显的尖峰右偏分布形态。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按年份进行分组，分组结果如图2所示。

从住宿条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选择在提供员工宿舍的企业工作，其次居住在出租屋中，少量员工选择居住在亲友家中或其他居住地点。从签订劳动合同方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签订合同的意识较强，62.5%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企业签订过合同。从就业单位特征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单位主要集中于私有企业以及大企业，如53.5%的被访者就业于私有企业；22.3%的被访者就业于外资或是合资企业，44.4%的被访者在300员工以上的大企业工作。从工作的获得途径来看，靠亲友介绍的占到57%。参加过工作前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包括家乡政府培训与工作地培训）只占29%。因调查年份正值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考虑到宏观经济背景对农民工工作的影响，将该变量引入模型。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对工作产生影响的被访者占49.5%。

（四）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2009年调查数据进行估计，各个控制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结果汇总如表2所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就业稳定性两种不同界定方法对比来看，影响因素中一致的因素有性别、工作经验。职业锚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一结果。职业锚实质上是指个人稳定的职业贡献区和成长区，员工以职业锚为其稳定源，可以获得该职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是其自身职业定位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体现了社会工作对性别角色的挑选（即不同性别的职业定位），以及自身在工作中积累的各方面经验的重要影响。

表2的估计结果也体现了两种稳定性界定的影响因素不同之处。在以每份工作平均就业时间划分的因变量Y1模型中，显著的解释变量除了性别、工作经验以外，还有年龄、用人单位解决住宿、平均住宿面积、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这几项指标。这几项指标对就业的稳定性都有正向影响，且也只可能影响就业时间的长短，似乎并不能解释换工次数的多少。在以换工次数划分的因变量Y2模型中，显著的解释变量则包括大专及以上、收入水平两因素。其中大专及以上这一指标说明知识型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定位的理解，知识型农民工通过工作实践，依据自省和已被证明的才干、动机、需要和价值观，进行工作调整，以现实地选择和准确地进行职业定位。

结论

本文主要运用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采用“平均就业时间”和“换工次数”两种不同的界定方法，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职业锚理论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方面的体现，得出了以下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和工作经验会对其就业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直接影响其平均就业时间和换工次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住宿条件、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会对其就业稳定性产生正向影响，显著影响其就业时间长短，但不能解释对其换工次数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性质对其平均就业时间长度、就业换工次数有显著影响，他们在就业时会更多选择私有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从工作获取途径来看，亲友介绍工作对平均就业时间长度有显著影响，但对换工次数影响不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前的技能培训对平均就业时间长度有影响，但对换工次数影响不明显。2009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对将近一半的被访者产生了工作方面的影响，但对仍有工作岗位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并没有对他们的工作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

当然，本文还存在不足之处，如由于数据所限，样本不够充分，可能会给模型估计带来微小偏差。

参考文献：

1.陈昭玖，艾勇波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2.谌新民，袁建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研究—以东莞市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3.黄乾.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J].人口研究，2009（3）

4.李东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J].经营与管理，2011（9）

5.李睿，田明.进城农民工工作稳定性对收入变化的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6.罗楚亮.就业稳定性与工资收入差距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4）

7.谢金艳，刘加林.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基于湖南省若干县市220份问卷调查[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3（5）

8.张琦.对农民就业稳定性与波动性的理论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1）

9.张艳华，沈琴琴.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基于4个城市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3（3）

10.郑鑫，蔡秀玲.福建省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4）

作者简介：

肖红梅（1978年-），女，湖北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劳动经济管理系讲师。endprint

各个变量的定义与赋值以及样本基本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1.工作稳定性。新生代农民工与非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较，不稳定性更强些，其一表现在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较短，其二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换工较频繁。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工作持续时间最短的不足一个月，而最长的达到138个月，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大于1，即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差异较大。将该指标分组后的数据做柱状图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看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约接近55%的人数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在1年以内，而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在两年以上的人数仅占约23%。因此将平均持续时间1年以上的被访者归类为稳定性就业，将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1年以下的被访者归为一类称为不稳定就业。

就新生代农民工换工次数来看，30%的被访者自打工以来从没有换过工作，16%的被访者换工1次，15%的被访者换工2次，18%的被访者换工3次，21%的被访者换工4次及以上。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自外出打工以来平均换工次数为2.36次。

暂且将换工次数在2次及以下的定义为稳定就业，将换工次数超过两次的定义为不稳定就业。

2.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被访问的新生代农民工性别构成几乎是男女等比例。从年龄上看，年龄最大的29岁，最小的15岁，平均年龄为22.88岁，年龄比较集中。正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偏小这一特点，因此有配偶的受访者仅占总人数的19.7%。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有无配偶者包含已婚丧偶或是离异者，所以无配偶者也可能有子女。有子女的受访新生代农民工年也仅占到总人数的15.6%，就此推测有无子女应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一点在后文的实证结果中也得到了证实。正是因为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较少，且调查数据也说明有两个子女及以上的被访者占比更低，因此本文不再讨论子女个数对其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上的占比为94%（其中，高中及以上的占比为54%），比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的提高。从职业资格技术等级上看，拥有各类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技术等级证书的占到38.5%。这组数据也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有知识、有技能、有活力的根本特点。这些特点同时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持续时间波动性较大。工作时间最短者仅工作1个月，最长者达到了213个月，数据呈现出明显的尖峰右偏分布形态。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按年份进行分组，分组结果如图2所示。

从住宿条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选择在提供员工宿舍的企业工作，其次居住在出租屋中，少量员工选择居住在亲友家中或其他居住地点。从签订劳动合同方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签订合同的意识较强，62.5%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企业签订过合同。从就业单位特征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单位主要集中于私有企业以及大企业，如53.5%的被访者就业于私有企业；22.3%的被访者就业于外资或是合资企业，44.4%的被访者在300员工以上的大企业工作。从工作的获得途径来看，靠亲友介绍的占到57%。参加过工作前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包括家乡政府培训与工作地培训）只占29%。因调查年份正值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考虑到宏观经济背景对农民工工作的影响，将该变量引入模型。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对工作产生影响的被访者占49.5%。

（四）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2009年调查数据进行估计，各个控制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结果汇总如表2所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就业稳定性两种不同界定方法对比来看，影响因素中一致的因素有性别、工作经验。职业锚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一结果。职业锚实质上是指个人稳定的职业贡献区和成长区，员工以职业锚为其稳定源，可以获得该职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是其自身职业定位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体现了社会工作对性别角色的挑选（即不同性别的职业定位），以及自身在工作中积累的各方面经验的重要影响。

表2的估计结果也体现了两种稳定性界定的影响因素不同之处。在以每份工作平均就业时间划分的因变量Y1模型中，显著的解释变量除了性别、工作经验以外，还有年龄、用人单位解决住宿、平均住宿面积、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这几项指标。这几项指标对就业的稳定性都有正向影响，且也只可能影响就业时间的长短，似乎并不能解释换工次数的多少。在以换工次数划分的因变量Y2模型中，显著的解释变量则包括大专及以上、收入水平两因素。其中大专及以上这一指标说明知识型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定位的理解，知识型农民工通过工作实践，依据自省和已被证明的才干、动机、需要和价值观，进行工作调整，以现实地选择和准确地进行职业定位。

结论

本文主要运用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采用“平均就业时间”和“换工次数”两种不同的界定方法，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职业锚理论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方面的体现，得出了以下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和工作经验会对其就业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直接影响其平均就业时间和换工次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住宿条件、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会对其就业稳定性产生正向影响，显著影响其就业时间长短，但不能解释对其换工次数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性质对其平均就业时间长度、就业换工次数有显著影响，他们在就业时会更多选择私有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从工作获取途径来看，亲友介绍工作对平均就业时间长度有显著影响，但对换工次数影响不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前的技能培训对平均就业时间长度有影响，但对换工次数影响不明显。2009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对将近一半的被访者产生了工作方面的影响，但对仍有工作岗位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并没有对他们的工作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

当然，本文还存在不足之处，如由于数据所限，样本不够充分，可能会给模型估计带来微小偏差。

参考文献：

1.陈昭玖，艾勇波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2.谌新民，袁建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研究—以东莞市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3.黄乾.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J].人口研究，2009（3）

4.李东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J].经营与管理，2011（9）

5.李睿，田明.进城农民工工作稳定性对收入变化的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6.罗楚亮.就业稳定性与工资收入差距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4）

7.谢金艳，刘加林.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基于湖南省若干县市220份问卷调查[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3（5）

8.张琦.对农民就业稳定性与波动性的理论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1）

9.张艳华，沈琴琴.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基于4个城市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3（3）

10.郑鑫，蔡秀玲.福建省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4）

作者简介：

肖红梅（1978年-），女，湖北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劳动经济管理系讲师。endprint

各个变量的定义与赋值以及样本基本统计情况如表1所示。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1.工作稳定性。新生代农民工与非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较，不稳定性更强些，其一表现在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较短，其二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换工较频繁。

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工作持续时间最短的不足一个月，而最长的达到138个月，标准差与均值的比值大于1，即新生代农民工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差异较大。将该指标分组后的数据做柱状图如图1所示。

由图1可看出，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约接近55%的人数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在1年以内，而工作平均持续时间在两年以上的人数仅占约23%。因此将平均持续时间1年以上的被访者归类为稳定性就业，将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1年以下的被访者归为一类称为不稳定就业。

就新生代农民工换工次数来看，30%的被访者自打工以来从没有换过工作，16%的被访者换工1次，15%的被访者换工2次，18%的被访者换工3次，21%的被访者换工4次及以上。总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自外出打工以来平均换工次数为2.36次。

暂且将换工次数在2次及以下的定义为稳定就业，将换工次数超过两次的定义为不稳定就业。

2.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的描述性统计。被访问的新生代农民工性别构成几乎是男女等比例。从年龄上看，年龄最大的29岁，最小的15岁，平均年龄为22.88岁，年龄比较集中。正是由于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偏小这一特点，因此有配偶的受访者仅占总人数的19.7%。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有无配偶者包含已婚丧偶或是离异者，所以无配偶者也可能有子女。有子女的受访新生代农民工年也仅占到总人数的15.6%，就此推测有无子女应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一点在后文的实证结果中也得到了证实。正是因为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较少，且调查数据也说明有两个子女及以上的被访者占比更低，因此本文不再讨论子女个数对其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初中及以上的占比为94%（其中，高中及以上的占比为54%），比第一代农民工有较大的提高。从职业资格技术等级上看，拥有各类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技术等级证书的占到38.5%。这组数据也反映出新生代农民工有知识、有技能、有活力的根本特点。这些特点同时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持续时间波动性较大。工作时间最短者仅工作1个月，最长者达到了213个月，数据呈现出明显的尖峰右偏分布形态。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时间按年份进行分组，分组结果如图2所示。

从住宿条件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大部分选择在提供员工宿舍的企业工作，其次居住在出租屋中，少量员工选择居住在亲友家中或其他居住地点。从签订劳动合同方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中签订合同的意识较强，62.5%新生代农民工与工作企业签订过合同。从就业单位特征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单位主要集中于私有企业以及大企业，如53.5%的被访者就业于私有企业；22.3%的被访者就业于外资或是合资企业，44.4%的被访者在300员工以上的大企业工作。从工作的获得途径来看，靠亲友介绍的占到57%。参加过工作前培训的新生代农民工（包括家乡政府培训与工作地培训）只占29%。因调查年份正值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考虑到宏观经济背景对农民工工作的影响，将该变量引入模型。调查数据统计分析，认为金融危机对工作产生影响的被访者占49.5%。

（四）Logistic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2009年调查数据进行估计，各个控制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结果汇总如表2所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就业稳定性两种不同界定方法对比来看，影响因素中一致的因素有性别、工作经验。职业锚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一结果。职业锚实质上是指个人稳定的职业贡献区和成长区，员工以职业锚为其稳定源，可以获得该职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新生代农民工换工作是其自身职业定位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体现了社会工作对性别角色的挑选（即不同性别的职业定位），以及自身在工作中积累的各方面经验的重要影响。

表2的估计结果也体现了两种稳定性界定的影响因素不同之处。在以每份工作平均就业时间划分的因变量Y1模型中，显著的解释变量除了性别、工作经验以外，还有年龄、用人单位解决住宿、平均住宿面积、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这几项指标。这几项指标对就业的稳定性都有正向影响，且也只可能影响就业时间的长短，似乎并不能解释换工次数的多少。在以换工次数划分的因变量Y2模型中，显著的解释变量则包括大专及以上、收入水平两因素。其中大专及以上这一指标说明知识型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定位的理解，知识型农民工通过工作实践，依据自省和已被证明的才干、动机、需要和价值观，进行工作调整，以现实地选择和准确地进行职业定位。

结论

本文主要运用2009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采用“平均就业时间”和“换工次数”两种不同的界定方法，从实证的角度说明了职业锚理论在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方面的体现，得出了以下结论：

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和工作经验会对其就业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直接影响其平均就业时间和换工次数。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住宿条件、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会对其就业稳定性产生正向影响，显著影响其就业时间长短，但不能解释对其换工次数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单位性质对其平均就业时间长度、就业换工次数有显著影响，他们在就业时会更多选择私有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从工作获取途径来看，亲友介绍工作对平均就业时间长度有显著影响，但对换工次数影响不明显。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前的技能培训对平均就业时间长度有影响，但对换工次数影响不明显。2009年的金融危机虽然对将近一半的被访者产生了工作方面的影响，但对仍有工作岗位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并没有对他们的工作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

当然，本文还存在不足之处，如由于数据所限，样本不够充分，可能会给模型估计带来微小偏差。

参考文献：

1.陈昭玖，艾勇波等.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2.谌新民，袁建海.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工资效应研究—以东莞市为例[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

3.黄乾.城市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效应[J].人口研究，2009（3）

4.李东琴.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J].经营与管理，2011（9）

5.李睿，田明.进城农民工工作稳定性对收入变化的影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5）

6.罗楚亮.就业稳定性与工资收入差距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4）

7.谢金艳，刘加林.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及其对策研究—基于湖南省若干县市220份问卷调查[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3（5）

8.张琦.对农民就业稳定性与波动性的理论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1）

9.张艳华，沈琴琴.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基于4个城市调查基础上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13（3）

10.郑鑫，蔡秀玲.福建省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4）

作者简介：

肖红梅（1978年-），女，湖北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劳动经济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劳动经济管理系讲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