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政治正确是什么意思似乎不用细想，它从我们开始进入到公共社会起就伴随在我们的身旁，甚至从小学生起就要学会怎么做到“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在这里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要符合官方意识形态，或叫主流意识形态。或者说，在涉及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和事物时，要做到政治上的正确性，符合国家的政治观念。

不要以为只有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才会碰到政治正确的问题。事实上，政治正确是一个公共交际社会里消解矛盾、保证交流的原则。自古以来皆如此。美国也是一个非常强调政治正确的国家。当然他们对政治正确的定义有所不同。政治正确在美国已经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政治概念。它起源于美国19世纪的一个司法概念，主要是指在司法语言中要“政治正确”，即“吻合司法规定”或“符合法律或宪法”。然而这一司法概念到了20世纪80年代，却逐渐演变成为“与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或习俗相吻合的语言”。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谈话中，凡不符合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或习俗的话，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政治正确的一个目的是用最“中立”的字眼，防止歧视或侵害任何人。例如为了避免出于种族、性别、性取向、身体残障、宗教或政治观点的不同而产生的歧视或不满。支持者认为，政治正确有助于唤醒公众的无意识的偏见，使得他们可以有一个更加正式的、无偏见的语言可以称谓与大众不同的人群，而不伤害他们。政治正确的一个例子包括把“弱智”改称为“智力障碍”，用“精神病”代替“疯子”。

当然，美国的“政治正确”与我们的“政治正确”有同有异，其同在于都是为了预防公共领域在交流中产生矛盾，其异则在于“正确”所针对的对象不一样，美国主要是针对在公共领域中的弱势者，或是缺乏话语权的类群，而中国主要是针对执政者，是掌控话语权的组织。后者就因为其针对的对象本身就是权力的控制者，有可能依仗权力来执行“政治正确”的要求，因此会使“政治正确”带上来自权力的威慑力，也形成了不能逾越的语言禁区。但在一个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这种禁区会尽量缩小，也尽量明晰。从整体上说，权力强迫下的“政治正确”逐渐被弱化，这也不是我在这篇文章中要讨论的话题。我以为，有一个问题倒是值得作为话题提出，并引起人们的重视，这就是在长期的“政治正确”的语境中浸染下，人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思维定势，它不仅表现在作家的创作中，也表现在批评家的批评中，也表现在学者的文学史研究中。当代文学受政治正确的影响是没有问题的，其影响之大也是有目共睹的，每一个中国作家以及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都绕不开政治正确，从而也培养了一种与政治正确周旋的创作思维。这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种文学现象。但同时，也要注意到，政治正确无时不刻的存在和对文学的浸染，使我们养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思维定势。说起政治正确，一般会认为它必然地对文学构成伤害，因为文学应该在政治面前保持独立的品格。但事实上，最需要警觉的倒不是政治正确，而是政治正确的思维定势。对于一个有着独立思维追求的作家来说，他明白文学作品不是为“政治正确”而存在的，如果文学作品只是为了表达“政治正确”的话，那就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庸，从而他会在文学叙述中寻找到规避政治正确伤害的方法。因此，我们阅读文学时，应该注意到作家的文学企图与政治正确之间微妙的关系，需要透过“政治正确”的表象，去发现一名作家是如何以文学的眼睛和文学的体验去描写世界和表现内心的。作家们被“政治正确”所掣肘和左右无可厚非，但他们同样会因为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以他们的文学方式表达他们的文学发现。然而，政治正确的思维定势却像一个隐形的路障，悄悄地左右了我们的思想路径，几乎变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潜意识。我在这篇文章里，想以几个具体作品为例子，探讨一下政治正确思维定势的影响以及应该怎样走出政治正确思维定势。

第一个例子是一位年轻作家的长篇小说：乔叶的《认罪书》。

乔叶是一位70后作家，乔叶的《认罪书》一如既往地发挥了作者特别丰富和细腻的女性感觉，去叩问人的耻感和罪感，并体现出作者在思想认知上的深化，在她浓郁的伦理情怀里渗入了神圣的宗教情怀，在揭示人性善与恶的复杂纠葛的同时，抵达了忏悔与救赎的精神高度。最难得的是，乔叶在这部小说中有意突破自己的创作格局，从过去的立足于追问女性内心扩展为追问社会和历史。因此在这部小说中她把目光凝聚在“文革”这段特殊的历史上，将人性的追问于“文革”历史背景下，或者说要追问“文革”历史对人性的伤害。对于一个并未经历过“文革”这段历史的年轻作家来说，这是很值得敬佩的写作勇气，也是很需要鼓励的艺术探索。说实在的，“文革”作为中国的一段政治性特别复杂的历史，因为种种原因，至今很难得到认真的深入的反思，所以我格外看重年轻一代作家接触“文革”历史的写作，我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新的思维去开辟认识“文革”历史的空间。但是，我在《认罪书》中发现，年轻一代作家同样没有摆脱政治正确思维定势的约束。我由此悲伤地感到，这种政治正确的思维定势其惯性是何其强大。

关于“文革”，乔叶肯定能够听到很多这方面的故事，特别是当她有心去搜集的时候，她获得的这方面的轶事、故事会丰富，但它们在乔叶的头脑里只是一堆碎片，就是说，当我们对“文革”历史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认知时，我们所获得的，只能是一堆碎片。我们因为政治正确的思维定势，自以为对“文革”已经有了整体把握和认知，殊不知这种所谓的“整体”是没有经过自己的思想检验，只是一个虚幻的整体。在《认罪书》中，乔叶特意设置了一个其实与情节故事无大关碍的人物，某大学教授申明，他在小说中的任务就是宣讲“文革”是“十年浩劫”的历史。一般来说，像小说中设置类似的人物往往都是作家的替身，代作家表达思想主题。申明表面上看是乔叶的化身，但其实是一个身化而心不化的化身。正是从申明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乔叶对于“文革”的认识并没有超越“政治正确”的局限，她不过是将“文革”作为一场“浩劫”，从而将人们所犯下的错误归罪为这场浩劫。这看上去是要批判“文革”，但如果我们在小说中都是获得这样一种历史认识，最终并没有把“文革”认识清楚，倒是为人性之恶找到了一种解脱的途径。

小说中的教授申明说，“文革”是一段错误的历史。其实历史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吗？历史是客观的，只有真相可言。历史只有胜利者的历史，还是失败者的历史。对待不同的历史，我们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小说中有一个细节，农村的老姑进城来，正遇上“文革”狂热的时候，被红卫兵剪了发髻。这个细节肯定是用来描写“文革”的恶的，但是这样的相似细节在历史上俯拾即是。比如辛亥革命时的剪辫子，鲁迅的《阿Q正传》就写到阿Q被剪了辫子，这个细节鲁迅并没有用来简单地评判历史，它带来的后果耐人寻味。又比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兴起的工农运动，在农村，农民打土豪分田地，赤脚的农民也可以跑到地主家千金小姐的闺房里，在那雕花床上滚一滚。毛主席将此细节写进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显然是作为农民翻身解放的一个例证。又比如革命胜利之后，农村进行土地改造，农民斗地主，召开控诉会，给地主戴高帽。而这样的细节则被革命的版画家古元画进了自己的作品《减租会》里，并成为革命文艺的经典。这一连串的细节：“文革”的红卫兵剪发髻，辛亥革命的剪辫子，赤脚农民到地主小姐的雕花床上滚一滚，斗地主的戴高帽，可以说都是人性在社会秩序发生大变动时的非理性反应。但在胜利者的历史中和失败者的历史中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会对这种人性的非理性反应做出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文革”是一段更为复杂的历史，因为它是胜利者的失败历史，要对它认识清楚就更加不容易。以往的文学作品中还没有看到有真正作家自己的清醒认识的作品，多半都逃不了政治正确的思维定势的约束。在政治正确的思维定势的约束下，基本上是一种对“文革”进行妖魔化和儿戏化的处理。今天就更为复杂了，在新的政治背景下，新左派的兴起，以“文革”作为理论依据，来否定今天的政治。乔叶的“文革”叙述基本上是碎片化的。因此也是不成功的。当然这并不会影响到这部小说的原罪主题的表达。也许这部小说如果删去关于“文革”认识的这条线，反而会加强其艺术的完整性。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劝乔叶以及年轻一代的作家放弃对“文革”的关注。其实“文革”作为一种小说资源，远远没有好好地利用和开掘。有人说，好好书写“文革”，是能够写出伟大作品的。可是中国的作家却因为文化语境的原因，受到了政治正确思维定势的影响，至今也没有出现一部给人惊喜的反映“文革”的作品。香港学者许子东曾经对新时期以后影响较大的50篇书写“文革”的小说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发现，这些小说虽然非常具体地写到了“文革”中的场景和经验，但基本上存在着一个“集体书写”“文革”或者构造有关“文革”的“集体记忆”的现象。为什么在书写“文革”时会有那么一致性的“集体记忆”？从思维方式上说，显然是政治正确思维定势在左右着作家们的大脑。所以我要以乔叶这样一位70后作家的作品为例子，以此说明这种思维定势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同时我也期待年轻一代作家能警醒到这一问题，超越“政治正确”，以独立的思想去面对历史。

第二个例子是王蒙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

这部小说很特别，它的出版经历了一番波折。王蒙是在“文革”中的1974年开始写作这部小说的，初稿完成后交人民文学出版社，但这时候正是中央打倒“四人帮”，宣布“文革”结束。因为小说是按照“文革”时期的政治要求来构思的，显然此时再出版便有一个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于是出版社希望王蒙根据新的政治形势进行修改。王蒙专门从新疆来到北京，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里修改小说。小说修改好后，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这就意味着王蒙还得依据新的“政治正确”再对作品进行修改。但王蒙感觉到修改的难度太大，干脆就放弃了修改。书稿从此就堆放在书房的某一角落，也被作者王蒙完全遗忘了。三十多年后，王蒙的儿子和儿媳在为他整理书籍时，意外地发现了这部书稿。王蒙也大为惊喜，他适当地做了一些修改后，交给了花城出版社，出版社并没有因其书稿带有明显的“文革”思路就以“政治不正确”而否决它，于是读者就读到了这部基本上是以三十多年前的“政治正确”为标准的小说。从其出版的波折，就能看出这部小说与几个历史时代的勾连，因此当我拿到这本书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文学史价值，我以为，它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件珍贵的出土文物。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文物考古的重要性，历史往往是因为新的文物的出现，而被改写的。因为历史存在着很多偏见和盲区、误区，不要说远古的历史，就是时间才有60多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同样如此。比如我们对“文革”时期的文学的看法和认识，就存在着太多的简单化的论断，特别是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影响，文革文学史基本上被描述成一个极端化的干瘪的文学史，甚至把“文革”文学看成是一段空白、一个断裂带。王蒙的《这边风景》写于“文革”时期，虽然我们能够读出明确的“文革”时代的印记，但作为一部文学作品，却与“文革”文学史的定论相去甚远，它让干瘪的“文革”文学史变得生动、丰富起来了。我之所以说它像一个珍贵的出土文物，还不在于它写于三十多年前，今天有幸被发现，并隆重出版，而且还在于它修正了我们对“文革”文学的看法，《这边风景》就像是一个消失了的链条，今天当我们捡起这个链条，就将一直被叙述为断裂了的当代文学史衔接起来了。如此看来，《这边风景》的出版波折倒是一件好事。假如王蒙在“文革”期间就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得以出版，或者在1978年能够出版，这绝对不是《这边风景》的幸运，因为出版的代价是对其蕴含的文学价值的伤害，而伤害的武器就是“政治正确”。所幸的是，《这边风景》躲过了这两次出版，从而也就保留了独有的文学价值。

我在读《这边风景》时，感受到它独有的文学价值，并且我发现这种独有的文学价值只有在当年特有的写作环境下才会形成，我因此特别庆幸它没有提前出版。同时也引起了我对“政治正确”的反思。长期以来，“政治正确”成为了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则，作家是以“政治正确”为原则来进行创作的，批评家是以“政治正确”为原则来进行批评的，文学史家也是以“政治正确”为原则来构建文学史的。《这边风景》在过去的几个历史时段不能出版，唯一的一个原因就是这部作品不符合当时的“政治正确”。这也说明，王蒙当时在写作时，也摆脱不了受当时的“政治正确”的约束，所幸的是，王蒙并没有为了出版而去依据新的“政治正确”进行修改。但即使如此，我们仍能看到“政治正确”对作家的巨大影响。王蒙在第43章的“小说人语”中就感慨道：“这篇小说很注意它的时间与空间坐标下的‘政治正确性。”王蒙的这种对“政治正确”的纠结并没有因为如今出版环境的改变而完全消失。这次出版，王蒙基本上保持了作品原来的面貌，只是做了适度的修改。我在阅读中就感觉到，这种适度的修改有些是有效的，包括在每一章后面添加的“小说人语”，但仍有一些出于“政治正确”的目的而进行的修改并没有给作品增色，反而对其文学性有所伤害。因此，我读了《这边风景》之后，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要大声质疑“政治正确”。文学作品不是为“政治正确”而存在的，如果文学作品只是为了表达“政治正确”的话，那就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庸。我们阅读文学，恰巧是需要透过“政治正确”的表象，去发现一名作家是如何以文学的眼睛和文学的体验去描写世界和表现内心的。作家们被“政治正确”所掣肘和左右无可厚非，但他们同样会因为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以他们的文学方式表达他们的文学发现。在现实社会里，“政治正确”常常因为政治形势的改变而改变，难道我们就要因为“政治正确”发生改变了而轻易否定一部作品的文学价值吗？可是我们常常就是这样做的。比如柳青写于50年代的《创业史》，以后不断地被“重说”，而重说的立论几乎都是建立在“政治正确”与否的判断上。王蒙写作《这边风景》时所遵循的是“文革”时期的“政治正确”，对于今天的“政治正确”来说，《这边风景》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如果以“政治正确”作为评价文学的原则，《这边风景》也许就会被打入冷宫。我以为，今天还是会有人以“政治正确”为理由来否定这部作品的，也许王蒙本人也有这种担心，要不他不会在出版前对其做一些关乎“政治正确”的修补。

我更看重的是作家在“政治正确”的表象下面，是如何表现出了他对世界的不同体验，表现出了不同的思想情感。这样的表现是很复杂的呈现方式，正是这种复杂的呈现方式，说明了文学的独特性。我读《这边风景》，首先感觉最强烈的是作者对劳动的赞美。劳动的主题是这个小说的潜在主题。劳动与心灵、与自然的融洽，传递出那个时代一位未曾泯灭理想的作家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生命的理解。由劳动引发的这些精神想象便具有一种永恒的文学价值。

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劳动的叙事，劳动与健康连在一起，与健美的身体连在一起。小说所赞美的劳动基本上是与大自然相融洽的体力劳动，为什么只赞美体力劳动，这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有关，但是作家在进入到小说叙述时，他会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他会看到劳动与自然的关系、劳动与身体的关系，让身体与大自然对话。通过劳动叙事来表达作家内心的美好和理想，也是那个时代的作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读六七十年代的小说，就会发现作家特别愿意写劳动，而且一写到劳动就精神变得自由了，但我读了《这边风景》，就发现这部作品对劳动的书写是最棒的，作者对劳动主题的开掘也是最深刻的。但关于这一点我没有时间展开了。

我还想说到这部作品的另外一个方面的文学价值，这就是对日常生活中人际伦理关系的表现。通过这一表现，可以发现作家所要遵循的外在的“政治正确”与作家的生活经验以及生活逻辑之间具有矛盾和冲突，这种矛盾冲突所构成的叙述张力，使得在处理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伦理时更加耐人寻味。王蒙是主体意识非常强的作家，虽然他必须用“政治正确”来作为小说叙述的基本前提，但是他没有被“政治正确”完全约束住，当他进入到小说叙述中时，他的生活经验以及他对生活逻辑的把握，就会牵引着他的文学感觉，并在他的叙事中间悄悄地展开。比如说他的下部主要写“四清”运动，表面上看，他是要写在农村中开展“四清”运动的必要性，小说的结局似乎在在肯定“四清”运动是正确的。但在具体的叙述中，“四清”运动的正确性不断被故事情节发展的内在逻辑所质疑。这个小说的主题是阶级斗争，作者试图以阶级斗争的观念去处理农村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作者所要表达的阶级斗争观念与他所要叙述的生活之间并不是融洽的。如果撇开阶级斗争观念，小说其实讲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和猜忌，在日常生活中，挑拨生事是怎么样破坏人和人之间的友谊和诚信的，这个主题比阶级斗争的主题更有力量，因为它是建立在生活逻辑之上，是通过具体的细节充分展开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剔除掉小说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你就会发现王蒙对生活逻辑本身的描写是非常精彩的。以上所谈到的内容正是这部作品的文学性所在，它不会因为“政治正确”的过时而过时，它作为一种文学价值，将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始终打动和感染读者。但如果我们以政治正确思维定势来读解作品的话，就不可能把以上我所分析的文学价值从“政治正确”中剔除出来。政治正确思维定势往往是以政治正确为出发点，政治正确了，“一俊遮百丑”；政治不正确了，则是“一丑遮百俊”。这就是政治正确思维定势在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研究中的典型表现。

今天是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权力政治的威权也逐渐减弱了，因此“政治正确”的权力威慑力也远不像过去年代那样对人们的思想构成巨大的压迫。越是这样，我们越要警惕政治正确思维定势的影响。因为权力威慑力来自外部，人们对于来自外部的压迫会保持一种天然的拒斥；而政治正确思维定势成为了一种思维习惯，是从内部发出的，会被人们当成常理而接受。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多元的表现，政治正确也有了多种源头，既有对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影响最大的执政者的“政治正确”，也有缘自学术权威的“政治正确”，也有以民间和舆论为源头的“政治正确”。对于一切“政治正确”，我们都应该首先打一个疑问号。

（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双龙）