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

引言

文学并不是一个永恒的、固定不变的概念。文学这一概念内涵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与西方接触以后，20世纪初，中国的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1897年林乐知等人翻译出版的《文学兴国策》一书中，文学是文化教育的意思。在1904年写作1910年正式出版的国人所著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中，经、史、小学都包括在文学的范围之内。直到文学革命发生以后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著《中国大文学史》，文学的范围和内容依然同样宽泛和混杂。1931年，胡云翼在《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批评初期的文学史家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误认为文学的范畴可以包括一切学术，所以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面。因此，刘经庵1935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特别标明《中国纯文学史纲》。中国现代文学观的形成，是现代“纯文学”观念产生和艺术自律观念确立的过程。20世纪不同时期的文学史著作典型和鲜明地体现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形成和文学观念不断变化的过程。

在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也是在19世纪浪漫主义兴起之后。西方的文学观念也同样经历了复杂的变化。美国文学理论家乔森纳·卡勒的观点已经为我们所熟知：“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东西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与那些被公认为是文学作品的相同之点反倒不多。”在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同样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概念：“如今我们称之为literature（著述）的是二十五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二百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他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伊格尔顿从根本上否认“文学的本质”这种说法。他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导言：文学是什么？”中探讨了西方现代有关文学的定义，尤其是俄国形式主义有关文学性的说法，但是，他发现，每一种说法都不能贯彻到底，没有逻辑上的普遍性，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也许正在把某种‘文学概念作为一个普遍定义提出来，但是事实上它却具有历史的特定性。”托多罗夫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就这个词和与之相当的词在所有语言中以及在各不相同的时代研究出一个完整的历史。但只要略为观察一下，就可看出这个词并非始终存在。在欧洲语言中，含有目前意义的‘文学一词的历史并不悠久。它起源于十九世纪。这岂不正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而绝不是‘永久性的现象？……如今面对着人们从各种截然不同的角度把它们归入文学的品种繁多的作品，谁敢划定文学或非文学的界限？”

五四前后，我们普遍接受了西方以想象和虚构为主要特点的文学观念。在这种想象和虚构的文学观被接受的同时，文学的内在格局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小说、戏剧等虚构文学从传统文学秩序的边缘进入到了现代文学的中心位置。因此，实际上，这种虚构文学观的发生与中国文学内部秩序的变化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文学是在与西方接触以后，在各种复杂的力量和关系中，在20世纪初得到重新界定的。文学这一概念经过不断地重新诠释，具有不同的内涵。在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性质，对中国现代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现代中国，文学被赋予了知识和价值重整的重要功能。用安敏成的话来说：“由于与生俱来的重大责任感，中国现代文学远远不止于反映时代的混乱状态。中国知识分子是在政治改革失败之后才决心从事文学工作的，因此他们是怀着一种特定的目的来进行文学活动的。他们认为，文学比政治更能发生深刻的影响，一种新的文学将会通过改变读者的世界观为中国社会的全面变革开辟道路。”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过程，既是一个现代“纯文学”观念产生和“艺术自律”原则确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文学被不断推到社会前台并被神话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悖论的现象。

1997年，希利斯·米勒在北京大学英语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了《论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的报告，考察和探究了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巨大冲击。正在发生的全球化有三大结果：民族国家的衰落；新的电子通讯的发展、超空间的团体；可能产生人类新的感性、导致感性体验变异、产生新型的超时空体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新型的、全球化文化的世界范围内，其作用越来越小。”其后，他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吗？》一文中引用了德里达的观点：“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他指出：“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今天从“终结”的立场、观点和视角来重新反观文学，我们的视野突然被打开了，对于文学，我们获得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当文学面临“终结”的时候，文学也显露了它的“起源”或“起点”。文学自然地被历史化了。文学失去了永恒不变的“本质”，不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历史地生成的和不断地变化的。我们不得不思考现代文学产生的历史条件、物质依据和观念支撑。

面对文学的“终结”，我们获得了一种反思的距离和立场。我们今天的文学观念是在晚清被作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和“真理”从西方引进的。可是，在西方本身，现代的文学观念也是在19世纪伴随着浪漫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因此，即使在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产生也只有两百年的时间。现代文学和印刷资本主义、现代民族国家这两个东西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这两个东西目前都正在受到挑战，或者接近终结，文学终结的预言也因此产生。在中国，新文学的诞生正是和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个人的建构、印刷资本主义、现代大众传媒、白话文运动的兴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建立

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西方冲击的结果，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有着直接的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中国“天下”破裂，并且卷入到了现代“世界”之中。在某种意义上，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才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甲午战争导致了严峻的、深刻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从迷梦中惊醒，使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的知识追求和思想活动导致了中国现代知识、政治以及整个文明的深刻变化。

中国现代思想的展开和中国现代知识积累的一个重要媒介是日本，中国现代文明史的转型与日本明治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奠基者和中国现代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梁启超和王国维都有过旅日的经历。不同于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梁启超和王国维都通过直接引进和输入西方现代知识来构筑中国现代知识的基础。他们的著述，通过大量的、往往是以日译为中介的西方新术语，奠定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和文学的基础，导致了中国现代知识的产生。高名凯、刘正琰合著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和实藤惠秀所著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等著作都将“文学”列为日语外来语。中国接受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首先是通过日本知识界的中介。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文学期刊《新小说》。《新小说》这一名称就来自于日本1889年创刊的同名杂志，并且刊物受到其小说观念的直接影响。中国最早撰写现代性的文学史著作和对文学进行现代定义，都是通过日本有关著述这一媒介。

“文革”结束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记忆，我们一直反感和排斥文学的政治化，因此“艺术自律”和“文学独立”的思想以及“纯文学”的观念受到特别的推崇。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神话的建立却是由于文学与政治的联结，并且首先是由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文学建立起这种声望的。从晚清康有为、梁启超，到五四胡适、陈独秀等人均是以非文学者的身份来提倡文学的，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都不是用所谓文学的“内部规律”或“艺术自律”能够解释的，它们的发生与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变化有着广泛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既受政治“压抑”和“干扰”，同时，文学的地位又因其政治作用和社会功能而空前提高。而文学与政治也正是在现代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范畴。

现代文学的发生是一个以小说为中心重建文学的过程。随着现代文学的发生，小说在整个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产生了重要的变化。小说被排除在传统的文学秩序之外，随着现代文学的发生，以虚构为特点的小说上升到了文学中心的位置，并以小说这一文体为中心，展开了整个现代文学的重建过程。与现代文学的诞生重合的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和个人建构的过程，同时伴随着报纸、期刊等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及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和言文一致的运动。

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里写道：“以经教愚民，不如小说之易入也。”1897年11月，严复和夏曾佑在天津《国闻报》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称：“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康有为、严复他们对小说的社会启蒙作用的强调对后来的小说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梁启超直接从他的老师那里得到启示。梁启超率先提倡“政治小说”和“小说界革命”。他1898年在《清议报》上发表的《泽印政治小说序》和1902年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对中国现代文学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里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辍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侩、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政治小说在日本明治时期的10-20年间流行，梁启超提倡政治小说直接受到日本明治政治小说的影响。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极力夸大小说的社会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将小说与现代民族国家以及个人的创造直接联系起来，成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重要起源，并且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他倡导的“政治小说”和“小说界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容和性质，也造成了小说地位和整个文学格局的颠覆性变化。在晚清，小说逐步从文学边缘上升到文学中心的位置。他将小说和政治联系起来，极力夸大小说和文学的社会作用，将小说和文学的社会作用神话化。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后来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晚清“新小说”运动改变了人们对白话文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和言文一致运动。梁启超把白话文的提倡建立在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上，这成为五四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先导。梁启超在《小说丛话》中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日不然。……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本朝以来，考据学盛，俗语文体，生一顿挫，第一派又中绝矣。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有然。”楚卿在《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中引述梁启超的观点，以西方和日本的经验为镜，提倡白话文和言文一致，并且把小说提高到“文学之最上乘”的位置。引进西方现代的文学进化论，将白话放在先进的阶梯上，这为五四文学革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观点也成为五四文学革命将小说、戏剧提升为文学正宗的重要起点。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明确肯定文学自身独立的价值、强调艺术自律特点的人，他建立了中国现代的“纯文学砚念。他1905年发表在《教育世界》杂志上的《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最早提出了“纯文学”的概念。他在文中宣言：“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天下之人嚣然谓之日无用，无损于哲学、美术之价值也。至为此学者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当世之用，于是二者之价值失。”他激烈地批判和抨击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呜呼，美术之无独立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此亦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之一原因也。”他界定了“纯文学”的基本内涵，小说、戏剧等“纯文学”是不同于历史、哲学等的语言艺术作品，“纯文学”不同于古代“忠君爱国、劝善惩恶”的载道文学，具有“纯粹美术”的意义。“纯文学”不是政治、道德、教育、宣传的手段和工具，具有独立自足的价值。在中国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作用和伦理道德价值，深受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束缚的文学环境中，他以游戏来界定文学，发出了中国历史上异常孤独的声音：“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康德认为艺术无关乎利害，席勒把艺术和游戏联系起来，对王国维的文学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王国维将文学视为一种脱离了实用目的、功利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自由创造活动。文学在社会功利价值之外，具有独立自足的审美意义。我国现代的“纯文学”观念是通过王国维建立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基础上的。王国维重视文学的独立价值，强调文学游戏的特点，批判和否定了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这不仅是对传统儒家的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否定，而且同时也与梁启超所代表的现代启蒙主义文学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形成了明显的对立和尖锐的冲突：“近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之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与哲学无异。如此者，其亵渎哲学与文学之神圣之罪固不可逭，欲求其学说之有价值，安可得也！”有意思的是，新文学的第一个纯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其成立宣言却明确否定文学“游戏”的性质，与现代“纯文学”观念的奠基者王国维将文学的游戏性质突出地标举出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显示了五四新文学运动文学观念内在的矛盾和复杂性。

王国维“纯文学”的文学观与梁启超启蒙主义、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构成了现代文学观内部尖锐的矛盾和巨大的张力。梁启超的启蒙主义的现代文学观附属于启蒙现代性，其发生的过程也是一个西方现代性知识在中国传播和扩张的过程。然而，王国维的“纯文学”观与之划然分立，确立了审美现代性的范畴。审美现代性是对资产阶级世俗现代性的反抗与批判。审美现代性与现代资产阶级世俗现代性的推展形成了有力对照。王国维的审美现代性及其“纯文学”观念同样是现代性的一种逻辑展开。王国维从审美现代性出发对于梁启超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进行了激烈的否定与批判。然而，这样一种对立又是存在于现代性知识的内部。

王国维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文学落后于西方的人。即使梁启超认为中国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方面远落后于西方，但仍然坚信中国文学胜于西方。因此，王国维中国文学落后于西方的观点，是前所未有的石破天惊之论。这一观点直接导向五四时期茅盾等人通过翻译介绍西方现代文学建立中国新文学的行为。

鲁迅和周作人走上文学道路受到梁启超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影响；然而，1908年，他们在《河南》杂志发表的论文，却已经转而对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进行激烈的批评，转向现代的“纯文学”观念，从而与梁启超的启蒙主义文学观念决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指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中，批评时人对于文学的理解“昧于文章之义”，“惑于裨益社会，别长谬见”。“实用之说既深中于心，不可复去，忽见异书而不得解，则姑牵合以为之说耳。故今言小说者，莫不多立名色，强比附于正大之名，谓足以益世道人心，为治化之助。说始于《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篇。别有人论之者曰：‘夫立宪之国，期于人人有自治心。何以使心能自治，则唯投其心之所好而治之。斯又将以小说范人心，代卧碑之用矣，可姑无论。夫小说为物，务在托意写诚而足以移人情，文章也，亦艺术也。欲言小说，不可不知此义。而今有人作，或曰：此历史小说，吾将以之教历史焉。不知历史小说乃小说之取材于历史，非历史而披小说之衣也。……而《爱国二童子传·序》中则又痛哭流涕，乞读者之致力商工，彼殆以是为实业小说，因寄其意乎？手治文章而心仪功利，矛盾奈何！”周作人否定了启蒙主义功利主义的文学观，确立了文学自身的规范和特殊的价值意义。“文章一科，后当别为孤宗，不为他物所统。又当摈儒者于门外。”他批评了传统儒家的“诗教”和启蒙主义功利主义文学观，明确提出了文学独立的思想。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里记述，他这篇论文基本上是一种转译。其实，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也是同样的情形。然而，实际上，中国现代的文学观念就是在20世纪初往往通过日本的中介将现代西方的文学观念转译到中国，从而建立起中国现代的文学观的。

林传甲和黄人是中国文学史的开拓者，他们都从1904年起开始编纂《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的编纂和现代大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具有密切的、直接的关系。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为京师大学堂的讲义，严格按照当时的大学堂章程编写而成，完全遵循传统的文学观念，没有脱离传统的学术视野。黄人作为外国教会大学东吴大学教授，他所撰著的《中国文学史》不同于同时期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具有鲜明的西方知识背景。黄人直接援引日本庆田善男《文学概论》的文学定义作为撰史的基础，庆田善男广泛征引了西方各家文学观点。通过庆田善男，黄人把当时英国和欧洲有关文学——“利特拉夫（Literature）”的现代定义直接转译到中国来。在这种文学新知识的基础上，他的《中国文学史》奠定了中国文学史的初步规模和基础。在黄人主编并于1911年出版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中，“文学”作为西文Literature的对译，并对古今中外的文学观念以及大文学和纯文学的概念进行了历史的辨识和明确的区分：“我国文学之名，始于孔门设科，然意平列。盖以六艺为文，笃行为学。后世虽有文学之科目，然性质与今略殊。汉魏以下，始以工辞赋者为文学家，见于史则称文苑，始与今日世界所称文学者相合。叙艺文者，并容小说传奇（如《水浒》《琵琶》）。兹列欧美各国文学界说于后，以供参考。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故文学虽与人之知意上皆有关系，而大端在美，所以美文学亦美术之一。”黄人《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的出版与辛亥革命的发生以及传统帝制的推翻同年。作为一本词典，在象征的和实际的意义上，它将王国维在国内最早提出的现代纯文学概念固定了下来。尽管黄人的著作流布不广，实际上长期遭到忽视，但仍然以物质的形式厘定了中国现代文学概念。

审美现代性肯定“为艺术的艺术”即艺术独立和艺术自律的要求，它是对于资产阶级世俗现代性的批判。同时，在某种意义上，艺术自律本身又是现代知识合理分化的结果。黄远庸在《晚周汉魏文抄序》里说：“古无分业之说，其思想论辩不由名学，故常以一科之学，包举万类。欧洲古代学者，举一切物理、心理、政治、道德之理论，悉归于哲学，吾国自古亦以一切学问，纳之于文。”“若夫文学，在今日则为艺术之一部……故文学者，乃以词藻而想化自然之美术也。其范畴不属于情感，不属于事实，其主旨在导人于最高意识，非欲以之浚发知虑，故最简明之解说日：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要以美文为限，其他种记载而词旨优美者，只能名为有文学之趣味，不能名为独立之文学……吾国既公认为文学之国，自古著作若干万卷，殆无一不有文学之趣味，其足供吾人之咀嚼而涉猎者，或毕生莫能尽，必将条分缕析，发挥光大，此亦文艺复兴之说也。”后来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第一个新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提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这便是把文学当作一种专业分工。《文学研究会宣言》的执笔者是现代“纯文学”最早的倡导者之一周作人。因此，现代的文学独立包含了复杂的动力。它既是现代性的一种必然推论，同时又是对于现代性的反抗与批判，是现代性复杂辩证的展开过程。

文学独立是现代知识分化的一个结果，王国维对于文学独立地位的呼吁与现代大学兴起、现代学科分化的背景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照。中国现代最早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著作都是应现代大学教育的需要而作，与现代大学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背景在北京大学教授朱希祖的《文学论》里曾经正面加以阐明。朱希祖从现代知识分科来批评他的老师章太炎等人的文学观的混沌未析：“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其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他的论文开宗明义，首“论文学须有独立之资格”。他依据的是现代知识分化的逻辑：“自欧学东渐，群惊其分析之繁赜……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皆有专著；……故建设学校，分立专科，不得不取材于欧美：或取其治学之术以整理吾国之学……在吾国，则以一切学术皆为文学；在欧美则以文学离一切学科而独立”。

“纯文学”的概念并不是自明的，它不仅是历史地生成的，而且也处于一个特定的知识网络之中。王国维的“纯文学”概念是在一定的知识条件下才得以浮现出来的，而黄远庸也正是从现代知识的分化中来谈论和“发明文学独立”的。胡适从汉学家的文学观念出发所产生的“言之有物”的文学思想，既与王国维以及鲁迅的“纯文学”思想构成了对立，同时实际上也不同于传统儒家“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由于胡适的文学思想否定文学的独立性和现代“纯文学”思想，因此又很容易被纳入到“文以载道”的传统儒家的功利主义文学范畴之中去。

“纯文学”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五四文学革命倡导者的心中。陈独秀极力反对胡适“言之有物”的文学观念。1917年，他在答曾毅的信中说：“达意状物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故不独代圣贤立言为八股文之陋习，即载道与否，有物与否，亦非文学根本作用存在与否之理由。”1919年，李大钊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是以博爱心为基础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是为文学而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不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不是专门的文学家，但他们都肯定和强调文学本身的价值。1920年，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家茅盾在《艺术的人生观》中宣称：“艺术家是拿艺术品的自身做目的，决不与旁人相干的。”1926年11月，在《文学周报》第4卷第1期上发表的《中国文学不能健全发展之原因》中，茅盾从“纯文艺”的信念出发，讨论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他列举了中国文学不能健全发展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明确的文学观与文学不独立。而在具有浪漫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倾向的创造社那里，文学本身的价值则更被推向了极端。成仿吾的《新文学之使命》便体现了一种极端的“纯文学”观点：“至少我觉得除去一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㈤可见，“纯文学”观念是五四新文学倡导者的普遍共识。五四新文学运动正是建立在这种“纯文学”的观念之上的，他们并不感到“纯文学”观念与启蒙主义目标、“为人生的文学”与“为艺术的艺术”之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在现代，“纯文学”至少有三层不同的含义。“纯文学”最基本的一层意思是不同于哲学、历史等知识的小说、戏剧、诗歌等语言艺术作品，这是在五四时期完成的现代与传统之间一次重要的知识的分化与知识系统的转换；第二层意思是审美目的论和“艺术自律”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第三层意思是与商业化的通俗文学相对的高雅文学。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文学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同哲学、历史等知识区分出来，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这也成为“纯文学”最普遍、最基本的含义。1925年，郭沫若在《文艺的本质》中标明：“我们所研究的文学当然要限于纯文学的范围。纯文学的内含分诗，小说，戏剧三种。”1928年出版的夏丐尊的《文艺论ABC》说：“现今普通所谓文学者，大概指纯文学而言。内容包括诗歌小说谣曲戏剧等，与史书论文大异其趣”。1931年出版的顾风城等人编辑出版的《新文艺辞典》中收录的“纯文学”的词条的内容是“纯文学是指小说，诗歌，戏剧等范围言”。通过五四文学革命，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获得了共同的语言，文学获得了现代的定义，从传统的经学、历史、文字学等知识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领域，与杂文学分离，文学已经获得了纯粹的意义，因此，五四基本上不再刻意使用“纯文学”这个词。当然，这也显示了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与王国维在文学观念上一定的差异。五四文学革命，引起了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明显地反映在文学史的编纂上。五四文学革命后特别是3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者纷纷责难初期的文学史家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把经学、文字学、哲学、史学也网罗在文学史的范围内，他们提出文学史应以“文学的范围”为范围。五四文学革命以后，从“纯文学砚念出发，重新整理了中国文学史，但只有1935年北平著者书店出版的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大纲》特别标明“纯文学”这一概念。

二、文学的定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及与古典文学决裂的最明显的表现是白话文运动。五四文学革命首先表现为语言上的变革、文言和白话等级地位的颠覆。从晚清白话文运动一开始，白话文就和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构造联系在一起。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说法就是，文学革命的根本目标在于“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不论是晚清白话文运动还是五四白话文运动都和大众启蒙、创造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晚清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一个连续的、不断深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白话和文言不断对立、冲突的过程。最终，白话文正式成为文学语言，获得了书写的权力，颠覆了文言文的正统地位。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叙述过他从医学转向文学事业的动机。文学不是一种普通的职业，而是为了改造民族的灵魂。鲁迅叙述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目睹日本有关日俄战争的幻灯宣传片上中国人被当作俄国间谍被日军砍下头来示众，而画面上的中国人显出麻木的神情。这一事件促成了鲁迅从医学转向文学：“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这是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家诞生的寓言。作为启蒙主义文学家的鲁迅和现代“纯文学”倡导者的鲁迅之间构成了明显的对照；那么，到底哪一个鲁迅才是真正的鲁迅，哪一种文学构成了现代文学的本质？

启蒙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与“纯文学”的观念构成了现代文学观两个不同的侧面，也造成了现代文学观内在的紧张。梁启超将文学纳入到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之中，五四文学革命同样也是一场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文学运动。鲁迅最初从事文学运动深受梁启超“新民说”及其启蒙主义文学思想的影响。1933年，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自述：“在中国，小说不算文学，做小说的也决不能称为文学家，所以并没有人想在这一条道路上出世。我也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失败之后，分别出现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两次思想启蒙的高潮和面向下层的知识普及运动，并且伴随着两次白话报刊出版的高潮，启蒙运动的领袖们尤其重视文学的力量。1915年10月停刊的章士钊编辑的《甲寅》月刊上，刊载了黄远庸与编者章士钊的通信：“愚以为居今论政，实不知从何处说起……至根本救济，远意当从提倡新文学入手。综之，当使吾国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接触，而促其猛省。而其要义，须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须以浅近文艺，普遍四周。史家以为文艺复兴，为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当能语其消息盈虚之理也。”黄远庸把中国的变革最后归结到文学的力量上。胡适把它称为“文学革命的预言”。1916年，李大钊在创刊《晨钟报》时提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陈独秀在起而响应胡适文学革命主张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认定：“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之文学。”五四前夕，傅斯年指出：“物质的革命失败了，政治的革命失败了，现在有思想革命的萌芽了。”“真正的中华民国必须建设在新思想的上面。新思想必须放在新文学的里面……所以未来的中华民国的长成，很靠着文学革命的培养。”1920年，茅盾说：“中国自有新文化运动，遂发生了新思潮新文学两个词……新文学要拿新思潮做泉源，新思潮要借新文学做宣传。”

文学能够对社会政治产生作用又是由于文学本身的特点，借助于艺术特殊的情感力量。1921年，郑振铎在《文学与革命》中引述了费觉天的一封信，其中有这样的说法：“要说单从理性的批评方面，攻击现制度，而欲以此说服众人，达到社会改造底目的，那是办不到的。必得从感情方面着手。好比俄国革命吧，假使没有托尔斯泰的这一批悲壮，写实的文学，将今日社会制度，所造出的罪恶，用文学的手段，暴露于世，使人发生特种感情，那所谓‘布尔扎维克恐也不能做出甚么事来。因此当今日一般青年沉闷时代，最需要的是产出几位革命的文学家激刺他们底感情，激刺大众底冷心，使其发狂，浮动，然后才有革命之可言……在今日的中国，能够担当改造底大任，能够使革命成功的，不是甚么社会运动家，而是革命的文学家……今日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全视在此期间能否产生几个革命的文学家。”郑振铎高度认同费觉天的观点。不过，他却又明确反对将文学当成宣传、教育的工具，而是强调文学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强调文学情感和心理的力量，接近于鲁迅所谓“无用之用”的观点：“我们要晓得文学虽是艺术，虽也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象之美来感动人，但却绝不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反而言之，却也不是以教训，以传道为目的的。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波于文字上的。他是人生的反映，是自然而发生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的价值，就在于通人类的感情之邮。诗人把他锐敏的观察，强烈的感觉，热烘烘的同情，用文字表示出来，读者便也会同样的发生出这种情绪来。”通过情感的作用，文学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动员方式。1923年，郭沫若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中表达了几乎和郑振铎同样的观点。上述费觉天的这种观点可能来自朱希祖的《文学论》：“不观德之Nietzsche乎，以其超人主义发而为诗，辗转感动，酿成德国之大战争，大地各国均为震撼。又不观乎俄之Tolstoi乎，以其人道主义发而为小说，辗转感动，酿成俄国之大革命，潜势所趋，方兴未艾。Nietzsche，Tolstoi之文学孰是孰非，或皆是皆非，孰胜孰败，或皆胜皆败，姑不具论；而二家之所以感动人心如是之深且大者，实皆具有美妙之精神，则彰彰不可掩者也。观此，则知文学精神之美，足以震撼大地，操纵人类，可以关其口；而作无用之文学者，亦可以变计矣。”而更早的时候，周作人把美国南北战争和黑人解放归结为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这部小说。文学之所以能够发生巨大的作用，在于它的情感力量，在于它的独立性，在于它本身的特殊规律和特殊价值。1913年6月，黄远庸在《论衡》杂志第3号上发表的《朱芷青君身后征赙序》中称：“故文艺家之能独立者，以其有人生观。人生观之结果，乃至无解决，无理想，乃至破坏一切秩序、法律及世俗之所谓道德纲常，而文艺家无罪焉！彼其职在写象，象如是现，写工不能不如是写；写工之自写亦复如是。故文艺家第一义在大胆；第二义在诚实不欺；技无工拙，存乎其人，天才亦半焉！”黄远庸否定了“文以载道”和“诗无邪”的传统观念，肯定了文学独立的价值。在他看来，文学的目的是追求真实。它要求打破一切旧的束缚而自我立法。文学是新社会的立法者，是新的人生观的缔造者，也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正因为黄远庸确立了文学的独立地位，文学才能自我立法，才能摧毁传统的价值和体制，创造新的价值秩序。正是这样，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一方面认同现代的“纯文学”观念，另一方面，认为文学革命能够导致思想和社会革命。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了“八不主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攻击传统“文以载道”的观念。五四文学革命对传统文学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导致了传统文学观念的崩溃。在这样一个旧文学崩溃、新文学发生的转型过程中，普遍出现了“什么是文学”的问题，产生了寻找“文学的定义”的要求。当时，文学革命的重要倡导者钱玄同即向胡适写信请教“什么是文学”。1919年2月1日出版的《新潮》第1卷第2号上发表了罗家伦的《什么是文学？》一文，探讨文学的定义。他指出，中国以前谈论文学都不是从本体上着想，没有明了的文学观念。他定义文学的方法就是直接到西方寻找文学的知识和“真理”。他综合西方各家的观点，替文学下了一个定义：“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和批评，从最好的思想里写下来的；有想象，有感情，有体裁，有合于艺术的组织；集此众长，能使人类普遍心理，都觉得他是极明了，极有趣的东西。”㈤在1921年5月10日出版的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旬刊》第1号上，郑振铎发表了《文学的定义》。郑振铎从文学与科学的区别来确定文学的性质和建立他的文学论：文学以情感作为自己的表现对象。他强调文学与情感、想象的关系。郭沫若在《文学的本质》中说：“文学的本质是有节奏的情绪的世界。”从这些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提倡者普遍接受了作为西方现代文学观念起源的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他们基本上都把情感和想象作为文学的本质。由于接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观念，他们普遍把文学创作和天才、灵感、自发性等概念联系起来。不用说倾向于浪漫主义和代表了“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五四时期两大纯文学社团之一的创造社，将自己的文学观建立在情感和想象以及天才等观念上，即使被认为倾向于写实主义和代表了“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也同样将自己的文学观念建立在情感和想象的基础上。1917年首倡文学革命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也确定：“情感者，文学之灵魂。”

一方面，五四新文学倡导者们普遍接受了浪漫主义的将情感和想象视为文学本质的观点；另一方面，在科学的权威和进化论的思想影响下，他们又普遍推崇写实主义，把写实主义视为文学进步的一个必经的阶梯，把写实主义视为经过科学洗礼的文学，把真实性视为写实主义的主要特点，把客观描写作为写实主义的重要手段。五四新文学建设者们一方面重视写实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满于写实主义，认为浪漫主义才是文学的根本，他们理想的文学是新浪漫主义。

五四新文学倡导者普遍接受了王国维的中国文学落后于西方的观点，于是，欧化和西化便成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方法和途径。1921年，茅盾接编并革新了《小说月报》。在《改革宣言》中，茅盾明确主张以西方文学的历史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参照。茅盾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的第1期上发表了《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一文，意在廓清对于文学的误解。他的命题就充分表明了他的看法：中国自古以来就“误认”了“文学者身份”，必须根据西方现代的文学观念来建立正确的文学认识，对“文学者身份”进行确认。茅盾在1921年5月出版的《文学旬刊》第1号上发表了《中国文学不发达的原因》。他指出：“第一误在不明白文学是什么东西；第二误在不明白这些集子是什么东西。第一误必须引用西洋的学说来解说明白。”因此，中国新文学的建设必须依靠西方文学的翻译与介绍。

文学革命一方面确立了新的现代文学观念，使文学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另一方面也重建了文学以及整个知识的秩序。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说：“我们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上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的作品，都应另打基础，就是有许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工夫，把他从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之以新的发明，新的基础。”他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中提出：“第一，我觉得新文学的运动，不仅要在创作与翻译方面努力，而且对于一般社会的文艺观念，尤须彻底的把他们改革过。因为旧的文艺观念不打倒，则他们对于新的文学，必定要持反对的态度，或是竟把新文学误解了。”“第二，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要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固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文学革命引起了与传统文学观念的决裂，同时改变了文学史的面貌。文学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学史多是百科全书式的罗列，内容十分庞杂。文学革命后，以1928年出版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史著作，成为了一种重新整理的纯文学史。这无疑缩小了文学的范围，但是，另一方面，又扩大了文学的范围，从前被排斥在文学秩序之外的小说戏剧被纳入到了新的文学范围之内。它们重新确定了文学的内容、界线和秩序。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它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人的发现”，并且因此形成了“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潮流。与此同时，1918年，周作人发表了《人的文学》一文，在“人的发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文学”的口号。他否定了传统的文学，将之称为“非人的文学”，提出要创造新的“人的文学”。“人的文学”的口号奠定了五四新文学的思想理论基础。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口号获得了广泛的响应，成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一个中心思想。然而，我们并不能说，在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发表以前，中国就不存在“人”；而只能说不存在特定内涵、特殊定义的“人”。周作人以及五四所谓“人”的概念的真实内涵不过是资产阶级市民及其个人主义意识。正如胡风1940年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中所概括的那样：“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底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是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累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艺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革命在中国的一个回响。

三、文学的重新定义

1922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以历史书写的形式肯定地评价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他宣告，新文学的反对派已经破产，新文学已经进入了建设的时期。1928年，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斗争，《新青年》杂志所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代表”，而白话文运动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语言上的表现。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占领了大学以及教育文化机关。新文学运动迅速地体制化了。

1925年五卅运动使中国社会政治以及思想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创造社在此时开始发生转向。创造社郭沫若等人开始否定和抛弃他们自己从前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艺术主张。郭沫若、茅盾、蒋光慈等人先后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学”“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等口号。1927年，国民党“清党”和国共分裂，使中国革命以及思想文化转向一个新的阶段。

1927年10月至11月间，后期创造社冯乃超、朱镜我、彭康、李初梨等人从日本回国。1928年1月15日，他们出版了激进的理论刊物《文化批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激烈的“文化批判”和“理论斗争”，造成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开始成为主导思想，从而引起知识的裂变，将中国的思想文化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创造社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与否定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新的历史主题，造成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转折，导致了新文学的转向。

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发表的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主张对“中国浑沌的艺术界的现象作全面的批判”。他激烈地批判了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既成作家”所代表的现代文学。他认为，“艺术是人类意识的发达，社会构成的变革的手段。”他反对“把问题拘束在艺术的分野内，不在文艺的根本的性质与川流不息地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关系分析起来，求他们的解答”。也就是说，他要求摧毁艺术自律的观念，在广泛的社会关系中来理解文学。五四文学革命通过对传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的批判，使文学获得独立的地位。而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则是要求重新从自律的艺术观念中解放出来。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一文中，李初梨提出：“在我们，重新来定义‘文学，不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他否定了分别代表了五四时期艺术派和人生派、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的两个不同的文学观念：“文学是自我表现”和“文学的任务在描写社会生活”。他认为，文学既不是单纯的自我的主观表现，也不是社会生活现实的客观描写和被动反映。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它的特点在它的“组织能力”。在现代阶级社会中，文学是阶级组织和阶级斗争的一种有力的工具。无产阶级文学“不是在观照地‘表现社会生活，而是实践地变革‘社会生活；其次，无产阶级的“‘艺术的武器，同时就是无产阶级的‘武器的艺术”。李初梨把文学定义为“宣传”和“艺术的武器”。鲁迅以及语丝派在有关文学的性质等问题上与创造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鲁迅在认同文艺具有宣传作用的同时，强调艺术本身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